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涛

苏泽霖阿訇加快了脚步，指着不远处的一块墓碑说道：“这就是了。”我们要找的这块墓碑和周遭的其他墓碑略有差异，看起来也有些古旧，但墓碑上的文字依然可辨：“先父苏盛华之墓，生于公元一九〇〇年古历腊月初八，归真于一九九二年正月初八。”

那个年代的人似乎很少有人在意自己的生日，回族更是如此。因而当我搜集和苏盛华有关的文字时，关于他的生日竟有四种之多，且年份都不一致。峰回路转处，真相却在立于他坟头的那块沉默不语的墓碑上，因为那朴素的碑文内容是他临终前自己写好的。

一

正月初七，晨礼毕，苏盛华神情肃穆。那段时间他的身体已经明显不好了，他的小儿子就陪在九十余岁高龄的父亲身旁。和往常几日的少言语不一样，那天的苏盛华仿佛有说不完的话要对自己的儿子讲。他说他梦见了自己的父母，梦见了自己的老岳父，还梦见了王静斋阿訇和他在屋子里坐着聊天。这些亡人的面目都清晰地在他的眼前一一浮现。

说到和自己亦师亦友的王静斋，苏盛华的精神显然光彩了许多。他给儿子讲述了发生在韦州清真大寺的一件趣事。

那天，得知苏盛华要带着王静斋阿訇来清真大寺，韦州的众朵斯提翘首以待，要一睹这位享誉全国的大阿訇的风采。可中午礼拜的时间眼看着就要到了，王静斋还趴在桌子上译经呢。众人正犯嘀咕间，伴随着唤礼声，只见王静斋头顶空无一物径直走向大殿，抬手，领拜。礼拜结束，这下可炸开锅了，“还说是大阿林，连帽子都不戴，这阿訇教门也太粗了吧。”王静斋看到眼里，便笑着对众人说道：“你们今天看到新奇了吧。你们看我不戴帽子，那你们说戴帽子的教义从何而来呢？只要礼拜，戴不戴帽子都可以的！”众人还在错愕，他二人已转身回屋去了。讲完这件往事，苏盛华也笑了。谈笑间他让儿子拿出纸和笔，说了一些人的名字让儿子记下来。儿子不明就里，他却说道：“你今天把我说的这些人都给爹请请，让他们明天来送送我，我要归真了。”

我的心猛地一紧。采访至此，我眼前的这位老人明显有些颤抖。他仿佛回到了二十四年前听父亲说这段话时的场景，他的害怕，他的惊恐，他的不知所措。

正月初八，苏盛华归真。临终前，他紧握着小儿子的手。小儿子关切地问，“爹，你哪里疼呢，我给你打个止疼针。”他摇了摇头，“我哪里都不疼，拜功让我此时没有疼痛。我这是瓜熟蒂落，你我父子此生将永别了。”

二

苏盛华出生于古镇韦州，是老父亲五十八岁时生的唯一的掌上珠。但家人并未对他过分溺爱，而是培养了苏盛华低调、上进和待人宽容的性情。父亲对他的教育尤为重视，从小就和一般的回族家庭一样照例把他送入修阿文的私塾里面去念书。后苏盛华入韦州第一清真两等小学做了当时所谓的“洋学生”，之后进入马福祥创办的蒙回师范学校学习。在接受了如他自己所说的“几段相矛盾的教育”后，考入北京大学。由于在校时成绩优异，时任甘肃教育厅厅长极力支持他出国留学深造。但父亲病重的电报改变了他的一生，他深知相差近六十岁的父子二人来日无多。因而他毅然放弃了留学的机会，毕业后回到了宁夏。

苏盛华投身教育，始于1927年。在那之前，他刚结束了学校生活，到家没多久，父亲便去世了。彼时正在守制，他受到甘肃省党部田崑山先生委派筹备镇戎县（后改为预旺县）党务，兼教育局局长。新的人生之门向他打开，他也报之以最积极的回应。当时镇戎县的县长是洛阳的杨天牖先生，他们二人商议整顿县城的学校，并鼓励回汉子弟入学。正当二人意欲作为之时，杨县长奉命调走。继任者为旗籍公子出身的蒋犁，此公官气十足，疑心颇重。刚刚走马上任的苏盛华因顶撞了这位县长并受到他人诬告，遂被冠以“鼓励学潮，扰乱治安，阻挠军需，咆哮公堂”等罪押送至甘肃省府（兰州）军法处受审。他在老牛车上被押解了十七天后到达兰州，在审讯中因诬告的证据矛盾，坐了三个月的牢后被无罪释放。

1929年他被任命为灵武县吴南乡清真完全小学校长；1931年在他的倡导下，韦州清真大寺首次创办起中阿学校，不久又兴办同心历史上第一所女子经堂学校——韦州中阿女子师范学校。1933年马鸿逵主政宁夏，倡导发展教育，年轻的苏盛华有了更广阔的舞台。马鸿逵继承了其父马福祥倡办回民教育的遗志，在省会东大寺创办了私立宁夏中阿学校，彼时东大寺的教长正是虎嵩山。到了1934年，私立宁夏中阿学校由省政府教育厅接管，校名改为宁夏省立回民师范学校。校长由马鸿逵兼任，副校长及教务主任由苏盛华担任。教学计划，除每日一节阿文课外，其他教学一律遵照教育部颁发的教育大纲进行。到了1937年春季，宁夏省立回民师范学校全部由东大寺迁入兴学巷原蒙回师范旧址，学校名称改为宁夏云亭师范。迁移后的云亭师范刚刚开办了一个学期，卢沟桥事变爆发了。马鸿逵将宁夏所有中等学校十六岁以上学生一律编入十七集团军军事教导团，云亭师范也不得不宣告停办。

虽然马鸿逵担任校长，但自始至终都是苏盛华负责着中阿学校的具体工作。作为宁夏第一所高等学校的主要领导人，他是教导主任，同时还教授国文课程。省立回民师范学校的短暂存在之于宁夏教育而言意义非常。由于云亭小学在全省回民教育事业中的示范作用，时省教育厅长时子周亲自总结这所学校的办学经验，并在东大寺专门召开了一次规模宏大的教育会议。这次会议之后，全省掀起了兴办回民教育的高潮，回族聚居地区新建和改建回民小学达二十多所。更为重要的是，在苏盛华“中阿并举”办学理念的倡导下，更多的回族家长愿意将孩子送进新式学堂。到1940年，宁夏地区的中阿教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遍布宁夏各地的中阿学校达二十四所。同时，苏盛华还有力推动了宁夏地区改革经堂教育基础课教材的热潮。当时中阿学校所学中文科目就包括：公民、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常识、伦理学、教育学、教育概论、教育心理学、教法学、生理卫生等，这些课程的陆续开办打开了回族经堂教育变革的新局面。

回首那个年代，回族的新式教育尚未普及。对汉语教学的忽视导致回族中“读经者不知书”的现象十分普遍，很多回族青少年都站在“读汉书”的门槛之外而不得入。因而当苏盛华站在家乡韦州的古城墙上，苍茫四顾，他深知这满目望去的所在最缺失的是什么。那该是最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他却主动担负起背后那个沉默民族的前行重任，这使得他投身教育的历史选择凝聚了深刻的文化忧虑。因而当我们端详身为教育家的苏盛华时，他先觉者的身份里就多了一份孤独的气质。可以说，苏盛华是民国时期宁夏地区新式教育最重要的倡导者和推行者，他是名副其实的“回族教育家”。

三

时至今日，他依然是人们口中的苏县长。

由于在办学过程中的杰出表现，苏盛华被马鸿逵相中，迎来了自己的仕途之路。1940年他被马鸿逵任命为磴口县县长，1947年又被任命为中宁县县长。1940年他刚刚上任磴口县县长时，正逢蒋介石在全国推行节约建国储蓄。马鸿逵在宁夏成立了九十八个劝购队，苏盛华任第八十六劝购队队长，他接到任务后，成立了磴口县节约储蓄支会。但在苏盛华开展工作的同时，他对马鸿逵的官派作风日益反感，对政令带给普通百姓的负担愈感同情。在磴口县任职两年后，苏盛华便回到老家韦州，对马鸿逵采取消极的不合作态度。无奈，1947年马鸿逵在调整中宁县县长时又想到了苏盛华，就任命苏盛华为中宁县县长。苏盛华拒不复命，被马鸿逵严厉训斥，要求他脱掉大褂换上制服。就这样，苏盛华“被”上任了。1947年3月，苏盛华接任中宁县县长。赴任之时，没有任何接送仪式，也没有任何人认识他。他坐在县政府门口的台阶上，守门者甚至怀疑他的身份。

他为官清廉，从不为自己敛财；他体恤民情，一身浩然正气。任期之内面对苛捐杂税、拉夫当差、抓兵征粮的任务，他没有一次能够“圆满”完成。今天，中宁县上了岁数的老人在提起苏盛华的名字时，都会说道：“苏县长是个好人呐。”任职期间，他解救过革命工作者孙殿才一家人的性命，冒险开仓放粮赈济百姓；他将富绅的土地分给穷人而得罪了不少权贵。他为人正直，从不站在权势者的立场说话。当时，马鸿宾手下的一个连长娶了一位带着三岁孩子的妇女，这个连长经常无故殴打这名女子，娘家人敢怒不敢言。后有人状告到苏盛华处，在他详细盘问情况属实后，怒不可遏地命令警察：“衣服扒了，给我打。”直打得连长连连告饶。不仅如此，苏盛华在经得该女子同意后，当堂宣布其与连长解除婚约关系，还她以自由身。事后苏盛华更是向马鸿宾反映情况罢免了该连长的职务。

不仅如此，苏盛华在任职县长期间，依然不忘推动当地的教育事业。1947年任职中宁县县长后，他便积极筹备宁夏省立中宁初级中学的创建工作。他利用县长的政治地位和影响，疏通地方与上级政府的关系，争取宁夏省政府教育厅和当地驻军马鸿宾对学校创建工作的支持，学校创建后他兼任学校第一任校长。

县长位置上的苏盛华似乎从来没有让马鸿逵满意过，更是因为得罪了马鸿逵，差点被要了性命。1947年，马鸿宾的八十一军奉命配合马鸿逵部进犯三边地区，他们在盐池县和定边县等地抓捕人员六百多名，并交给了中宁县政府严密审查身份。因一时抓去的人多，监狱都关不下了。懂得医学知识的苏盛华害怕监狱里的六百多人发生传染病，更怕错冤了无辜的路人。正好中宁县警察局局长茹振宗应家乡父老的请求到苏盛华处请求放人，苏盛华便经请示马鸿宾后将这六百人分批释放了。时任军法处处长程福刚将此事汇报给马鸿逵后，马鸿逵十分恼怒，将苏盛华县长撤职关押，听令枪毙。后马鸿宾出面斡旋，苏盛华才免于一死。1949年8月，马鸿逵在撤离大陆前给中宁县下了三道命令：全县枸杞砍倒、仓粮烧掉、伐树放水。苏盛华拒不服从，他在监狱里戴着镣铐迎接新中国的到来。

从被迫上任时的无奈，到任期结束时的凄凉，他的仕途之路让人感慨良多。中国文人历来最看重的就是官运，“学而优则仕”不仅仅是他们中多数人的人生信条，更是实现他们人生价值的不二选择。而对于苏盛华而言，仕途从来不是他主动想要的，他的性情和追求也从来志不在此。以他的才学和能力而言，他更像是主动放弃了自己的升迁之路。当今天重新思考他对待仕途的人生选择时，让人回味更多的是他高贵的人格和从未放弃的人之尊严。

四

1935年春，虎嵩山顶撞了马鸿逵，被迫离开了中阿学校，苏盛华的工作就更为繁杂。而在处理学校的日常事务之外，他还把虎嵩山讲课的阿文笔记《若海百洋》译成汉文《伊斯兰教拜功之理》，发表于《突崛》杂志。不仅如此，他在《伊斯兰青年》《回民言论》《禹贡》《月华》《晨熹》《震宗报》等刊物上陆续发表了《伊斯兰教宗旨》《伊斯兰教拜功之理》《伊斯兰教知识分子应有的觉悟和努力》《抗战以来的宁夏穆民》《回汉纠纷经历录》《宁夏省立云亭师范学校校歌》《意马尼歌》《宁夏省立回民师范学校概况》等颇具分量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不但深入探讨和分析了回族伊斯兰教的历史与现状，而且以一名知识分子的情怀和担当思考着民族和国家的诸多命题。

作为民国时期知名的历史地理学杂志，《禹贡》的创办者顾颉刚、谭其骧等人并非回族，其受众群也并非针对回族大众，但《禹贡》杂志中刊载的很多文章都是回族伊斯兰研究的扛鼎之作，苏盛华发表于1937年第七卷第四期的《回汉纠纷经历录》就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在这篇长文中，他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线索，用大量的史料和现实分析了回汉关系，指出了回汉隔阂的症结所在，并开出了办教育的“文化药方”。今天读来，依然闪烁着知识分子的视野和远见。

马鸿逵看重苏盛华并对其委以重任，除了他具备深厚的文化素养，还因他有着极强的办事能力。苏盛华在奉调灵武办学时，河东各县百姓自清末同治以后，以前所有田产均被没收，仅得到边远不能灌溉的农田。并且田地所需粪土必须由街上买运，不但贵而且远。面对不能丰收的农田，人们便想到了改造田地的肥料。偶然间，有人得知鸽粪的效力比任何肥料都大，而且质轻易得。人们得此秘诀，便争先恐后养鸽子。这样不但鸽粪做了田地土壤的良好肥料，还可宰鸽享客和自己食用。因而家户养鸽越来越多，便不免时有出入田禾的事情发生。怎料被人以“飞起遮天盖日，落下挖根断苗”为由状告到官府，要求勒令拆毁鸽房断绝鸽种。此事一度得到批准，并布告全省实行。苏盛华听闻，当即专门向省政府呈文：“老鸹麻雀鸽均为本省农人认为三害鸟。然老鸹嘴长过寸，能崛谷种于地下；麻雀身轻可喙禾穗于茎上；而鸽嘴长不及老鸹，身轻且远过于麻雀。是鸽既不能为害地下之谷种，又不易损伤茎上之禾穗。其所食者仅田地之余粒，谷类之孑遗，何害之有？而其益农处则能产美满之肥料，可供贫人之肉食。即令与老鸹麻雀同为害于农，则除鸽固可拆其房；而除鸹则必尽伐人树，除雀亦必尽毁人屋，是又为事实之断不可能者也。”如此论述有理有据，省主席大喜，立即收回成命，农人的家鸽转危为安。

不仅如此，在保障鸽房之后，他还和当地乡绅商议按每间鸽房收清真学校学捐三元，直接供给当地回汉子弟读书。推行之时，不但没有被阻挠，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他处理事务的方式似乎从来如此，有着父母官的才能，却更具教育家的本色和情怀。

五

苏盛华十五岁时，他的母亲因肺痨去世，这钻心的疼痛让他立志要自学成医。此后，他虽致力于民族教育，也曾浮沉于宦海，但即使在人生最顶峰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医生。

苏盛华在北大求学期间就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学习之余他阅读了大量的医学书籍。他热爱中医，并对中医理论有着很深的造诣；行医六十余年，在宁夏中医界颇有影响，而这更是深刻影响了他孩子们的人生走向。五个儿子中有三个都是当地知名的医生，他们治病医人的人生轨迹无疑来源于父亲苏盛华的家学启蒙，家父救死扶伤的人道精神和对人的生存命运的终极关怀深深地植入进子女们的心中。

回望不堪回顾的那些岁月，他因为成分不好，人生处处被动。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少，但他依然坚持暗暗行医，有需要时他便提起药箱随叫随到。改革开放，万象更新，可以舒眉的年月终于来到。那时苏盛华已年近八旬，却迎来了人生最后的繁忙。韦州的大街小巷，留下了他穿行其间的脚印。从年轻时期站在古城墙头凛凛的光彩，到迟暮之年依然坚毅的目光，他从未抱怨过生活带给他的诸多不顺。

2009年9月，韦州清真大寺的阿訇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宁的包裹。邮寄者是中宁八十多岁的杨应林先生，苏盛华在中宁做县长时曾与其父杨仙周共事过。杨应林在整理资料时获得了苏盛华归真前接受采访的六盘录音带，他遂将这六盘录音带通过清真大寺交到了苏盛华后人的手中。透过苏盛华遥远又亲切的乡音，似可感受到这声音背后的那个有温度、有表情的老人。我仿佛看到身材修长的苏盛华背倚着靠椅，身体有几分前倾，似乎随时要起身侧耳，因为他的年龄有些大，耳朵也有些背了。他清瘦的脸庞上呈现出倦态甚至病容，但倾听的双耳分明含着谦虚和耐心。是的，苏盛华的眼神中似乎总是带着善良的温存，他宁静的神态里仿佛蕴含着人道的热忱。

作为一名医生，他终生都在给人看病；作为一位教育家，他也曾尝试着给这个民族开出一剂药方。但令人遗憾的是，人们记住更多的是那个作为“苏县长”和“苏医生”的苏盛华，却忘却了本为教育家的苏盛华。我在寻访有关先生的资料时，所到之处，无论是他的亲友，抑或是知晓他的路人，给我讲述的无不是他为官为医的种种事迹，却鲜有提及那个为办学校而奔走呼号的北大毕业生。在他人生历程中唯一一次被记录的那六盘录音带里，两位采访者不厌其烦询问的也几乎全是和马鸿逵、马鸿宾有关的政治过往，竟没有一句问及和教育、文化相关的问题。

青年时，他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精神的浸润，怀着深深的文化忧虑投入到民族教育的事业中；晚年时，时代的喧嚣已然迫近，他却成了被遗忘在故乡角落里一抹孤独的云霞。

同为韦州人的我，在相似的年龄曾与他一样有过北京求学的经历，因而他的心情和思绪于我而言是具体的，可以触摸的。路过北大我驻足停留，遥想着当年那个从回族小镇踏进北大的青涩少年。我看到了他匆匆而坚定的步伐，他那岩石般沉默的背影让我相信，这个民族会有更多的少年会像他一样肩起梦想的背包奔向求知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