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亿兰

（ 贵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

贵州传统民族文化中生命意识的特性及对生命教育的启示

郑亿兰

（ 贵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

贵州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中，创造了与本民族、本地域相适应的文化，其中蕴含着旨在促进本民族整体生命及个体生命延续和发展的生命之道、生存之道、生活之道。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和表现行为，从教育文化学的视角看，就是一种教育行为，也是“生命教育”的一种独特方式。这种教育方式从总体上呈现出自然性、生活化、体验性、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特性。这种特性是今天的生命教育所倡导和追求的理念，亦是值得我们对之进行挖掘和整理，为生命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所运用的资源。

贵州传统民族文化； 生命意识； 生命教育

现代教育虽然具有规范化、技术化、科学化和理性化的优势，但却难以解决在人文教育领域面临的问题。特别是有关学生的生命认知、生命个性、生命态度、生命情感、生命意志和生命理想等关乎教育宗旨和本质的问题，仅靠学校教育的所谓理性化、技术化和规范化是难以得到较好解决的。这也正是生命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在我国教育领域日渐受到关注的原因之一。如何才能更好地实施生命教育，使我们的学生能形成健康和完整的生命意识呢？一方面当然要依托于学校教育的种种优势，另一方面则是要从自身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探寻那些能够给予我们有启发意义的有关生命意识、生命教育的内容。生命教育作为西方的舶来品，要在贵州乃至中国的教育土壤上健康生长，本土文化的滋养尤为重要。

贵州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中，创造了与本民族、本地域相适应的文化，其中蕴含着旨在促进本民族整体生命及个体生命延续和发展的生命之道、生存之道、生活之道。本文拟尝试对这些文化中的生命意识及行为呈现方式进行梳理，并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归纳其生命意识之特性及其对生命教育的启示意义。

一、生命意识在贵州传统民族文化中的呈现方式

本文所谈“生命”特指人的生命存在。生命意识即人对生命的认知、理解和态度。一般来说，生命意识往往通过具体的文化行为、生活方式自然显现出来。本文中的“贵州传统民族文化”特指贵州各少数民族传统民间文化。在贵州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生命意识有着极为充分和鲜活的显现。从分布情况上看，贵州各少数民族文化中都包含着丰富的生命意识及其教育传承方式。这种生命意识及其教育传承方式，是以各个民族的历史、地域、信仰、习俗为背景的，因而有着鲜明的民族个性。

贵州传统民族文化中生命意识的呈现方式可以从文化类型和文化内容两方面来分，在这些文化的类型和内容中，几乎都有着特定的生命意识的指向。其中，其文化类型可分为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手工艺、宗教、礼仪、节庆、习俗等。文化活动的内容则非常具体和丰富。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各民族的古歌、民歌、大歌、神话传说、叙事歌、丧葬歌、情歌、婚庆歌、儿歌等；各民族的舞蹈，如苗族芦笙舞、苗族木鼓舞、瑶族打猎舞、瑶族和布依族铜鼓舞、彝族撮太吉舞、苗族迁徙舞等；各民族的节庆，如苗族牯脏节、苗族吃新节、苗族祭山节、仡佬族祭树节、彝族火把节、布依族赶祭、布依族查白节、侗族祭萨节、水族端节、水族卯节等；各民族手工艺，如服饰、刺绣、剪纸、蜡染、银饰、漆器等；另外还有各民族礼仪习俗、婚恋习俗、丧葬习俗、时令习俗等。在这些数不胜数的文化内容中，隐藏着大量的生命意识密码，引导着族群群体和个体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去认识生命、体验生命和理解生命，建构起族人敬畏生命、热爱生命、追求生命理想的生命观。为便于对贵州传统民族文化构成及其生命意识指向有一个较为清晰和整体的了解，笔者试对贵州传统民族文化的类型、主要内容和生命意识内涵的对应关系进行梳理，如表1所示。

表1 贵州传统民族文化的主要类型、内容和生命意识内涵

这个表格并没有完整地反映贵州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和其中所蕴涵的生命意识。我们只是用这种归类和梳理的方式，力求对传统民族文化的内容和相对应的生命意识指向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另外，这种归类和梳理虽然有了条理化之便，但也存在欠妥之处，因为民族文化在各民族的生活中是一个整体，并未把这些文化类型和形式分成各种类别而单独呈现。往往是在一个文化活动中，又包含了其他的文化形式和内容，而其中生命意识的指向与内涵也是多向和多意的。对民族文化的这种整体性、包容性和互渗性，在我们进行相关研究时应把握好。

二、贵州传统民族文化中的生命意识案例分析

如果说表1的归类和梳理仍有笼统和抽象的感觉，那么我们可通过几个具体的案例来获得对贵州传统民族文化中生命意识更为生动和直接的感受。

（一）苗族古歌

苗族古歌流传于贵州黔东南地区，是苗族人民口口相传的民族文化宝库。后经专家学者整理编译出版。该古歌七千余行，内容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创造宇宙”，包括开天辟地、运金运银、打柱撑天、铸日造月等内容；第二部分为“枫木生人”，包括枫香树种、栽枫香树、砍枫香树、妹榜妹留、十二个蛋等内容；第三部分为“浩劫复生”，包括洪水滔天、兄妹结婚、打杀蜈蚣等内容；第四部分为“沿河西迁”，内容为苗族人被战争所迫，由东向西迁徙，寻找栖身之地的艰难历程。古歌的诵唱一般都在苗族重大的祭祀、庆典场合进行，并且有着严格的禁忌和规定。苗族古歌反映了苗族人对宇宙、世界、人、生命的起源和形成的认识、理解；对本民族历史的记录、对先祖和英雄的崇拜；对族群信仰和伦理规范的认同。关于生命的起源，古歌“枫木生人”中这样描述：枫树被砍倒后，树心里生出了蝴蝶妈妈；蝴蝶妈妈生出十二个蛋，十二个蛋经鹡宇鸟孵化，生出人类的祖先姜央及雷公、龙王、老虎、大象、水牛、老蛇、蜈蚣等十二个兄弟。在“创造宇宙”中有这样的描述：太古时代，天地未分，混沌一片，没有生命。是盘古把天地劈开。盘古死后，人类先祖不辞辛劳运金运银，造金柱银柱把天撑起。又造出日月，世界这才形成。一切生命才得以生成。

苗族古歌中的这些内容，反映了苗族人对世界、对生命的起源最基本的认识：人类生存的世界是一个小宇宙，处于无限的大宇宙空间之中，这就是地球与宇宙的关系；人类存在的世界是经劳动创造而形成的[1]；人的生命是由低级到高级的生命形态演化而成的；等等。这些认识“是唯物的也是辩证的”。[2]再有，古歌中有关“十二个蛋”孵化出各种生命的描述，典型地反映出万物平等、生命神圣，一切生命都值得敬畏的观念。苗族古歌大都在祭祀先祖的节日场所诵唱，以达到凝聚族群、不忘来处、感恩先祖和乞求生命兴旺的目的。苗族人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通过一代又一代在古歌的传唱和生活的渗透中延续下来，铭刻在每一位苗族人的心中，融汇在每一位苗族人的生活中。

（二）侗族大歌

侗族是善歌的民族。歌不仅是侗族文化传承和教育的重要方式，也是每个侗族人生命成长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养料。侗族人从生到死，几乎一生都浸润在歌声里。侗家孩子从三、四岁起便要在歌师指导下学歌。侗族无文字，一切皆在歌唱中代代相传。谁掌握了歌，谁就掌握了世代相传的生存法则和生活经验。[3]根据内容、唱法、功能的不同，侗族大歌可分为鼓楼大歌、声音大歌、叙事大歌、礼俗大歌、童声大歌、戏曲大歌。其内容包括了追忆先祖、礼仪习俗、生产劳作、婚恋情感、道德规范、幼儿嘻戏等，可以说是侗族人的生活、文化“百科全书”。其中当然也囊括了侗族人对世界、生命、生活的认知和理解，充分反映出侗族人不仅仅满足于物质生活的安妥，更追求心灵慰藉、精神充实的生命意义。侗家有句谚语：“饭养身，歌养心。”这是侗家人从生活中总结出来的人生观。所谓“养心”，就是指养育人的思想、品德、情操、良心，即人的精神和境界。[3]侗歌中这样唱道：“丢下歌不唱，把歌糟蹋了；丢下田不种，肚子里就没有东西来填了。田要种，歌也要唱啊。年轻时候就像花会开，老了就不行了”；“不种田地无法把命来养活，不唱山歌日子怎么过？饭养身子歌养心哟，活路要做也要唱山歌”。正是侗族人有这种用歌声充实精神、陶冶情感、感悟生命、体验生活的习俗，才有了荣享“天籁之声”美誉的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侗族人也在这歌的传唱中升华了生命的境界和意义。

三、贵州传统民族文化中生命意识的特性及对生命教育的启示

贵州传统民族文化中的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从教育文化学的视角看，就是一种教育行为，也是“生命教育”的一种独特方式。根据以上对贵州传统民族文化的类型和呈现方式的介绍和分析，我们认为，这种教育方式从总体上呈现出自然性、生活化、体验性、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特性。

（一）自然性

这里所说的自然性，是指人的生命天性或自然性。包括生命的自然需要，生理的本能、身心的成熟、身心的发展规律、生长的自然法则等。[4]贵州各少数民族在过去虽然没有正规的学校教育，也没有什么教育理论，但他们在对后代的培育中，却深谙生命成长自然规律的法则，懂得运用这个法则去呵护和培育后代的生命成长。孩子幼年的教育往往是从家庭开始。但这种教育绝不是强制、教条、抽象和生硬的，而是在一种自然、放松、自由且充满亲情的环境中润物细无声地展开的。孩子在童年时期，白天与小伙伴在村头寨尾、田间地头自由玩耍，同时也在观察和模仿大人的生产、生活行为。晚上则围在火塘边听老人讲古老而有趣的故事和传说，直到进入梦乡。[2]在这过程中，孩子慢慢学会聆听、交流，掌握简单的知识或技能。更重要的是孩子开始有了幻想和憧憬。孩子稍大后，会在家长的带领下学习一些基本的技能，男孩要学吹芦笙和一些生产技能，女孩要学刺绣、蜡染和简单的家务。大凡族群举行的祭祀、节庆等活动，长辈都会带孩子参加。这一过程既是一种生存技能的学习和实践，也是性别意识的渗透。孩子也通过参加一些族群的集体活动，了解和学会必须的文化行为和礼仪规范，逐渐地融入族群之中。孩子到了青春期，有了谈情说爱的欲望，族人或家长会为年轻人提供交往、结识、倾诉衷肠的环境和条件，这也是各民族的婚恋习俗。如苗族的游方、布依族的浪哨、苗族的讨花带、侗族的行歌坐月、侗族的“女儿房”、瑶族的“寮房”等，都是专门为青年男女交往、恋爱而设的习俗。这种场合，家长绝不干涉晚辈，往往会主动回避以让晚辈尽兴地交往，沟通感情。这种富于人性化的生命关怀，让晚辈深切体验到生命、爱情的美好。当然，这类活动有着必须遵守的规则和不可逾越的底线，由此使晚辈懂得并自觉遵守族群共认的相关伦理规则，知道爱情、婚姻的神圣并倍加珍惜。

贵州传统民族文化中的这种生命意识及其教育行为，既不人为地压抑生命，也不拔苗助长地强制塑造生命，而是充分尊重人的天性和自然性，本着关爱、呵护生命的态度去培育生命。正是这种看似简单和原始的教育方式，最真切地体现出教育应以人为本，应遵循生命的自然规律去呵护和培育生命的本质特征。

（二）生活化

从宽泛意义上讲，“生活”就是生命的过程。梁漱溟先生曾说，生命与生活，实际上纯然一回事，“生命是什么？就是活的延续”。所以说，生活就是生命的亲历性和实践性，是生命的一种自主、自由的伸展。[4]贵州传统民族文化中的生命意识尤为突出地呈现出这种特性。民族文化本来就是为了生活的实用而创造出来的，服务于生活是其最基本的功能。正是由于民族文化在功能上具有这样的特质，所以贵州传统民族文化中的生命意识在付诸于教育行为时，自然就显现出强烈的生活化、实用化和习俗化色彩：性别意识的教育，渗透在少男少女吹芦笙、做刺绣和其他生活技能的活动中；青春期男女交往的教育，体现在歌声与舞蹈中、洋溢在婚恋习俗的欢乐气氛中；敬畏生命、珍惜生命的教育，融汇到各种祭祀、庆典、节日活动中；各种人生礼仪规范或生命意义的教育，可以在各民族歌声的传唱中获得，也可以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中落实，还可以在参与各种习俗活动中得以体验。在这里，接受生命教育是主动而非被动的；是为了获得生命的能量和生活的经验而非为了仅仅记住一些知识；这些知识技能的获得是来源于丰富多彩的生活而非书本；检验这一切的标准不是靠做一张试卷，也不是看你知道多少，而是看你在具体的生活中做得怎么样。总而言之，贵州传统民族文化中生命意识的教育行为是以生活为本，也就是以生命的亲身体验为本。通过这种生活化的教育，使后代能更全面地认识生命、理解生命、热爱生命和提升生命意义，而这一切又都是为了获得更美好的生活。

（三）体验性

体验性与生活化是密切相关的。贵州传统民族文化是为生活、生命而存在的，只有融入民族群体和个体的生活、生命之中，才能实现其价值。这种特质决定了其不是将这些文化中的有关生命的知识技能作为一个单纯的客体的认识和存在，不是以一种冰冷的理性态度去看待这些知识与技能，而是将之与自身生命与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全身心地在生活历程中去认知、实践、体验和感悟这些文化内容。因此，这种文化与生活是一体的，在实践和体验过程中会得到生发和建构。文化在生命的实践和体验中得以生成，生命在对文化的体验中成就自身。这种文化与生命的互动，使得族群群体和个体将生命融入这文化之中，从情感、理性、感性全方位去真切体验生命，直觉生命、感悟生命。[4]贵州各民族这种在亲身实践和体验中感受生命、唤醒生命、成就生命的文化传统和所蕴含的生命意识和行为，正是今天的生命教育所倡导和追求的理念，亦是值得我们对之进行挖掘和整理，为生命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所运用的资源。

（四）共性与个性相统一

贵州传统民族文化中的生命意识，更多是指向族群群体。创造这些文化的族群先祖尚未完全形成个体与群体、自我与族群的区分意识。或许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将自己的个体生命与族群的整体生命相分离。在他们的意识里，自我的生命与族群的生命是一体的，我就是族群，族群就是我。这种整体意识是传统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其意义在于：并不排斥和否定个体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而是追求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命的和谐共生。对传统民族文化中生命意识的这种特性，我们应该抱以客观、科学的态度，不能因为其强调了群体的整体生命意义，就认为它否定了个体生命的价值。实际上，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命共同地和谐发展，正是生命教育所追求的理想。从生命教育角度来看，人的生命不仅是自然的，而且是社会的、文化的。一个自然存在的、脱离社会的个体的人，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说只有生物学上的意义。一个自然生命体的人要发展成为社会生命体的人，就必须在其自然生命体的基础上，获得文化、智慧、道德和人格等精神方面的发展。[4]所以，我们只有从社会、文化、教育与人的整体关系上去认识人的生命意义，充分把握住人的个体生命与社会生命相统一的宗旨，才是对生命教育完整和全面的认识。而这也是对传统民族文化中的生命意识及行为的教育价值应有的态度。

[1] 贵州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编译．苗族古歌[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

[2] 石朝江．苗学通论[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

[3] 张晓松．符号与仪式——贵州山地文明图典[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

[4] 冯建军．生命化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

Character of Life Ideology in Traditional Ethnic Cultures of Guizhou and Its Enlightenment on Life Education

ZHENG Yilan
(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 China )

In their long time history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actice,all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Guizhou have created cultures that adjust to each nationality and locality and contain ways of being, of existence and of life which aim at the continuity and development of both human groups and individuals. This intense life consciousness and expression behavior, seen from the stand point of view of education culturology, is an education behavior and a special method of life education. This education method shows a character of being generally natural,routine,experimental,universal and individual.This character is both an ideology that today’s life education proposing and searching for and a resource that we should excavate,sort and use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ife education.

traditional ethnic cultures of Guizhou, life consciousness, life education

G127

A

1673-9639 (2016) 06-0109-05

（责任编辑 黎 帅）（责任校对 郭玲珍）（英文编辑 谢国先）

2016-06-26

2014年贵州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贵州传统民族民间文化中的生命教育意识和行为研究”（2014A056）。

郑亿兰（1963-），女，重庆人，副教授，研究方向：跨文化研究及外语教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