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学勇

摘要：杨树达于政治思想上与叶德辉有较大分歧，于学术上也认识到叶德辉的不足与局限，但又推崇叶德辉为“旷代之鸿儒”。杨树达通过抬高叶德辉的学术成就，以达到构建近代湖南汉学谱系，乃至进一步树立民国时期湖南汉学正统的目的。

关键词：杨树达；叶德辉；民国学术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6.0044

一、叶德辉与杨树达的师生交谊

杨树达（1885-1956），字遇夫，号积微，湖南长沙人，我国近代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1897年入长沙时务学堂，受教于梁启超等维新人士，时务学堂解散后，1899年，又与其兄杨树谷遵父命师从叶德辉，学习中国传统学问。叶德辉于制艺外，授以《说文解字》、《四库全书总目》、《汉书·艺文志》等书，“言《说文解字》为治群书之梯航，《四库全书总目》为读群书之向导。”[1]110谓非此不能得读书门径，令杨树达“每书下句读，日必四五纸”[2]119，这为杨树达后来治学打下了坚实基础。1905年杨树达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武昌起义后归国，依旧向叶德辉问学不辍。叶、杨师生关系密切，1921年夏叶德辉北上访杨，此时杨树达正任教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叶德辉居北京期间，“遇夫数日一过从，时挟其著书，殷殷请益，其成者必索一序，盖犹承平时在余家园问字时光景也。”[2]119杨树达不仅在学问方面多有请教，还时常与叶德辉共同出游、宴饮、购书、听戏[3]。叶德辉离开北京后，杨树达还经常与之书信交流。1922年7月5日杨树达抵湖南，7日即往拜谒叶德辉，不遇，8日再访[4]。1923年7月杨树达于暑期返湘讲演，21日抵长沙，次日即拜访叶德辉，“阅其所著《说文疏证》。”[5]1925年夏叶德辉再次北游北京，下榻于杨树达寓所，师徒“出则共载游山水，入则谈经论史”[6]。

叶德辉对杨树达的学问尤为赞许。早年追随叶德辉求学之时，叶氏即言杨树达他日成就“必在诸生上也”[2]119。1921年叶德辉北游期间，杨树达将其所著《刘向说苑集证》、《新序集证》、《韩诗疏证》等请叶德辉作序，叶德辉阅后，揄扬有加，谓杨树达“善于著书” [1]112，“遇夫好学之勤，著书之勇，今日之士，诚不多见。”[2]118并称赞《韩诗外传疏证》“大抵援据周秦两汉诸子书载重见复出之事，依类纂集，一一校其讹误，别其异同，分别其书……以本书证本书，洵为不易之论。”[2]109于《说苑集证序》中则言“门人杨生遇夫遍举周秦两汉诸子之书读之，而尽发其覆。或以前证后，而知后者之说引据不诬；或以后证前，而知前者之说考订可信。”[2]116叶德辉尚有诗云：“弟兄才调似机云，瀛海归来学更勤。房魏无功兴礼乐，何如关薛重河汾。”自注道：“昆仲髫年从吾受业，芗诒（杨树谷）有经世之志，屡起屡踬，遇夫则息交绝游，终日阒如也。”[7]595对叶德辉的种种赞许，杨树达则于《郋园学行记》中谦称自己的学问“实则本吾师以经证经之例也”[1]112。

叶、杨之间书信交往频繁，1927年叶德辉去世后，杨树达裱装叶德辉书札十通珍藏。通过这些书信，从中可窥见叶、杨之间的师徒情深。如王先谦曾作《汉书补注》，杨树达遍搜王先谦未采诸书，为之补益，成《汉书补注补正》。对杨树达所著《补正》，叶德辉称赞其“熟于《史》、《汉》文例，又复博览群书，为之考证，自是精心之作。”但叶德辉认为王先谦之书只可供类书之用，为该书进行补正、校勘，“究属虚耗心力，窃谓有此闲日工夫，不如自作他书较为有益。”劝诫杨树达“吾辈读书立志，皆当置身千载以上，与古人抗手一堂，何必喋喋不休偕土偶人共语耶？”并对杨树达寄予厚望：“吾弟好学深思，读书处处得法，故进一解，愿勉励吾弟为第一流人，不愿吾弟于学问重门洞开之时，再为王怀祖、俞曲园也”[8]105-106。叶德辉认为王先谦著书甚多，而精要使人爱不释手者少，故作书一封与杨树达，不赞成杨树达耗神于《汉书补注补正》，言语中充满对杨氏的关怀与期待，师徒感情之深，由此可见。

二、杨树达于政治思想观念上与叶德辉的分歧

晚清今文经学崇尚《公羊》，到了康有为将公羊学说与变法改制思想结合起来，学术与政治混杂一体，使公羊今文经学的意义超出了学术而具有鲜明的政治功利，此种观念经由梁启超掌教时务学堂传至湖湘。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后，以《公羊》、《孟子》为教本，参以排荀思想，以“绌荀申孟”为标识，引孟子诛责“民贼”、“独夫”诸义，为大同精意所寄[9]126。其“绌荀申孟”的目的，即是要打破学界汉学垄断的风气，更有以此为端申民权、倡革命之意。梁氏此时论学术，“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这遭到王先谦、叶德辉等湖南士绅的强烈抵制。“叶德辉著《翼教丛编》数十万言，将康有为所著书，启超所批学生札记，及《时务报》、《湘报》、《湘学报》诸论文，逐条痛斥。”[9]127叶德辉曾言，“康有为之徒，煽惑人心，欲立民主，欲改时制，乃托于无凭无据之公羊家言，以遂其附和党会之私智。”[10]87并与王先谦等人共同反对时务学堂。叶德辉认为梁启超主张公羊学术，“以佐其改制之谬论。三尺童子，无不惑之。”[2]219评价梁启超“人尚笃实，信其师说，则将祸我湘人。”[2]220叶德辉对梁启超及今文经学的攻击，虽包含学术上的门户观念，排斥“微言”，但主要还是“因关系于近日之利害者巨”，即着眼于现实政治影响来评论今文经学的得失，与维新派在思想及政治上对立[11]。

1921年，叶德辉为杨树达《说苑集证》作序时，仍不忘批评晚清今文经学家。因梁启超也是杨树达老师，故叶德辉于此《序》中回避了康有为、梁启超，但对刘逢禄、魏源、龚自珍、王闿运等人却给予激烈的批评。“夫《左氏》《公羊》水火之争二千年矣，近人刘逢禄氏因固信本传向歆非难之说，遂谓《左氏》不传《春秋》，魏源、龚自珍和之，陵夷至于王闿运之徒，诞妄支离，实经学之蟊贼。今虽蕴毒已发，而国纪世教，已荡焉无存。”叶德辉曾有心刺取刘向所序录诸书，“推衍成编，以捄横流之祸。”但因年老，终未能为。因此，对于杨树达所成之《新序集证》、《说苑集证》，叶德辉认为“其有功于经学而为吾道之干城者，不诚实获我心哉。”[2]118从学术渊源来看，杨树达治学承乾嘉余绪，以考据训诂见长，对今文经学家解经多有不满，也算是沿袭了叶德辉的治学路径。如对刘逢禄《公羊何氏释例》，杨树达批评“何注虽有功经传，实多牵强穿凿之说；刘书不以经传为主而以何注为衡，是舍其大而务其细也。”[12]对刘逢禄《论语述何》，则评价其“支离缴绕，汉学家之流弊，至此极矣！”[13]153杨树达对康有为也持批评态度，认为康氏以经术涂附政治，“《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诸书，横决武断，略无友纪。”[14]86但杨树达对今文经学的批评，主要是从学术的角度着眼，与叶德辉从政治的角度立论完全不同。

1923年，杨树谷、杨树达兄弟为叶德辉撰写寿文，即后来流行的《郋园学行记》。《郋园学行记》分“学”与“行”两部分，对叶德辉生平重要的活动与学术研究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杨氏兄弟在总结叶德辉的学术活动与学术思想之时，因事涉康、梁，故不愿提及晚清湖南今古文之争。但杨氏兄弟对今古文之争的回避，却无法令叶德辉满意。关于此事，叶德辉曾书信与杨树达言：“至谓今文古文之争，因外来侵势，遂可不必重提，此则不可不明白以告吾弟及门下诸子。今文在今日仅一《公羊》为全书，余皆断简残编，本无可以致力。加以龚、魏之偏陋、湘绮之荒唐，流为康、梁，已成亡国之祸。再不为学者提命，害将与洪水猛兽同科。”[8]103-104因此叶德辉在重新裁定《郋园学行记》时，又据己意加以发挥，重提今古文之争。今日所见经过叶氏裁定之后的《郋园学行记》言：“吾师（叶德辉）于三传不喜《公羊》、《谷梁》，尝言《公》、《谷》皆文章家，非传说家，惟左氏文章传记兼尽其能，于圣人笔削褒贬之心可以因事证明得其微旨。刘逢禄理董公羊之说，于是后之假公羊以行其邪说者，推波助浪，极于离经叛道而不之觉。戊戌朝变，吾师著书辨驳，见于所辑《翼教丛编》各篇中。”[1]111此外，《郋园学行记》还诋毁王闿运为“六朝文士，不足当经学大师”，公羊家“名为尊经，实则诬圣”[1]109，111。叶氏重提当年今古文之争，牵扯出维新时期与王闿运、康、梁诸人的异见，而王闿运、梁启超又都是杨氏兄弟的老师，因此经过重新裁定之后的《郋园学行记》深为杨树达所忌讳，并数辨署名之诬。以致杨树达不得不写信与梁启超，解释《郋园学行记》之事，于梁启超前承认“文内有诋毁康、梁二先生语也，师门子弟为此恶作剧真累余不浅矣。”[1]108直至1949年，杨树达仍为此事于日记中为自己辩诬[13]204。

杨树达数辨《郋园学行记》署名之诬，一方面是由于“文中多刺讥湘中前辈语句”[13]24，使杨树达于梁启超等面前极为难堪。另一方面，作为梁启超时务学堂时期的弟子，杨树达虽在学术上没有继承梁启超的今文经学，但梁氏学说在启发时务学堂弟子投身政治，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杨树达是充分肯定的。对于梁启超于时务学堂所授今文经学，杨树达曾评价道：“其诵维何？孟轲公羊。其教维何？革政救亡。士闻大义，心痛国创。拔剑击柱，踊跃如狂。夫子诏我，摄汝光芒。救国在学，乃惟康庄。”[14]94杨树达在此高度肯定梁启超对时务弟子投身“革政救亡”所起到的作用，梁氏时务众弟子事迹显著者，如蔡锷等人，也确是多在政治一面。又抗战期间的1942年，民国政府发布褒扬梁任公令，追认梁启超于近代学术文化所做的宏伟贡献，杨树达认为“此事张公道，治人心，早应为之者也”[13]135。

叶德辉无论于学术观念还是政治立场，皆攻击梁启超所畅言的今文经学，始终保守不变，而杨树达虽在学术研究方面有别于今文经学，但在政治立场上显然与梁启超更加接近而与叶德辉相去甚远。杨树达为叶德辉作《郋园学行记》之时，曾言：“今文古文之争，因外来侵势，遂可不必重提。”叶德辉则与杨树达书：“外势侵袭，恐是早十五年前议论。今日爱国之士，正当根据许、郑发明仓颉、孔子二圣之精神，岂宜慑于潮流，为此依违之论。”并劝戒杨树达“以吾弟高才特识，自当好学深思，幸勿为此皮毛之谈，致终身气馁，不能出人头地……鄙人年已六十，不敢谓学已有成，然自问此生未入歧途，亦不愿来者误入歧途。况廿余年相关切之门生，而可阴忍不一辨论耶？”[8]103-104晚年叶德辉尚有强烈的卫教意味，并劝诫得意弟子杨树达要尊经崇圣，以免“误入歧途”，但显然此时的杨树达早已没有了卫教之心，杨树达力辨《郋园学行记》署名之诬，从中可见其与叶德辉在政治思想观念上的严重分歧。

三、杨树达在学术领域对叶德辉的超越

1935年，叶氏家人刊刻《郋园全书》，请杨树达作序。在《〈郋园全书〉序》中，杨树达对叶氏为学，推崇备至，盛赞其经史艺文成就。对于叶德辉的经学成就，杨树达赞道：“盖先生之于经也，推本雅故，驰贯众家，追迹段王，自标独得。晚岁笃精小学，史籀有疏，读若有考。”于叶氏史学，杨树达赞：“其于史也，淹通目录，识别版藏。凡雕刻源流，传本真赝，莫不骈列在胸，指数如画。即今《读书》一志，声重寰中，《书林》二语，遍流海外，其明征也。”[14]83历数叶氏成就之后，杨树达定论：“尝谓自来经术，莫盛有清，先生生丁末季，殿彼一朝，大可理初，愧其博洽，渊如西庄，逊其专诣。信学林之伟业，旷代之鸿儒矣。”[14]84给予叶德辉的学问以极高的评价。

对于叶德辉的史学成就，杨树达当是发自内心的推崇，如《积微翁回忆录》中也称：“读郋园诗《读书志》。源源本本，足开心胸，扩闻见。吾师板本之学信绝伦超群也。”[13]27但对于叶氏的小学成就，杨氏实际应另有认识，这可以从杨树达对曾运乾的评价中间接反映。

曾运乾（1884-1945），字星笠，湖南益阳人，以音韵学名家。对于曾运乾的成就，杨树达认为“湘中学者承东汉许、郑之绪以小学音韵训诂入手进而治经者，数百年来星笠一人而已。”[13]156事实上，小学也是叶德辉名家的一个重要领域，且叶氏自视甚高，他对自己的文字学成就总结道：“或问余笃嗜许学，比之于段桂诸人何如？余曰：昔桂氏本杏坛打扫夫，衍圣府中免其役，因号复民。余则自命为万岁里打扫夫，以从其后，不求免役，不求得民，附之图之尾，如郑板桥自称徐青藤门下走狗之意，或不以为僭妄也夫。”[2]140叶氏自视为《说文》研究的功臣，一生致力于《说文》研究达四十年，其取许慎故里“郋”而自号“郋园”，自信于许学研究中当有一席之地。但杨树达却说湘中承东汉许、郑之绪以小学音韵训诂入手而治经者，数百年只曾运乾一人而已。不仅如此，杨树达私下还曾表示“大抵吾乡前辈，自邹叔绩外，皆疏于小学音韵也”[13]81，直接忽略了叶德辉的小学成就。

对于叶德辉的小学成就，后来学者也多有批评。如李肖聃说：“（叶氏）所著书多，《说文读若考》、《六书古微》，专门家或能纠其违失。”[15]张舜徽也说：“其（叶德辉）治学于群经、小学，所造均浅，虽有述造，未足名家。”[16]叶德辉以传统文字学研究规范为标准，遵《说文》为正宗，排斥甲骨之学，认为甲骨“文句既不完备，刀刻易失真形，存其物未始不可为博物之资”。但其著《说文解字故训》一书，则“一切钟鼎彝器之文，概不阑入。”[2]88并言不敢“学罗振玉自信能读天书神册”[2]98。“（叶德辉）研究古文字（这里专指金甲文），是想要以此来进一步证明《说文》的权威、深入《说文》的研究；也正因为如此，叶氏对古文字的研究始终没有脱离《说文》的羁绊， 形成独立的研究方向。”[17]在这一点上，杨树达有突过乃师之处，在总结自己的学术方法时曾言：“谓余所用皆清乾嘉以来常用之方法，其实不然。其一，余尝习外国文字，于欧洲语源之学有所吸取。其二，前人只证明许训，如段、桂是，余则批判接受。其三，前人只在文字学本身着力，如王、朱是，余则取古书传注、现代语言及其他一切作材料。其四，古韵部分大明，甲、金文大出，尽量撷取利用。其五，继承《仓颉篇》、《说文》形义密合的精神，紧握不放。”[13]249曾运乾评价杨树达的文字训诂成就说：“迹其功力所至，大率紬绎许书，广综经典，稽诸金石以究其源，推之声韵以尽其变，于许氏一家之学，不敢率为异说，亦不敢苟为雷同。每树一义，按之字例而合，验之声韵而准，证之经典旧文而无乎不洽，六通四辟，周币旁皇，直令读者有涣然冰释，怡然理顺之乐。”[18]余嘉锡也谓杨树达“于《说文》，讽籀极熟，于群经讲贯极精；然后上溯钟鼎甲骨之文，以识其字，旁通诸子百家之书，以证其义。”[19]可见杨树达在继承清代段、王之学基础上，汲取西方语源学方法，批判接受许慎，又取甲、金文以扩大学术。这与叶德辉过分相信《说文》，即使释甲骨金石，也只是作博物之资，绝不以之诠解经义小学的治学态度，已经差别甚大。因此，尽管杨树达于《〈郋园全书〉序》中称赞叶德辉的小学，又于《郋园学行记》中极力挖掘叶德辉的金甲文成就，并言“吾师邃于小学，于《说文》用四十年之力，可谓深知笃好者矣。”[1]112但无论是实际的学术水准，还是治学观念与方法，杨树达都已超越了叶德辉，并且认识到了叶德辉治学的局限与不足，诚如章太炎所说：“遇夫心思精细，殆欲突过其乡先辈矣。”[20]

四、盛推叶德辉——重构湖南汉学谱系的努力

杨树达于政治思想上与叶德辉有较大分歧，也认识到叶德辉学术上的不足与局限，但又公开推崇叶德辉为“旷代之鸿儒”。个中原因，不排除杨树达美化自己老师之嫌，但杨树达盛赞叶德辉当另有深层原因，即通过抬高叶德辉的学术成就，以达到杨树达本人与章太炎争胜乃至进一步树立清末湖湘汉学正统的目的。众所周知，清代湖南学术大抵以理学为主，以通经致用为要务，而疏于小学。“乾嘉之际，汉学之盛如日中天，湘士无闻焉。道光间，邵阳魏氏治今文学，承其流者有湘潭、长沙二王氏，善化皮氏；皮氏尤为卓绝。然今文学家，不曾由小学入。”[13]155-156道咸以后，湖南学者习汉学者渐多，但魏源、王闿运、皮锡瑞等人的成就主要还在今文经学方面。故自清以来，湖南学风由宋学而今文经学，治朴学者甚少。

直至晚清时期，王先谦于江苏学政任内主持编纂《皇清经解续编》时，曾有心表彰湖南乡邦文献，却痛感湖南经学与吴皖等地差距悬殊。后王先谦曾与叶德辉言，“吾在江苏学政任内，成《皇清经解续编》千余卷，因是感触吾湘经学之陋，未免见笑外人。当编辑时，仅得船山诸书及魏默深《书》、《诗古微》二种，犹未纯粹。乃以曾文正读书日记，析其读经笔记杂凑一家，而生存人如胡元仪、胡元玉所著书亦录入，盖不得已也。”故王先谦归田后，以提倡振兴湖南经学为己任，并寄望当时年富力强的叶德辉，“任择一经为之，必远出前人上。吾观阁下（叶德辉）会闱三艺，知必深于经学矣。今日同居一城，吾有书必就商。名山之约定于今日。”[2]270-271王先谦对叶德辉寄以厚望，并言“今得吾子，湘学其有幸乎！”[14]83 从王先谦始，已致力于提高湖南汉学在全国中的地位，叶德辉则通过重寻湘学知识谱系以及引导后学等方式，来构建新的湘学知识谱系[21]40-43。

尽管有王、叶诸人的努力，但民初学者对湖南学术不通考据、训诂的印象并未多少改变，如张尔田评价余嘉锡、杨树达的考据、训诂之学，称赞道：“湘中学者自为风气。魏默深不免芜杂，王益吾未能尽除乡气。两君造诣之美，不类湘学。”而张尔田“不类湘学”的评价却颇使杨树达不满[13]76。对湘学批评最为激烈的当属章太炎，章氏认为“湖南前辈于小学多麤觕。”[13]43又言“三王”不通小学。“荆舒《字说》横作，自是小学破坏，言无典常。明末有衡阳王夫之，分文析字，略视荆舒为愈。晚有湘潭王闿运，亦言指事、会意、不关字形。此三王者，异世同术，后虽愈前，乃其刻削文字，不求声音，譬暗聋者之视书，其揆一也。”[22]三王谓王安石、王夫之、王闿运，湘士居其二。杨树达受到章太炎此语的强烈刺激，并与曾运乾道及此事。杨、曾相约“他日仍当归里教授，培植乡里后进，雪太炎所言之耻”[13]151。近代治经学尤其小学者，以章太炎最为有名，人称“清学殿军”。杨树达所谓欲雪太炎所言之耻，实已暗含与章太炎争胜的想法，如骆鸿凯在1932年曾问及杨树达：“君之所为，殆欲与章君并矣。”杨树达则以“不必有此事，却不可无此心”作答[13]45，其欲与章太炎争胜的想法昭然若揭。

欲与章太炎争胜乃至提升清末以来湖湘学术，不仅需要杨树达及其同辈湖南学者的努力，更需要借助甚至通过重塑叶德辉等湖湘前辈学者的形象来实现。盛推叶德辉，除师生情谊外，还因为叶氏培养了众多门生，“吾师乡居二十年，执经问业者各府县皆有之。”[1]136这些人的涌现的确改变了湖南学者不通考据的局面[21]274-275。此外，叶德辉的学术成就也得到了湖南以外学术界的肯定[21]272。如章太炎虽与叶德辉在政治主张上有冲突，但治学则独推崇叶德辉为“读书种子”[7]522，并誉叶德辉为“可与道古”之人。盛推叶德辉，不仅可以为杨树达与章太炎争胜寻找师承资源，更可以树立晚清以来湖南汉学在中国学术中的地位，提高晚清湖南汉学的整体成就。

杨树达早年受学叶德辉，治学深受叶氏启发，中年成名之后，在学术与政治思想上皆比叶德辉明显进步。杨树达于政治、学术观念上与叶德辉出现的分歧，体现了民国初年湖南学术界对传统的超越。而杨树达对叶德辉的极度推崇，又体现了湖南学术在近代的传承，也可以看作是杨树达重构湖南学术，与章太炎等争胜乃至进一步树立民国时期湖南汉学正统的一种努力。

[参考文献]

[1]杨树榖，杨树达.郋园学行记[M]∥近代史资料（总57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2]叶德辉.叶德辉文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杨树达.积微居日记（节录）[J]. 白吉庵，整理.文献，1985（3）：111-128.

[4]杨树达.积微居日记（节录）[J]. 白吉庵，整理.文献，1987（2） ：258-265.

[5]杨树达.积微居日记（节录）[J]. 白吉庵，整理.文献，1987（3）：242-257.

[6]张晶萍.守望斯文：叶德辉的生命历程和思想世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297.

[7]叶德辉.叶德辉诗文集（二）[M].张晶萍，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0.

[8]张晶萍，李长林.叶德辉致杨树达书札四通[J].文献，2008（4）：101-106.

[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朱维铮，校.北京：中华书局，2010.

[10]叶德辉.《輶轩今语》评[M]∥苏 舆，著，胡如虹，编.苏舆集·翼教丛编.长沙：岳麓书社，2008：87.

[11]罗检秋.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34.

[12]杨逢彬.杨树达的《春秋大义述》及其相关未刊稿[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3）：56-61.

[13]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4]杨树达.积微居诗文钞[M]∥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5]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M].长沙：岳麓书社，1985：218.

[16]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76.

[17]袁庆述.清末民初湖湘学派的古文字研究[J].古汉语研究，2008（1）：58-61.

[18]曾运乾.积微居小学述林序∥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M].北京：中华书局，1983：1-2.

[19]余嘉锡.余嘉锡文史论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7：540.

[20]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增订本）[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3.

[21]张晶萍.守望斯文：叶德辉的生命历程和思想世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22]章太炎.国故论衡[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6.

（责任编辑 王婷婷）

Abstract：Yang Shuda has large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thought from Ye Dehui and also realizes the shortage and limitations of Ye Dehui in scholarship，but he still regards Ye Dehui as “Great Master”. Through elevating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Ye Dehui，Yang Shuda was prevail over Zhang Taiyan and further established the legitimacy of“Hunan textology”in Republican period.

Key words：Yang Shuda； Ye Dehui； scholarship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