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树华 史子峰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海陆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启示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马树华 史子峰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海陆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启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于2017年5月在中国海洋大学成功举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海陆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建设、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理念及政策、中国与东亚的关系、航线变迁与中外经济社会的交流共生、宗教与文化交流、青年学者论坛等多个专题展开了一场高水平的学术对话。

海陆丝绸之路；中外关系；文化交流；历史变迁；当代启示

在璀璨的中华文明中，“丝绸之路”具有经济、政治、历史、文化、地理等多重含义。[1](P24)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包括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2](P161)滥觞于先秦，形成于秦汉，其后不断发展、繁盛，陆路与海路上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交流交汇、互通互融，使中国成为“让旅行者感到最安全、最开心的国家”。[3](P155)这就为中外关系史学者进一步深化中外海陆“丝绸之路”历史以及当代“一带一路”历史空间与历史内涵的研究开辟了道路，同时也推进了海陆丝绸之路视域下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与新史料，并对海陆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对外关系、交通航线变迁、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历史遗产保护等方面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海陆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启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与中国海洋大学共同主办，于2017年5月在青岛成功举办，109位来自全国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学者到会，提交学术论文105篇，是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一次盛会。此次大会共有三个主题报告，设三个分会场，15个学术专场，以及一个青年学者专题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海陆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建设、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理念及政策、中国与东亚的关系、航线变迁与中外经济社会的交流共生、宗教与文化交流等专题进行了为期两天的热烈讨论。

一、“海陆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建设

王晓秋在《试论丝绸之路精神与一带一路理念》的主题报告中表达了对丝路研究的深切愿望，希望研究者能连接历史与未来，沟通中国与世界，提高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历史觉悟，加深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情、民情的历史认知。耿晟的《从西方发现中国茶叶到海上茶叶之路的繁荣》则通过对不同品种的茶叶在国外传播的梳理，认为茶叶使中华文化传向了全世界，同时也为世界文明的进程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贡献。

刘凤鸣的《唐代丝绸之路的繁荣对当代“一带一路”建设的启迪——以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为例》认为当下中国倡导和推进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能从唐代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繁荣中得到深刻的启迪。刘明翰、陈月清的《海上丝绸之路盛世与郑和下西洋的重大贡献》以世界史的视角对郑海上丝绸之路和郑和下西洋做了宏观的论述，认为中国的“天下观”及其影响下的对外关系和政策有着极强的感召力和历史意义。韩东育的《关于东亚世界新思路盲区的分析》不仅展示了理论与观点的创新，也充分表达了现实关照。

王东方在《由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的思考》中认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得到了丝绸之路的启发，并给史家们提出了应该重视历史学科，使其起到基础学科的作用。俞祖华的《从传统到现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近代转型》则认为我们今天“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是对古丝绸之路的传承和提升，也是对近代被迫开放交流的扭转与超越。石建国在《论习近平总书记“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战略属性》中认为“一带一路”是我国现阶段名符其实的国际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学发展的最新成果。闫兴的《国家崛起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的生成、困境与推进途径》则认为尽管“一带一路”战略当前的整体实施情况良好，但须充分注意到这一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对这些问题加以妥善解决。乌云高娃则在《忽必烈开拓海上丝绸之路的原因》中考察了元代陆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及受阻情况，认为元代海外贸易远超过了汉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已经非常发达。

二、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理念及政策

刘国良的《中国古代的“四海会同、四海一家”之天下观念》认为古代中国能作为世界万邦的核心，并被蛮族、夷族、戎族精神、文化、经济、政治所依赖，是其制度化建构和文明发展的结果。洪刚在《中国海洋文化的“天下观”及其当代价值》中认为中国古代以天下一体而形成的“世界之海”的观念是解决当前世界海洋利益争端和海洋生态危机的有益思路。魏志江的《“共享安全”：中国古代传统的对外安全思想及其理论基础》则认为中国古代“共享安全”的思想是对传统和平主义外交理念和睦邻、善邻的外交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奠定了东亚传统的国际安全观的外交实践基础。朱悦梅在《明清海疆行政建制的区划原则》中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以明清时期海岛政区化过程为线索，认为海岛做为行政区划成为疆域管理的一部分，是中央王朝疆域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王泉伟的《历史比较视野下的明清海洋政策》则得出了明清时期中国海洋政策上的消极态度有很强偶然性的结论。雪莲在《试论蒙古帝国对外政策的形成原因》中分析了促使蒙古帝国采用积极开放的对外政策的原因，认为这些因素使蒙古帝国制定并形成了积极开放的外交政策。

古小松的《自秦至宋初：交趾与内地之关系》通过对中国在交趾(交州、安南)地区五个时间段治理的分析，认为交趾在这一千多年中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巨大的发展。毕旭玲在《唐宋时期长三角海港体系的变迁及其功能研究》中认为，唐宋时期长江三角洲海港所代表的开放、包容的特质逐渐融入到长三角地区的人文精神中，培养和造就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有重要影响的江南士大夫群体。廖大珂的《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在漳州的活动》通过考察葡萄牙人在漳州的贸易地点、航线，认为漳州在大航海时代的东亚贸易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三、中国与东亚的关系

孙泓在《渤海遗民移居高丽研究》中以公元10世纪辽灭渤海，大批渤海人迁居高丽为背景，依据史料记载对迁居高丽的渤海遗民的事例、所占比例及南京南海府的地理位置展开了详细的研究和考证。张晓东的《显庆五年后唐朝百济治理政策散论二则》通过研究唐朝在百济推行羁縻制度，认为从军事的角度看唐朝在唐丽战争之后推行的百济治理政策结果是失败的。刘永连的《朝鲜王朝贡参考》则认为朝鲜凭借高丽参有效、有力地结好中国王朝，解决了一些重大政治难题，抹平了不少误解或摩擦，润滑了双边关系，在中朝友好关系形成的历史进程中起到过相当重要的作用。李未醉在《朝鲜李朝通事与明鲜贸易》中认为朝鲜李朝通事成为明鲜贸易的参与者，在明鲜两国的经贸往来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杨秀英、刘惠的《明代中期使臣笔下的朝鲜——以董越<朝鲜赋>为例》则以弘治元年(1488年)董越作《朝鲜赋》为背景，认为这一时期两国之间虽有语言交流的障碍，但朝鲜方面依旧遵守礼仪秩序表达对明朝“宗主国”的尊重。

王臻的《入清为质：昭显世子在清与朝鲜关系中的活动探析》通过对昭显世子入清为质的前后过程的分析，反映出朝鲜、清朝以及晚明三方关系的变化过程。方民镐在《论朝鲜对外认识和政策向近代开国意识的转变——简议晚清中国与这一转变的关联》中认为晚清中国被卷入近代条约体制，实际上是包括朝鲜在内的东亚世界完全卷入“西势东渐”大势的开始。张礼恒的《袁世凯对在朝华商的保护与管理》认为华商经济不仅深刻影响了朝鲜的生民，并且部分地左右了朝鲜的国计，有力地配合了清政府的对朝政策。

朴灿奎、赵宇然的《韩国非主流“研究者”群体的高句丽史认识倾向》以史学史的视角来梳理了近年韩国非主流学者的主要动态及主流学界的回应，认为从纯粹历史学的视角来看，韩国正统主流史学界与我们站在同一阵营里，因此无须对非主流“研究者”的言论过于敏感反应，更没必要与之论理。刘啸虎的《近年来韩国学界隋唐五代中外关系及中外交流史研究综述》认为2010年以来韩国的隋唐五代时期中外关系及中外交流史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同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亟需解决。

胡优静的《从日本地方自治的输入看清末地方自治的移植性》认为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地方自治由国外输入而来，但并不是完全移植西方。姚胜在《历史、现实、国际法——中日钓鱼岛争议再考察》中认为中日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有着尖锐的矛盾，争端比较激烈，而如何在当前国际关系、政治秩序及国际法规则之下妥善解决这个遗留至今的问题，是一项重大课题。赵成国、陈娜的《函馆中华会馆与近代中日交流》认为函馆中华会馆是一个华商的集成团体和发挥民族精神、保护提高商人的经济活动和地位的自治组织，为近代中日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影响至今。陈国灿在《环东海文化圈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思考》中认为，对环东海文化圈的历史考察和分析，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为今天东亚区域合作与发展、推进中日韩海洋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一种新的思考和路径。钱婉约的《略论日本茶道中的儒释道思想因素》以茶的精神来进行文化比较，认为中国茶文化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唐代古典阶段，宋代浪漫主义阶段，宋时传入日本，宋以后是现实主义阶段。

曲金良的《关于中琉关系历史与琉球群岛定位的几个问题》在中外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其中一些尚未厘清、意见不一的基本概念、理念和历史与现实认知问题，作了进一步系统的辨析和确认。修斌的《琉球地位的变迁及其复杂性》通过辨析古代琉球、近世琉球、近现代琉球的“国家”和“区域”特性及其复杂性，阐述中、琉、日之间的历史渊源和相互关系，认为学界有必要超越以往对琉球问题局限于琉球自身或中琉关系、日琉关系、琉萨关系等单边和双边的视角，将琉球放在东亚区域乃至东西接触的全球背景下考察。肖成的《<悲愤琉球>：明清以降中琉关系之文学鉴证》认为《悲愤琉球》用报告文学笔法编撰了一部特殊的“琉球全史”，将中日东海问题、美日操纵下的台海问题，以及中国与东南亚诸国之间的南海问题都做了清晰的根源与流脉梳理。王庆云、杨帆的《琉球蔡大鼎及其诗文创作反映的中琉关系》则通过蔡大鼎个人在中琉关系中的人生经历、情感投射及其诗文记录，来论证晚清中琉关系在人际关系、文学关系、政治关系、社会生活以及情感关系等多个层面的样貌。

四、航线变迁与中外经济社会的交流共生

阎根齐在《论南海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南渔民的航海》中认为无论是福建渔民还是海南渔民都为南海“海丝”的开辟和繁荣作出了宝贵贡献。夏代云的《<更路簿>的航线探析》通过对诸多《更路簿》版本的考证，反映了海南在帆船时代渔民的生产方式、贸易方式、移民方式。张一平的《南海史的研究范围及其分期问题》认为依据南海史自身的演变规律可以把它的历史进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南海史的研究对当今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南海区域的和平发展将有所裨益。

王涛在《18至19世纪南沙群岛英文地名的形成与演变》中认为从航线的角度来看，中国海南的渔民更早也更全面地开发利用了南沙群岛海域的航线，并在这里生产和生活，南沙群岛主权应属于中国。朱建君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澳早期交通：海参链》中通过对明清时期中澳海参交通线的梳理，希望推进对这一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中澳海参链的历史认知与遗产认知。冯立军在《“中澳航线”——一段被“忽略”的“海上丝绸之路”》中也认为由中国海商和“望加锡海参捕捞者”早在16世纪即开辟了连接中澳之间的“海参之路”实属“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李淮东的《元明交替之际的内亚局势与汉藏交通的兴起》认为汉藏交通是欧亚陆路交通在西域与中原之间的道路延伸和确保明朝西部边疆安全、稳定的重要战略保障。

万明在《15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货币》中以货币的视角拓宽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维度和深度，从货币流通的历史，打开洞察印度洋海上贸易的一扇门，为全球化从海上开端做出了坚实的铺垫。刘西诺的《云南出土贝币所见早期中外交流》梳理了南方丝路早期出土海贝及外国材料中关于使用贝的记载，并分析了其背后的历史变迁。周永卫在《早期华南海上丝路民间贸易的重新审视》中认为广义的海上丝路是可以包含西南丝路或南方丝路的，海上丝路早期的民间贸易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应重新审视和定位。韩香的《唐代来华波斯商贾与海上丝绸之路》认为波斯商贾促进了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而继之而起的阿拉伯人等的兴起与早期波斯商贾的努力和贡献是密不可分的。郭万平的《宋日硫黄贸易述略》从全球史的视角梳理并分析了宋日硫黄贸易的实态，探讨贸易往来与东亚海域的国际关系、文化交流的互动关系，认为贸易往来促进了异质文化的相互交流。康健的《近代祁门红茶对外贸易述论》梳理了祁门红茶对外贸易的发展，认为祁门红茶贸易路线在近代发生了重大变迁，外销对象也进行了转移。

陈文源的《明朝澳门关税制度考辨》对明朝澳门关税的历史演变考察，以及对中西文献中关于“船税”“泊费”“以船之大小为率”等词句的内涵辨析，认为明朝澳门关税只有单一货税，不存在“船税”，且货税征自葡商。闵锐武、田圣宝的《18世纪中西海上丝绸之路与中瑞海上贸易：以“哥德堡号”为例》则认为研究“哥德堡”号和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历史，十分有助于加深对18世纪中西关系和中西海上丝绸之路的认识。袁晓春、张粤俊在《海上丝绸之路海外史料中的浙江商人》中考证了宁波的海商、船员曾活跃于我国海内外航路的历史，认为宁波商人所代表的浙商尚有待于人们进一步挖掘和研究。

张涛的《耶稣会著译与孔子思想向美国的最初传播》通过耶稣会内部对孔子形象认知变化的过程，认为耶稣会是孔子进入美国的最初媒介，是美国孔子正面形象的最初源泉。黄卓越的《19世纪初来华新教传教士对东南沿海地区方言的研习与撰述》通过对比19世纪初传教士研习官话与方言之间的关系，认为东南沿海地区的“方言热”自19世纪60年代始已有减弱。

张倩红、贾森的《犹太人与丝绸之路》认为犹太人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商业民族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维系者与受益者，是东西方经贸、政治、文化等交流的友好使者。张铁江在《黑龙江地域内的犹太人及其后裔考察研究》中认为深入研究黑龙江地域内的犹太人史能够促进中国东部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有利于加强中国与以色列、中国与世界各国犹太人的文化交流与经贸合作，是推动中犹两大民族之间传统友谊发展的重要力量。

黄纯艳的《从“内陆人”到“沿海人”：宋代福建和浙东沿海地区海洋性地域特征的形成》认为福建和浙东沿海地区以工商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催生了民众向海谋生的生计方式及新的海洋观念，使宋代福建和浙东沿海地区表现出了整体和系统的海洋性地域特征。徐亚娟的《从克路士<中国志>到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16世纪东来欧人的“中国印本”探究》认为东来的欧洲人以亲身经历或道听途说撰写东方行纪，激励着更多的欧洲传教士、商人、外交家沿着新航路东来探险。

五、宗教与文化交流

丘进的《长春真人西觐事迹三议》通过丘处机西游往返旅程所载史料，展示了蒙元时期“丝绸之路”主要干线的走向与形态，以及西游过程中东西社会文化的异同与特点。张勇的《泰山灵岩寺史料所见之中外佛教交流》以有关灵岩寺的史料为根据，从僧人、建筑和雕刻等方面入手，勾稽出历史上灵岩寺与海外文化的交流情况。曲玉维在《徐福东渡的几个基本问题》中通过探讨徐福东渡的原因、起点、出海次数、所带人数多少以及东渡终点这五个问题，认为徐福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开拓者。

杨富学、张田芳的《从粟特僧侣到中土至尊——僧伽大师信仰形成内在原因探析》认为僧伽长期活动于民间，凭借自己的神通治病救人，利益众生，渐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僧伽大师信仰。孟亮在《唐代义净时期中印文化交流图景——以义净代表作为中心考察》中认为义净时期中印经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图景对今天研究中印关系史、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柳若梅在《19世纪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和天主教遗留图书》中提出拜占庭接受东正教的时间不正确，应根据基督教分裂为东正教和天主教的时间来确定1854年开始东正教对拜占庭起作用。周金琰在《妈祖与海上丝绸之路一隅》中认为妈祖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活动中功不可没，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宋燕鹏在《观念、组织与社群想象—19世纪英属槟榔屿邱氏宗族组织建构与社群形塑》中以19世纪槟城五大姓之一的邱氏作为研究对象，认为各不相同的宗族组织反映的是南来华人在槟榔屿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寻求血缘组织庇护的愿望。李雪涛在《我对近代以来中国留学史的几点认识》中指出了留学生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提出了中国留学史研究面临的问题与未来的发展。

石云涛的《唐诗咏海上丝路舶来品》通过探讨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舶来品在唐诗中的反映，认为文化交流为唐诗创作提供了许多新奇意象，也见证了中外文化交流的盛况。王天军的《丝绸之路上的体育文化交流》认为丝绸之路揭示了体育文化传播的轨迹，见证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体育文化的交流与繁荣。马建春的《元代流行宫廷与民间西域饮品辑述》通过对西域饮品在元代流行的梳理，认为这种大一统下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社会文化的密切交融，促进了这一时期中华物质文明多样性特征的形成。段渝、邹一清的《略论古蜀艺术形式与近东古文明的关系》通过对古代巴蜀与近东古文明二者艺术和艺术形式进行比较研究，证实了古代亚洲交通大动脉和文化交流线路的存在，证明了中国文化开放性的事实。詹嘉在《威廉·卡尔夫描绘的景德镇青花瓷》中剖析威廉·卡尔夫系列静物画器物与食品，论证了景德镇陶瓷，特别是青花餐具在欧洲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王明前的《二战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考察——以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希腊为个案》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在二战后均以自由化市场经济为主要战略价值取向。

此外，学者们还探讨了丝路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顾宇辉、朱金龙的《太仓航海文化遗存调查》通过对江苏省太仓地区唐宋至元明清的涉海类史迹、文物的梳理，认为这些遗迹对于研究太仓、江苏以及整个苏沪地区的海航史、航运史以及区域经济文化、社会变迁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张安福的《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与塔里木盆地的特殊性分析》认为目前塔里木地区文化遗产的保护却面临着特殊困境，有效保护这些文化遗产对于弘扬丝绸之路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意义重大。

六、从游于舞雩之下：青年学者论坛

“一带一路”青年学者论坛是本次会议为青年学者设置的一个学术交流专场，参加者有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的硕博士研究生以及青年教师学者，研究内容涉及到分会场讨论的各个专题，充分体现出史学界对新一代年轻学者的希望与寄托。

余辉的《<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签订后中韩人参贸易探论》探讨了中朝双方贸易趋向自由发展后朝鲜商人直接进入内地贩卖人参的情况，认为两国的贸易往来都受到政治、外交等的影响。魏子健在《万历朝鲜之役的现实与想象——以刘綎在朝鲜史料中的形象变化为例》中梳理了朝鲜史料中刘綎形象变化的过程，并通过这一变化看出朝鲜人对明朝援朝将领的复杂感情与变化。刘子坤的《20世纪50-70年代中越关系的变化——以西沙群岛争端为视阈》分析了越南侵占我国西沙群岛的国内外原因和中越之间的得失，并认为想要实现我国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家的和平崛起，加强海洋意识教育已经刻不容缓。王涛在《鸦片战争中的外国海图》中通过大量的海图资料，研究考证了鸦片战争中英国人进攻线路的问题。段乃粲的《清前期宫廷中的西医东渐》认为清前期宫廷内的中西医交流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共存，并没有在医理、文化层面达成一致，也并未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深远的影响。

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韩东育教授在评价本次青年学者论坛时认为，年轻学者对国际关系问题和史学研究已经有了自己独到的思考、见识，他提出：第一，当前的年轻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了，尤其在学养、思考能力、想象力等方面绝不在老一辈学者之下。第二，年轻学者已经能从细处做起，用材料讲话，进入一个非常好的学术状态，并逐步摆脱了理论框架的束缚，突破学术“第一岛链”指日可待。青年学者的成长是本次会议最令人欣慰的成果之一，同时也是本次会议最大的亮点。

结语

本次会议既有老一辈学者浓浓的家国情怀，也有中年学者强烈的现实关照，还有年轻学者的锐意进取。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的段瑜教授在大会总结报告中对本次会议做了四点概括：第一，研究对象的扩大，不仅局限于历史研究，也有对现实问题的探讨，将海陆丝绸之路的历史与现实结合，做到了以史为鉴。第二，对中外有关新史料的挖掘和运用，尤其是外国资料的运用，拓展了海陆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第三，研究范围的拓展，尤其在海上丝绸之路方面，不仅关注传统的南海、东海以及太平洋方面的研究，而且进一步拓展到印度洋以及东北亚方面。第四，更加重视丝绸之路研究的整体性视野，揭示不同时期海陆丝绸之路的变化及发展。

当然，本次会议尚有改进之处。一是文献资料需要进一步挖掘，目前的研究对资料的运用还比较有限，相当多的外国文献还没有利用起来。二是对西北的西域丝绸之路和西南的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较少，整体丝绸之路研究有很大空间。

综上所述，“海陆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启示”学术研讨会从不同历史时期，多层面、多角度地论述了海陆丝绸之路的精神实质，成果丰硕，内容丰富，新见迭出，交锋激烈，视野开阔，考证严密，体现了多学科之间的交融与碰撞，为当代海陆丝绸之路政策实施的问题给出了史学回答，对“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本次会议覆盖的学术问题，不仅体现了当前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学术水准，也体现了各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表达了中外关系史学者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提供历史的、科学的经验和借鉴的决心，以及站在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来进行谋篇布局的态度[4](P18)具有强烈的现实关照与针对性，足以显示历史研究以史为鉴、开拓未来的作用。

[1] 王志远.“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际背景、空间延伸与战略内涵[J].东北亚论坛,2015,(5):24-35.

[2] 陈炎.略论海上“丝绸之路”[J].历史研究,1982,(3):161-177.

[3] (英)彼得·弗兰科潘著,邵旭东,孙芳译.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4] 张勇.略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国家发展战略意义[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13-18.

TheHistoricalChangeandContemporaryRevelationofMaritime-ContinentalSilkRoad——ASummaryofthe9thSymposiumofCSHCFR

Ma Shuhua Shi Zife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The historical change and contemporary revelation of maritime-continental silk road——the theme was focused on in the 9th congress and symposium of CSHCFR held in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in May 2017. An academic dialogue was conducted around the topics as follows: the historical change and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 maritime-continental silk road, ancient China's ideas and policies in the external relat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East Asia, the changes of maritime-continental silk road and its routes, maritime-continental silk road and the exchanges and symbiosi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economies, maritime-continental silk road and China-foreign religious and cultural exchanges, etc.

maritime-continental silk roa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cultural exchanges; historical changes; contemporary revelation

高 雪

2017-05-18

马树华(1974- )，女，山东东明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化史、海洋史、城市史等研究。

K928

A

1672-335X(2017)06-003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