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

北大未名湖后湖的朗润园有四位世纪老人：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和张中行。季羡林老先生是东方学家，金克木先生是印度学家，邓广铭先生是历史学家，张中行先生是中国古文献或者说古文学思想家。四位老人我都有幸多次专门拜访过。这些年，四位老人都走了。今年是张中行先生逝世十周年，我重新走进冰天雪地的朗润园，一种人去楼空、大师谢去的悲凉不由涌上心头。季老当年评价张中行先生说的话犹在耳畔：“高人，逸人，至人，超人。文如其名，名如其人！”

从被边缘化的杂学家到学术大家

张中行先生的文化形象经历了一个从“边缘化”中走出来，逐渐变成一个杂学家，最后变成一个学术大家的过程。第一次被边缘化是在“五四”时期，在那个狂飙突进的时代，先生的文化形象颇为不佳，他曾成了余永泽的“原型”。读过杨沫《青春之歌》的人都知道，余永泽是当时保守、僵化、守旧的代表，与当时激进的北大思潮格格不入。当小说拍成电影后传播进了千家万户，可以说那时候他成了一个反面的形象。但作为一个学者，张中行与作家杨沫的分手，据他自己的说法是在“信与疑”的不同理念中分手。分手后，张中行没有了情爱的羁绊，也不参与是非的争辩。因此他便有了更多的时间，一心一意做学问。他相信一个学者，一个读书人最本分的事情就是读书和思考，他是要做事业而不是要做是非，他要坚持中国的文化立场。经过长期努力和灵魂磨难，他的学术形象逐渐从反面走向正面，并且以自己的诸多著作成为学界的学术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