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强+陈舒楠

摘要：韩国有较好的中国文学研究传统。车相辕在1975年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评论史》是韩国第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论述部分用韩文写成，并收入大量中文原文的中国文学批评资料，可谓韩国“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的经典，体现了韩国学者在这一学科的研究实力。将车著与同时期中国已有的同类著作进行对比分析，可发现韩国“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书写受中国影响甚大，但也有出新之处。车著对原始资料的重视体现了韩国学者重考证辨析的特点和扎实的学风，跨学科背景使得著者的学术视野更为广阔，这些特点都能够对中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书写和学科发展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韩国；车相辕；中国文学批评史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6.0002

早在唐代，中国和朝鲜就已经有密切的文化往来。朝鲜深受汉文化的影响，有着深厚的汉学传统，汉文学研究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26年，日本人建立京城帝国大学，设支那文学系和支那哲学系，“中国”开始被看作一个国家。“中国文学”和朝鲜传统“汉学”得以区别开来，专指中国的文学 [1]80。可以说，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已经出现。但韩国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研究格局的发展，一般被认为始于20世纪40年代中叶。在这个时间段内，一些事件的发生对韩国的中国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1945年，日本结束在韩国35年的占领，这也意味着日本结束了此前对韩国汉学研究的压制；1946年，国立首尔大学成立，设中文系，成为此后近十年韩国唯一一所开设中文专业的高校；1954年，首尔大学中文系开始正常运作，并形成以古典文学为中心的教学和研究特色[2]317。从《1946—1979：韩国中国文学研究格局的形成及其早期发展（上篇）》中提供的资料来看，这期间学生人数以及论文、著作的数量都不多，其中几乎没有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内容。从成果数量和涉及的面上看，20世纪60年代后，情况有比较明显的好转[2]317-322。

如韩国学者李钟汉所说，韩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学研究始于《文心雕龙》和《诗品》[3]。在韩国，中国古代文论早期的研究成果，有对这两部专著的翻译、注释以及针对其中一些问题进行的专题研究。直到1975年，车相辕先生的《中国古典文学评论史》（以下简称车著）出版，才诞生了韩国的第一部，也是到1988年李炳汉、李永朱合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版这十几年间唯一的一部述史性质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著作。车著材料广博，内容丰富，体例周详，可谓韩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的经典。借对这部经典著作进行分析，可以窥见韩国“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书写乃至韩国“中国文学”的研究背景。

一、首创之功：车著在韩国中国文学界的意义和地位

从《中国古典文学评论史》的首创性，以及在出版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唯一性这两个角度来考虑，它对韩国“中国文学批评”这一学科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车著的出版，体现了当时韩国学者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领域的学术实力。一般来说，述史性质的著作有利于人们对这一学科进行比较全面的了解，包括这一学科思想的滥觞，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的特点，代表性人物、观点及著作等等问题，同时这类著作也可以看作是对这一学科知识点有逻辑有体系的联缀。车著囊括了从先秦到清末各个朝代主要的中国文学批评思想，纵向表现了中国文学批评思想的延续和发展，横向又有同一时期不同文学批评观点的体现，通过对纵向和横向的把握，可以构建起网状的知识体系。车著是韩国学者自行编著的学术成果，体现了韩国学界对几千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有一个整体、全面的认识，也能够反映出他们收集、整理资料的能力。车著出版的1975年，韩国正与台湾建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处于断交的状态，韩国赴台湾学习、交流的学生和学者不可谓不多，很多学生在台湾拿到中国文学的博士学位。在车著的《刊行辞》中，还可以得知本书的出版得到了驻韩中华民国大使馆提供的资金支持。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台湾以及香港地区尚无一部贯穿先秦到清朝的文学批评史著作，从这一角度上看，车著的出版彰显了韩国学者在这一学科的研究实力。包括车著在内的“多种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思潮史相关著作的出版，亦成为韩国学界建成真正将中国文学视作外国文学之一种的中国学研究体制的显著标志。”[4]

车著是韩国第一本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也是韩国第一本用韩文写作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用本国语言写作的学术专著，能够体现一个国家的学者对这一学科进行独立研究的能力。更重要的是，用自己民族的文字写作的学术著作，对这一学科的发展和人才培养有着长远的影响。正如车著《刊行辞》中提到的，希望包括本书在内的“中国学丛书”能够为中国学研究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用韩文写作的车著，很大程度上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在韩国能够顺利进行、为培养新一代年轻学者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车著也可以看作用韩文写作中国文学研究著作这一大趋势的代表。

强调韩文写作及其对学科发展的促进作用，源于韩国在二战前后通行文字的变化。在1948年韩国施行《谚文专属用途法》，从法律上废止之前作为通行文字的汉字。韩国建国之后培养了一批学者精英，他们成为之后半个世纪长期执掌韩国中国文学及语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和权威，这一批人基本上可以30年代出生为界[2]322。在1948年，这批学者当中很多人年仅10余岁，仍处在接受基础教育的阶段，想必“汉字废止”对他们的汉字水平有负面影响，更遑论年龄更小的学者。1954年后，除了国立首尔大学之外，韩国有多所大学相继开设中国文学专业。可想而知，自1946年起到1975年30年间，在韩国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诸多人士如果想对中国文学批评史有所了解，除了根据早先从中国传入的尚未形成完整体系的文学批评资料进行整理，只能借鉴国外已有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但考虑使用的方便程度，外国的资料始终不如用本国文字书写的专著。70年代后，中小学汉字教育虽有放宽，但汉语和英语、日语等语言一样不作为必修课程。有韩国学者提出韩国中文学研究的一个隐忧：“现在陆续有人进入大学中文学科学习，但他们对汉字、汉文的学识却越来越差，即使大学中文学科毕业，也只能停留在能用汉语（白话）进行会话的程度上，也许将来会出现只能以这样的基础来研究中国文学（不管是古典文学、现代文学还是语言学）的现象。这是最令人担心的事情。”[1]83由此可见，随着年轻学者汉语水平的降低，在培养学生和进行更深入的学术研究的过程中，长期借助用汉字书写的中国文学研究资料在操作上是有困难的，加上身处“汉字废止”的文化氛围中，韩国学者编著用本国文字书写的学术专著则显得十分必要。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车相辕先生在书写《中国古典文学评论史》的时候虽然使用韩文论述，却也引用了大量中国文学批评资料原文。有韩国学者在对韩国诗话进行研究的时候说：“用本国语来写诗话，固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诗话就是用来评汉诗的，所以，用汉语来写诗话最贴切，也符合实情。这就如同译文再好，也不能成为原文的道理一样。”[5]这个观念同样适用于中国诗论。中国文学批评著作是使用汉字写作、用于研究汉语文学作品的，真实地记载着作者的文学批评思想，能够最真实地传达他们的想法。将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多多少少会带来意思上的改变，更不必说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车著中的这部分中文资料可以很好地避免这一问题。车相辕先生对大量中文资料的保留，体现出对原材料的尊重和对韩国汉学传统的继承，也考虑到了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学科的实际情况。这种“双语”书写方式，对韩国学界用中文写作向韩文写作过渡，对韩国“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乃至对年轻人才的培养都有积极意义。

二、比邻之光：车著与同时期中国同类著作的对比

车著虽然是韩国的第一本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但从体例、内容上看都显得比较成熟，它呈现出来的逻辑化、体系化特点以及浓厚的理论色彩，与20世纪前半叶中国大陆在“整理国故”文化思潮”和“科学方法”影响[6]代绪论3下创作出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如郭绍虞先生和罗根泽先生的著作，有一定的相似性。

王运熙先生称郭绍虞先生的两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以下称郭著）是20世纪30、40年代文学批评史专著中最重要的一部[7]前言1。进入50年代之后，受到意识形态影响，“政治化标准取代文艺标准，……中国大陆来的优秀理论著作难觅踪迹。” [6]代绪论560年代文革开始之后，几乎所有学术研究都处于停滞状态，因而可以说，一直到1975年，郭绍虞的两卷本文学批评史是最能够代表中国大陆文学批评史研究水平的经典著作。

将能够代表同时期韩国“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最高成果的车著与郭著对比，可以发现，车、郭二作的写作体例有相似之处。首先，两本著作都在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古典文学批评史料，尽量用材料来客观地说明问题。其次，在时代分期上，车著采用春秋战国、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金元、明、清的分段法；郭绍虞先生则认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呈演进态势，可分为周秦、两汉、魏晋南北、隋唐五代、北宋、南宋金元、明、清八个时段，其中隋唐五代到北宋为复古期，复古期的前后两个时期分别为演进期和完成期，因南宋金元属于“不脱窠臼”的时段，无太大创新，故归于完成期。从内容上看，车著的“春秋战国期”实际上与郭著“周秦期”无异。车著不像郭著将北宋单独列出，而是把两宋与金元合为一期。在车著中，隋唐这一篇的篇名不同于其他直接以朝代命名的六个篇章，而题为《隋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和批评》，特别突出了“古文运动”这一事件，在宋金元篇中，也专辟一章论宋代古文运动的理论与批评——这和郭著将隋唐五代和北宋作为“复古期”的做法在强调点上相合。另外，这两部著作皆根据古文运动的进程，将唐代的文学批评活动期细分为古文运动的酝酿期、高潮期、沉滞期（郭著作消沉期）、总结（郭著作尾声），分法和命名几乎一样。第三，在所选录的人物和著作以及对主要文学批评观念的提炼上，车著也和郭著有比较大的相似性，如春秋战国时期（郭著作周秦期）所谈内容为孔、孟、荀、墨、老、庄，皆不谈易传；两汉皆先从文学、文章谈文人对文学的新认识谈起，全篇内容都不提《诗大序》。

虽然车相辕先生没有在著作中列参考文献，也没有其他相关资料可以直接证明车先生在写作的时候参考了郭本批评史，但基于这些相似性，我们姑且可以大胆推测，车相辕先生在写作《中国古典文学批评论史》时受到了郭著的影响。实际上，车著受到郭著影响只是韩国中国文学界的研究方向受中国大陆影响的一个具体案例。从整体上看，韩国学界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与中国的倾向差别不大，甚至有韩国学者这样评判本国的中国文学研究：“韩国学者对于在中国没有研究过的部分或中国人不关心的作家和作品根本不研究了”[8]。

这一说法是否太过绝对尚可商议，且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因为历史上受日本殖民、长时期与台湾政府有外交关系的原因，也受到同处东亚文化圈的日、台影响。但我们把关注点缩小，仅就中文学批评史这一学科而言，至1975年车著出版之时，台湾只有几部中国文学批评断代史；而就我们目前能查到的资料看来，日本尽管在1925年就出版了铃木虎雄的《支那诗论史》，但非贯穿先秦至清代的完整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著作。反观中国大陆，1927年，陈钟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开中国大陆第一本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先声，随后又有郭绍虞先生1934年出版的商务印书馆本《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下卷两册在1947年出版），再往后还有罗根泽、朱东润、刘大杰等学者的著作。从这一角度上说，韩国“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书写，受到中国大陆影响的可能性比较大。

受影响不等于照搬。车著跟郭著乃至同时期的中国文学批评著作比起来，也有出新之处。与郭著将关注点主要放在文论和诗论上不同，车著对郭著很少提及的小说、戏曲评论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在明代篇的《明代新闻学的理论与批评》一章中，车相辕先生谈李贽的童心说，引用了他对《西厢记》和《水浒传》的评价；称徐渭对戏曲、民间乐府的重视为“前人未发之见解”，颇有赞誉之意；认为汤显祖是中国稀有的大戏曲家和评论家，对其戏剧观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按照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小说和戏曲属于各类文体中的末流，对这两种文体的评论也被排除在诗论和文论的主流之外，车著虽仍以诗论和文论为主要论述对象，但注意到明朝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变化，并对这些文学理论家和他们的观念予以重视和比较客观的评价，这种态度更为包容，所论的内容更丰富全面，与当代的文学观念相符，体现出了文学批评的发展的真实状况，对加强人们对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认识都有积极意义。

不管是在文学史还是文学批评史的编著中，编著者们都喜欢按照所论人物的思想主张对他们进行分类，以便于理通脉络，揭示规律，方便论述的进行。车著在这一点上表现尤其明显，除了一些约定俗成的分类习惯，如在论及春秋战国的文论思想流派时分儒、墨、道，还将其它不便于归入某个类别的文论观也尽可能地归类论述，如将宋初古文运动诸人分为以柳开、石介、王禹偁为代表的三派，余下的又分为古文家、道学家、政治家三派。明代一篇，分为保守派文论、新文学理论、改革派文学理论三大类，这三大类下又分为各个派别，如除了保守派诗论下，有道学派、疑古派、茶陵派、前七子派、后七子派；在新文学理论与批评下，也分公安派先驱羽翼和公安派……这样分类是否准确合理可以再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就方法本身而言，它的好处也很明显。在纵向上，可以揭示一个文论观的发展变化。著者在论述某一个代表人物或流派的思想观念时，喜欢在章节末尾简单说明其对后世的影响，或是理清这个观念前后发展变化的脉络，如提到荀子反对浪漫文学观念的同时，也说明这个观念影响了后世征圣、宗经、载道的文学观；陆机对“气（内容）”和“雅（形式）”的区分说明，往前和曹丕有相似处，往后影响了蔡伯喈……在横向上，可以揭示一段时间内并存的不同文论观之间的联系和差别。著者对一些需要辨析的文学观作对比分析，如孟子和荀子的比较，宋代文统、道统对立的三派的分歧等等，有助于将各自的特点突出。通过横向与纵向的梳理，这些文学批评观念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其内在逻辑性的支撑下形成一个网状体系，而不仅仅是简单地对知识点进行罗列摆放。车著中没有一个文学批评观点是孤立的，每一个文学批评观点可以成为进入文学批评史的入口，这也体现了韩国“中国文学批评史”书写严密的逻辑性和体系性。

三、它山之石：车著对中国当下文学批评史学科发展的启发

不管是从材料的收集、研究的氛围还是语言的先天优势上考虑，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上，中国大陆肯定比其他地区和国家有优势。也正因为如此，大陆学界对国外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关注得比较少。虽然从整体研究实力上看中国高于韩国，但毕竟韩国有不同于中国的学术传统和学术风格，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对当下中国学者的研究多少也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车著的一个特点是保留了大量中国文学批评史原始资料。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车相辕先生根据自己对这些资料的认识，搭建了一个史的框架，再以自身的学识把它们填充进去，使得这部文学批评史血肉丰满，同时这些材料也成为他发表自己观点的有力论据。在介绍比较重要的文学批评观点时，著者不惜大段地引用原文，即使是在陈述原文作者观念和说明自己的观点时，也时常引用原文中的句子和词汇，使原始材料以最本初的面目呈现在读者面前。引用原文是对原作者所要表达的观念最真实的传达，而著者用自己的语言对比较古奥的原材料进行解说，同时揉入自己的理解加以论述，就与单纯为经典作注的行为区别开来了，著者创造性的观点也能够在文中得以体现。车相辕先生用材料支撑自己的论述，又以自己的论述牵引材料的布局，既使得自己的论述可信，又避免了材料无逻辑地呈现，他对材料的引用与自我观点的表达实际上是结合在一起的，密不可分。

从车著对材料的重视可以看出来，在研究方向和学风方面，韩国学者像日本学者那样偏重考证辨析[9]并非虚言。重考证辨析的特点当然非韩国独有，如我们前文所提到的郭绍虞先生也重视对材料的考据；罗根泽先生1943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也以材料广博著称；1988年开始陆续出版的王运熙、顾义生两位学者编撰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中的材料收集与整理更是丰富。但进入21世纪后，情况似乎有所转变。2000年后很多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出版，这些著作多采用集体编写制，编撰者更关注如何从新的角度去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从原文文献中提取新观点，加以阐释，这些材料本身的面目比较少在著作中呈现出来。这些专著多用作教科书，老师以其为第一手教学资料。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对于某一个文论观的了解更多是来源于教科书编撰者的转述，而非这个观点提出者的直接表述。转述，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一种“翻译”，虽然有助于学生了解其深层含义，但也有不能完全传达原作者之意的风险。结合了编撰者自身理解的论述则带有更多的主观性，学生如果不接触原文，很难全面而透彻地理解这个观点最初提出者的意图何为，也不容易对编撰者提出的观点有比较清晰客观的看法。纵然有部分教材在每个章节的论述后以附章的形式选录部分原文，但选文和著作正文的论述毕竟还是独立的两个部分，就如同虽然有文论选辅助学习，但仍然容易给学生带来“文学批评原始材料相对于文学批评教科书来说只是辅助性存在”的印象，对学生的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都存在负面影响。既要保证学者自身观点的表达，又兼顾对原文文献资料的运用，车著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范例。当然，这种做法或非车相辕先生首创，但当我们在车著出版40年之后的今天回过头去阅读这部著作，可以发现它的写作方法和近十几年来中国出版的诸多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相比独有特色。联想到当下大学生对中国文学批评史在学习中缺少的文献阅读和整理训练，以车著为代表的韩国“中国文学批评史”书写同样能对我们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在《中国古典文学评论史》出版之前，车相辕先生与其他学者合著了《中国文学史》，他的其他学术著作还有《儒家思想史》、《新释千字文》、《大学汉文》等，此外，车相辕先生还曾参加50卷本《世界思想大全集》中有关中国古典哲学部分的编辑工作[10]。这些资料表明，车相辕先生的研究领域并不仅限于中国文学批评。车相辕先生对中国哲学的了解，对编撰中国文学批评史时体系的构建大有助益，对文学和文化思潮的认识都有帮助。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正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对象，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进程是和中国古代文学史相伴的，车相辕先生这两个领域之间的研究是可以互相促进的。无独有偶，郭绍虞先生曾计划编撰一部中国文学史，因领域太广才转向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7]自序1。此外，郭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学、汉语法修辞上也颇有建树。其他中国文学批评史大家如罗根泽先生、朱东润先生都有跨学科背景。包括韩国的车相辕先生在内的这些学者，虽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领域有突出贡献，但学术研究领域却不止于此。20世纪初像这样跨多个领域的学者并不罕见。毫无疑问，一个能够在多个领域有比较深入研究的学者，在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会有其他学者不可比拟的优越性：打破不同学科之间的壁垒，拥有更广阔的视野，擅长从不同角度对问题的发现和分析。

与上面所举的例子相反，有韩国学者在总结韩国的中国学研究时说，希望涌现出大批专门研究某种主题或某一作家的专业研究人员[11]。这一期望是各个国家各个学科的研究者的期望，也是顺应学术研究的发展规律的。当下这类在多个学科都有建树的学者已经很少，这和学科分类越来越细，学术研究越来越专业化有很大关系。毫无疑问，专注于某一领域有助于研究的深入，但也意味着研究面有可能越来越窄，而研究面变窄，又会对进一步研究的深度造成负面影响。学科划分细致化是趋势，这种趋势在带来好处的同时，伴随着的负面影响也应当被注意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推崇回到那个学科划分没有今天细致的年代，也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像前辈学者一样，在多个领域都取得成绩才算成功。我们要提防的是把学术研究越做越窄的可能，要尽量去发现更多的角度和方法，不可画地为牢，将自己禁锢于某一个学科中。

此外，正如我们前文说过的，在1975年，韩国“中国文学批评史”书写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候，中国正处在文革后期，加之建国后“用政治标准代替艺术标准”的观念的存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受到了限制。相比之下，韩国学者能够专注于学术本身，很少受到意识形态干预，这是50年代后中国大陆学者所没有的待遇。这次教训也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实际上，我们回顾车相辕先生的学术研究和他的著作所得到的启示，也可以说是我们在老一辈文学批评家和他们的著作上得到的启示。因为车相辕先生和他的著作能够给予启发我们的地方，在中国前辈学人和他们的著作中也多多少少能发现一些痕迹。中国有很好的学术传统，也有很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但因为我们长期沉浸于当下的学术研究氛围，又因为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过于熟悉以至于降低了对它们的关注度，忽略了对一些优秀学术传统的继承。

在车著出版后的40年重新回顾这部著作，一方面让我们对那个时代韩国学界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书写情况有所了解，可以和同时代中国学界的研究情况作一个对比；另一方面，这也提醒我们，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和国家，有很多学者在进行汉学研究，进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他们的学术风格和成果，都有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地方。在更现实的意义上，或许还在于我们在跳出当下的学术环境，往另一个时间和空间看时，可以发现一些前辈学人曾经做得很好的地方以及他们在研究中曾经出现的问题，由此可以反思当下，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在未来的发展作好准备。

[参考文献]

[1]李章佑.南朝鲜中国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金一，译.文艺理论研究，1992（4）：78-79.

[2]陈广宏.1946—1979：韩国中国文学研究格局的形成及其早期发展：（上篇）[M]∥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15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3]李钟汉.韩国研究六朝文论的历史与现状[M]∥《文学遗产》编辑部.南京：学镜：海外学者专访.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324.

[4]陈广宏.韩国“汉学”向“中国学”转型之沉重一页：日据朝鲜时期京城帝国大学的“中国学”研究及其影响[J].韩国研究论丛，2006（12）：272.

[5]赵钟业.韩国诗话的特性[M]∥郑判龙.韩国诗话研究.长春：延边大学出版社，1997：13.

[6]陈水云.中国文学批评史学术档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7]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8]安炳三.20世纪中国文学在韩国的研究回眸[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6）：153.

[9]张海明.海外和台港地区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M]∥王杰.东方丛刊：（1997年第1-2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36.

[10]沈仪琳.南朝鲜的中国研究简介[M]∥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外国研究中国：（第4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165.

[11]柳晟俊.韩国唐以前诗歌研究之回顾与展望[M]∥蒋寅，张伯伟.中国诗学：（第6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40.

（责任编辑 文 格）

Abstract：South Korea has a good tradi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study. Professor Che Xiangyuans work，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Criticism in China， published in 1975， is the first history book of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ism. The book is written in Korean but contains a lot of Chinese materials. This book is a classic and shows the strong research capabilities of South Korean scholars. A contrastive analysis on Ches book and the contemporaneous books of the same kind shows that the writing of the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in South Korea is greatly influenced by China. But there is something special. Ches book shows a broad perspective and an open mind. All these literary critics and their literary theories are discussed in classification with tight logic and system. Che sees the Chinese materials as very important and that is a reflection of South Korean scholars rigorous scholarship. Scholars in interdisciplinary contexts have more freedom and more extensive academic horizon. All these features provid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to Chinese scholars study.

Key words：South Korea；Che Xiangyuan；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