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临婧

一

过了而立之年后，很多感觉是不可思议的。

不知从何时起，被一群也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后辈奶声奶气地喊起了“姐姐”，明明直到昨天还觉得自己也是只刚刚离巢不久的雏鸟——不过是稍稍学会了觅食和躲避风雨的法则而已，但那个甜甜的、奶声奶气的称呼却已真实地响彻耳际。它让人感到一丝得意，得意后又泛起一丝落寞。我恍然发现，在年年生育大潮的浪逐之下，自己所属于的那代人已经不得不承认，我们正与青春渐行渐远。就像草原上的风无可逆转地从耳边吹过一样，就像大地上春华秋实不可抗拒自然代谢一样，就像曾经的容颜无可挽回地变作照片里的遗恨一样。时间的步子残酷地加快了，可能只有到了这个年纪我们才会去追溯、去回忆，当初那动人的、日渐逝去的青春悄然来临时，曾经在我们的心底刷上了一层怎样的颜色。

二

十五岁，正值走出儿童的懵懂，还是一张白纸却开始渴求认知与理解的时候，一次草原的经历，让我与只在教室和书本里求知的同学从此不尽相同。

那一年初中毕业，我小兵儿一般追随着堪称“蒙古积年”的爹，在火车与长途汽车的相互接力下出了张家口，一路风尘仆仆地奔赴他当年挥洒过青春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到蒙古大营“入伙”。

这样的经历现在已经很难想象。

首先，我们可不是去旅游，我的“入伙”对于我爹来说是“回家”。自从多少年前他们一行和我年龄相仿的青春伙伴到蒙古草原插队入户，与自己的异族母亲、异族兄弟结成了跨越血缘的亲情以来，在地图上从北京向北画一条直线，在快要交接到国境的茫茫草海中，我一直有一个“第二家庭”。据说那一年我出生的喜讯传到了草原，家长们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指给我两头母羊。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它意味着我结婚时只要张口，它们年年接羔养成的畜群将是我一笔丰厚的嫁妆。

其次，我们不是一般的旧地重游。既然是追着三十多年前父辈们的青春足迹而来，那么我的“入伙”也要有起码的规矩。“家里”已经赶工给我缝好了两套崭新的蒙古袍、备好了锃亮的马靴；而我则将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着胡服、操胡语，像当年的父辈们一样参与草原的生活与劳动。

车出锡林浩特，视野里逐渐摆脱了一眼干干的、贴着渗水瓷砖的修车铺与大车店，我在漫长的颠簸中速成着教给我的“二十句常用蒙语”。就在哼哼着“豪聂、豪聂（羊、羊）……恼亥、恼亥（狗、狗）”的某一瞬，天边一抹青蓝的绿色“啪”地晕染开来，从最初的零星点点逐渐交织着延绵起伏，最后终于占据了整个视野。草原就这样不可思议地，在逃离了城市樊笼，十五岁青春烂漫的我的视野里和心里，平静地、温和地、包容地渐次铺开，在浓淡变幻的绿上点缀着更为绚丽丰富、灼烧眼睛的明亮颜色，如泛着七彩阳光缓缓涨潮的绿色的海。

很多年过去后，哪怕见识了高草及腰、富饶丰沛的呼伦贝尔，也见识了异情异色、雪峰松林的伊犁草原，我依然执拗地记忆着、向往着，和人喋喋不休地诉说着乌珠穆沁可谓单薄的草场。那些其实随处可见，散落在远远的慢坡上的羊群、被阳光晃得发亮的蓝色泡子、好看地在平坦的地势上蜿蜒九曲的小河，都曾在一瞬间和着涨潮般的绿海将我淹没。

旗里接应叔叔的桑塔纳最终在绿海深处一座蒙古包前一个急刹车，我就在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跌入了兜头而来、铺天盖地的蒙语世界。和长辈、兄嫂见过，把早已背了好多天背得滚瓜烂熟的几句你好、我好和一个三五句的自我介绍一气背完后，我就只剩下嫉妒死聊得眉飞色舞的爹，倾听和傻笑的份儿了。

这时才切身意识到，所谓“二十句常用蒙语”完全不能应付日常！

比如蒙语亲切得不说谢谢，所以，当嫂子递茶过来的时候，当阿伽（长辈的尊称，我爹的蒙古哥哥）给我个什么东西的时候，要想应对一番除非能如我爹一般长篇大论地侃侃而谈，否则除了傻笑连句谢谢都说不了。其他一些事先背好的句子，如“嫂子，我洗衣服”、“嫂子，帮我拴一下狗”等等，由于缺乏语境，没有说的机会。就拿“拴狗”那句来说，我家的三条狗从第一天第一眼就认出我是自己人。可怜兮兮地被拴了几天后一只白狗的爪子磨出了血，我当然立即要求放狗，但“放狗”怎么说，偏偏我还不会……不过，也有一句绝对实用一天到晚挂在嘴边的常用语：“比-豪森-欧那”，它直译的意思是“我空着喝”。因为喝茶时我永远做不到像牧民那样灵活地转动舌头，左右一涮就将茶及茶里的炒米一同席卷下肚，所以不论是在自家抑或出门做客，总算说这句话时能争口气，不用翻译。

那天以及之后的每一天，我经常暗骂学校就只会教个英语，并赌天咒地地发誓，我愿意用我全部的英语单词和语法交换哪怕只有十分之一的蒙语表达。但不管如何不自由，哪怕悲剧地陷入沉默与傻笑，有一个奇妙的逻辑我一直遵守着：只要在能力范围内，尽量说蒙语——当然，说汉语其实也没什么，但冥冥中总感到有那么一丝别扭。

无可置疑的是，在蒙古草原说汉语会破坏“入伙”的意境，减少“自己人”的感觉。有那么一天，最极端的例子发生了。我家的营盘里因为一座名为“奥尤特”（有翡翠）的小山出硫酸铜，进驻了一个内地盲流团伙般的矿工队。听说在我们来到前他们已经矛盾重重，除了为被破坏的草场争吵外，一两只掉进矿井的羊被故意截流，民工还破天荒地往草地上赶来过一头猪！

那个下午，一个矿上的民工眯着眼、跨着步子，猝不及防地钻进包里，赖兮兮靠在哈纳墙上。觉察到我们的不一样后，那厮可能觉得找到了同伙，放肆地向我们隔空喊汉话。我至今仍深深记着，那一刻两种语言乃至两种生存方式的对峙，包括对二者的取舍都是尖刻的——十五岁的我紧张地绷着嘴，感觉如果用汉语应了哪一句，我和接纳了我的大草原间全部的神秘都将戛然而止。我将失去那三条愿意为了我开牙咬的狗，两匹怯生生、总是躲在蒙古包阴凉里的马驹子，因为没了妈、每晚等我拿奶瓶喂奶的山羊羔；在递茶过来的嫂子眼里，在塞给我一个好玩意儿的阿伽眼里，在带着一丝期待、一丝怀疑、一丝犹豫的随便哪个牧民——甚至用蒙语回骂对方的我爹的眼里，我将立即异化成一个外人、一个游客，一个和那个民工一样，陌生而隔膜的影子……

直到今天，我依然不时回味当年那一页草原上的蒙语练习之于我的意义。

因为缘分的浅薄，我止足于永远的十分之一半吊子。我至今仍记得几首歌、一些句子，但那些关于颜色、五畜的丰满的表达，刻画一匹神马，从“一岁备上鞍、两岁像飞箭”，一直写到“在达赖喇嘛的赛会上七十三次得第一”的想象力都只能遗憾地失之交臂了。

不过，我感谢它和它的异族情调曾强行介入我刚刚展开的人生画卷，轻轻地、但确实地打了一层若有若无的底子，哪怕日后逐渐萎缩、退化，但那层底子始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提醒我人生不可缺少的丰富，并选择真正的语言和相对的身份与归属。

英语万能主义者能理解这样的心情吗？

不知道。但受这层底子的影响，我只要一出门就要生出语言的偏执病。比如那年在伊犁，我热衷于操着东拼西凑的“维哈混合语”问路买东西，后来在伊朗和土耳其这个习惯竟变成了铁打的规矩。很多朋友奇怪地问，难道他们不懂汉语、不懂英语吗？他们当然懂。但我从小学习的方式是哪怕有限也要试着用民族语交流，因为它除了字面意思还有另一层含义：我和你是自己人，我愿做你的朋友。

三

既然来蒙古大营入伙，我就要有板有眼地穿上蒙古袍。

之前已经说过，家里专门给我新缝了两件崭新的袍子。其中那件更厚实，绿色锦缎上通体用金线绣满花鸟祥云，领口袖口织以更加鲜艳炫目的黑与金红色的“特里克”（相对厚一些的夹袍）当真非同小可。与其说是袍子，倒更像是和羊一起给我准备的嫁妆。穿着它我什么都干不了，所以除了每天清早，在料峭的草原的晨风中和它较着劲、一步一绊地爬上一座慢坡洗漱并散步外，大多数时间我穿另一件正红色的“仟穆奇”（单袍子）。

相对而言这一件朴素了许多，但作为礼物同样是绸面光滑、镶金边的盘纹领口上配着银扣。在结实地缠上湖蓝色的腰带、蹬上全新的马靴后，我每日穿着它，从踉跄着在井台上，把使出吃奶劲儿才拉上来的水连桶一起灌进水槽，到嫂子挤牛奶时吆喝着，帮忙拴一身蛮劲儿、瞧不起我不肯合作的牛犊子，再到穿着它，学着我爹当年的“青春肖像”，牵马卧在草地上装《静静的顿河》里的格里高利……这件红色的“仟穆奇”我十分爱惜。

绿色的“特里克”当然也很好，但它太厚重，太像礼服。穿着它不能干活儿，因此和我憧憬的胡服胡语，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像牧民一样，和牧民一起的草原形象多少有点出入。

——这么说自然夸大了所谓“劳动”的含金量。一个在学校天天背sinα/cosα=tanα，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女孩儿，在茫茫大草原上能干的活儿是十分有限的。拴牛犊、喂羊羔这些特别的轻量级劳作要专门留给我，而一个真正的蒙古女人，尤其在出嫁成为嫂子——“咸那伽”，同时也是一个蒙古包最课业繁重的第一苦力后，需要谙熟的那些熬茶、打酸奶、做奶豆腐，把羊肉一条条盐腌后挂起风干等……到最后我也没学会。

“咸那伽”最大的折磨与消耗是日复一日的挤牛奶。以我家的嫂子为例，每当我在早被踩得稀烂、一脚深一脚浅的牛圈拴完了牛犊，都会久久地看着她机械地、憔悴地拎着桶，顶着白花花明晃晃的日头，在二十几个奶牛身前的泥泞里依次跪下，再从泥泞里蹒跚爬起……她比家里任何一个人都更脸色黧黑、两颊粗粝。挤牛奶时她穿一身已被污渍、油垢染得变了色，破了洞大敞口的灰绿色袍子。相比之下我则一直不争气地衣裳鲜红、小脸儿白嫩。

当然，在“劳动”中弄脏了袍子，值得夸耀一番的事也不是没有。记得有一天下午喝茶时阿伽提到，有一头母羊这几天就要分娩，到时候，等她在山背后下了羔子，可以由斯琴（我的蒙语名字）负责拿回来。惊闻如此大事的我浑身过了电似的亢奋，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跷脚儿望着、转着圈盼着、一天数次地询问着，也事先认识了一下那位淡黄色、腰圆肚胀的“准母亲”。

神圣的下午终于来了。大人们一声令下，我昂然庄重、大步流星地奔向指给我的那座小山。走近的时候，已经初步舔舐过孩子的母羊紧张地逃开了几步，草地上就那么不可思议地瘫倒着一个毛色稀疏、湿漉漉、尚未睁眼却像极了它母亲的淡黄色身体。我小心翼翼地用袍子裹起这团轻如鸿毛、吹弹欲破，却顽强地颤抖着、呼吸着的新鲜生命。那一刻四野静谧，嫩绿色、生生不息、无边无际的草海摇曳着，风和空气波动着。一瞬间，仿佛每一棵草、每一块石头下都隐藏着一个秘密。

回家的路就漫长了。大人们说，因为母羊尚未完全认识自己的孩子，我得适当地让它舔舔，熟悉气味，才能把母子俩一起带回去。然而那位伟大的母亲完全是个高度近视眼，我才刚刚让它在怀里舔过羔子，向前走了几步，一回头，它在另一个方向焦急地嗅一块淡黄色的石头；赶紧蹲下招呼它过来再舔，几步后回头一看，它竟然还在嗅那块石头；如果横下心放开双腿多走一阵，它能发疯地奔回原处……

没办法，我只好三步一停五步一蹲，亦步亦趋，几乎是匍匐着朝家走。最后我爹扛不住了，决定先回包里喝着茶等我，而我则是在黄昏时分才费死劲将这对母子护送回营。大人们哈哈大笑。他们的透视眼一直观察着忙前忙后、可笑又可爱的我，并说我大可一把将羊羔拎回，母羊能自己找回来，绝不会走错。

那天我的袍子前襟被羊水未干的羔子染上一层浅浅的微黄。之后的一个傍晚，我不记得是这只羔还是另一只羔，反正是刚刚夹起某一只我们放在柳条筐里的三只羊羔之一，要扔给急切地脱离羊群前来喂奶的母羊时，那个娇滴滴、咩咩叫的小生命往我漂亮的“仟穆齐”上直接拉了泡屎……

如果能有更长的时间，如果能有更深的缘分，如果没有一个城市女孩必须承担的高中时代横行于世的考试制度，也许从这一天开始我也能像当年青春做伴的父辈们，在简单到繁重的牧业劳动中将一件件“仟穆齐”、“特里克”，还有零下四十度隆冬中用八张羊皮缝起来的“德勒”——连带城市的优越与矫情一起穿黑磨旧，撕破扯烂。

离开草原后，我在被各科考试压得喘不过气时，曾认真地那样憧憬过。生活在哪里都艰苦，相对于难死人的数理化、怎么偏怎么考的英语、喊口号一样的政治，草原的艰苦是值得的。不管是跪着挤牛奶、面颊粗粝的嫂子还是英姿飒爽、叼根芨芨草的“格里高利”，我那颗青涩而鲜活的心曾被他们的形象深深浸染过，因此多亏这件穿着它打过水、拴过牛犊、抱过初生羊羔的“仟穆齐”，总算为自己十五岁草原生活中最起码、最底线的劳动与方式做了个印记。

四

我也是到了这两年才开始琢磨自己的这点草地经，琢磨它对自己的人生到底产生过什么样的寓意。

人生就像一幅画，打过最初几笔草稿后，最重要的是第一遍底子，正是这第一遍底子的笔触、明暗、色彩与情感，第一遍底子勾勒的风景将在未来决定，那幅画将是循规蹈矩、空洞乏味、附庸庸俗的，还是阳春白雪、落拓不羁、底蕴丰富的。

随着那些动荡的大时代的逝去，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大多消磨在教室里，消磨在书本填鸭式的无聊说教里，消磨在成为优等生、挣个好出路的理性主义中。无限的背书、补课、做卷子、推导公式消磨了青春的朝气和求知欲，英语至上、关于西方世界从语言到历史的过度推崇让大家看不见，不关心少数、弱势民族与群体的历史与骄傲，从小就做着欧美移民梦。

在这一方兴未艾的异化大潮下，我很庆幸曾有一抹“啪”地绽开、晕染了整个大地和天际的青蓝色，带着它生生不息的神秘、自由而丰富的魅力，如涨潮的海一般浸染了我刚刚打开的青春画卷，留下了一层淡淡的，但却坚实的底色。胡服胡语的入伙经历时刻纠正着我的选择与视野，艰苦中劳动的价值让我在以后的人生中懂得贯彻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摆脱了二十岁初出茅庐的不安与迷茫后，这一层底子日益觉醒，渐渐变成了支撑我的方向和色彩，使我免于媚俗、狭隘、枯燥、缺乏风景，免于在日复一日的不知所终中任人生与飞速的时光一起毫无意思地逝去。

前两天和久违多年的高中老师取得了联系。她兴冲冲地说她经常和现在的学生提起我：一个喜欢草原的女孩儿，写“蒙古长调”（所谓“蒙古长调”经确认后更正为写过蒙古，用很长的句子）。我赶紧让老师口下留情——就自己那二两不到的水平，长调今生都不敢妄想，但说不定我可以勉力画一幅水彩，纪念一下曾经的岁月青葱。

想象中，那幅水彩的画面应该是这个样子——在明亮动人的7月草原上，一个穿红色“仟穆齐”的小姑娘怀抱着一只新生的、湿漉漉的羊羔走在摇曳的绿海里，风和空气神秘地波动着，远处大人们聊着天喝着茶，与狗、蒙古包、勒勒车以及袅袅的炊烟一起被夕阳染上一层绚丽的七彩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