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 鉷， 胡 敏

从文化冲突走向文化和解*
——论刘绮芬诗歌的自我治疗写作

区 鉷， 胡 敏

桂冠诗人刘绮芬的写作是以自白的方式对原生家庭创伤的疗治，她把与父母的观念冲突所导致的受伤情绪，投射到诗歌的黑暗意象，使之成为一种黑暗情绪。黑暗成为她诗学的主要特征，隐喻了人际冲突，而其间的中西方文化冲突最为显著。黑暗情绪是她写作的动力和诗歌自我治疗的对象。作为华裔第二代移民的刘绮芬在暴露主流与边缘人群的冲突中意识到文化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从而提升了自我的认知。她从拒绝中国文化到理解中国文化，在写作中成长，内心由冲突走向和解。

黑暗意象； 治疗； 文化冲突； 和解

刘绮芬(Evelyn Lau，1971—，Lau Yee-Fun)是加拿大温哥华市第三任(2010—2014年)桂冠诗人，至今出版了七本诗集、两本自传和三部小说。她的诗集获得2010帕特劳瑟奖(2010’s Pat Lowther Award)、弥尔顿人民诗人奖(the Milton Acorn People’s Poetry Award)、国家杂志奖(National Magazine Award)、总督奖(the Governor-General’s Award for poetry)、多萝西里弗瑟奖(the Dorothy Livesay Award)提名，并入选北美最佳诗歌(Best American Poetry)和加拿大最佳诗歌(Best Canadian Poetry)。

对于这样一位重要诗人，学术界的研究不少，但大多是对其非诗歌作品的研究，对她的诗歌则缺乏深入系统的讨论，少量研究她的诗歌的论文也是泛泛而谈，或一笔带过，并没有进行细读或论证。由于刘绮芬前三本诗集涉及吸毒和色情主题，第四本诗集涉及通奸主题，这些主题也许是批评界不愿涉足的原因。有鉴于此，本文以刘绮芬的诗集为主要研究对象，梳理其诗歌创作实践体系，为阅读活动作出合乎文学习惯的解释。

Jacqueline Hodgson-Blackburn认为，“刘绮芬的作品证明了在她心灵有一座心理陵墓存在”*‘The presence of a psychological mausoleum within the psyche will be demonstrated within the work of Evelyn Lau’.From Jacqueline Hodgson——Blackburn. Indigestible Secrets: female melancholia in the work of Evelyn Lau. Working Papers on the Web(June 2000). 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http://extra.shu.ac.uk/wpw/femprac/blackburn.htm.。刘绮芬的自传《由内而外——生命观照至今》(InsideOut:ReflectionsonaLifeSoFar)则表明了这样一种观点：她的写作是以自白的方式对其原生家庭创伤的疗治，她与父母的观念冲突导致她压力巨大，陷入抑郁自杀境地。正如她在《抑郁国家》(The Country of Depression)一文所写：“我经常祈求老天让我在睡梦中死去。”*刘绮芬：《由内而外——生命观照至今》，加拿大多伦多：加拿大双日出版社，2001年,第23页。刘绮芬的父母对她要求严格，希望她好好读书，将来读法律或医学专业，以便进入主流社会。小学5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她得了89分的成绩不敢回家，跟同学说她想自杀，结果学校给她找了心理医生。在极力逃避母亲的控制、妒忌新生妹妹和困惑于突然失去父爱的情形下，她“着迷地爱上写作并沉浸在写作的世界乐而忘返”*刘绮芬：《由内而外——生命观照至今》，第65,64,218页。。写作成为她活下去的唯一目的和疗伤自救的手段。

本文选取诗人自传中的几篇短文与刘绮芬的自白*‘for me it was definitely written from the confessional point of view’.摘自伊莎贝尔·卡斯特朗：《重新发现诗人：刘绮芬》，《加拿大研究》2004年第29.2期。诗歌相互印证，分析得出：刘绮芬诗歌的黑暗意象是一种情绪的折射，隐喻了人际冲突，而中西方文化的冲突成为其主要特征。诗人原生家庭的创伤成为一种黑暗情绪，是她写作的动力。作为华裔第二代移民的刘绮芬在暴露主流与边缘人群的冲突中意识到文化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从而提升了自我的认知。她从拒绝中国文化到理解中国文化，在写作中成长，内心由冲突走向和解。

一、黑暗意象及其蕴含的人际冲突

刘绮芬早期的诗歌反复出现“dark”或“darkness”等英文单词，如在《吸毒》中“黑暗(darkness)闪烁，/救护车灯旋转，她的身体/被白色床单/覆盖”*刘绮芬：《你并非你声称的那样》，加拿大维多利亚：porcépic出版社，1990年，第13,15,17页。；在《向商业诗人告别》中“我梦见自己醒了，揉搓着黑暗(the dark)/如鲜血般流进我的毛巾”*刘绮芬：《你并非你声称的那样》，加拿大维多利亚：porcépic出版社，1990年，第13,15,17页。；在《渴望》中“几张黑暗(dark)的脸蹲伏在阁楼”*刘绮芬：《你并非你声称的那样》，加拿大维多利亚：porcépic出版社，1990年，第13,15,17页。；在《醉驾》中“当我闭上眼睛，世界/如此黑暗(dark)荒凉”*刘绮芬：《最高音》，加拿大温哥华：雨岸书店, 2005年，第26,29,32页。；在《沉没的房子》中“在黑暗中狂奔的男人”*刘绮芬：《最高音》，加拿大温哥华：雨岸书店, 2005年，第26,29,32页。；在《谷物迷宫》中“黑暗(dark)的迷宫，/那里是魔鬼卷缩沉睡的地方”*刘绮芬：《最高音》，加拿大温哥华：雨岸书店, 2005年，第26,29,32页。。

这些黑暗意象往往是与黑夜、死亡、父亲和城市同时或反复出现的一组叠加意象，成为刘绮芬第一、第二、第三本诗集诗歌意象的主要特征，承载着她来自原生家庭的创伤。正如她说：“无论我的写作还是生活……它总是在那里。正因为我跟父母没有俗世的联系，它更加无法摆脱，我一直在跟他们较劲而不是直接面对。”*参见‘I can certainly see that in my writing, in my life. I think that if you haven’t really dealt with your childhood in some way, it’s always there.Because I don’t have a relationship with my parents, in some way, they are more there, because I am still wrestling with it without actually confronting it’.摘自伊莎贝尔·卡斯特朗：《重新发现诗人：刘绮芬》，《加拿大研究》2004年第29.2期。根据刘绮芬的自传《紫色衣橱之梦》，她的童年是在慈父严母中度过的，父亲对她宠爱备至，而母亲则跟她常有冲突。在《父亲形象》一文中，她表示失去父爱不仅仅是失去爱和关注，而是失去她与经常给她带来羞辱感的母亲之间的盾牌；她每天晚上都祈祷父亲要毫发无损地活着，但随着9岁那年妹妹的出世，父亲把爱转移给妹妹，然后失业，于是整个家庭生活就彻底改变了*刘绮芬：《由内而外——生命观照至今》，第65,64,218页。。

尽管无法斩断从娘胎带来的血缘亲情和父母在养育她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强烈而持久的深厚情感，刘绮芬在14岁那年决绝地选择了逃离家庭。她说：“依恋(attachment)，当它被伤害的时候，当这种依恋可预见成为一种威胁：你要因此失去自我、失去独立的时候，你怎么办？我曾经为此苦恼多年：如果我肯维系跟父母的关系，就不至于陷入困境。可是，一旦我离家出走，离开那个华裔家庭，这个世界就没有更难办成的事了。我离开那个圈子之后，再回头望去，那个旧世界的法则、规矩、限制中的任何一项可能绊住我的手脚。一旦你跨出界线，你就可能跨第二第三次界限，直到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束缚你。就这么简单，你解放了。*刘绮芬：《由内而外——生命观照至今》，第65,64,218页。其中的“自我、独立” 等字眼涉及价值观，与“限制”、“绊住”等形成一种对立关系；而“华裔”、“旧世界”、“法则”、“规矩”则涉及族群、规则等因素。由此，我们推断出诗人与父母之间既存在情感“依恋”，又面临冲突“伤害”，他们关系的破裂是西化的女儿和守旧的中国移民父母由于文化冲突而导致的。

刘绮芬的父母来自中国，他们身上带着中国文化以儒家哲学为特征的价值观。尽管儒家以孔子的仁与孟子的性善论为主，但不可否认，儒家讲究的长幼尊卑次序与西方文化崇尚平等自由是对立的；儒家入世功利的一面，则与西方崇尚的精神信仰有一定的距离。这种价值观的不同造成了刘绮芬的父母对她从小严加管教，反对她写作，因为他们认为文学专业不是步入中产阶层的最佳手段。但是，西化的女儿却无法认同父母的做法。笔者曾经跟刘绮芬通邮件，求证她的中文名字。经过查证各种资料，可以确认Lau Yee-Fun是刘绮芬名字的广东话发音，但刘绮芬回复她不懂中文也不知道自己的中文名字。语言是文化的重要工具，试想一个有着中文名字的华裔第二代，周围亲戚说广东话，她的母亲不会英语，她从小在家里只能说广东话，却对自己母语的姓名文字漠不关心，可见她对于中国文化是抵触的，或至少是无知的。而其父母却顽固地排斥西方文化，这样有着相互抵触观念的两代人在同一个屋檐下相处可能产生的冲突是可想而知的。

文化是人类长期创造形成的集体意识形态，包括传统、习俗、生活方式、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不同的族群有各自的文化。人是害怕孤独的动物，人类社会物以类聚就是相互认同的人聚在一起生活。我们每个人都活在各自的文化体系中，相同文化背景的人更容易相处融洽。人又是趋利避害的动物，更愿意与相同观念的人沟通。人与人长期稳定的关系，主要不是肉体也不是情感关系而是精神关系，或者说是观念与观念的关系，因为人活在观念中。刘绮芬无法认同父母那套家长制和功利主义的观念离家出走，“就算毁灭它也是由我自己去执行”*刘绮芬：《由内而外——生命观照至今》，第19页。。她的人生她自己做主，她不允许被人主宰，哪怕是生养她的父母。

文化观念的差异最终导致感情深厚相互依恋的父母与子女关系破裂，这给刘绮芬造成无法弥补的创伤，成为一种黑暗情绪，也是她的写作资本。1989年, 18岁的刘绮芬出版日记《逃跑：一个街头孩子的日记》(Runaway:DiaryofaStreetKid)，真实地记录了她与华裔父母的冲突以及她逃离家庭后的街头生活，获得读者热捧并成为加拿大最畅销的图书。加拿大广播公司曾经把刘绮芬的《逃跑》拍成电影，电影对华裔父母的贬损叙事，引起了华裔社群的不满。可以想象，刘绮芬在写作《逃跑》时，内心对华裔文化是抵触的。刘绮芬说仅仅《逃跑》这本书的版税就比她其他作品的所有版税还要多，她因此成为靠写作为生的作家。评论界认为她完全可以靠写作致富，但是她却选择了不能致富的诗歌写作而非写小说或剧本。黑暗情绪的伤痛导致她长期在看精神医生，她也尝试对自己进行精神分析，诗歌的简、短、快，便于抒情和宣泄的形式是她疗伤的最佳手段。对于刘绮芬来说，让自己活下去比赚钱更加重要，她的写作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了疗伤。

在刘绮芬的原生家庭，她与母亲的关系只有冲突没有依恋，她黑暗情绪的核心是与父亲既依恋又怨恨的关系，因此一种以女儿的视角观看父亲的爱恨怨交织的人际关系模式成为她早期诗歌的主题。父亲的意象是在刘绮芬的每一本诗集中都能找到的，因为它出现频率太高了。为了避免这个意象的单调重复，刘绮芬经常以“中年男性”或“女儿”的意象来暗示“父亲”的存在。在第一本诗集的《洞》*刘绮芬：《你并非你声称的那样》，第25页。(Holes)中，父亲是一个工作狂；在第二本诗集的《父亲》*刘绮芬：《俄狄浦斯之梦》，加拿大多伦多：马车房出版社, 1994年，第57,57页。(Father)中，父亲是一个冰冷虚幻的影子*刘绮芬：《俄狄浦斯之梦》，加拿大多伦多：马车房出版社, 1994年，第57,57页。；在第三本诗集的《和尚歌》*刘绮芬：《在奴隶的房子里》，加拿大多伦多：马车房出版社，1994年，第44页。(The Monks’ Song)中，父亲意象充满了温馨：女儿的小腿骑在他肩上，父亲在客厅踱步哼唱和尚歌，他的手紧紧握住女儿的膝盖，牢牢地抓着女儿；在第四本诗集《家庭剧》*刘绮芬：《最高音》，第101页。(Family Drama)中父亲是沉默的，柔软的，他可以被捏成任何形状。

每一个父亲的意象都承载着诗人内心的恨或爱。在第一、第二、第三本诗集里，刘绮芬塑造了一群中产阶层的兽性父亲意象，她把受伤的情感反复投射到诗歌里，发泄内心对生身父亲的不满。第二本诗集《俄狄浦斯之梦》(OedipalDreams)围绕着这样的主题：年轻的女孩总是在父爱的幻想中，爱上了某个父辈男人，当她无怨无悔地享受父爱的时候，却突然发现那不是真的父爱，于是她毫不留情地结束关系，又继续下一段的寻觅。叙事者在无法避免的失望、寻觅、再失望、再寻觅中，述说着情、爱、欲中不断受到的伤害。

爱欲和死亡是刘绮芬诗歌的两大主题。通过父亲意象这一线索，我们可以厘清刘绮芬爱欲书写的深层结构，即她对爱欲的书写，并非拷问男女关系，而是疗治诗人投射在兽性父亲意象中的内心创伤；她在死亡书写中呈现的理性父亲意象，则表明了诗人内心创伤的治愈以及与父亲的和解。

二、爱欲书写指向主流与边缘人群的文化冲突

刘绮芬的前四本诗集围绕爱欲主题展开，书写了中产已婚男性的嫖妓、萝莉控、虐恋和通奸行为。她“总是有一种奇怪的冲动要公开这些隐私，要把事物的背面翻过来，要把那隐藏在黑暗里的生活暴露在阳光下”*参见‘There has always been this strange urgent need in me to make the private public, to turn things inside out so that what typically lives hidden in darkness is exposed to the light. I wanted everyone to live that way. I harboured contempt for those who kept key aspect of their lives hidden. It reminded me too much of the men who circled the blocks in their cars when I was a teenager, those men with their wives and children and houses in the suburbs’。摘自刘绮芬：《由内而外——生命观照至今》，第111页。。她浓彩重抹地描写了他们的社会身份：记者、律师、诗人、医生、公司高层、编辑等。她说：“我的兴趣是探索那些人前人后表里不一的人。这是我全部写作和作品的基础。”*刘绮芬：《由内而外——生命观照至今》，第146页。

刘绮芬所要暴露的黑暗爱欲表面上指向了道德问题，实际上拷问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三角洲酒店 809房》诗中的妓女是个作家，“你想跟他握手/——一个生意的礼节——”， 妓女以为至少她能把肉体当猪肉一样卖，换取生意上平等的尊重，可是她错了：“你已经成为一件羞耻品/他的眼神拒你千里之外。”她出卖的不仅仅是肉体还有尊严。买春者既然已经放下了面具，干着一件连自己都觉得羞耻恶心的事，也就不想再伪装成谦谦君子，礼貌客气也都一概免了。当“烦躁发泄了/能量充足了”，“他向门口示意/仿佛编辑的最后通牒”，交易完成后的妓女被当成垃圾拒之门外。出卖肉体是一种廉价的交易。在这场色情交易中，嫖客支付的只是金钱，至于灵魂，则是不参与交换的。嫖客的下一站是董事会议，如此无情冷漠地对待妓女的态度是不会发生在他对待商业伙伴的身上的。同样是人与人的关系，嫖客在纯粹肉体关系中的面孔与他在其他关系中的面孔不一样。这是一种钱色交易，是把身体变成商品。人的身体是一种特殊商品，尽管身体里依附有人的思想和情感，但是在性交易中，交换的只是肉体，而不是文化，没有文化的认同就没有归属观，就无法延续长久的交往。在这里，刘绮芬爱欲书写意识到了主流与边缘人群的冲突。

卡斯特朗(Isabel Castelao)注意到，刘绮芬的男性意象很多时候与蓝色眼睛的白人意象叠加在一起。刘绮芬自己也承认她对白人男性投入了更多的关注*‘Lau: I think I’d like to write like Updike. One of the things I’ve been preoccupied with — in a different way, of course — is what goes on in theheads of white, middle —aged, middle — class guys’. From Fawcett, Brian. The economics of language: having captured her emotions in poetry, Evelyn Lau prepares to express them at novel length (Interview).Books in Canada 22.4 (May 1993): 13-16. http://search.proquest.com.myaccess.library·utoronto.ca/printviewfile.2014/1/26.。我们有理由相信，她的父亲意象很多时候指向白人男性*‘Talking about traces of ethnicity in your work, I always find descriptions of male characters (such as blue eyes) that make me assume they are Caucasian; however, you seem to leave to the reader’s imagination the physical traits of your female characters’.摘自伊莎贝尔·卡斯特朗：《重新发现诗人：刘绮芬》，《加拿大研究》2004年第29.2期。。白人男性与父亲意象的叠加最早反映在她第一本诗集描写嫖客的一组诗歌里，如第二首《律师》、第三首《文学泰斗》、第五首《心理医生》、第七首《向商业诗人告别》等。卡斯特朗认为刘绮芬对白人男性的关注源于种族意识。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不正确，正如刘绮芬也否认了自己的种族意识一样*Lau, Evelyn,Why I Didn’t Attend the Writing thru ‘Race’ Conference, Globe and Mail 9 July 1994: D3.。刘绮芬对白人男性群体的关注不是源自诗人的种族意识而是文化意识，诗人关注的不是种族歧视，而是文化冲突问题。刘绮芬一方面瞧不起自己的华裔母亲，另一方面欣赏白人男性，这不是种族歧视问题，而是对价值观的认同问题。

加拿大的白人社群一直以来就是社会的主流人群。文化冲突发生在边缘群体融入主流群体的过程中。由于中西价值观的不同，那些由白人社群占据主要职位的政府、大企业、大学、法律、医疗等社会支柱行业，更倾向于相同文化背景的人，这种文化认同直接影响招聘和提升过程。刘绮芬出生和成长在温哥华的华裔社群，她的父母是加拿大华裔的第一代移民，父亲一蹶不振，母亲歇斯底里，一直生活在社会的边缘。融入主流社会几乎是所有移民共同的目标。在这种目标驱使下，很多华人通过各种努力，学习主流社会的各种技能，包括语言和接受教育。刘绮芬父母把摆脱边缘族群困境、进入白人主流社会的愿望寄托在长女刘绮芬的身上。她小时候就被教导，她要付出比白人双倍的努力才可能在加拿大的社会立足。

带着对白人社区的向往，刘绮芬离开了紧张压抑的华裔家庭，最终导致她沦落为雏妓，尝尽人间艰辛痛苦，走上了一条写作自救的文学之路。刘绮芬用一生去追求父爱：“我活着的动力就是找到一个父亲般的男人像对待女儿一样爱我。”*刘绮芬：《由内而外——生命观照至今》，第63,129,227—228页。从《父亲形象》一文得知，刘绮芬真实的情感旅程就是追逐成功白人父辈男士，而她黑暗爱欲所针对的也是这群人。尽管刘绮芬生长在华人家庭，但是没人教她中国文化，她也不懂中文，那时的刘绮芬对于华人社群的文化无法理解也没有兴趣。当反映在她父母身上的华裔价值观跟她一心向往的西方价值观不可避免地产生强烈冲突时，很难让年轻气盛的刘绮芬接受华人族裔”低下”的社会身份。当刘绮芬带着对生身父亲的失望逃离华裔家庭后，她把对父亲的崇拜转移到社会主流的白人男性身上。她的父亲意象是以父亲=主流人群=白人男性的叠加意象出现的。她对主流男性的感情是复杂多变的：一方面仰慕他们，另一方面对他们充满了怨恨，正如她对自己生身父亲的依恋和怨恨一样纠结。在《小》(small)中她写道：“你那么宠我/过马路时，牵着我的手/划伤时，亲吻我的伤口/你把亨氏罐里的南瓜糊苹果酱/喂给我吃，一边夸我/比亨氏宝贝可爱/但都没用。”*刘绮芬：《最高音》，第16页。她要说明的是，尽管男人付出的是爱，却不是女孩需要的爱。这反映了双方价值观的不同：一方付出的是物质之爱，一方需要的则是精神之爱，哪怕是美好的爱情也会在如此细微的地方产生冲突。

对主流与边缘人群冲突的书写，使刘绮芬认识到文化对人际关系的影响。离开华裔社群的刘绮芬自己也在融入白人社群的过程中饱受价值观冲突带来的伤害。1997年，刘绮芬在《温哥华》杂志上刊登了她的回忆录《Me & W.P》, 此文回忆了她24岁时和60岁加拿大著名诗人W.P Kinsella的2年恋情，被W.P Kinsella告到法庭，引起诉讼。那个昨日还在卿卿我我的人翻脸变成了法庭相见的仇人，这样的反差对她造成莫大的伤害：“我到底写了什么不真实的东西惹来这些伤人的文字，遭此伤害。”*刘绮芬：《由内而外——生命观照至今》，第63,129,227—228页。诗人发现，她并不能完全认同主流社群的西方价值观。这种认知的提升，让她愿意回到旧的文化中，至少她不再抵触父母的华裔文化。

刘绮芬开始反思自己与华裔父母的冲突：“回想起来，那些巨大的痛苦往往是由很小的事情引起的。就是那一刻，你发现你无法不以一种爱的方式去对待你不可救药地热爱的人们，你无法把那些成为你的一部分的人们从你的生活中切割出去。你跟他们血脉相连无法分割，不管你怎么烧掉他们的照片你也不能忘记他们。你总是在别的男人女人那里发现他们的眼神，让那些不知情的人充当你的父亲母亲，和他们上演一场又一场的家庭戏剧。”*刘绮芬：《由内而外——生命观照至今》，第63,129,227—228页。这种创伤意象集中出现在她第四本诗集《最高音》(Treble)的最后一章。她专门用一章“家庭剧”来书写了这种创伤：她对母亲的恐惧、对父亲的爱。在诗歌《家庭剧》里，诗人把童年的创伤写了进去：父亲是沉默的，母亲满是刺，象征了刘绮芬的慈父严母。父母的接吻或流泪，比喻父母的彼此相爱和经常吵架；诗中的父亲是沉默柔软的，女儿可以把他捏成任何形状，投射了诗人对那隐忍慈爱的父亲爱恨交织的情感。她接着写道：“你找了一个沙堆让我站进去/把父亲和母亲/推到这个石头小孩的跟前，/……/她攻击木偶的父母/撞倒他们。”诗中的女儿恨父母，用拳头攻击那假扮父母的木偶。女儿心里清楚父母对她的爱，可惜这种包揽一切的爱令人窒息。女儿尽管背叛了父母，却无法在心里放下父母，对父母的依恋如噩梦般纠缠了女儿几十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诗人说：“总比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总比怎么也不肯妥协要好——，/但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悲伤的日子/如水泥浇铸而成。这就是生命。”*刘绮芬：《最高音》，第102页。

刘绮芬出版《最高音》是2005年，与她1990年出版第一本诗集相距15年。与前面3本诗集不同，《最高音》不再出现黑暗意象，表明她对自我的治愈从非理性的宣泄变为理性的反思：她开始直面自己与父母的冲突，并寻找冲突的根源。

三、死亡书写指向文化和解

对主流与边缘人群文化冲突的认识促使刘绮芬寻找她跟自己父母冲突的原因，她尝试了解父母所属的中国文化。在第五、第六本诗集的死亡书写中，诗人开始回归亲情，回头望向她当初逃离的家园。

刘绮芬在2001年出版了自传《生命观照》。在《紫色衣柜之梦》一文中，童年住过的房子十几年来反复出现在她的梦里。她对于曾经和父母一起度过的日子念念不忘，往事的回忆既痛苦又无法摆脱：“不远处，一个小个子的中年中国女人，她瘦弱的肩膀上挎着沉重的购物袋正在向我走近。我知道，我的父母几年前已经搬家了，这个女人那么像我的妈妈，我无法相信她正一步一步向我走近。怎么会是她……我后悔不该回来，不该穿越到这个过去的世界，它似乎有一股磁力把我吸住了。但是，这个可能是我的妈妈的女人从我的身边经过，没有停留继续往前走了，黑色诅咒被解除了。”其中，“黑色诅咒被解除了”，表明诗人的心开始柔软。《紫色衣柜之梦》深情款款地还原了一位中国母亲的形象：勤劳、干净、严厉。她把房子收拾得干净整洁，是一个爱家顾家的女主人。刘绮芬对母亲的感情很复杂，尽管她对母亲怀有恐惧，但是我们不难从她对母亲的描述中感觉到她对于母亲的维护。母亲对女儿的过度关注和管教表明她对女儿寄予了很大期望，她深爱女儿并在乎女儿的一切，以致于这种爱对女儿成了一种干涉，导致女儿为了摆脱母亲的控制离家出走，不仅跟生养她的父母恩断义绝，还朝向与父母期盼的目标截然相反的极端。她在精神上杀死了自己的父母。“这里演绎着另一个家庭的日常苦难，他们的私人危机，他们片刻的感激和平安”，表明诗人开始明白俗世存在的苦难谁也不能幸免，做父母的也会有自己的“私人危机”*刘绮芬：《由内而外——生命观照至今》,第203—205页。。文中的“中国”一词所隐喻的文化背景是不言而喻的，诗人怀着歉疚对中国母亲的正面描述表明她开始理解中国文化。

不同的人类文化是各个族群的精神财富。刘绮芬及其家族亲戚都生活在温哥华，大温哥华地区约有十几万华人，是北美最大的华人社区之一。在刘绮芬后期的诗歌中可以看到她作为华裔第二代对移民生活的书写。如《长寿》(Long Life)写道：“聊天的女人/在唐人街，手指料理着草药和鹿茸/用来煲汤，防寒祛湿。”*刘绮芬：《活在塑料下面》，加拿大多伦多：Oolichan书店，2010年，第15,11页。诗中所写唐人街一边料理中草药和鹿茸汤煲一边东拉西扯的女人们，这些典型的广东生活场景跃然纸上。刘绮芬的童年和少年就生活在温哥华东区以唐人街为主要特色、聚集了大量来自中国香港和广东移民的社区。这些中国移民生活在粤文化圈子里，他们勤劳朴实乐观积极，保留了传统的广东生活习惯。刘绮芬通过对家族亲戚的亲情回归，找到对本族文化的认同感，像一个流浪在外多年的小孩终于回到家中的感觉。

刘绮芬对黑暗情绪的最终治愈体现在她的死亡书写中。她从亲戚们的死亡中回归了亲情，接纳了自己与父母的不同，并且重塑了一个理性的父亲形象。在第五本诗集《失明》(Blindness)中诗人写道：“那天，父亲去医院之前跟我说：如果我发生意外，你是家中长女，要照顾你妈妈和你妹妹。那年我才10岁，一股恐惧袭上心头。他的眼睛有阴影，几近失明。家里人在他眼里都是模糊的影子。”*刘绮芬：《活在塑料下面》，加拿大多伦多：Oolichan书店，2010年，第15,11页。这里的父亲，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人，他心里首先考虑的是家人，尽管他不适当地把压力转移给了长女。刘绮芬的第六本诗集《一粒饭》(AGrainofRice)，其中的 “一粒饭”是父亲给她讲的一个故事，她为此写下一首诗，并以它作为整部诗集的名字来纪念她的父亲。也许正是其中的深刻主题，诗集被提名为多萝西里弗瑟奖(the Dorothy Livesay Award)和帕特劳瑟奖(the Pat Lowther Award)。

刘绮芬选择了一种荒谬的方式回归亲情。 她把最后一次见父亲的情景写在《冰冻》(Frozen)里：“最后一次见到我的父亲/他向我微笑，而我在墨镜和镇定剂的掩盖下/站在那里冷若冰霜。他皱眉转身。”因为参加姨母的葬礼，女儿和父母“15年来第一次，一生中最后一次”的碰面：“低沉的天空。/我们行完礼，匆匆回到车里。/我从车窗玻璃望向父亲——/这个男人，好帅，/我几乎想去抚摸他。/我从模糊的玻璃望着他/在光亮的空气里。15年来第一次，/一生中最后一次。我们没有向彼此/说一句话。我望着他，望着。”*刘绮芬：《一粒饭》，加拿大多伦多：Oolichan书店, 2012年，第32页。诗中尽管女儿冲动到“几乎想去抚摸”父亲，却只能恋恋不舍地“望着他，望着”，整个过程父女之间“没有向彼此/说一句话”。我们无法理解诗歌中父母与子女的这种非理性的关系，而只能用荒谬去解释它。根据加缪的荒谬理论，理性是有限的，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理性无法解释的非理性的现象，让人觉得荒唐离谱，不合常理。正是亲情的决绝和父女的依恋形成一种强烈对抗的张力，给读者带来了震撼。这种震撼不亚于任何一出悲剧。

刘绮芬所有诗歌中最感人的就是这些跟父爱有关的诗歌。加缪说：“如果人们承认世界自身也能够去爱，去忍受痛苦的话，那就与世界和解了。”*[法]加缪著，杜小真译：《西西弗的神话 论荒谬》，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21页。诗人最后并没有认可俗界的亲情关系，但她在诗界达成了与父母的和解，这是一种精神或灵魂的和解。正如刘绮芬后期诗歌中醒悟的，人与人的关系是精神和灵魂的陪伴，不是肉体，甚至不是情感的陪伴。唯有在灵魂和精神上产生共鸣的人与人的关系才能摆脱疏离，进入一种自由永恒的状态，人类才能最终达到诗意的栖居，摆脱孤独和恐惧的荒谬感。刘绮芬否定俗世间人与人的关系，这表明了诗人对解决文化冲突的保守态度。

结 语

人与人的关系是刘绮芬诗学的主题，她把原生家庭创伤投射为诗歌的黑暗意象。这股黑暗情绪是刘绮芬写作的动力。诗人在爱欲书写中,暴露了主流与边缘人群的文化冲突,从而开始关注自己与父母冲突的文化因素。她在死亡书写中回归亲情，走向了文化和解。

琳恩·科伯恩说她“永远在写她自己和她的经历”*参见‘she will write forever about herself and her experiences’，摘自琳恩·科伯恩：《值得称赞的生活》，《Herizons》2001年第15.1期。。 2004年，刘绮芬在访谈中坦言，她的诗歌是发自内心感受的一种自白：“尽管批评界有人不喜欢自白派，认为自白没有效果，我坚决不同意。”*参见‘Probably more the confessional aspect. For years I’ve been trying to get away from that, but I think now I have just accepted that that’s the sort of writer I am for the most part.I think there are critics who dislike confessional writing and think it’s not as valid. I definitely don’t agree with that, except that there has to be discipline.Young writers in particular who pretend to be confessional tend to throw everything onto the page without any kind of rigour or restraint’。摘自伊莎贝尔·卡斯特朗：《重新发现诗人：刘绮芬》，《加拿大研究》2004年第29.2期。跟许多自白诗人一样，刘绮芬写作首先是为了治疗，而诗歌的治疗作用也在其他诗人那里得到验证。所不同的是，刘绮芬的诗歌治疗是从文化入手，无论是她个人的黑暗情绪还是她诗歌中的黑暗意象，黑暗所指向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由于观念、价值取向不同导致的冲突。文化冲突是导致诗人创伤的原因，她对创伤的治愈也是通过文化和解达到的。

【责任编辑：李青果；责任校对：李青果，张慕华】

2016—07—21

区 鉷，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广州 510275)； 胡 敏，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广州 510275)。

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3.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