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余凯思

(柏林自由大学 东亚研究所，柏林 14195)



从历史与全球的角度看中国的崛起

译 者：邢宽(1990- )，男，北京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德国近现代史博士研究生。

校 译：孙立新(1962- )，男，山东青岛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德)余凯思

(柏林自由大学 东亚研究所，柏林 14195)

邢 宽 译 孙立新 校译

当今时代，中国的崛起无疑是一个正在改造着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的重大事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习惯于把中国的崛起看作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结果，历史学家却深知这是一个经历过多次试验和失败的长期发展进程。要真正理解中国的崛起，必须从全球史的角度，对近现代中国的“社会机制”变迁进行深入研究。社会机制包括制度和治理两个方面，当代中国的崛起可谓百余年来中国在与国际社会交往过程中不断进行的制度创新和治理手段调整的积极成果。

中国的崛起；全球史；社会机制

毋庸置疑，中国的崛起是当今最具戏剧性的事件之一，它重塑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非凡而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方面的奋起直追，以及它在全球舞台上日益增长的力量投射，已经改变了东亚，也改变了世界的其他部分。2012年11月“复兴之路”展览在北京开幕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一次提出了“中国梦”，将“中国梦”描绘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览讲述了中国在20世纪中从19世纪鸦片战争败给西方帝国主义者以来的屈辱中恢复的历程。然而，这部戏剧将如何结束仍旧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如果我们正在见证“中国复兴”抑或是中国“民族复兴”的时代，我们究竟如何才能够在历史条件中正确的理解它？就在很多研究当今中国政治和经济的人假定，按照政府的官方立场，中国的“崛起”只有三十年时间，以1978年邓小平进行领导地位为伊始，历史学家知道这一酝酿的过程要长得多。要理解上升中的中国，我们必须将(中国)早先几个世纪中伟大的遗产，中间的一些危机时期，以及上个世纪为了复苏而做出的努力囊括在我们的考虑之中。因为如果中国繁荣和自信的时代要在21世纪定义一些标准，那肯定是要归结于它的历史遗产以及它从逆境中复苏的能力。

这一方法建议对当代中国的历史进行再思考，这种思考涉及到中国过去的主要维度，目的是为了更为精确、细致地了解它当今的动态。

这一挑战使中国崛起的历史充满了曲折、错误和频繁的推倒重来：它是一部关于伟大志向与苦涩背叛、关于新开始和硬着陆、关于试验与失败，关于建设、破坏、再建设的周期交替往复的历史。理想与信心，伴着深层次的焦虑，经常导致按照新模式重新开始，结果却是在激烈而痛苦的过程中抛弃这些模式，并且用更新颖的模式代替它们，导致领导阶层的斗争，经常性的政策再配置以及体制的危机。

因此，中国连续藐视了来源于西方历史经验的一般假设和模式，苏联模式也不例外。对于中国的预言有一种共同特点：它们大多数都是错误的。事实上中国很不容易与其他国家相比。西方观察者发现，对于中国很难创造一种始终如一的叙述，更不用说一种连贯的解释。中国是很多东西——下一个超级大国、最后一个共产党极权主义国家、一个复兴中的古老的儒家文明、一个威胁、一个竞争者和一个不合潮流者——所有这些同时成立。

这一展示的目的是强调出一些推动中国崛起最为重要的历史因素。

一、传统的解释

很长时间以来，针对中国的研究和评论通常集中于确定中国的领导阶层为何未能现代化的原因，并且强调导致中国落后的历史因素。

在战后中国史研究的领域，可以区分出两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方法或是宏大叙事。第一个就是在历史里中国被描述为停滞、被动和传统的，而西方以进步、积极和现代的形象出现。学者指出，“儒家”对于商人的厌恶以及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抑制了市场的发展与工业化；一种“中国中心论”的世界观未能评估西方列强的实力；对于传统学问的强调规避了科学知识和技术革新；对于文化而不是民族的强调，帝国的定义，阻碍了民族主义的发展。思想文化史学者约瑟夫·列文森在他的经典著作中强调，通过他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不可能在成为“现代人”的同时成为“中国人”。假设将中国未能进行现代化，获得发展的失败原因解释为传统文化的持续影响。一些研究声称，毛泽东主义的实践只是强化了这种传统文化而不是将其连根拔起。

第二种颇具影响的方法专注于将共产主义作为解释中国失败背后的关键因素。极权主义理论支配着学术研究，主要关注于革命的动力，比如党、制度和意识形态。绝大多数描述都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描绘为一个全能的国家机器，强迫公民心甘情愿地认同政治系统和意识形态的输入。其结果就是，1949年被视为划分民国和新中国的决裂点。“共产党中国”倾向于被当作一种不同的研究单位。它和对于前现代中国和民国的研究相区分。

二、中国崛起中制度的角色

我的书基于一种不同的方法：目的是通过应用一种集中关注社会制度的历史研究方法，以一种新的方式展现中国的崛起。

中国的崛起，首先是基于一种渴望，即创造一个富强的现代化国家。中国的崛起不能被理解为一个绝对的范畴，而是包含具体的社会资源、政治利益以及经济计划的社会建构。不能假定崛起和现代化的含义中有一种普世的或者是西方的模式。这样的理念会导致对历史的误读，对于西方世界之外现代化进程的误判，并且会错失很多现代性的其他形式和变体。中国人对于西方现代性的替代品和变体的不懈搜索，反对占据主导地位的，具有简单的西方中心论特点的现代性和现代化概念。

在这种观点中，崛起与现代化也不意味着与自己的过去相割裂。尽管现代性理念自身的前提条件就是对那些被视为是前现代的东西进行转变，“历史遗产”在经久不衰的文明中仍被当作具有重大意义。的确，不论是西化了还保留了本土形态，在大多数非西方的社会中，传统与现代条件的共存是当今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对于崛起和现代性的理解要随时间和空间而转移，中国各种各样的参与者普遍坚持追求这种原则，为的是让国家变的更为富强。

相较于在意识形态或者文化上寻求答案，我对制度更感兴趣，因为对于社会制度的调查可以明显促进我们对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发展中成功与失败的理解。这一方法是有前提的，即历史的发展是由某一社会为了组织其成员的合作与互动而建立的制度当中的变化所塑造的。社会制度组织着日常生活并且指导人类的行动与互动。就像道格拉斯·诺斯主张的那样：“制度的变化塑造了社会随时间发展的方式并因此是理解历史变化的关键”。故而，本书中主要的关注点是制度，制度环境(亦称游戏规则——政体、司法制度、法律、政策)和管理制度(亦称游戏的进行——对于控制、激励、强制、协调或监管的应用)。尽管习惯于每次在一个层面上展开工作，通过每个层面了解其他的，在一个复杂的历史研究中，需要尝试进行综合以理解历史发展中的复杂的动力机制。

我关注的是制度(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而不是领导者。但是，本次介绍旨在一种宽泛的概述，因此无法就某种制度进行细致深入讨论。

三、中国制度发展的不同阶段

中国制度的发展有四个明显的阶段：

近代早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几个帝国之一，也是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清代早期展现出了强大的军事力量，物质上的繁荣和社会稳定，在一个虽然仍是农业主导，却日益商业化的经济之上，支撑了人口快速增长和地域上的巨大扩张。与世界的联系促进了商业的革命，让中国成了世界的一个经济中心。它还有一些世界最先进的工业——例如纺织、冶铁和制瓷工业。一系列高效而精致的制度，例如帝国政府(一个高度复杂而且高效的管理组织)、科举制度、社会福利和自由市场系统让中国社会茁壮成长。这些制度在非正式规则而非正式的法律之上运作。

在19世纪的第二阶段，中国滑入了危机。衰落的过程中，中国贫穷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大多数中国人只能依靠长时间劳动所获得的微薄收入和匮乏的饮食为生，不能积累任何资源或者资本，没有福利和医疗照顾。最终，财政收入剧烈下降，绝大多数政府机构陷于瘫痪。

中国在晚清时期的危机在很多方面并非是独一无二的，而是反映了19世纪陆地帝国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它们都需要努力克服与上升中的民族主义、新的军事科技以及自然和全球环境相关的挑战。

中国是一个经济危机不断扩大、环境条件恶化、社会动乱和外敌入侵共同导致制度失败的典型案例。应该提到五大因素：第一，环境退化和全球气候模式的改变恶化了早已危险的环境形势，并且导致了中国北方降水量的大幅波动与南方日益增多的洪水。它与人口增长同时作用，中国前现代的农业遭遇减产，导致农村的贫困。第二，帝国主义的经济影响加剧了中国已有的经济困境。白银的外流以及后来西方纺织品和其他产品的竞争导致了国内经济的严重衰退，后者导致价格下滑与农业收入减少。第三，外国资本、技术和知识流入通商口岸的领域，造成了沿海地区和内部地区日益加剧的分离，侵蚀了社会的稳定。第四，帝国政治制度在处理日益迫近的问题、寻找解决经济滑坡、地区间不平衡和社会动荡的有效方法上的失败。这一最后因素背后的本质问题是政治中心在适应环境变化时的犹豫不决。从根本上讲，中国的管理并不充分的原因是由于长期以来政府太小、太廉价、太虚弱。19世纪早期的“道光萧条”之中，政府在财政和管理上的衰退继续恶化。最后，当被拿来与18世纪的鼎盛时期相比较时，清政府变得愈发资不抵债、腐败和低效。总共只有三万名官员和军官管理亚洲最大的国家，这一因素过去曾经为人民带来福祉，但是削弱了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管理、财政和军事能力。中国为这种管理不充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一个人口不断增长，人均收入陷入停顿甚至下降的领域中，制度上的失败限制了中央调动资源实行新的管理革新或者应对国家危机的能力。有限的收入加之地方管理缺乏财政规定，要求皇帝允许实质上的财政滥用，依靠文化措施和临时的严惩以制止不妥协的行为。随着帝国体制内部的凝聚力开始衰退，它的功能和延续愈发依赖于地方层面的掌权者运用紧缺的资源，例如物质和政治上的奖励，平息不满并创造赞同的能力。

在这种解释中，是一系列特别具体的历史因素的组合，而不是一个首要的单一因素，比如普遍的资源局限或是文化导向，在通商口岸体系建之前不久以及建立之后，紧紧地约束了中国的发展。

因此，19世纪中国的衰退主要是由制度上和政治上的失败造成的，致使它难以利用历史上的优势并在社会动乱和外国帝国主义面前保护自己 。自19世纪晚期开始，中国的领导人依靠从上至下的集中于国防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工业化项目，尝试改革并重建现存体制。在199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教育、军事、经济和政府方面也施行了更深层次的制度改革。

这一时期的改革取得了少数有限的成功，并且影响了后来更为激进的运动。王朝帝国不仅展现了抵御冲击的能力，也展现了在可能影响稳定的危机爆发之后恢复稳定的能力。此外，与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相对立，儒家的价值观念后来声称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充分的中国基础。这一时期也是塑造中国近代政治、军事文化的转折点。生活在失乐园中，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的耻辱的感觉，将会强迫这个国家的自强和发展，目的是最终赶超西方并且能够再次自我防卫，重塑中国的荣誉。

19世纪解体的所有近代早期陆地帝国之中，似乎只有清帝国作为国家实体持续了下去。奥斯曼帝国最终分裂为多个国家，而俄国分裂加盟共和国，最后统一在联邦的结构之下。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以一个基于之前帝国疆域的统一实体进入革命时代的。

第三阶段始于20世纪晚期。尽管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和内战导致了破坏与混乱，中国从未停止追求制度改革和自强的步伐。关注点愈发从改革转变为革新。因此，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去除过去的制度，代之以新制度，用以阻止经济和政治上的衰退，重启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发展。在这一时期，一系列新的政府机构得以建立。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基于欧洲和美国的模式：一个现代的银行体系得以建立，大量管理国家和经济的新法规得以通过。在外国资助的学校和机构相当大的帮助下，中国的教育系统也发生了转变。战争以及被取代的恐惧强化了政府官员思想中对于混乱的深刻畏惧，导致他们建立并扩大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机构用来确保国内治安。获得全权授权的秘密警察、执法机关和情报机构群体与对付大量偏离路线者和反对者的能力同时出现。国家经济发展成了政府的主要职责，最终它会足够重视这一责任，以至于会调节、控制，在战争时期甚至会控制所有的工业。相应的，经济生活中的私人领域也受到限制。

人们首先会发现民族国家控制下的强大机构稳步而无情的崛起，以及它干涉近代中国社会的构成的能力。战时体制在创造强大的政府机构方面十分在行，这些机构延伸出一张普遍的毛细血管网，控制着整个社会。扩张中的政府能够聚集起整整几代的情报和执法机构的成员并同时获得他们的忠诚。这种权力的集中和其他由于政府关注而进行的关键制度建设是相互关联的，包括公民的中央登记，通过中央的税收制度汲取资源，通过学校课程以及得到赞助的公共纪念仪式所进行的社会记忆构建以及民族认同的宣传。总体上，中国变得更为军事化、类别化、官僚化。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府机构的用途和构成整体上经历了一个重要的改变。

当然，此时的在政府执行它们的经济控制和发展计划时只取得了很小一部分的成功。最后，这些可能会保持不变，就像茱莉亚·施特劳斯争辩的那样“无力政权中的强大机构。”在整个民国时段，非政府团体和国际救济组织，例如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红十字会和佛教徒受此启发而成立的红卍字会，为饱受战争和灾难摧残的人民提供了主要的支持。结果是中华民国的确成功地促进了有限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纵使这些影响局限于沿海区域。尽管从长期看，这些努力有可能成功地将中国带出贫困，各种各样的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内战让这种发展陷入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停滞之中。

第四阶段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当20世纪50年代国家统一最终实现之后，一种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变体被引入，继续之前在中国建立新的、更为有力的制度结构的持续计划。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党和国家植入社会，发展出深层根系，不再是一种外部的、次要的存在。中央集权和国家职能也得到恢复。农村集体化允许国家从中国巨大的农业经济中征用资源，并将这些资源重新分配到重工业和国防，还有基础设施、教育和基本社会福利的发展之中。

这一观察中暗含着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在这头30年，中国共产党很擅长制度摧毁，但是在摧毁制度的同时却不能利用一批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新精英创造并且完全巩固一种崭新的高效的制度。相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需要依靠现存的精英。如果说有可能的话，那就是这暗示着毛主义预期中对于国家和政治体系的革命最终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创造穿透整个社会直至草根阶层的新机构，并且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汲取资源，但它的成功是破碎而极其不均衡的。

毛的政府还需要处理对它的举措从未间断的抵制，还有不满、不均衡性、有限的多元化以及官方和非官方文化及持续的冲突。城乡间的差距只是扩大了，社会不平的依旧如故，或是被新的不平等所取代。换言之，这个社会仍旧有群体冲突和异议的普遍可能。

事后看来，这些问题的原因十分明显。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了一个无可争议的困难局面：遭到轰炸的城市、破损的堤坝、渴望得到土地的农民、遍及全国的难民流动以及国外势力的干涉。20世纪中叶，需要管理的中国是一个极度多样的、被彻底撼动的、粗糙的社会领域。这里有一个巨大而极富弹性的文化记忆储藏库，贮存着文化记忆、传统做法和跨国联系，这些都可以从故事和歌曲、节日和仪式、街头新闻和电影中捕捉到。这里还有黑市、走私和赌博的圈子，以及各种形式的异议和直接的反对。这里有资本家、基督教徒、佛教徒、无政府主义者、组织起来的劳工、各种类型的农民、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及追随其他价值观和信仰的人，他们成功的收买行动似乎长期以来规避了帝国和民国。除了各种活动和运动之外，还有固执的回忆与愿景，有组织的或是分散的，公开或是地下的信息传递的主体，回避党的指令。要用不同程度的热情和成就建设新中国，党需要以文化资本、政治能量、草根力量动员和社会工程等形式进行大量的投入。设置诸如社会转型之类的高远目标有着强大的效果，允许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意义深远的中央集权，社会被严格组织并被吸收进一个由政府主导的层级结构之中。通过强制或是劝说的方式将早已存在的资本世界和海外联系进行根除、再教育或是改造需要非同寻常的努力。但是，令他们沮丧的是，干部们发现中国社会究竟是那么参差不齐、强硬与桀骜不驯。

当然，社会主义在东欧也遇到了抵抗，但是在我看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工程随时都会失败，因为它需要处理一个巨大而且非常多元的社会，这个社会不愿意变为社会主义。“旧世界”零零散散地坚持了下来。“新世界”在挣扎中诞生。正是这一困境使毛泽东确信需要一场文化大革命。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的时段以深刻的争论为标志，这些争论似乎引出对于具有侵略性的管理技术的应用，比如思想改造、整风运动以及纯粹的暴力，但是这些管理技术施行的仍旧并不均衡，而最后的胜利又难以捉摸。它最终未能真正处理贫困、环境恶化和技术落后等长期问题。

因此，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和邓小平新的现实主义风格的领导，在1978年创造了条件，让第五阶段，也是最后阶段中更多更根本的变化成为了可能。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于官僚国家残余的狂暴的摧毁(以及新的中间指挥权威的兴起)容许了毛时代之后新的管理精英和新的机构占据优势地位，从那以后这成了稳定的关键因素。也许中国成功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它的经济导向最重要的特点是在重要体制改革上平缓的、具有实验性的本质。20世纪80年代改革关注市场经济的复苏和农村发展，而20世纪90年代则是推动国有企业转型为利润导向型的公司。一个分散管理的威权体制浮现出来，开始促进经济的迅速发展。实现了中国经济体量和人民富裕程度的真正提升。这一发展重塑了中国的结构，降低了对于农业的依赖，提高了工业的比例，近来更提高了服务业的比例。中国曾经是国家掌控并孤立于世界之外的。现在中国与全球的生产和消费循环融为一体。重要的体制变革促进了资本、技术、政策专业性等领域的进步，并因此让实现历史潜力成为可能。政策上的根本变化、渐进式的体制改革进和管理经验的历史遗产、精致的市场，还有是识字率以及教育，提供了中国发展的基础。

结语

总而言之，20世纪早期中国消除了很多政治制度：皇帝、科举制度、地方士绅，这些政治制度曾经是保持帝国长治久安的关键。作为替代，中国从全球制度选项的菜单中进行挑选：立宪共和、袁世凯治下自封的立宪制的“中华帝国”、军阀混战时代肆无忌惮的军国主义、民国以及20世纪30年代些许的法西斯主义、几种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20世纪50年代的斯大林主义以及20世纪60年代它在中国的变体——毛主义，20世纪80和90年代全面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度转变都在中国社会中留下了它们的痕迹。结果就是一个制度上混合的“拼接物”，充满张力和矛盾，导致了频繁的政策转变还有内在固有的不稳定性。

中国崛起的关键性挑战是寻找一个可以开启历史潜能的公式。(中国的)历史优势由前现代中国相对复杂的制度以及对于精英政治和教育的强调，还有运作像中华帝国的官僚系统这样复杂的管理组织的经验构成。中国社会制度的历史遗产以及对于广泛的新制度形式具有创造性的改造最终会让中国面对各种各样的制度设定，在一种充满挫折与抵抗，渐进而痛苦的过程中，在制度上寻找解决国家所面对的长期问题(特别是在经济上，但是也有其他的领域，比如福利、基础设施)的方法。相较之下，东欧进行的是向西方制度的全面转变。

创造一个新的现代化的中国特别意味着破坏、建设或是改革制度。中国的崛起真的展现了在历史遗产和广泛国外模式的基础之上，制度改革和适应所体现的缓慢而显著的效果。它导致了一个日趋稳定、混合了正式与非正式规则的集合体缓慢而痛苦的兴起，其目的是为了创造稳定、合法性并重现国家的伟大。

(本文根据余凯思教授2016年10月1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学术讲堂发表的学术演讲翻译整理)

责任编辑：鞠德峰

The Rise of China: Historical and Global Perspectives

Klaus Mühlhahn

(Graduate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 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 Berlin14195, Germany)

At presen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rise of China is an event that is changing the world we live in. Scholars from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ields tend to view the rise of China as the result of th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beginning in the end of the 1970s, while historians are well aware that this is a long-term development procedure, which has experienced countless experiments and failur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ise of China truly, we need an in-depth research of the "social institutions" of modern China from historical and global perspectives. Social institutions consists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institutions of governance.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is an achievement brought by constant innovations in institutions and adjustments in methods of governance during China's interaction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ver the past one and a half century.

the rise of China; global history; social institutions

2016-12-21

余凯思(Klaus Mühlhahn)，男，德国著名汉学家和历史学家，曾先后执教于芬兰土尔库大学、美国印第安那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及历史系，其专著《中国刑事司法史》(Criminal Justice in China-AHistory)获2009年度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现任柏林自由大学副校长、东亚研究所所长、历史与文化学院首席讲座教授，德国国家卓越研究计划项目负责人，主要从事20世纪中西交流和中国的文化与社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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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335X(2017)03-006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