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可涛

(中国矿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孔子思想的现代阐扬
——陈大齐的孔子研究述论

胡可涛

(中国矿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在台湾儒学研究领域，陈大齐对孔子的研究成果丰硕，独树一帜。他主张“以论解论”，从文本的源头入手还原孔子思想的“真面目”，澄清世人的误解。他还归纳了孔子思想的“中心概念”、思想主旨、特色、性质，并对孔子思想进行了现代意义的阐扬。陈大齐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孔子研究，有利于孔子思想贴近现代社会，进入日常生活，由此却也构成其孔子研究的“瓶颈”。

陈大齐；孔子研究；仁义合一主义；道德哲学

陈大齐(1886-1983)，字百年，浙江海盐人。他早岁在海盐尚书厅徐氏家塾就读，后至上海广方言馆习英文。1901年，陈大齐进入求是学堂学习,两年后留学日本，入仙台第二高等学校，后就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哲学门，专攻心理学，获文学士学位。回国后，1912年任浙江高等学校校长，兼浙江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教授。1913年春任北京政法专门学校预科教授。1914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继而担任哲学系主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民政府考试院秘书长、考选委员会副会长、会长等。赴台后，陈大齐曾任台湾大学教授、政治大学教授暨政治大学首任校长、孔孟学会首任理事长，中华学术院哲学协会第二任会长等职务。

陈大齐因在心理学上的卓越贡献而为大陆学人所知。他最早在北京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较早通过调查问卷来撰写心理研究报告，并撰写了我国第一本大学心理学教科书——《心理学大纲》。他还在民族心理、审判心理、儿童心理方面进行过相关的译述和介绍工作。其实，陈氏一生好学不倦，知识视野不拘一格，不独在心理学领域，还在逻辑学、因明学、儒学等诸多领域皆有建树，存世著作多达20余种。陈氏自述其一生学术有四变：早岁研习心理学与理则学，随后专攻因明学，既而探赜荀学之奥秘，最终归本于孔子研究。前一期为“稗贩时期”，后三期为“加工期”，由因明的研习，延及论语的研读。他自谓学力不足以“自制新品”，却以“加工期”为“最高峰”[1]465。陈氏在其著《平凡的道德观》一书中说：“著者幼年所受，是儒家精神的教育，晚年所喜欢研究的，是孔子的思想。”[2]他是欲窥中国名学之堂奥而研究荀子，因研究荀子需兼及孔子。在阅读《论语》的过程中，逐渐折服于孔子思想的深邃。

一、 孔子思想之“正本清源”及研读方法的提炼

陈大齐云：“孔子思想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渲染烘托，蒙上了纱幕，受到了遮蔽。从纱幕的外围旋绕观察，好像雾里看花，所看到的，不一定是孔子思想的真面目。”[3]1在陈大齐看来，孔子思想之所以遭受种种误解，原因有二：一则现代人见到的孔子言论很多是误记和假托的，并非孔子本人所说。由于孔子“述而不作”，孔门后学在传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错讹，譬如后世流传下来的《鲁论语》《齐论语》及《古论语》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至于假托的情形就更为普遍。在学术史上，不计其数的“尊孔者”编造有利于自己学派利益的言论，托为孔子所说，以自抬身价。“绌孔者”则不遗余力地篡改孔子的言论作为抨击的靶子。两者均扭曲了孔子思想的原貌。二则孔子的言论措辞简单、涵义丰富，存在着较大的诠释空间。宣扬孔子思想难免夹杂着其他学派的思想，甚至以其他学派的思想来解释孔子，由此就会遮蔽孔子思想的真面目。尤其进入现代社会，世人更是认为孔子思想与时代不合拍，并以前人的错误解读为理论依据，抨击孔子以及儒家思想。显然，研究孔子的思想首先必须正本清源，澄清孔子思想的“真面目”。陈大齐总结了世人对孔子学说产生误解的六种代表性的观点，逐条进行了批驳：

其一,复古主义。针对有人认为孔子是因循守旧的复古主义者,陈大齐认为孔子既不是社会退化论者，也不是复古主义者。《论语》在谈及“周礼”的时候，认为它是对夏商两代之“礼”因革损益的基础之上形成的，显然是主张当代胜于前代，明显符合社会进化论的逻辑。在《论语》中，孔子对于治国之道，有的主张“用古”，也有的主张“用今”，还有的主张“古今并用”，其实关键的问题不在古今，而在于善不善。

其二,偏重保守。有人认为 “述而不作”即体现孔子思想偏于保守、缺乏进取精神。陈氏指出这句话的解读存在问题,此句话并不是对古人说过的话不敢抒发自己观点的意思。实际上，孔子秉承的是历史经验主义的态度，主张只说有凭有据的实话，不说不着边际、无可征验的话。此外，孔子主张学思并重，有着鲜明的进取精神。孔子秉承的是“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甚至，在“中行”的理想人格不可得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认为有进取性的“狂者”也是可以接受的。

其三,违反科学。有观点认为孔子思想是不科学的，甚至将中国自然科学不发达的原因归结于此。陈大齐区分了狭义和广义的科学。他认为狭义的科学专指自然科学，广义上则包括社会科学。科学的解释不能仅仅局限于狭义，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两者并行不悖，都必须以正确的经验为基础加以合理的推论。孔子的思想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亦体现了科学求真的精神。孔子主张“毋意”，即不作主观臆断，而是以诚实的态度对待知识。对于听到的，不轻信，要考察有无可疑之处；发现可疑的，则需要舍弃;不觉得可疑的，亦必须审慎思考，不可大意。他甚至认为孔子主张“博学于文”与归纳推理的基本理论相符。显然，孔子的思想是富有科学精神的，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只会起到促进作用，而非阻碍作用。

其四,轻视功利。有人认为以孔子思想为主的儒家重“义”轻“利”，甚至只要“义”不要“利”。陈大齐认为这完全是误读，孔子思想中的“义”与“利”是统一的：“孔子言论中所说及的利,有不合于义的，亦有不仅能合于义且甚合于义的。故在孔子言论中，其义与利二名，只可解作别异概念，不当解作反对概念。”[4]32-33换而言之，孔子反对的仅仅是不义之“利”，仁义是实现“功”、“利”最大化的有效途径。义利合则两益，义利分则两损。故而，认为孔子轻视功利实属以偏概全。

其五,提倡严肃生活。有观点认为孔子提倡的生活循规蹈矩，单调乏味，窒息人的生命活力，与现代休闲观念格格不入。陈大齐认为虽然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但是注重用“乐”来调剂人的心灵，丰富人的生命情感。孔子本人对音乐有精到的认识，并擅长音乐的技能。对于音乐的陶醉，竟然到了“三月不知肉味”的程度。除了重视音乐，他还喜欢垂钓、狩猎等休闲活动。事实上，“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在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之外，更向往的是一种“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诗意生活。故而，在孔子思想中，君子人格绝对不是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暮气沉沉的人，而是活泼泼的，具有朝气的人。

最后,崇尚虚文。有人批评孔子提倡礼制，以至走向繁文缛节的形式主义。陈大齐先生认为这是儒家礼制被后人歪曲衍生的流弊，并非孔子思想的问题。在“礼”的问题上，孔子极力强调“礼义”的内容对于“礼仪”的形式的宰制性，主张文质合一，才能塑造好君子人格。并且，孔子本人对于其身处的“礼崩乐坏”的时代所出现的虚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并注重回归“仁义”，坚守“礼之本”。

以上对孔子思想的理解偏差首先源于对孔子思想解读方法的缺陷。前人对《论语》的解读，多是“以经解经”。这种方法不失为“进步的切实办法”，不过，依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非儒家类的典籍，很多是站在孔子思想的对立面，其中不乏对孔子及其思想的攻击性言论，多有歪曲与篡改，显然不可信从。即使是儒家典籍，还是存在不少伪托、误记的情形。例如很多学者依据《礼记》解读孔子思想，而《礼记》大抵是后儒依托孔子发表的言论，并非孔子本人的真实观点。陈大齐认为：“凡有所解释，必求其余《论语》他处所说相符顺而不相抵触，在取舍前人所作解释时，亦以此为准，与《论语》他处所说相符顺的，则认为是；相抵触的，则以为非。如此研读，当比以经解经更为切实。”[5]26陈大齐之所以提出“以论解论”，是因为他认为在有关孔子思想的文字中，《论语》算是可信度最高的版本：“在诸种记载孔子言行的典籍中，《论语》成书最早。但凭这一点，已可断言，在诸间接资料中，《论语》最足置信。”[6]自序2

大多数外国留学生对于形声字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这不利于对外汉语教师开展形声字的教学。首先应当让留学生们了解形声字的相关知识。形声字的概念最早出现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这句话中。通过对前人的研究总结，得出当今学术界对形声字的定义是：形声字是由形符和声符构成，形符示义，声符示音，它在表示一定意义的同时，还表示一定的读音。

在《论语》的研读方面，陈大齐总结了十方面值得注意的地方：(1) 力避断章取义；(2) 同名务作同解；(3) 不忽视虚字的作用；(4) 作不得已的补充；(5) 少作不合文例的解释；(6) 少作事实判断；(7) 不作不当的推测；(8) 疏通似是而非的矛盾；(9) 以言论间的符顺助证；(10) 可疑章句不求强解。陈氏对于每一点都有例证与说明。仅就第二点为例，他认为中国语言文字的内涵丰富，一词多义现象比较普遍。在解读《论语》中文字的意思出现可此可彼，不知道如何解释的时候，最好参考《论语》他处使用该字涵义的情形。譬如《论语•为政篇》：“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朱熹释“攻”为“专治而欲精之”，孙弈解“攻”为“已、止”，谓“攻其异端，使吾道明，则异端之害自止。”陈大齐认为《论语》中，除了孙氏提到的《颜渊篇》的：“攻其恶，无攻人之恶”，还有《先进篇》的“小子鸣鼓而攻之”，可证孙弈的解释较为可取。

二、 孔子思想之“中心概念”及思想主旨的概括

研究人物的学术思想，不可不把握其中心概念。陈大齐认为中心概念，有四个基本特征：其一是根本的概念，其他概念由之衍生；其二是领导的概念，其他概念受之领导；其三是主要的概念，其他概念居于次要地位；其四，涵摄力量最大，其他概念为之所涵摄。依此四条标准，孔子思想有五个中心概念，即“道”“德”“仁”“义”“礼”。对这五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陈氏多有阐发：

(一) “道”：“道”的本意是“所由”、“道路”的意思，后来引申为“应由”。前者是“事实上的道”，后者是“价值上的道”。两者的区别在于：“事实上的道与价值上的道，时或一致，时或不一致。故事实上的道，有应由的，亦有不应由的。价值上的道，有事实上所由的，亦有事实上所未由的。”[5]106“道”作为孔子思想的中心概念之一，在内涵上偏重于“价值上的道”。按照孟子的说法，孔子曾经把“道”分为“仁道”与“不仁道”两种。以“仁道”来表达作为孔子思想的中心概念“道”比较准确，可以呈现其内容的普遍性。

(二) “德”：“德”的本意是“所得”的意思。陈大齐认为孔子言论中使用的“德”有两层涵义：一为性能，二为恩惠。性能发生作用，对人对物势必会产生影响，其影响可能有利，也可能有害。有利的，就是恩惠。“道”与“德”的分别在于：“道”是客观的，是人们经由的路径；“德”是主观的，是人所修得的性能，所谓“德者，得也”。或可说，“德是主观化的道，道是客观化的德”[6]34，两者显得不可分割。

(三) “仁”：从字义的角度而言，“仁”一般被解释为“从人从二”、“相人偶”。陈大齐对此持保留意见，他认为孔子提倡的“仁”不仅用于对待别人，也用于对待自己。本着“以论解论”的原则，陈大齐援引《论语》的两则言论来求解“仁”的内涵。一则是《颜渊篇》所载的：“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另一则是《雍也篇》记载孔子答复子贡的话：“夫人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认为孔子所说的“仁”，除了爱人之外，还有爱己，甚至爱物的意思：“孔子所说的仁，除了自爱与爱人以外，又兼摄对于事物的爱。”[7]7“自爱”实是仁的“始基”，“爱人”“爱物”则为扩展，此谓狭义的“仁”，是作为一切美德中的一个德目。狭义的仁，即是“爱人”“爱众”的爱，是一切美德中的一个德目。至于广义的“仁”则是“众德”的总称或“集合体”，包括忠信、孝悌、敬勇等在内的一切美德，缺乏一个都不能称之为“仁”。“仁”与其他诸德的关系，不是“大类”与“小类”的关系，而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四) “义”：“义”是合宜的意思，先后有两层因素，先一层为“无适”与“无莫”，后一层为选取最合宜者。前一个因素为“不固”，后一层因素为“中”。前者是消极的因素，后者是积极的因素。知识是“义”的本源，是“义”之所从出。一切言行能否合于“义”，莫不取决于知识的多寡与精粗。事情要想处理中肯，第一步必须先认识对象的性质及其所处的环境。第二步则必须设想诸种可资采取的处理办法，而且需要设想周到，务期无所遗漏。“义”是一切德行的必要因素，缺了“它”，“躯壳虽存，精神已失”，就不能称之为“德”了。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陈大齐认为“义”发挥着三种作用：一为指导作用，即什么事情应当做，什么事情不应当做；二为节制作用，即约束和遏制不当行为的发生；三为贯穿作用，即“义”贯穿行为的始终。在这五个中心概念中，陈氏认为孔子所最着重的，应当是“义”，“义”可谓是“中心的中心”。

(五) “礼”：后世解释“礼”大抵有三种意思，即“理”、“体”及“履”。陈氏以“履”为最当。“礼”是“用以行”“用以动”的，故礼是所履行的。孔子对“礼”的阐述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不专尚虚文，二是并非一成不变。由此，衍生出“礼”的两层涵义：“孔子所说的礼，似可分析为深浅二层，深一层的是礼的大本，浅一层的是礼的仪节。孔子所认为可以变动的，当属浅一层的仪节，至于深一层的大本，当是不可变动的。”[5]70前者是绝对的，后者是相对的。

陈大齐指出“道”“德”“仁”“义”“礼”：“这五个概念，并不是分指不同的事情，而系指着一件事情。”[7]3按理讲，这种表述大体可以概括为“道德仁义礼合一说”，或者“五位一体说”，不过，陈氏以为“仁义合一主义”足以概括孔子思想的主旨。因为“道”“德”虽有内外之分，却是一个意思。在孔子的思想中，道德的内容是“仁”。故而，可以用“仁”来化约“道”与“德”。提及《论语》中的“仁”，必然蕴含着“仁道”或者“仁德”的意思。至于“礼”和“义”，也是一个意思，只不过前者偏重“文”，后者偏重“质”。孔子固然文质并重，却常常流露出“质胜文”的态度，用“礼”代表“义”不若用“义”去收摄“礼”。如此，孔子思想的主旨就被简化到“仁”与“义”上。那么，为什么孔子的言论中并没有出现“仁”与“义”连用的情形呢？陈大齐认为，这是逻辑上的问题：“仁”是众德的总称，而“义”是成德之本，二者属于不同的范畴。

在孔子“仁义合一主义”的思想主旨中，“仁”属于情绪，“义”属于理智。 “仁”是诸德的综合，偏重情绪，“义”是智的结晶，强调理智。“仁”要发挥最大的功用，就必须理智的介入与渗透。而“义”恰是“以智为本”。“仁”合于理智必然推展出合于“义”，“仁智融合”也就转成“仁义融合”。在陈大齐看来，这种“仁义交融主义”不仅能尽 “孔子的真面目”，而且体现了孔子思想的“恒广价值”。既然孔子所提倡的道德是由“仁”与“义”交织而成的，那么孔子所讲的道德修养论就包括两个部分：合于“义”的“仁”以及实现“仁”的“义”。陈大齐认为，孔子以“仁”为体，以“义”为用，“仁”处常， “义”应变。前者是就主义或目的说的，后者是就实行主义或达成目的的方法说的。“仁”是“以不变应万变”，处理任何事情，都以“仁”为本，守住“善良的动机”，不可稍存邪念；“义”是“以万变应万变”，处理任何事情，必须讲求有效的方法，不可墨守成规，“执一而失宜”：“仁以范围义，义以实现仁。仁义必须合作，而后始能处理得当，故以不变应万变与以万变应万变，亦必须两相合作，而后始能收获善果。”[4]44一言以蔽之，孔子的“仁义合一主义”可谓“体常而尽变”。

三、 孔子思想之特色与性质的归纳

孔子思想不仅博大而精深，而且不落窠臼，别具特色。陈大齐将孔子思想的思想特点归纳为四条：

首先，宗旨的正大:孔子的思想的出发点，既不是为了谋求个人的利禄，也不是为了为某一阶级或某一集团的特权辩护，而是为了大众谋求安乐，为社会谋求进步，为国家谋求太平。孔子的政治思想就是以此作为原则，提出了 “德化主义”或“礼治主义”：“以治本为主，以治标为辅，亦显示其政治思想之能见其大。现代世界各国莫不重视国民教育，正与孔子此意相合。”[3]24并且，孔子主张的重点，在于“振敝起衰”，又可称为“起衰主义”。孔子从道德实践的观点出发，最关注的是道德意识的滋长与道德行为的兴盛。不过，当时的社会现实却是道德意识十分低落，道德行为也非常衰颓，几乎与理想上所期望的背道而驰。在这种情况下，孔子以激越的道德理想主义，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鼓舞大众力图振作，推动社会从衰落走向兴盛。

其次，主张的平实：孔子的思想，平实而不玄妙，其所主张的道理，都是普通人能够理解，能够去做的，而不是一些远离实际生活而玄之又玄的理论：“孔子思想，非常平实，不说恍惚迷离而不可究诘的话，不讲幽隐玄妙而不可捉摸的理，只就寻常日用的事情，提示做人的道理。所提示的，不过高，亦不过卑，只要立志去做，为人人所能做到，但若怠忽而不努力，则又终不能到达。”[2]序2譬如孔子不提倡“以德报怨”，是因为其理想性太高，很难落实，在实践中亦有不良的后果：不仅足以“养奸”，且足以“奖恶”。从社会道德的层面看并不可取。孔子主张的平实，还可从其“中庸”之道得窥。他的许多言论，教人立身处世，适可而止，不可过甚。这与他的思想注重实践有密切的关联。毕竟，凡是所提倡的，只要肯努力便不难做到的，才有实践的可能。如果有意去做而很难做到，势必流为空言，不会有人去实践。

再次，顾虑的周到：所谓顾虑周到，就是凡属于应该顾虑到的方面，统统照顾到，没有遗漏。在道德问题上，孔子看到了“仁”的好处之外，还看到了“仁”的不足，提出以“义”来弥补，通过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智的交融与平衡来杜绝流弊，使“仁”进入只有利而没有害的境地。在教育人才方面，孔子一方面顾及到“有教无类”，另一个方面则重视“因材施教”；在政治方面，孔子重视责任和义务的双向性，例如在传统人伦中的君臣、父子关系中，孔子不仅看到为臣、为子的责任，也看到了为君、为父的责任：“孔子不仅对于地位低的一方责以应尽的责任，对于地位较高的一方，同样亦责以应尽的责任。可谓面面俱到，无所疏漏。”[3]33

最后，效果的重视：孔子重视效果，在他尽力提倡实践而不鼓励空谈的态度中即可以看出。毕竟，只有实践才能在事功上收获效果，空谈无益。从表面上看，“仁义”是虚的，“利”是实的，两者存在着对立的一面。但在孔子看来，仁义恰恰是功利的本源，能认真实行仁义，功利随之而来。此外，孔子主张“振敝起衰”，无非欲振起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以收到社会安宁与进步的效果。他主张“不为己甚”、“执两用中”，无非是怕过度的行为引发不良的后果：“所以孔子的基本主张，从实质方面看，可称为仁义合一主义，从效用方面看，可称为中庸主义。”[2]89

孔子既是教育哲学家，又是政治哲学家，其教育哲学与政治哲学以道德哲学为基础。孔子的言论虽然有少量涉及社会问题和心理问题，但基本以道德问题为出发点。陈大齐认为“道德哲学”大体可以涵盖孔子思想的性质。孔子言论中虽有很多内容涉及事实的描述，但是立论的重心却在道德。譬如孔子主张读书，而读书的最终目的不是追求客观性的真理，而是“长善去恶”。孔子所说的“学”，离不了一个“善”字，其学说为“致善之学”，是“道德哲学”。值得注意的是，陈大齐所说的“道德哲学”，并非西方学者所说的具有知识论倾向的“道德形而上学”。他说：“孔子不是一位形而上学的学者，而是一位实践道德哲学家，言论平实，不尚玄妙，其不大论及天命，亦属理所当然。”[6]自序6孔子无意对诸如天命乃至人性问题做形而上学的论证，他更关注的是如何将理论化为行动，指导人们的实际生活。可见，孔子的“道德哲学”不是抽象的、虚玄的，而是平实的，具有实践倾向的学问。它能提供的是一种“平凡的道德观”，旨在鼓励人们去实践仁义道德。

四、 孔子思想之时代价值与现代阐扬

陈大齐不仅关注孔子思想内涵的发挥，还高度肯定孔子思想的时代价值，对其进行现代意义的阐扬。他认为孔子思想不仅“无违于时代的精神”，而且“甚合于时代的需求”。孔子是中国思想史上继往开来的人，自汉代以来，孔子思想即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它长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哲学、政治、道德以及教育。欲了解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必须从研究孔子开始，欲彻底了解中国人的生活，亦必须上溯到孔子的思想。对于现代社会而言，物质生产力水平的突飞猛进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在“意欲向前”的西方文化无力解决现代性问题的情况下，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无疑具有特殊的价值：“现在的世道人心，缺陷甚多，需要补救。而孔子思想正足以补偏救敝，为现代所切需。”[8]333在陈大齐看来，孔子学说中的“仁义精神”、“中庸之道”、“行重于言”等思想，不仅可以指导人们和谐相处，而且能够促进世界的和平与进步。在当代社会，只有充分弘扬孔子思想，才能实践和发挥其“体常而尽变”的时代价值。

那么，如何发扬孔子思想呢？首先需要把握其中的“根本大义”，不必纠缠于细枝末节。陈大齐说：“我们要发扬孔子的思想，应当依据孔子重义的精神，只注重于发扬具有绝对价值的根本大义，不必注重于发扬其仅具相对价值的枝叶言论。”[3]165其次，应当发扬孔子思想中古今咸宜的道理，对于其中涉及时代限制的言论，可以不必考虑。再次，应当发扬孔子合情合理的言行，对于神奇怪诞的故事且放在一边。毕竟，古书当中记载孔子言行的，有许多误记，伪托，捏造。如果不问真伪，一一发扬，势必失去孔子思想的真面目。最后，应当发扬孔子义理明白、无可置疑的言论。义理不明、含义不清的言论可以存而不论。不难发现，陈大齐对孔子思想的态度并不因循守旧、墨守成规，而是勇于革新，与时俱进。

陈大齐认为孔子的道德哲学特别注重实践，所以发扬孔子思想还必须注重实践。具体可包括四个层面：(1) 道德的实践：道德的实践是发扬孔子思想的第一要义。长期以来，许多知识分子虽自命是儒家以及孔子的信徒，却奢言心性，空谈道德，只知不行，这是发扬孔子思想的最大障碍。实际上，孔子所教的只是做人的基本道理，都很平实，只要肯做，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孔子提倡的是“仁义合一主义”的道德，故而发扬孔子思想需要从“养仁”与“养义”上下功夫。“养人”以塑造合宜的道德情感为起点，“养义”则以培养“如之何”的理性思考为开端。(2) 学理的开拓：孔子思想更多的是提供了道德的理想目标和原则，对如何达成却语焉不详。故而，发扬孔子思想，就需要提炼出一套实现道德目标和原则的方法，使孔子学说形成“本末兼备”的体系。(3) 风气的培养：孔子不仅提倡个人人格的修养，亦重视社会风气的塑造，双管齐下，以期收获相辅相成的功效。现代社会弥漫的享乐主义以及奢靡之风，抵消了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对青少年教育的功效。不良少年问题的形成，社会风气要负一部分的责任。良风美俗的培养，正是发扬孔子思想所不容忽视的要点之一。(4) 制度的建立：孔子的思想只有制度化，才能够充分实现。当代的义务教育实现了孔子“有教无类”思想制度化。孔子将人的智慧分为三种：中人以上、中人、中人以下。不过，现行的教育制度大体以中人的智慧为标准，忽视中人以上以及中人以下的教育差异，造成“俯就”与“仰攀”的弊端。陈大齐希望发扬孔子思想——“应当研究教育程度如何配合智慧程度，以建立一种尚乏前例的教育制度。”[3]179

五、 结论

陈大齐早年受到儒家教育的熏陶，对于孔子的著作并不陌生。虽然他长期治心理学、因明学、逻辑学以及中国名学，但是当他晚年真正折服于孔子思想并展开研究的时候，前者所提供的方法论为他的探索之路提供了“有力的武器”，使得他在生命最后近二十年时间在儒学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台湾孔子研究领域卓然有成的一家。就陈大齐孔子研究的特色来看，大体有三点：

其一，从文本解读看，陈大齐对孔子的研究非常重视还原孔子思想的“真面目”。正如李世家所说：“特别是对于孔子思想的研究、阐发，他与近期台湾其他许多学者的方法论有很大的不同。他总是抱着宗奉的态度，尽力揭示孔子思想的本义、真谛，尽量不使孔子思想欧化、西化。”[9]118从诠释学的角度看，“前见”是无法避免的，不过只有尽可能悬搁“前见”，“回到事情本身”，才能把握本质。就这一点而言，陈大齐提出的“以论解论”确有其可取之处。此外，他除了提出“以论解论”的基本原则之外，还总结出一系列研读《论语》的方法去澄清孔子思想的“真面目”，对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孔子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其二，从研究方法看，陈大齐喜用逻辑学、心理学等科学方法对孔子思想进行解读。因为陈大齐早年的学术经历，使得他的孔子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了科学方法论的色彩。陈大齐对孔子思想喜欢作逻辑的解析、讲求证据，偶尔也有道德心理学的分析。陈氏90岁时，在《耕耘小获》一文中概括其为学的基本观点:“所持基本观点，可以约为二事：一为思维对对象有事实与价值之分，其性质不同；二为真与善不定一致，但欲致善，必先致真。”[3]194这种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有利于澄清人们对孔子言论的错误认识，把价值提倡的误认为是事实的，或是把事实存在的都当成了价值去提倡。当然，更为重要的则是逻辑学、心理学等现代科学，可以做到“价值中立”，在解读孔子思想的时候，能够做到最少误解，最小偏见。

其三，从思想内容看，陈大齐将孔子思想定位为“道德哲学”，并注重其生活面和实践面。台湾学者沈青松先生谓：“陈大齐亦与世儒一般，以道德哲学或伦理思想为孔子思想的核心。不过，他并不像牟宗三等当代新儒家那样，着重发展儒家的形上学而忽视其实践面。相反的，他特别注重道德的生活面与实践面。”[10]348在陈大齐看来，以“仁义合一主义”为中心的孔子思想是实践的道德哲学，可应用于修身，可推广于教育，可落实于政治。陈大齐所讲的修身,与正统儒学强调“反求诸己”、“发起本心”的内省式方法不同，主张道德实践需要体现于日用伦常，见之于躬行。他认为道德实践，必须有所动作，若不动作，不成其为实践。他把道德的任务定位在维护、巩固、增进“人生的安宁”，将“道德”变成了实现人生幸福的手段。事实上，孔子这种重视道德实践的理论风格，也确实对后世儒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奠定了中华文明的独特风貌，正如有论者所说：“自孔子开创的儒家，其一脉相承的重入世，卑出世的经世风格和有为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要特点”[11]39

诚然，陈大齐依托逻辑学、心理学等现代科学切入分析孔子的思想，确实有助于把孔子思想的很多问题讲清楚，说明白。并且，通过逻辑学、心理学等“科学”的切入也可以消解孔子思想当中神秘性、模糊性的成分，使之更好地贴近现实生活，为现代人所接受。然而，陈大齐这种孔子研究路数相当于于冯友兰先生所说的“正的方法”，对于偏重伦理、强调直觉的中国哲学而言，它的风险在于容易造成对孔子思想的“祛魅”，消解道德的崇高性，进而削弱孔子思想的独立价值。诚如现代新儒家学者周群振指责陈大齐孟子思想研究的偏失：“任何研究者，可以各取自己认为最好的方法去研究一客观的物事，却不可以其采取的研究方法，替代或充当研究客观物事之内容，循至枉屈或抹杀客观物事本具的实理。”[12]5陈大齐的孔子研究显然还是落入了这种窠臼。他念兹在兹的是还原孔子思想的“真面目”，至于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他看来是价值中立的，只会有利于澄清对孔子的误解。不过，这却意外地构成了他孔子研究“瓶颈”。毕竟，孔子学说不是“知识的学问”，而是“生命的学问”，是需要生命去“体证”或“体贴”的。如此看来，研究方法并非科学的就是万能的，必须依据研究对象做出慎重的选择。这对于以后的孔子研究而言是应当汲取的教训。

[1] 陈大齐.陈百年先生文集(第一辑)[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

[2] 陈大齐.平凡的道德观 [M].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1：2.

[3] 陈大齐.与青年朋友们谈孔子思想[M].台北:孔孟学会，1987.

[4] 陈大齐.孔子言论贯通集[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

[5] 陈大齐.孔子学说[M].台北:正中书局，1969.

[6] 陈大齐.孔子学说论集[M].台北:正中书局，1979.

[7] 陈大齐. 孔子思想研究论集(二)[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3.

[8] 陈大齐. 陈百年先生文集(第三辑)[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

[9] 李世家.近期台湾哲学[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

[10] 沈清松,陈大齐[C]//王寿南：中国历代思想家(现代2).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11] 王志华，冯自变. 孔子对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伟大贡献 [J].理论探索，1991(2).

[12] 周群振. 孟子本义之疏释及疑难试解(一)——陈大齐先生《孟子待解录》读后抒见 [J].鹅湖月刊，1986(1).

Modern Elaboration and Propaganda of Confucius Thought:A Review of Ta-Tsi Chen's Research on Confucius

HU Ketao

(School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

In the field of Confucianism research in Taiwan, Ta-Tsi Chen's achievement is fruitful and unique. He advocated that we should explain theAnalectsofConfuciusaccording to the text ofAnalectsofConfucius. The source of the text can restore the truth of Confucius thought and clarify the misunderstandings of the world. He summed up the central concept, the ideological purpose, the characteristic and the nature of Confucius thought, and then expounded and propagated its modern significance. Ta-Tsi Chen's Confucius study by scientific methodology makes Confucius thought approach the modern society and daily life, but it also leads to the bottleneck of his Confucius research.

Ta-Tsi Chen; Confucius study; Ren-Yi unity; moral philosophy

2017-01-19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14ZXD006)阶段性成果；“2015两岸暨国际学人研究”奖资助。

胡可涛(1979—)，男，博士，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近现代哲学。

B222.2

A

1009-105X(2017)02-007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