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阳+韩家俊

摘要：新世纪韩国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无论是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展、深化及更新。从研究对象上看，鲁迅仍然是研究的焦点，但其他经典作家也都从不同的层面被研讨，即使那些被20世纪文学史所遗忘的作家们，也被纳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同时，女性作家的地位也得到了相当大的提升；从研究内容上看，由于韩国学者研究主体视角的确立，很多研究者从韩国人的立场来审视中国现代小说，将其放在中韩文学史的比较中，或者放在整个东亚文化圈内来看待，这样一来，研究内容较之20世纪的研究有明显的深化；从研究方法上看，韩国研究者不再沿袭台湾地区或者中国大陆的传统研究方法，而是接触到了更多的西方学界的研究方法，女性主义研究方法成为学者们分析女性作家作品的有力武器，文化研究方法应用于解释文学作品，拓展了作品的意义空间，后殖民的研究方法则重塑了作家和作品。

关键词：新世纪；韩国；中国现代小说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6.0003

自梁白华1920年最早介绍《以胡适为中心的中国文学革命》、李明善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研究鲁迅开始，韩国的中国现代小说①研究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在中韩建交之前，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韩国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成果较少，而且无论是从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1992年，中韩恢复了邦交正常化，此后，韩国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人员迅速增加，成果数量显著提高，由于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制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在不断强化，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又出现了新的动向。本文通过对新世纪以来韩国学术界公开出版的研究和翻译著作、学位论文与期刊论文以及相关学术会议的考察②，试图把握这种新的动向。

一、研究对象的扩展

20世纪80年代之前，韩国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界基本上做了两件事情：一是翻译了鲁迅、老舍、巴金等作家的部分小说；二是发表了有关这些小说的介绍性文章，这一时期的研究整体上处于初步的阅读理解水平。80年代开始，特别是建交以后，韩国各大学纷纷设立中文系，研究队伍不断壮大③，研究成果也迅猛增加④，但是从研究对象上来看，主要还是集中在经典作家如鲁迅、茅盾、巴金等。

新世纪以来，研究的对象不再仅仅局限于鲁迅等人，出现了新的动向，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鲁迅仍然是研究的焦点。在20世纪韩国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界，鲁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⑤，以1985年成立的“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该学会的会刊名为《中国现代文学》）为例，自成立以后，出版了好几期以鲁迅为特集的会刊，比如，1992年第6期的“鲁迅诞生110周年纪念特集”、1994年第8期的“鲁迅的文学与思想研究特集”、1999年第17期的“鲁迅与东亚近代”等，同时，该学会的会刊还刊载了很多以鲁迅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比较有影响的有刘世宗的《鲁迅<野草>的象征体系研究》、李玲子的《鲁迅作品中的反儒思想》等。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现代文学》延续了上世纪对鲁迅的研究热度，2002年第22、23期分别以“鲁迅特集”、“鲁迅特集2”作为主题，可见作为韩国现代文学研究标杆性的研究学会对于鲁迅的关注度。不仅如此，对鲁迅作品的翻译也如火如荼地进行：除了单篇小说与其他作家的小说一起被编译进一些现代小说的选集外，全炯俊翻译了《阿Q正传》（创批，2006），乙酉文化社于2008年编译出版了《鲁迅小说全集》，宋春南编译了《鲁迅文学选集》（2011），鲁迅全集翻译委员会编译了《鲁迅全集》（2014）。研究著作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严永旭的《鲁讯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全南大学出版社，2003），《精神世界的战士鲁迅》（国学资料院，2003），《鲁迅的文学思想与外国文学》（全南大学出版社，2006）；刘世宗的《鲁迅式革命与近代中国》（韩神大学出版社，2008）；洪锡表的《站在云端看深渊》（Sunhaksa，2005）；高点福的《读鲁迅的<阿Q正传>》（Sechang Media，2014）。另外，仅就我们所收集到的论文来看，以鲁迅的小说为研究对象的硕博士论文有17篇、单篇论文则有25篇之多。由此可见，在韩国现代小说研究界，鲁迅仍然具有相当大的魅力。

其次，在鲁迅之外，老舍、巴金、茅盾、郁达夫、沈从文等经典作家也是被关注的对象。从所搜集到的142篇学位论文、84篇一般性论文来看，以老舍为研究对象的硕博士论文8篇，一般性论文8篇；以巴金为研究对象的硕博士论文10篇，一般性论文5篇；茅盾研究，硕博士论文7篇，一般性论文3篇；郁达夫研究，硕博士论文7篇，一般性论文3篇；沈从文研究，硕博士论文7篇，一般性论文6篇。此外，对于文学史上不占中心地位的小说家，如钱钟书，也有6篇硕博士论文研究了《围城》。在上世纪，基本上被韩国现代小说研究界忽略的作家，如萧军、海派作家、徐訏、穆儒丐，乃至张资平等人，也开始被纳入了研究视野，这其中，如下几篇文章颇具代表性：宋东锡的《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研究》（庆熙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白永吉的《抗战时期徐訏小说的浪漫主义》（《中国语文论丛》，2000年总第20辑）；金水珍的《旗人作家穆儒丐文学研究——<同命鸳鸯>、<徐自自传>、<北京>中的文学记忆》（《中国语文论丛》，2011年总第48辑）；鲁贞银的《摩登女郎，1930年代上海的現代性——以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为中心》，（《中国语文学志》，2004年总第20辑）；韩英子的《刘呐鸥与穆时英都市小说的世纪末意识——以摩登女郎形象的文本分析为中心》，（《中国语文学论集》，2011年总第68辑）；安炳三的《张资平初期爱情小说研究》（成均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

再次，对女性作家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在20世纪的研究中，韩国学界存在着“以男性作家为中心、以大作家为中心”的倾向，然而这种状况到了90年代后半期，特别是新世纪以后，有了明显的改观。在现代女作家中，张爱玲、丁玲、萧红的关注度较高，近几年，研究者们编译了这些女性作家的很多单篇小说，具有代表性的有：金恩姬与崔恩貞合编的《中国现代女性小说名作选：1920年代女性小说单篇选》（语文学社，2005），主要选了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阿毛姑娘》、《梦珂》、庐隐的《丽石的日记》等17篇小说；金相主编译的《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作品选集》（全南大学出版社，2003），收集了丁玲、张抗抗等人的8部作品；沈惠英的《冰心小说选》，（多乐园，2004年）；赵成焕的《丁玲的小说》，中国学@中心，2001）；金仁哲的《赤地之恋》（Shinsen，2005）；金顺珍的《第一炉香》（文学与知性，2005）；金恩信的《色戒》（RH Korea，2008）；林宇庆的《赤地之恋》（Sigonsa，2012）；洪闵庆的《半生缘&十八春》（RH Korea，2012）；金美蘭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创批，2012），等。在研究方面，根据所搜集到的论文，张爱玲研究毫无悬念地占据了榜首，其中硕博士论文25篇，一般性研究论文7篇；丁玲研究，硕博士论文8篇，一般性论文1篇；萧红研究，硕博论文7篇，一般性论文1篇。值得注意的是，一些20世纪没有进入韩国学界视野的女作家也开始被关注，比如，庐承淑的《白薇的<炸弹与征鸟>中的爱情与革命》（《中国语文论丛》，2011年总第51辑）；河秀珍的《庐隱的“人生小說”硏究——以1921-1927年间的11篇主要作品为中心》（韩国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二、研究内容的深化

与研究对象的扩展相伴随的是研究内容的深化。小说研究一直是韩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要兴趣点，据统计，从1956年至2000年间，以现当代文学为研究内容所撰写的学位论文中，共有282篇硕士论文、66篇博士论文，其中，128篇硕士论文、28篇博士论文以小说为研究对象，分别占到了学位论文比例的45.3%和42.4%[1]。然而，这些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对鲁迅等名家名篇的研究，其撰写思路多为介绍作者生平、作品及其思想内容，深度不够。

新世纪以来，韩国的很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都能够频繁访问中国大陆和台湾，并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从而对两岸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进行全面的了解，这样就摆脱了此前研究的局限性，进而确立了韩国人自己的研究视角，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韩国的现代中国小说研究在研究的题材、研究内容方面就大大深化了。以“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新世纪以来的年会主题就可以看到这种变化：2000年年会的主题设定为“东亚文学史的新地平线”，这是从东亚的视角来看到中国现代文学；2002年年会的主题为“20世纪的中国是如何看待韩国的？”这充分体现了韩国的中国学研究中主体性意识的觉醒，所讨论的话题也基本上都是围绕20世纪中国的小说展开；2003年夏季定期学术会议的主题为“亚细亚民族主义的诸问题——以中国为中心”，与会者们主要从现代小说入手探讨民族问题，而同年的年度学术会议的主题则为“全球格局下的现代文学——中国与东亚”，如此等等。从其学术会议的主题设定上，可以看到韩国的现代文学研究者们已经尝试用一种“他者”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问题，而不是此前亦步亦趋地重复台湾或者大陆研究者们的所走的道路。不仅如此，研究者们已经尝试着利用韩国所编译的“中国文学”的资料进行研究，从而进一步凸显其学术的主体性。

站在韩国学者的视角看待中国现代小说或者将中国小说放在东亚文化圈内来审视，得出的结论必然与中国人自己的研究有很大差异。比如在看待鲁迅小说的启蒙意义上，他们认为，鲁迅的小说启蒙始于对现实的悲观，然而，其改造方案仅仅是理论上的“希望”、“实践”。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孙惠元的《通过鲁迅思想所见启蒙的界限研究——以<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为中心》（国立公州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洪锡表的《鲁迅的文学启蒙与启蒙失败的记事》（《中国语文学志》，2005年第17辑）；另外一些学者将鲁迅在中日韩的接受史作为研究对象，比较了三者的差异及其意义，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为徐光德的《东亚知性史中鲁迅的意义》（《中国语文学志》，2003年总第14辑），在该文中，作者认为，中日韩之所以接受鲁迅，都是从现实的角度出发，韩国是以革命家或者启蒙家的身份接受了鲁迅，日本则是将鲁迅作为近代批判的武器，而中国则是将鲁迅理解为社会主义化的知识分子，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鲁迅的意义才能够真正凸显出来。以上对鲁迅小说的研究就不再仅仅囿于对鲁迅生平、作品的解读，而是放到了更大的背景上，在更深入的层面讨论问题。

韩国学者的主体意识的确证还体现在对涉及到韩国人的中国现代小说的研究，该题材在此前是不为人所注意，也很少有人涉足的领域。1996年，韩国外国语大学的朴宰雨教授同时发表三篇论文研究该课题，分别为：《中国现代韩人题材小说发展趋势考（1917-1949）》（韩国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2辑）、《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韩人形象与社会文化状况考（1917-1949）》（《中国学研究》，1996年第11辑）、《中国现代韩人题材小说试探（1917-1949）》（《中国研究》，1996年第18辑）。新世纪以来，朴宰雨先后用中文发表了《现代中国小说中的韩人形象》（《当代韩国》，2004年第1期）、《韩中国际合作精神的艺术表现——论韩国现代小说里韩人抗日斗争的反映》（《当代韩国》，2005年第4期）、《中国作家的韩人抗日英雄叙事与尹奉吉、鲁迅精神的会和》（当代韩国，2008年第3期）等文章。受朴宰雨影响，近年来不少学者进入该研究领域，并有好几篇学位论文以及一般性研究论文问世，比如，金柳京的《巴金作品中的韩国人》（东国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朴正薰的《端木蕻良抗日时期短篇小说研究》（韩国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2005）以及吴敏的《二三十年代中国小说的韩人义烈形象》（《中国研究》，2007年总第42辑），《寻找祖国失散的灵魂——舒群韩人形象小说研究》（《中国语文学论集》，2007年总第25辑）等。

中韩小说的比较研究一直是20世纪韩国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也是确立韩国研究者主体视角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正是从比较中，才能见出中韩小说家在面对相同的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差别。其中，较为具有代表性学者为刘丽雅，其硕士与博士论文分别为《鲁迅与春园的比较研究——以早期作品为中心》（首尔大学，硕士论文，1984年）、《蔡万植与老舍的比较研究》（首尔大学，博士论文，1991年），1995年，她将这两篇论文连同其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集结出版，名为《韩国与中国现代小说的比较研究》（国学资料院，1995），鲁迅与春园的比较主要是建立在分析两位作家的人生经历、文学主张以及作品主题和意义的基础上，作者的结论是：二者虽然面对的是共同的时代课题，但呈现的方式不同，原因在于他们的时代意识与文学观念的差异。蔡万植与老舍的比较，则主要探讨两位作家作品的思想及叙述方式的差异。从研究层次上，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只是后者的容量更大而已，因为其写作思路都是先叙述作家生平、接着讨论作品故事情节的展开方式的异同点，最后简单总结。美国学者贝雷迪曾提出过闻名于世的“比较四步法”，即描述、解释、并置、比较，显然，以刘丽雅为代表的20世纪韩国的中韩小说比较研究多集中于对现象的描述、解释与并置，缺少真正的比较，深度不够，流于平面化。进入21世纪后，比较研究的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还是集中于这些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的比较，但已经不是大而无当的比较，而是从小的主题上着眼，深入探讨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等技法上的问题以及思想意涵等涉及小说这一文体之根本的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方觉的《1920-1930年代韩中小说中的人力车夫主题比较——以<好运日>与<薄奠>、<骆驼祥子>为中心》（釜山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崔桂花的《1930年代韩中家族史小说比较研究》（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采磊的《韩中近代短篇小说的叙事技法比较研究——以玄镇健和鲁迅的小说为中心》（全南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李馨的《1920-1930年代韩中小说的女性形象比较研究——以蔡万植、姜敬爱与老舍、萧红的小说为中心》（庆熙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金银珍的《韩中复调小说比较研究——论<三代>与<围城>之复调特征》（圆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李时活的《韩中现代文学中的“故乡意识”比较——以玄镇健、鲁迅、郑芝溶、戴望舒为例》（《中国语文学》，2003年总第41辑）等。毫无例外，这些研究都以小见大，从细微处展开讨论，研究也较为深入。

三、研究方法的更新

韩国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对象的扩展、研究内容的深化，得益于研究方法的更新。1949年以后，由于台湾和大陆处于隔绝状态，中国大陆与韩国之间又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差异，所以至中韩建交之前，很多韩国学者留学台湾研习中国文学，韩国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也基本上是在台湾学界的影响之下展开的。而台湾的中国小说研究“主要具有以训诂学与考据学为外延的实证研究方式和与社会的非连贯性的特征”[2]20世纪90年代之前，韩国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方法与台湾地区的研究方法具有很大的相似性。90年代以后，由于越来越多的韩国留学生来到中国大陆学习中国文学，并获得硕士、博士学位，这一批学者归国后，大陆的研究方法又逐渐变成了韩国研究界的研究方法。新世纪以来，由于国际交往的频繁，很多西方的研究方法也进入了韩国研究者的视野，不少学者也开始尝试着将新的研究方法应用于解释中国的现代小说，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有两种研究方法被应用的最为广发，其一为女性主义研究方法，另一为文化研究方法。

女性主义方法是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以及妇女地位的提高而产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后来被逐步应用于文学批评领域。女性主义方法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其包含了三个特征：一是以女性的经验作为社会分析的来源；二是为女性说话，三是把研究者和研究主题放在同一个平面上批判[3]，就是“用全新的视角来看待已有的世界，用全新的语言来阐释，并且立足于改变。因此，对女性主义而言，任何主题都可以成为全新的话题，重点不在于话题本身的新旧，而在于视角的推陈出新。”[4]，当韩国学者将女性主义方法应用于解释中国现代小说时，其优势立即显现出来，并产生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朴宗淑的《以韩国女性的视角看待中国现代文学》（新雅社，2007年），作者以一个韩国女性的视角，分析了丁玲、庐隐、冰心乃至琼瑶的作品；朴惠星的《鲁迅<奔月>与<离婚>中女性的自我实现研究》（清州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通过对鲁迅这两部短篇小说中女主人公经历的分析，作者认为，女性在一个男权社会里，其叛逆精神以及向往开拓新世界的动力源自于自我安慰和救援意识，然而，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里，女性要想获得独立地位甚至一个容身之所都非常困难，这是一个悲观主义的结论；金顺珍的《张爱玲小说研究：从女性主义视野看身体、权力和叙事》（韩国外国语大学，博士，2001年）；崔信爱的《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研究》（京畿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等。

新世纪韩国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的另一种方法是文化研究的方法。文化研究的缘起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英国的一批理论家，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是其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他们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对报纸、广播、电话等各种文化形式的文化产品进行分析、批判和阐释，试图揭示文化形式、文化实践和文化机构及其与社会和社会变迁的关系。文化研究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跨学科活动，语言学、心理学、符号学、历史学的考据、社会学的问卷调查、经济学的利润分析等都是其所使用的资源。当文化研究方法应用于文学研究后，文学研究注重从其它学科借鉴资源，超越了此前只围绕作品本身进行研究的状况。当韩国学者将文化研究方法应用于中国的现代小说研究后，大大拓展了文学研究空间，电影与小说的互文性，小说与都市文化、城市空间等都成了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也涌现出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陈性希的《张爱玲小说与电影的互文性研究》（崇实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金恩惠的《老舍<骆驼祥子>研究——以近代北京文化为中心》（庆熙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洪京兑的《京味小说：旗人文化研究》（《中国语文论丛》，2007年总第33辑）；鲁贞银的《摩登女郎，1930年代上海的现代性——以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为中心》，（《中国语文学志》，2006年总第20辑）；姜启哲的《五四新文学与1930年代中国电影》（《中国研究》，2003年总第31辑）；李宝暻的《鲁迅的文明批判与身体话语——以辫发三部曲为中心》（《中国语文学》，2010年第56辑）、《张爱玲笔下1940年代的中国文化时空——以<倾城之恋>为中心》（《中国语文学论集》，2006年总第37辑）；吉贞杏的《沈从文与上海文化》（《中国语文学志》，2002年总第11辑），钱玧希的《1930年代中国都市小说研究》（庆北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等。

在尝试了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等研究方法之后，韩国学者还尝试了多种后学（postism）与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比如后殖民（postcolonialism）理论，将后殖民理论应用于分析很多经典作家的作品，其作品的内涵、意义被重新解释了。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洪锡表的《有关鲁迅对殖民地朝鲜的认识的研究》（《中国语文学誌》，2008年总第26辑）、刘敏姬的《后殖民语境中的张爱玲的<封锁>——读<封锁>》（《中国语文论丛》，2013年第56辑）、高点福的《老舍<二马>论——内在化的殖民性的民族主义》（中国语文论丛），2014年第66辑），等。

综合上述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新世纪韩国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无论是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展、深化及更新。从研究对象上看，鲁迅仍然是研究的焦点，但其他经典作家也都从不同的层面被研讨，即使那些被20世纪文学史所遗忘的作家们，也被纳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同时，女性作家的地位也得到了相当大的提升；从研究内容上看，由于韩国学者研究主体视角的确立，很多研究者从韩国人的立场来审视中国现代小说，将其放在中韩文学史的比较中，或者放在整个东亚文化圈内来看待，这样一来研究内容较之20世纪的研究有明显的深化；从研究方法上看，韩国研究者不再沿袭台湾地区或者中国大陆，接触到了更多的西方学界的研究方法，女性主义研究方法成为学者们分析女性作家作品的有力武器、文化研究方法应用于解释文学作品，拓展了作品的意义空间、后殖民的研究方法则重塑了作家和作品。

注释：

①由于对现代文学性质的认识不同，有关中国现代小说的分期尚未达成共识，但从白话文作为小说书写样式的角度来说，中国的现代小说应该是“五四”以后的事情了，因此，本文所讨论的中国现代小说主要是指“文学革命”声中诞生的白话新体小说，时间跨度为1917年至1949年。

②本文的统计资料来源于《韩国出版年鉴》、《大韩民国出版物总目录》、韩国学术信息系统（KISS，其网址为：kiss.kstudy.com）以及韩国教育学术信息系统（RISS，其网址为：www.riss.kr，该网站可以搜索韩国国内学位论文、国内外学术论文、学术刊物单行本以及公开讲义等），虽然尽可能地搜集了新世纪以来韩国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的成果，但可能仍然会有遗漏，不过基本上能够反映新世纪以来的研究状况，对于我们的结论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③据2002年《韩国中国学会会员名薄》统计，韩国的整个中国学研究领城，共有从业学者1271名，其中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人数达到546名，人数位居第一，占中国学研究总人数的42.96%。

④⑤据釜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金惠俊教授的统计，从1993年至2000年这8年间，就中国文学研究这一主题一共有152篇硕士论文、54篇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博士论文数量是1992年之前通过的博士论文总量的3倍。具体可见金惠俊教授的《韩国国内中国现代（包括当代）文学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目录》，http：//user.sinology.org/dodami/KHJ-Catalogues.htm.

[参考文献]

[1]安炳三.20世纪中国文学在韩国的研究回眸[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6）：151-156.

[2]林春城，王光东.新世纪韩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2-3.

[3]吴小英.女性主义社会研究述评[J].国外社会科学，2000（2）：44-49.

[4]郑丹丹.关于女性主义研究方法的思考与探索[C].南昌：2011年中国社会学年会“性别研究方法论探析”论坛论文集，2011：48-53.

（责任编辑 文 格）

Abstract：In the 21st Century， the level of South Koreas modern Chinese novel research is deeper than that of the 20th century. Judging from the object of study， Lu Xun is still the focus of research， but other classical writers have been discussed from different aspects， even those who have been forgotten in the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s literature， have been brought into researchers vis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status of the female writers have also been considerably improved. Judging from the research content， due to the subjective perspective of Korean established scholars， the level of research has been obvious deepene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research methods， researchers are no longer following Taiwan or mainland China， they prefer the methods of Western academia. The feminist research methods become a powerful weapon to analyze female writers and their works. Cultural research methods are applied to interpret literary works， which expand the meaning of the work space. And the methods of post-colonialism reshape the post-colonial writers and their works.

Key words：the 21st century； South Korea； modern Chinese novel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