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曙 雯

经古学与19世纪书院骈文的发展*

陈 曙 雯

18世纪的书院虽也偶有课经史词章者，但皆视山长或官员的学术趋向而定，并未成为定制，且所课词章多为诗、赋、古文，而骈文极少。创于19世纪的诂经精舍、学海堂是最早两所专课经古学的书院，古学中即包含了词章，阮元独特的骈文观体现于两所书院的课业中，拓展了书院中的骈文空间。受诂经精舍、学海堂的影响，各地相继出现专课或以小课的形式兼课经古学的书院，骈文创作在这些书院中已成为常态,它们或为命题而作，或为士子基于自己兴趣才华的自由选择。就命题而言，又有拟古、限体及内容关涉骈体三种方式。

书院； 骈文； 经古学； 诂经精舍； 学海堂

18世纪时，在汉学兴盛的背景下，江南专业化学术团体形成*[美]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第三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大批学者任教于书院，以古学相倡导。汉学之风波及书院的最高形态是19世纪前20年中诂经精舍、学海堂的相继创立。这两所新型书院皆不课举业，而专课经史考证、音韵训诂及词章之学。需要学养支撑的骈文与汉学的发展具有某种同步性，骈文于乾嘉时期达到了自己的高峰，并随着经古学书院的创立，于19世纪的书院中获得了新的地位。古学中文学的分量或许随山长的学术趣味略有轻重，但无论如何，在经古学范畴内，文学与经学共生，骈文因此获得了充足的发展空间。对于桐城文派在书院的传衍，学界已有较多认识，而对于骈文在书院中的存在空间、存在形态以及传播等问题，则需要进一步探索。书院中的骈文创作，为全面评价清代的骈文成就提供了一个新的支点，也为理解清代骈散并兴的态势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视角。

一、诂经精舍、学海堂与书院骈文空间的开拓

清代书院大致有三种类型，“一为讲求理学之书院，一为考试时文之书院，一为博习经史词章之书院”*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民国丛书》(第三编)第45册，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第154页。，三种书院出现时间有先后之别。明末书院讲学之风盛行，并延续至清初，清初大儒多有讲学者，只是所讲由王学转向程朱之学，书院成为阐扬理学之所。出于对议政之风以及民族主义情绪的担忧，顺治八年(1651)，清廷明令禁止创设书院。然从顺治十四年(1657)起，各省便有渐次建设书院之举。雍正十一年(1733)，世宗发布上谕，变此前之默许为公开提倡，各省会书院皆赐帑金，这成为清代书院制度的一个重要转折。书院自此纳入官学体系，专课制艺，而理学则是制艺的内在支撑。所谓博习经史词章，指以研治经史考证、音韵训诂为主的新型汉学书院，这类书院出现于清中叶以后，以创于嘉道时期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为代表。

但是，清代书院中提倡经史词章之风却并非始于诂经精舍。章学诚曾指出“自康熙中年，学者专攻制义，间有讲求经史、撰述词章之类，老师宿儒皆名之曰杂学。出所业编，但非破承小讲、前提后束、中后八股之体，虽有制作如经，皆不得谓之正学”*章学诚：《与钱献之书》，《章氏遗书》附录之《章学诚遗书佚篇》，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95页。。此时科举考试尚沿袭明代的三场之制，首场试四书文三篇，五经文四篇；二场试论一道，诏、诰、表任选一道，判五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三场中只重头场的风气由来已久，头场中又尤重四书文，是故二、三场内容沦为“杂学”。针对这种惟尚制艺的风气，雍、乾年间的一些学者主持书院时，于服务科举之外，开始倡导以经史词章为主的“古学”。沈起元雍正十三年(1735)以后历主钟山、泺源、安定、娄东书院，所订《钟山书院规约》、《娄东书院规条》皆强调经史，亦要诸生学习诗、古文，“有志学为古文，第守韩、柳之所学，精心专力以求之，何韩、柳之不可再见”*沈起元：《娄东书院规条(戊寅)》，《敬亭诗文》文稿卷6，清乾隆刻增修本。，并且指示初学者入门之法在先读八家，由八家而上溯汉与先秦。乾隆十三年(1748)起，全祖望主讲由刘宗周开创、黄宗羲复兴的甬上戢山书院，“初课诸生以经义，继以策问、诗、古文”，对于所课内容以及严明的条规，“越人始而大哗，继而帖然”*董秉纯：《全谢山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97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616页。，诸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抵触之后方才接受。乾隆十七年(1752)，全祖望主广东端溪书院，复将戢山书院之法推向岭南，订《端溪书院讲堂条约》四条，其中之一为“习词章”，即在帖括之外，添设策问、诗、赋、表、论，统谓之古学。乾隆元年(1736)博学宏词试名列二等的夏之蓉，先后督广东、湖南学政，“于治经外，以古文之学校士”*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41《夏之蓉事略》，同治五年循陔草堂刻本。。乾隆二十年(1755)起他主钟山书院，一如任学政时，以古文相倡，认为文章如“无古文大家之法以范围之，无经史子集之菁华以酝酿之”*夏之蓉：《正味集序》，《半舫斋古文》卷5，清乾隆刻本。，则流弊丛生，于是挑选书院之作编为《正味集》以示正趋。杭世骏于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1766—1770)主讲扬州安定书院时，则偏重史学，将世称“三通”的《通典》、《文献通考》、《通志》与《资治通鉴》并称“四通”，以此课诸生。

虽然众多学者以古学相倡，但18世纪并无专门传授经史的书院，是否教习经史词章取决于山长的学术趣味，这是不同于诂经精舍、学海堂之处。而且，乾隆前期学者于书院中强调的经史多是在义理层面，而非汉学的考证训诂层面。钱大昕主苏州紫阳书院，以汉学为主导，那已经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以后之事。在义理层面，经史与古文相表里，故重视经史常与重视古文相伴，最为典型的是姚鼐于乾嘉时期主持钟山书院，前后共22年，以古文相倡，培养出梅曾亮等一批古文作家。

骈文在书院课作中尚不多见，全祖望在端溪书院所试古学包括表、论，意在通过“表以观其骈体，论以观其散体”*傅维森：《端溪书院志》卷4，赵所生、薛正兴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3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77页。，则端溪书院士子所作之“表”应皆为骈体。虽习骈体，也仅“表”一体而已。王昶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任江西布政使，次年春增修南昌友教书院，并作《友教书院》规条，要求诸生“应将经、史、子、集以次浏览，务期博雅闳通，不愧儒林、文苑。即质有不逮，或专习一经，以一说而通众说；或专习一史，以一史而通诸史；或通天文、算术；或为古文、骈体，或习诗词；或研《说文》、小学、金石文字。各成专门名家之业”，将骈文列入士子肄业之“专门名家之业”，在当时实属少见。

书院中骈文空间的拓展，与推尊骈体的阮元密不可分。嘉庆五年(1800)，阮元任浙江巡抚时，于杭州立诂经精舍*诂经精舍的创立时间，前人包括阮元自己的记载都有嘉庆五年与嘉庆六年两说，比较而言，以嘉庆五年之说较为合理。见徐雁平：《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46—147页。，“择十一郡端谨之士尤好古力学者萃处其中，相与讲明雅训，兼治诗古文辞”*许宗彦：《诂经精舍文集序》，阮元编：《诂经精舍文集》卷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5册，第1页。。据孙星衍《诂经精舍题名碑记》，阮元在浙时，诂经精舍讲学之士共有92人，这其中有以经学知名的陆尧春、徐养原、陈鳣、汪家禧及洪颐煊、洪震煊兄弟，有谙熟金史的施国祈，也有以文才知名或经学与词翰兼工的钱林、陈文述、查揆、徐熊飞、张鉴、胡敬、何起瀛等人。钱林博览经籍，兼工诗文，被阮元称为“华实并茂之士”*阮元：《定香亭笔谈》卷1，清嘉庆五年扬州阮氏琅嬛仙馆刻本。。后来与杨芳灿齐名都下的陈文述，自述“骈俪仿六朝”*陈文述：《自箴诗》，《颐道堂集》卷26，清嘉庆十二年刻道光增修本。。查揆在诂经精舍中，“每赋一篇，必为杰构，宏丽雅健，不行俗蹊”，阮元誉之为“西湖诂经精舍翘材”*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卷22“查揆”条所引阮元语，清光绪十七年浙江书局刻本。，曾燠《骈体正宗》录其骈文4篇。徐熊飞亦工骈体，曾以一启投阮元，有“春风未至，先欣桃李之心；时雨将来，已动兰苕之色”诸语，被阮元誉为“不失唐人风范”*阮元：《定香亭笔谈》卷2。。张鉴“根柢经史，兼通天算，文辞尤典雅”*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117，民国退耕堂刻本。，阮元任浙江学政时，试《十台怀古诗》，张鉴之诗序以骈体写成，被阮元誉为沈博绝丽之作。胡敬更是一位骈文家，著有《崇雅堂骈体文》4卷，其文“兼六朝李唐之美”*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卷23“胡敬”条引英和语。，阮元督学浙江时即赏识其骈体《水仙花赋》与《阑干赋》，认为能得六朝人神髓。何起瀛也长于骈俪，其《拟颜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拟贺平苗表》两篇骈文深受阮元欣赏。诂经精舍弟子中，擅长骈体之人尚不止于此。

阮元延请孙星衍、王昶为精舍主讲，每月一课，三人轮流命题，“问以十三经、三史疑义，旁及小学、天部、地里、算法、词章”*孙星衍：《诂经精舍题名碑记》，《孙渊如诗文集·平津馆文稿》卷下，《四部丛刊初编》本。。考课内容以经史为主，兼及诗赋古文辞，但不试八股文与八韵诗。阮元将嘉庆五年至十四年(1800—1809)的课作选刻为《诂经精舍文集》14卷*《诂经精舍文集》初刊本仅8卷，嘉庆六年十月编定，嘉庆七年二月刊成。后来阮元的文选楼重新刊刻此集，增加了嘉庆七年至十四年的课作，成为14卷。，经学与文学兼长、被阮元目为通儒的许宗彦为之作序，谓“兹集所载，于古今学术，洞悉本原，折衷无偏，实事求是，足以发明坠义，辅翼经史。其余诗、古文，或咀六代之腴，或挹三唐之秀，风标峻上，神韵超然”*许宗彦：《诂经精舍文集序》。，对这些文章的学术性与文学性作出了很高评价。张之洞《书目答问》将《诂经精舍文集》、《续集》、《三集》和《学海堂初集》、《二集》、《三集》都收入其中，列为别集类“国朝考订家集”，也是对这类文集学术性与文学性的肯定。许宗彦所言之“古文”与时文相对，兼括骈散，而称得上“咀六代之腴”、“挹三唐之秀”的，已然多偏于骈文。《诂经精舍文集》中骈文一共13篇，包括胡敬的《六朝经术流派论》、张鉴的《南宋中兴四将论》、何起瀛的《拟南宋姜夔传》。胡敬以骈体明经学源流，体现出一种心手相得的自信；张鉴《南宋中兴四将论》是史实根柢与文学才华的结合；《宋史》姜夔无传，拟作姜夔传记旨在培养史笔，何起瀛以骈体写作传记则是一次大胆尝试。阮元引导精舍诸生研治汉学，相应地，于诗文赋方面，则提倡“古文、小学与词赋同源共流”的文风*阮元：《扬州隋文选楼记》，《揅经室集》二集卷2，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88页。，这些以经史为内容的骈文，颇能体现阮元主导的经学、文学合一的思想。

嘉、道之交，两广总督任上的阮元又于广州开学海堂(暂悬匾额于文澜书院)，仍以古学课士，“凡经义、子、史、前贤诸集，下及《选》赋、诗歌、古文辞，莫不思与诸生求其程，归于是，而示以从违取舍之途”*吴岳：《新建粤秀山学海堂碑》，阮元编：《学海堂集》卷16，《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3册，第272页。。道光四年(1824)，学海堂建成，阮元撰两副楹联。其一为“此地有狮海珠江之胜，其人在儒林文苑之间”，明确了对儒林、文苑的双重追求；另一副“公羊传经，司马记史，白虎德论，雕龙文心”*张鉴等：《雷塘庵主弟子记》卷6，《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29册，第173—174页。，也点出了学海堂在经、史、子、集四方面并驾齐驱的定位。阮元将道光元年至四年(1821—1824)的课程刊刻为《学海堂集》，并为之作序，详细阐释学海堂指归所在，并命刻石嵌于堂壁，此文遂成为关于学海堂宗旨的最权威的表述。序中阮元追溯岭南的学术肇始于两汉，至唐之张九龄，“迹其初学，乃多词赋耳。文辞亦圣教也，曷可忽诸”，借在岭南具有典范意义的张九龄表明自己经学与文学并重的立场，并对学海堂兼容并包的学风作了具体阐述，“多士或习经传，寻疏义于宋齐；或解文字，考故训于《仓》、《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传；或讨史志，求深宁之家法；或且规矩汉晋，熟精萧《选》，师法唐宋，各得诗笔。虽性之所近，业有殊工，而力有可兼，事亦并擅”*阮元：《学海堂集序》，《揅经室集》续四集卷4，第1077页。，既鼓励士子根据自己的性情才能，选择在经学、文字训诂、宋学、史学、文学方面发展，又认为经、史、文不可偏废。此序骈散相杂，阮元之子阮福强调“此序文特为骈体，且命福考文与笔之分”*张鉴等：《雷塘庵主弟子记》卷6，《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29册，第174页。，可见阮元在该序的文体选择上自有深意，选用骈体与他对文笔之分的思考联系在一起。

从命题来看，《诂经精舍文集》中的骈文尚非出自命题要求，而是士子自己的选择。《学海堂集》则出现了模拟骈文名篇之题《拟庾开府谢滕王集序启》，希望通过模拟前人佳作来提升士子的骈文写作技巧，这意味着骈文正式进入学海堂的考核范围，较之诂经精舍已更进一步。后来，阮元弟子卢坤任两广总督，于学海堂推广专课生制度，“课以《十三经》、四史、《文选》、杜诗、韩文、朱子书，每人专习一书”*陈澧：《离经辨志斋记》，《东塾集》卷2，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95页。，《文选》列入专课范围，亦为骈文的学习与创作提供了机会。

诂经精舍与学海堂，投射出阮元不同阶段的骈文观。从乾隆五十三年的《四六丛话序》、嘉庆十年(1805)左右的《扬州隋文选楼记》，到嘉庆十八年(1813)的《文言说》、道光五年(1825)的《文韵说》，阮元的文学观念经历了从推尊骈文到独尊骈文的发展过程，这两个阶段则分别对应于诂经精舍、学海堂的教育实践*陈志扬：《阮元骈文观嬗变及历史意义》，《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独尊骈文的观念形成之后，阮元于学海堂重提六朝文笔之分，就有韵为文、无韵为笔之说，以文笔策问课学海堂之士，引导士子思考“何者为文，何者为笔，何以宋以后不复分别此体”*阮元：《学海堂文笔策问》，《揅经室集》三集卷5，第709页。，并让其子阮福先行拟对。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文笔论还落实到了《学海堂集》的编排上。道光四年末，阮元将前后4年的作品选为《学海堂集》15卷，并附录粤东士子记述学海堂的文章1卷。其中，骈文与赋、铭被合编为1卷，而非如《诂经精舍文集》中那样被散置各处。阮元《学海堂集序》谓“四载以来，有笔有文”，可见他是按照“笔”与“文”的区分，将赋、骈文、铭作为“文”单独编排，这是他文笔论的又一次实践。可以说，阮元是有意识地以诂经精舍、学海堂为依托，推广其独特的骈文观，弘扬骈文正脉*曹虹：《学术与文学的共生——论仪征派“文言说”的推阐与实践》，《文史哲》2012年第2期。。道光六年(1826)，阮元离粤前为学海堂定下分设八学长之制，学长多由学海堂内部产生，这就使得学海堂具有良好的自我循环机制，经史词章兼重的学风得以传承。历任学长中，张杓、侯康、谭莹、陈澧、杨荣绪、陈璞、李光廷、何如铨、许其光、谭宗浚、林国赓等都长于骈文，而骈体也成为学长命题的重要内容。番禺人陶邵学云：“岭南自阮文达公开府后，士治经守博士法，文尚丽偶，儒秀之盛名轶中州，独古文学衰绝且数百年，未有兴者。”*陶邵学：《朱君家传》，闵尔昌：《碑传集补》卷52，民国十二年刊本。阮元推尊骈体的实践和学海堂的鼓励示范效应，直接影响了岭南的文风，岭南由此形成了崇尚骈文的传统。

二、书院“经古学”的普及与骈文的兴盛

所谓“经古学”，“经”主要指经解，也包括音韵训诂等，“古”则以史学与词章为主*“古学”一词不与“经”连用时，其中也可以包含经解。。诂经精舍与学海堂作为最早的两所经古学书院，陶铸人才成就斐然，备受注目。《诂经精舍文集》刊行后，“不十年间，上舍之士多致位通显，入玉堂，进枢密，出建节而试士。其余登甲科，举成均，牧民有善政，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胜数，东南人材之盛莫与为比”*孙星衍：《诂经精舍题名碑记》。。学海堂的影响则诚如梁启超所言：“时则阮芸台先生督两广，设学海堂课士，道咸以降，粤学乃骤盛。”*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清华学报》1924年第1卷第1期。受这两所书院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各地陆续出现了一些专课经古学、不课时文的书院，湖南、江苏、山东诸省在道光年间率先响应。道光十二年(1832)，湖南巡抚吴荣光建湘水校经堂，分经义、治事、词章试士，“治事”内容既是受北宋胡瑗以经义、治事二斋课士的影响，也反映了湖湘学人勇于经世的地域特色。道光十八年(1838)，两江总督陶澍于江宁创惜阴书舍，选拔省内举人及钟山、尊经两书院的上舍生，每月课以经解、诗、古文辞。道光二十八年(1848)，山东学政冯誉骥于济南创经古堂，仿学海堂之法，每月课以经史。

同治、光绪年间出现的省会级经古书院则有苏州正谊书院、广东菊坡精舍、湖北经心书院、四川尊经书院、保定学古堂、苏州学古堂、广雅书院、两湖书院等。苏州正谊书院本来在制艺之外另有小课，月课经解、诗赋以及杂文题,同治四年(1865)起，改为专课经解古学，制艺并入紫阳书院；菊坡精舍建成于同治六年(1867)，学海堂学长陈澧转任菊坡山长，“请如学海堂法，课以经史文笔”*陈澧：《菊坡精舍记》，《东塾集》卷2，第96页。；同治八年(1869)，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创经心书院；同治末，福建巡抚王凯泰建致用书院；光绪元年(1875)，四川尊经书院建成；光绪八年(1882)，直隶总督李鸿章、院长黄彭年于河北保定莲池书院内设学古堂，作为诸生肄业古学之所；光绪十四年(1888)，江苏布政使黄彭年于苏州创学古堂，等同于江宁之惜阴书院。要之，这些新型的书院皆以经史古文辞课士，古文辞中即包含了骈文。除省会级书院之外，还有总督所设的跨省书院，如张之洞于两广总督任上创立的广雅书院、湖广总督任上创立的两湖书院。前者创于光绪十三年(1887)，面向两广士子；后者创于光绪十六年(1890)，面向湖南、湖北士子。

省会城市之下，其他府县亦陆续设立经古书院。以江苏为例，咸丰九年(1859)，松江府南汇县知县冯树勋设芸香书院，“详请遵阮文达公西湖诂经精舍例，以经史诗赋课士”*顾思贤等修：《(光绪)南汇县志》卷7，清光绪五年刻本。，同属松江府的上海县于同治四年(1865)设立龙门书院，分经学、史学、掌故之学、算学、舆地之学、词章之学六斋课士，同治十二年(1873)复设立诂经精舍。光绪二年(1876)时，上海又出现求志书院，为巡道冯焌光所创，与龙门书院一样分六斋课士。光绪八年，江苏学政黄体芳于常州府江阴县创建南菁书院，课程仿诂经精舍，虽地处一县，却面向全省士子，掌教先为张文虎，其后黄以周、缪荃孙分掌经学与词章。卢文弨、邵齐焘皆曾掌教的常州龙城书院，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分为课经史、词章的经古书院(或曰经古精舍)与课舆地、算学的致用书院，由缪荃孙、华若谿分主之。浙省较为知名者，则有宁波府之辨志文会，光绪五年(1879)宗源翰所创，分汉学、宋学、史学、算学、舆地之学、词章之学六斋以课士。其他如广东嘉应州于光绪五年建崇实书院，“书院课士章程仿省城学海堂、菊坡精舍成规，课分四季，体别六门。考古之学曰经，曰史，曰词章；通今之学曰舆地，曰掌故，曰天文算法”*吴宗焯等修：《(光绪)嘉应州志》卷16，清光绪二十四年刊本。；光绪十三年，河北天津府设首个专课经古的稽古书院；光绪十五年(1889)，朱其懿仿湘水校经堂，创办沅水校经堂，亦分经义、治事、词章试士；周锡恩创黄州经古书院，以考据、义理、经济、词章四科课士。这些分斋或分门课士的书院，其中的词章一门，便为骈文提供了存在空间。

除了专课经古学的书院外，原本课举业的书院在道光以后也纷纷开设经古学小课。得风气之先的吴锡麒在嘉庆初年即开设此类小课，从刊于嘉庆九年(1804)的《云间书院古学课艺》来看，吴锡麒所课古学分为赋、诗、骈文、经解、策问五个部分。陈寿祺道光三年(1823)主讲福建鳌峰书院，“于每月师课时艺、试帖外，增加古学一课，兼试经解、史论、杂体文及诗赋”，对于弟子，“经史文笔，各因其长而裁成之”*林昌彝：《陈恭甫师请崇祀鳌峰名师祠事实》，《小石渠阁文集》卷5，清光绪福州刻本。。李兆洛于道光三年主讲江阴暨阳书院，为了扭转士子专务时文的风气，特地教读一些史部以及子部著作以积淀其学识，同时“择其才者教作诗赋、经解、策论，月一为之，谓之小课”，十余年间，书院不仅出了探花、会元、解元，而且“博士弟子及童子试以经解、诗赋，得超拔者为八邑最”*蒋彤：《养一子述》，《丹稜文钞》卷3，《丛书集成续编》第141册，第226页。。朱珔于道光三年至四年间主讲钟山书院，每月立小课，试以经解、诗赋。福建鳌峰书院自道光三年起，也于时文、律诗外，月试经解、史论、诗赋等。杭州旧有紫阳、崇文、敷文三所书院，皆课制艺。道光四年，曾肄业于诂经精舍的胡敬主讲崇文书院，增设诗赋杂文小课。“高才博学者，不肯局时艺，必肆力诗古文词，求根柢于六经。崇文书院自胡书农先生创小课后，朔望课艺试帖外，则杂出多题，生童好从事者间为之，月一举以为常”*戴熙：《敬修堂小课甲编序》，《敬修堂小课甲编》，清抄本。。同治四年，杭州知府薛时雨创建东城讲舍，举业之外，兼课诗赋杂文。同治五年(1866)，扬州梅花书院、安定书院于师课中增设小课，课诗赋、经解、策论。光绪二年，盐运使如山于天津问津书院之学海堂增经古课。光绪三年(1877)，湖州重修安定书院，在制艺之外，仿诂经精舍课程，以小课的形式课以经解、诗赋、杂著。广东禺山书院于光绪十三年更定章程，制艺之外，加课经、史、理、文诸学。安徽一直未形成活跃的知识群体网络，也无专课经古学的书院，但毕竟有以江、戴为代表的皖学，故书院也普遍兼课经古*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292—295页。。可以说，同、光之时，在以举业为主的书院，兼课经古已经成为风气，偏远如广西廉城的海门书院、龙门书院亦添经古小课。无论是专课，还是在举业之外兼课，经古学中多有词章一席之地*也有书院如上海诂经精舍专讲经史，不尚诗文，但究为少数。。词章也称古文辞，包括诗、赋、表、论、议、序、书、启、记、箴、铭、颂、赞等各类文体，诗赋之外的各体通常被称为“杂文”、“杂著”，其中不乏骈体*从广义而言，词章包括古文辞以及与之相对的时文。本文乃就狭义而言，仅指古文辞。。吴荣光创校经堂，“以十三经、诸史、古文、骈体、骚、赋、诗试士”*孙鼎臣：《凌丰叔哀辞》，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卷34，清光绪虚受堂刻本。,骈体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作为课试的一个类别存在。正谊书院从以经古学为小课到转型为专课经古学，词章中诗、赋、杂著的构成比例也发生了变化。《正谊书院小课》选录道光七年至十七年(1827—1837)的小课文章为4卷，卷1为经解，卷2为杂体文与赋，卷3为古近体诗，卷4为试帖诗。与73篇赋相较，杂体文比例偏低，仅5篇(表一、疏一、论二、记一)，其中表、疏两篇为骈体。同治年间转型后，杂著的比例显著上升，《正谊书院课选二集》所收为同治七年至九年(1868—1870)的课作，除了论、跋、记、表等采用了骈体外，还专门有“拟古骈体文”12题18篇，赋则是24题57篇，骈文题已达赋题的一半。同治十年至十二年(1871—1873)的课作《正谊书院课选三集》中，也有“拟古骈散文”15题19篇。松江府府治共有云间、求忠、景贤三书院，道光二十八年，松江知府练廷璜将三书院的小课汇编在一起，统称《云间小课》。小课中已无经解、史学的内容，仅为诗、赋、杂文。虽然从优秀学者及杰出成果来说,汉学此时已经退潮，但是书院中课经解之风方兴未艾。云间不课经解，偏重词章，自有其地域传统，练廷璜在序中即特意提及晚明陈子龙与云间派瑰奇伟丽的特征。《云间小课》共两卷，卷上为赋20题42篇，卷下为杂文13题、诗18题。杂文计16篇，其中骈体10篇，数量超过了散体。陈澧在菊坡精舍所课“经史文笔”中亦有骈文，他与门人论学，强调“作骈体文，先要有格调，其次有书卷”，教以读骈文入门之法，“学作骈体文，读吴谷人集，读《国朝骈体正宗》可也。若已能作骈体文，则不可看本朝人所作，必须看唐文，读徐、庾文，鲍明远文，《文选》，乃有古人气味”*陈澧：《与菊坡精舍门人论学》，《东塾集外文》卷1，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318页。，对于对偶、用典之禁忌皆有传授。四川尊经书院建成后，时任学政的张之洞为撰《创建尊经书院记》，详定条例，书院每月二课，官课、师课各一；每课四题，经解、史论、杂文(或赋)、诗各一，赋与杂文题不并出，杂文则骈散皆可。随着经古学在书院中的传播，作为古学一部分的骈文，也在书院中趋于兴盛。

晚清时，随着学术的发展以及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经古学书院出现了新的态势：一是在汉学与宋学日趋折衷调和的背景下，一些书院汉学与宋学、考据与义理并课；二是在国运日衰、自强图存的背景下，书院中出现了专门的经济、舆地、掌故等学；三是在学科分化的背景下，不少经古学书院效法胡瑗分斋课士，由二斋渐次扩充，以至于六斋。湘水校经堂、沅水校经堂皆以经义、治事、词章三分，广雅书院分四科，上海龙门书院、求志书院与宁波辨志文会则皆分六斋。汉宋兼宗的书院以及多数兼课实用之学的书院，都会课习词章。就分斋课士而言，无论三分、四分还是六分，词章皆是其中一门。虽然张之洞在《请颁广雅书院扁额折》中，提出设经学、史学、理学、经济四门之学课士，其中并无词章，但是在院长朱一新的记述中，则是四分为经、史、理、文，延四分校主之，并无经济一门*朱一新：《无邪堂答问自叙》，《佩弦斋诗文存》卷上，清光绪二十二年刻拙庵丛稿本。，因为“经济即在经史中”*朱一新著，吕鸿儒、张长法点校：《无邪堂答问》，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58页。。《无邪堂答问》据朱一新在书院中与诸生问答记录而成，从卷2可知，诸生曾问以如何学习骈文，朱一新为其梳理骈体源流以及本朝名家，示以入门途径。可见广雅书院的教学中，骈文也是一项内容。

三、书院骈文的存在形态

书院命题涉及骈文的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拟古，即模拟前人骈体名篇之题；二是限体，即限以骈体写作之题；三是内容与骈文相关之题。

继《学海堂集》中出现模拟前人骈文名篇之题后，拟古就成为书院中骈文教学的常见形态。道光六年(1826)，胡敬将崇文书院的小课刊为《敬修堂词赋课钞》6卷，道光二十三年(1843)时，又续刻成16卷，共227题。其中赋87题，诗108题，文32题。文的题目虽少，但收录的作品绝大多数是骈文，骈文拟古题即有《拟韦昭博弈论》、《拟陆佐公新刻漏铭》、《拟沈休文宋书谢灵运传论》、《拟王摩诘送晁监还日本国序》、《拟唐韦庄又玄集序》、《拟李义山为安平公谢端午赐物状》六道。刊于咸丰九年的《学海堂三集》中有《拟孔融荐祢衡表》、《拟郦道元水经注序》。刊于光绪十二年(1886)的《学海堂四集》中拟古题明显增多，计有《拟蔡中郎释诲》、《拟王元长议给虏书疏》、《拟刘孝绰梁昭明太子集序》、《拟梁简文帝与湘东王论文书》、《拟吕衡州凌烟阁勋臣颂》、《拟孙樵乞巧对》、《拟洪稚存天山赞、瀚海赞》、《拟张燕公广州都督宋广平遗爱碑颂》，模拟对象从东汉蔡邕至齐梁王融、刘孝绰、梁简文帝，再至唐张九龄、吕温、孙樵，然后拟本朝骈文大家洪亮吉。这是按照时间序列，对骈文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张之洞创建尊经书院时，“诗赋杂文多令拟古，示以原作，使之考其义法，摹其气格”，希望“课一诗文即熟古人一诗文也”*张之洞：《创建尊经书院记》，《张之洞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33页。，故拟古成为尊经书院命题的一大特色。就骈文而言，《尊经书院初集》有《拟谢庄上搜才表》、《拟文心雕龙明诗》《神思(拟文心雕龙体论诗)》之题，《尊经书院二集》有《拟庾子慎书品序》、《拟崔亭伯达旨》等题。同治年间正谊书院的“拟古骈体文”、“拟古骈散文”系列题目，更是针对骈文的系统训练。

命题直接限以骈体者，恐以吴锡麒掌教的云间书院为最早。吴锡麒为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诗、词、律赋、骈文各体皆工，在乾嘉文坛声望颇高。他的《有正味斋集》计73卷，除却诗、词、赋外即为骈文，无一篇散体。嘉庆朝的两部骈文选本《八家四六文钞》和《国朝骈体正宗》，他都名列其中。这样一位骈文大家主讲书院时，他的骈文趣味即于小课中体现出来。在《云间书院古学课艺》中，赋17题，诗28题，骈体9题，经解14题，策问11题。骈体题目包括书、启、论、碑、记、铭、赞七体，数量虽最少，却是明确以骈文题目作为课艺内容。五个部分的编排顺序也很有特色，一般书院所刊课艺集，皆将经解、策问置于前，随后才是诗赋、杂文。而《云间书院古学课艺》首列赋题，其次为诗与骈文，经解、策问则置于末。这种编次暗示了书院课程轻重所在，文学的地位高于经解、策问。《岭南学报》上刊登过学海堂同治七年(1868)冬季课题的照片*《岭南学报》1934年第3卷第4期。，其中《拟重修粤秀山文澜阁碑记》限用骈体，可见学海堂也会明确以骈体命题。在诂经精舍的所有文集中，惟有同治七年至九年的文集附有完整的官师课题目录，目录中包含了未刻的题目。同治九年未刻之题中即有《阮公墩栽种花木议》一道，题下注“限四六体”，因此可以推断诂经精舍的命题中一度也有骈体题目。

书院还通过一些题目，发起与骈文相关问题的讨论。阮元在学海堂出《文笔考》策问，希望士子通过对历史材料的梳理，重新思考六朝文笔之分，并以此辅翼自己独特的骈文观。此题有4篇文章被收进《学海堂集》，它们都可以作为阮元观点的佐证。如梁国珍云：“韵语比偶者为文，单行散体者为笔……《文言》数百，几于句句用韵，且多用偶。此非文章之祖而有韵曰文之证乎？”梁光钊云：“沉思翰藻之谓文，纪事直达之谓笔。其说昉于六朝，流衍于唐，而实则本于古孔子，赞易有《文言》，其为言也，比偶而有韵，错杂而成章，灿然有文，故文之……故昭明所选多文，唐宋八家多笔，韩柳欧苏散行之笔奥衍灏瀚，好古之士靡然从之，论者乃薄选体为衰，以散行为古。既尊之为古，且专名之为文，故文不复分别矣。”*《学海堂集》卷7，《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3册，第113、115页。这些言论基本是对阮元《文言说》的阐释与响应。阮元发起的这场讨论，在光绪年间的书院中依然有回响，刊于光绪十五年(1889)的《致用书院文集》收有力钧《文笔辨》一文：“要之，六朝近于文，八家近于笔。今之骈体、散行，即古文、笔之名所变焉者也。夫文与笔固不混而一也，然文之顿挫搏扼则笔见焉，不必无韵也；笔之排奡比合则文见焉，不必有韵也。未有无文而可谓之笔者，亦未有无笔而可谓之文者。”*佚名：《致用书院文集》，《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3册，第767页。对文笔之分已经表现出调和的态度，反映出晚清骈散融合的大势。

胡敬主崇文书院时，出《汉魏六朝唐宋四六流派论》一题，旨在引导士子思考骈文的发展变化，不啻一篇骈文史。此题下所收录的一篇文章，也是以骈文写成。《学海堂四集》之《新刻庾开府集序》与《重刊阳湖李氏骈体文钞跋》两题亦与骈文相关，意味着对庾信集与李兆洛《骈体文钞》的阅读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对庾信地位、风格的评价，对《骈体文钞》选文特色、长处与失当之处的分析。此两题各选文一篇，皆为骈体。《新刻庾开府集序》的作者林国赞为学海堂专课生，“工骈体文，渊懿雅赡，似邵齐焘、孔广森”*梁鼎芬：《(宣统)番禺县续志》卷23，民国二十年重印本。，他在文中亦谓自己“癖嗜俪文”。《重刊阳湖李氏骈体文钞跋》的作者郑权乃陈澧弟子，后举为菊坡精舍学长，著有《玉山草堂骈体文》2卷。能作此类文章者，皆是如林、郑一样喜爱骈文并熟悉骈文流变之人。常州龙城书院经古精舍专课经史词章，光绪二十四年(1898)所出的词章题中，有一道为《国朝骈文十二家颂》，此题要求士子对本朝骈文的发展流变、代表作家及其风格、成就了然于胸，而十二家的去取则尤需斟酌。清朝的骈文选本中，曾燠的《国朝骈体正宗》及张鸣珂《骈体正宗续编》重在选文，因文以存人；吴鼒的《八家四六文钞》、张寿荣的《后八家四六文钞》、王先谦的《十家四六文钞》，皆立足于选人，家数既定，文以从人。八家、后八家与十家除去重复计有24人，从清中期延伸至清晚期，清初则并无作家入选。写作《国朝骈文十二家颂》，既可以于前人所选诸人中再作取舍，也可以别出手眼，另作衡裁。吕景柟此文上探清初，下讫嘉道，所选毛奇龄、胡天游、王太岳、阮元、彭兆荪皆不在以上24人之列，且认为吴选八家中的袁枚、刘星炜、吴锡麒难以与此12人方驾，而后八家中的王昙则又等之自郐，不值一评*吕景柟：《国朝骈文十二家颂并序》，《龙城书院课艺》，《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2册，第470页。。此文不仅涉及对清朝骈文大家的认识与评价，还间接涉及对骈文选本的批评。

书院课作中更为常见的情况是，所出题目对文体并无限制，骈散皆可，士子因为自己的爱好和才能而选择骈体，是故《诂经精舍文集》中无一骈体题目，却有十余篇骈文。一般而言,骈文写作需要更多的学养支持，也是展示才华的窗口，而书院中士子聚集，友朋同道之间不免以文章相较量，因此骈文有时成为士子逞才较艺的利器，如诂经精舍之胡凤锦：

先生少好属骈体文，奇气奔放，以八千言《诸葛忠武论》与赵撝叔订交，以五千言《商鞅赵高论》与高茶庵订交。嗣是，扃试诂经精舍，三人者不罄其卷不已。曾试《西湖怀古赋》，各数千言。日晡，携手出就酒家，剧饮大醉，湖堤啸傲竟夕。*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卷47“胡凤锦”条所引家传。

能以骈体作长篇史论的胡凤锦堪谓奇才，他亦以此获得赵之谦、高望曾二人的欣赏与友谊。在诂经精舍中，三人逞才使气，不满卷不休，于此也可以看出诂经精舍的文学氛围。书院中的杂文类题目，士子在骈散之间选择骈体，除了兴趣爱好外，这恐怕也是一个原因。

《云间书院古学课艺》的策问部分有一题为《经济》，一位名为秦淮的士子认为“阐扬经济者，非文无以显”，故其文章详论文学的历代发展，认为骈散并耀，如同嵩岱并峙，江河分流，没有必要袒古文而斥骈体。虽然这样的论调并不新鲜，但以骈体论文学，用文学的内容回答关于经世致用的策问，而此题又仅此一篇入选，这本身就反映出书院重骈文的导向。

《诂经精舍文续集》中的《刘向扬雄优劣论》是一道富有特色的题目，学政罗文俊道光二十二年(1842)所出。精舍士子通过对二人的比较，既明确了二人才情、学养、品格方面的差异，也在比较与评判中明确了学术与文学的意义。此题收六篇文章，四散二骈。陆、顾广誉、章廷彦三篇皆优刘劣扬，赞扬刘向之文本于经术，有益于时，可垂为世诫。批评扬雄之理由约略有三：溺于词章，无关世教；学术不正，归于黄老；仕于王莽，名节有亏。诸葛寿焘为扬雄辩护，并肯定其文章的独立价值。胡琮、洪昌燕两篇文章则更进一步，认为二人各有所长，平分秋色，一则经济闳深，一则文章瑰异。有意味的是，胡、洪二人之文都为骈文，对文体的选择背后隐含了价值上的考量，作骈文者更趋向于肯定文学之独立价值。

由于骈文在乾嘉时已臻鼎盛因而具有强大的辐射力量，也由于它与汉学的共生关系以及阮元的骈文正统观念，诂经精舍、学海堂都鼓励士子发展骈文才能，体现出儒林与文苑的双重追求。学海堂影响岭南尤巨，其贡献于岭南者，一是汉学，二是骈文。前者改变了当地的知识结构与学术倾向，由此形成“岭学”；后者改变了当地诗词兴盛而文章不称的局面，形成了崇尚骈俪的文风。在诂经精舍、学海堂的影响下，19世纪出现了一批经古学书院。传统的科举型书院也被经古学渗透，纷纷以开设小课的形式兼课经古。无论是专课还是兼课，各地的“古学”中多有骈文的一席之地，这些骈文或来自官师命题，或系士子在骈散之间的自由选择，师生之间呈现出双向互动的态势。

【责任编辑：张慕华；责任校对：张慕华，李青果】

2015—09—01

陈曙雯，南京大学文学院(南京 210044)。

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3.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