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100029)

杨东方 周明鉴1

世界书局与中医书籍出版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100029)

杨东方 周明鉴1

民国时期，伴随着中医发展的困境，中医书籍的出版也困难重重。然而与商务、中华并驾齐驱的世界书局却注重中医书籍的出版，出版了《中国药学大辞典》、《珍本医书集成》、《皇汉医学丛书》等精品。在医籍出版中，世界书局注重与作者的合作，储备图书资源，这些优点值得借鉴。但书局谋利为上的目的，也导致很多医书存在瑕疵。

世界书局 沈知方 陈存仁 裘吉生

上海世界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在1921年成立，在出版业奇才沈知方等人的带领下，发展迅速，很快成为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齐名的大书局，在民国出版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即1950年，世界书局被停业整顿。在并不太长的经营历程里，世界书局注重与中医界合作，出版了大量的中医书籍，值得探讨。

出版概况

自晚清及民国以来，西学东渐，严复、梁启超等知识分子以引领社会风气为职责，宣扬科学，批判愚昧与陈腐。在他们眼中，中医就是愚昧、陈腐、不科学的“国粹”，应该废除。同时西医主办的《社会医报》等报刊发表了诸如《医药出版物对于医药进化所负的责任》、《政府应否有明令取缔非科学的出版品的必要》等文章，对中医典籍出版设置阻碍。1929年的废除中医案，有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的内容。在此背景下，中医典籍的出版也遇到了困境。部分出版机构甚至不承认中医出版物，如生活书店在1935年出版了《生活全国总书目》(这是第一本中国现代出版物的书目)，收集了1911年至1935年间全国各地出版商和书店、各种机构团体及私人刊印的各类著译书籍2万余种，赢得了学界的普遍赞誉。但它对于中医典籍有明显歧视：“医学书籍只收有科学根据者，旧医书不收(除医史及科学整理的药物学以外)。”[1]态度如此，想让它出版中医典籍根本不可能。而在此背景下，世界书局却对中医典籍出版充满了热忱，不管是在出版数量上还是出版质量上都有可圈可点之处。

1.出版数量上，中医书籍占大多数

总体而言，民国时期，含世界书局在内的诸大书局出版的中医典籍都不算太多。但相比于商务印书馆等热衷于出版西医书籍，世界书局更偏爱中医书籍。可以说，就世界书局出版的医籍而言，中医典籍占据绝对优势。

上世纪30年代初《世界书局图书目录》就能说明这个问题。“中西医药”著录的医籍中，只有《肺病》(林塋)、《性病》(洪式闾)、《妊产与育儿》(洪秀越)、《一般看护法》(洪式闾)、《各科看护法》(陈光第)、《实用急救法》(黄龙光)、《西医医学辞典》(程瀚章)等7部西医著作。其中《一般看护法》、《各科看护法》、《西医医学辞典》排印中。而中医著作则分为“中医专著”、“中医医案”、“中医验方”等类，共有《医学南针初集、续集》、《广注素问灵枢类纂》(三册)、《增评温病条辨》(二册)、《叶批温热经纬》(二册)、《万病自疗全书》、《万病自疗医药顾问大全》(陆士谔、陆清洁编，包含《内科内伤病》、《内科外感病》、《妇科病》、《小儿科》、《小儿痧痘科》、《性病科》、《花柳科》、《皮肤科》、《急救法》等，其中后五种排印中)、《增补叶天士医案》(二册)、《叶天士女科医案》、《叶天士幼科医案》、《分类王孟英医案》(二册)、《吴鞠通医案》、《薛生白医案》、《秘本单方大全》、《秘本丹方大全》、《增注徐洄溪古方新解二册》、《叶天士手集秘方》、《全国华佗验方新编》、《中国药物学大辞典》(附《中国药物标本图形》，陈存仁)等近20种，其中仅《万病自疗医药顾问大全》一种就包括9种子目，数量完全压倒西医。

世界书局热衷于出版中医典籍也给时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后期掌门人王云五在《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一文中回顾了1927年1月至1936年12月底的中国出版情况，说：“关于医学者，新医方面除商务印书馆出有《医学小丛书》七八十种外，尚无大规模之出版物。旧医方面则……世界书局有《珍本医书集成》九十种、《皇汉医学丛书》七十三种，各装订十四巨册。对于旧医学的要藉，可谓粗备。”[2]在与商务的比较中，突出了世界书局的出版兴趣点。

2.质量上，出版了一批精品医书

世界书局成立初期，出版医籍以畅销为主要目的，如以广文书局的名义编纂的《单方大全》、《秘本丹方大全》(广文书局也由沈知方创立，一般认为是世界书局的前身)，以世界书局名义编纂的《丹方全书》等，都以“大全”、“全书”的名目炫人眼目，学术价值并不高。随着书局的进一步发展，到了1935年左右，出版医籍的质量大幅度提高，《中国药学大辞典》、《珍本医书集成》、《皇汉医学丛书》等学术精品问世。

《中国药学大辞典》由陈存仁编纂，1935年由世界书局出版。该书为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中药辞典。几十年之后，学界对其仍评价甚高。1979年陈立夫在《重印中国药学大辞典序》中说：“世界书局于民国二十四年四月间出版《中国药学大辞典》一书，传世四十年，贡献颇大。”[3]该书能够问世，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世界书局慧眼识珠。据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记载，该书由商务印书馆约稿，并预付了一成稿费。但后来商务印书馆单方面取消了合同。陈存仁准备找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的编辑说，中华书局的机器正忙着印教科书和印钞票。在此情况下，世界书局的创办人沈知方主动帮助陈存仁出版，并愿意把稿酬提高到一万二千元。1979年台北世界书局再版《中国药学大辞典》(彩图增订版)时，陈存仁撰写的《再版叙言》有类似描述，只是具体细节小有差异。

《皇汉医学丛书》则是世界书局策划选题，聘请陈存仁编纂而成。该书汇集《素问识》、《中国医籍考》、《伤寒广要》等日本汉医学名著72种，分总类、内科、外科、女科、儿科、眼科、花柳科、针科、治疗、诊断、方剂、医案、医话、药物、论文等14类，内容相当丰富。

《珍本医书集成》由裘吉生编辑，裘氏搜求医书40余年，积3千多种，从中精选孤本、精刻本、精钞本、批校本、稀有本、未刊稿本等90种编辑而成，分为医经、本草、脉学、伤寒、通治、内科、外科、妇科、儿科、方书、医案、杂著等12类。但裘氏无力刊印，世界书局答应出版。裘吉生长子裘诗新曾有回忆：“先父拟刊印《珍本医书集成》, 但乏资力, 乃与同乡世界书局总经理沈之方相商, 由先父供稿, 由沈的世界书局出版。”[4]可以说，这些医籍皆因世界书局而问世。

这些书籍并未因世界书局停业而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世界书局著作权及纸型移转租赁暂行办法》就规定，《中国药学大辞典》、《皇汉医学丛书》移转至人民卫生出版社继续出版。后来这3部书又多次被其他出版社出版，如台北世界书局1979年出版了彩图增订版《中国药学大辞典》，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年出版了整理本《珍本医书集成》，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皇汉医学丛书》的精编增补版等。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世界书局的发展规划，接下来还有《珍本医书集成续编》、《皇汉医学丛书续编》、《四大医书》等大型医学丛书的出版规划，有些甚至已经进展过半，惜随着日本侵华的深入，上海陷入战火之中，这些医籍的出版戛然而止，造成永久的遗憾。不然，世界书局出版的医籍不管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会更上一层楼。

成功探因

世界书局出版中医典籍的原因很多，如追逐利润，因医籍有广泛的市场，有深厚的民间基础，当时很多中小型书局都喜欢出版医方著作。但深究原因，世界书局热衷出版中医药典籍，特别是能够出版很多高质量的中医药书籍仍有很多深层次原因。

1.逆流而行：沈知方个人因素

民国时期，诸多出版人对中医持反对态度。态度最鲜明的要数商务印书馆的几位负责人。有商务印书馆“三十余年之总参谋”之称的高梦旦最反对中医。胡适《高梦旦先生小传》言：“因为他信仰科学，所以他痛恨玄谈，痛恨迷信，痛恨中医。”[5]丁福保对陈存仁也说：“高梦旦自鸣是个新派人物，他最反对中医。”[6]231商务印书馆灵魂人物张元济和后期掌门人王云五虽不那么高调，但态度也很明确。著名中医谢观邀请张元济担任中医学校的名誉赞成员时，他明确回复，自己信服西医。这在其1916年7月10日星期一的日记中有明确记载。而王云五策划出版《百科小丛书》时，竟然属意于废除中医的旗手余岩撰写《中医浅说》一书。负责人如此，商务印书馆在中医书籍出版方面的成就不大也就可想而知了。除了主持编纂《中国医学大辞典》(署名为谢观)外，商务印书馆并没有出版多少中医典籍。少有的中医典籍大都是张元济主持影印的古典著作的一部分，并不是作为医学著作独立出版的。中医界对于这种做法并不满意，何廉臣《商务编译医药书籍之感言》、吴去疾《为商务印书馆进一言》等都反映出他们对商务印书馆的期待与失望。

与张元济等知识分子不同，世界书局的创始人沈知方学徒出身，读书不多，对含中医在内的传统文化较为热爱，曾与友人合作创办国学扶轮社、古书流通社、中华舆地学社等。他与很多中医医生关系密切，特别是陆士谔的行医与他的支持有关。熟悉情况的郑逸梅曾言，陆士谔初到上海悬壶，没有病家，准备放弃，沈知方建议他登报宣传。由于陆士谔承担不起广告费，“沈说：‘你把广告稿交给我，我来代你登，如果登了没有生意，这广告费由我负担。’”[7]从此陆士谔在上海站稳脚跟，进而成为上海十大名医。

2.储备资源：盘进三三医社事件

3.稿酬优渥：注重与作者的关系

世界书局不但注重储备图书资源，更注重储备作者资源。书局与作者往往是多次合作。陆士谔因开业得到了沈知方的帮助，他和儿子陆清洁就成为了世界书局的得力作者，在世界书局出版了大量的医籍。

陈存仁与世界书局的合作情况较复杂。根据现有史料发现，陈存仁与朱联保(曾多年在世界书局担任函购部主任、经理等职)的说法稍有不同。陈自述是被迫在世界书局出版《中国药学大辞典》，一开始只是到世界书局探询五彩图谱能否制版，不想世界书局扣留了书稿，无奈在世界书局出版，而中华书局已经答应出版。朱联保回忆稍有不同，未言强行出版之事，只说：“平襟亚介绍陈存仁主编的《中国药学大辞典》让与该局，计稿酬9000元。”[9]271陈《银元时代生活史》则言中间人是樊剑刚，稿酬是一万二千元(《再版叙言》言稿酬一万元)。限于资料，还无法判定何种说法为真。无论这次合作是否愉快，但不久，陈存仁又与世界书局合作编纂《皇汉医学丛书》。陈自述，世界书局这次付出很多，除了丰厚的稿酬外，甚至送了一千元供陈存仁到日本访书，而当时“到日本去一次，旅游之费，至多不过二百元，买书之费也不会超过二百元”[6]295。

裘吉生也与世界书局有多次合作，最早是把三三书社的书籍盘给世界书局。后来又合作《珍本医书集成》。这次合作，裘氏牺牲很大，裘诗新说：“条约十分苛刻, 沈是一个文化商人, 只知获利。约中订定由我方供稿, 不给稿费, 出版后给予出版之书若干部作为报酬, 此后版权即归世界书局所有。”[4]不过沈知方善于经营，一旦书籍畅销，就会给予优厚稿费。裘吉生后来编纂医籍就获得了丰厚稿酬，“裘吉生主编的《四大医书》，预支稿费5000元”[9]275。仅预支稿费就达到这个数目，无怪乎裘吉生与世界书局还合作编纂《珍本医书集成续编》、《皇汉医学丛书续编》等大型医籍，可惜都毁于战火。

前车之鉴

毋庸讳言的是，世界书局出版医籍的主要目的是谋利，有时不注重出版质量。如著名华商陈嘉庚原拟托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医书《验方新编》，适遇上海世界书局代表，就定印二万本，国币五千元。数月后如数印就。赠送各处已存无几时，发现了错误。陈说：“后接厦门某君来函云：‘前日寄赠某方，其中某味药只重二钱，而所印书作二两，关系至重，请查谁错。’余乃急查，原方单及书稿均为二钱，始知系世界书局印错。乃请人将全书查对，又觉印错不少，事关人命，抱憾无似。虽欲收回，然分散各处无法办到。即向世界书局严重交涉，只有认错而已。”[10]

即使世界书局出版的精品医籍，也往往因书局的原因存在遗憾。如对《中国药学大辞典》，陈存仁就很不满意：“待到书籍印好之后，我最不满意的，是图画部分与辞典分为两部，而且整本是二十五开，而图画是十六开，加上一个书名，叫作《中国药物标本图影》，把蔡元培先生的题辞移用作为封面，这究竟是什么理由，我都想不通……还有一点我的全部五彩图画是八百幅，而印出来的图画只占到一部分。”[6]262沈知方承诺再版时补充，后来也不了了之。

总之，世界书局虽然存世时间不长，但在中医书籍的出版上成绩斐然，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值得学术界进一步探讨。

[1] 彭斐章,谢灼华,乔好勤.目录学资料汇编[G].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337- 338.

[2] 中国文化建设协会. 抗战前十年之中国[M].台北：龙田出版社，1980：473.

[3] 陈存仁.中国药学大辞典[M].台北：世界书局，1979.

[4] 裘诗新.关于近代名医裘吉生数事补正[J].湖北中医杂志，1983,(4):56.

[5] 胡适.怀人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58.

[6] 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31，262，295.

[7] 郑逸梅.艺坛百影[M].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132- 133.

[8] 曹洪欣.温病大成·第二部[M].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872.

[9] 朱联保.上海世界书局史忆[M]//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23辑·文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267- 268,271,275.

[10] 陈嘉庚. 南侨回忆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4：2.

The World Publishing Hous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al Punish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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