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芬+朱光宇

摘要：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显著性影响因素。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这也应主要归究于中国各项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目前，主要研究的结论表明，制度从促进技术创新、推动人力资本积累、降低寻租和腐败、提高社会资源使用效率等渠道显著地推动经济增长。结合中国目前所处的经济结构转型和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的大环境，从制度测度指标选取、制度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机制与渠道等方面，梳理和评析了近年国内外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主要研究文献，并结合中国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方向，探讨了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制度改革路径和方法。

关键词：制度；经济增长；人力资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6.0019

一、引 言

经济增长一直是各国政府关注的主题。金融危机过后，全球经济增长持续疲软，中国经济也因此受到影响，需求侧的投资和进出口不振，导致中国经济增速也开始放缓。要实现中国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则亟需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源。在2015年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加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上要求通过全面的深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释放经济活力，如产权制度改革、科技创新体制改革、金融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价格制度改革、行政管理制度改革等等。因此，研究和探讨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和传导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从制度的测度、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以及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三个方面对当前国外内相关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与分析。

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为什么有些国家或地区经济能够快速增长，而有些国家或地区经济却停滞不前？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经济增长的巨大差异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众说纷纭，没有统一的定论，将现有研究进行整理，大致可以归类为地理因素、文化因素、制度因素和其它因素。Solow[1]和Cass[2]等探讨了地理因素、存款、消费者偏好等因素对资本积累进而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Arrow “干中学”模型[3]、Romer的内生增长模型[4]以及Lucas提出的“知识溢出”[5]等强调人力资本、技术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完善了生产要素决定经济增长的理论体系。

然而，以Acemoglu， Johnson & Robinson（后文将用此三位作者的姓名缩写AJR代替这三位作者）等为代表的后续研究指出，相比于生产要素，制度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6]1369-1373。他们逐一论证地理、文化等其它因素都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这些制度与经济增长文献的研究思路大体从如下几方面展开：

其一，探讨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Engerman & Sokoloff在控制了诸如地理、气候、人口等因素的基础上，分析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7]2-17。虽然存在分歧，但大多数研究倾向于认同制度对经济增长的显著影响。

其二，制度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积累。Jones & Hall具有代表性地提出制度—资本投入—生产力—人均产出的框架[8]83-86。后续很多研究基于此框架探索制度通过影响个体分工[9]、物质资本积累[10]301-302、技术扩散等因素[11]，进而决定经济增长的机制。

其三，分析市场化程度、产权保护等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总体认为，市场化程度越高，越有益于经济增长，同时强调产权保护等制度建设影响研发创新进而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12]139-140。

其四，考察政府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侧重于考察腐败、寻租以及政府的内部建设（如官员选拔机制和公务员待遇等）[13]和工作效率通过影响法律法规的制定等如何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14]。

其五，制度的外部性、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包括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契约；非正式制度包括价值理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及其交互影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15]。

在当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和增长动力转换的转型期，以及十三五规划提出“健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为发展提供持续动力”这一深化体制改革的新背景下，理清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中国经济增长将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二、制度与经济增长

在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考察中，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是制度决定经济增长还是制度乃经济增长的结果？对此人们尽管存在着分歧，但无论是从早期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们的洞见，还是后期学者们在研究技巧和方式上探讨、补充和完善后的分析结果来看，学界总体倾向于“制度决定经济增长”之说，Acemoglu和Naidu 等人的最新文献对此更是进行了总结性的论证[16]1-4。

（一）制度决定经济增长

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斯在《国富论》中就提出“和平、便利的税收以及具有包容性的司法会带来繁荣”。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凡勃伦和康芒斯在《有闲阶级论》和《制度经济学》两本著作中奠定了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他们界定了制度的概念并解释了制度的变迁。延续他们的思想，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North曾提出了著名的论述：我们常说的要素（创新、经济规模、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发达的结果[17]。他强调，技术的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需要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构建而实现。基于此，早期的研究例如Knack & Keefer [18]207-209侧重于对政府权力及私人财产保护，他们认为，拥有更好制度的国家，往往对产权的保护更多，通过限制政府的权力能够带来经济繁荣。近期学者们也重点阐述了控制政府权力、防止腐败等对经济增长具有的关键性作用。

另外，还有部分研究思路则跳出财产保护的分析框架，使用各类指标衡量制度，从人力资本、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殖民地禀赋等多个视角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其中尤为经典的是，以欧洲殖民地（主要集中在南北美洲、非洲）为对象的实证研究来探讨制度与经济增长间的因果关系。因为在制度的实证研究中，学者经常会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即不可能在某一国家或地区进行政策“实验”。所以，有学者提出“自然实验”这一研究方法。他们大都选择将欧洲殖民地的发展历程作为研究资料。一方面，这些地区其他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条件（如温度，湿度，地质等）非常相似，另一方面，历史上的殖民统治客观上造成了这些地区制度的差异性。这两个特性使得这些欧洲殖民地成为了“自然实验”很好的分析对象。

早期开创性地对殖民地的制度与发展的研究有Bertocchi & Canova[19]，Engerman & Sokoloff [7]20-26 等。他们得到的主要结论是，南美高人口密度，劳动力供给充分的特点使得殖民者倾向于攫取资源的开发，产生了极端不平等的制度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Engerman和Sokoloff随后提出，好的制度有利于促进专利保护，减少技术泄露，鼓励社会的创新研发投资[20]。AJR[6]1374-1380继承并推动了该领域发展，他们研究发现，在死亡率高的地区，殖民者采用“攫取式”的发展制度，相反，在死亡率低的地区，殖民者更倾向于采取建立“包容式”民主制度的策略。而后一种制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明显更为成功。发现包容性的殖民制度带来更好的教育，使得这些地区的发展相对于实行“攫取”制度的地区更好[21]。同时，他们还发现一种逆转态势[22]，即早期繁荣的殖民地区，在随后的历史中逐渐被追赶并超越。这是因为丰富的物质资源给殖民地带来了攫取式的殖民制度从而导致灾难。这些研究均说明了制度的重要性。

近年来，许多学者也从不同角度使用不同的方法证实了制度对殖民地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Bruhn 和Gallego根据将殖民地活动、将制度分为“好的”（如市场建立）与“坏的”（矿业、种植园），得到了“好的”制度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一结论[23]。Dell则使用了断点回归方法研究“米塔制度”（1673到1812年西班牙殖民政府对秘鲁与玻利维亚的采取的一种奴隶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24]。Naritomi & Soares分析了蔗糖、咖啡为代表的巴西殖民活动，发现攫取式开发、极端与寡头化的社会经济环境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过程[25]。Auer重点分析空间距离、地形地貌等禀赋因素对殖民地发展的影响，并得出相对于制度而言，这些禀赋的影响并不显著[26]之结论。Wietzk使用殖民地欧洲人口比例、财产保护等作为制度衡量指标，得到了制度与地区当今家庭支出的正相关关系[27]。

总而言之，这些文献将殖民地区作为“自然实验”研究对象，以计量方法分析方法考察了殖民地区采取的制度与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最终得到的主要核心结论是，制度相比于其他因素（地理、人力资本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且该影响是长期、持续、逐渐扩大的。

（二）存在的争议及进一步的工作

关于殖民地的研究方法虽然构思巧妙且成果丰富，但也存在一些缺陷。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实证方法上存在的缺陷（测量误差、内生性、变量遗漏等）影响了结果的准确性；二是缺乏“制度—经济增长”传导机制的讨论，仅仅通过计量结果的显著性说明问题缺乏理论基础。

持反对意见的学者提出，制度并非经济增长的决定性要素，而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在殖民地的发展中，殖民的初始禀赋（人口、地理、气候等）以及殖民者带来的资本积累与技术则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之前的一些计量结果忽视了内生性问题从而导致因果方向颠倒了。

此观点最早可以追溯到著名美国社会学家Lipset，他认为只有经济发达的国家地区，才能在教育方面进行足够的投入，使得人们能够更好地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去，建立更民主的社会制度[28]。后面的研究认为早期资本积累产生了不同的经济结构与制度，而早期制度的延续导致了不同的经济路径。延续这一思想，Barro等详细探讨了资本禀赋与积累对殖民地的影响[29]，他们认为原始资本积累通过影响市场化进程与政治制度的形成，从而在长期影响到经济增长路径，且国家富裕之后才会有后续制度的变革，而不是相反。Easterly & Levine则认为，即使是欧洲移民占人口比例很小的地区（理论上的“攫取式殖民地区”）仍比非移民地区有着更好的发展。因此殖民地的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大于制度因素[30]。

以Glaeser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人力资本积累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制度则由经济基础决定[31]。此外，Kurtz & Shrank的研究发现，制度在实证分析中只与当期的GDP有关，而与之后的GDP增长无关，因此，他认为制度是结果而非原因[32]。

针对上述问题，赞同制度影响经济发展的学者也作出了回应。首先，他们使用更稳健的回归方法，通过变量控制、工具变量法、系统GMM等方法得到更为精确的结论，维护了制度影响经济发展的观点（详见下文表1）。其次，近来出现许多研究从制度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角度弥补实证分析的空缺。对此，Acemoglu等学者在对相关文献所使用的数据、方法进行了比较分析的基础上，以人力资本纽带、详尽考察了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这些研究者总结性地指出，大多数将制度和人力资本外生化的模型既存在变量遗漏又存在度量误差，从而将人力资本的作用过于夸大，因此资本积累决定经济增长的说法存在疏漏，经济增长最关键的影响因素是制度。

三、制度的测度与稳健性问题

在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制度的测量指标选取非常关键，合理的制度测度指标是得到可靠结论的前提保证。不同文献对制度的测度和实证处理方法并不一致，从而得到各自特有的结论。

（一）制度测度指标

在度量制度前，首先应该提出的问题是“何谓制度”？按照North的观点，制度的本质是人们制定的对人的社会行为的“约束”。但是由于“约束”面涉及政治制度、市场规则、教育制度、产权保护制度等，这导致实证研究文献中制度测度的多样化和指标选取的不一致。其中，较为常用的几种主要指标如下：

1. 国际风险指标（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ICRG）。该评估方法由美国国际报告集团于1980年创立。ICRG每月对超过140个国家进行风险评估并对26个国家进行年度风险评估。主要包括了征用风险、法制、合同履行保障、腐败和政府机构的质量等。因为其数据的时间跨度长、数据精确性高，是制度经济学研究中使用频率最高、最常用的指标。

2. 开放度指标。按照传统假设，对外贸易制度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经济增长。通过对一系列与开放度有关的指标（如开放时间、配额比例、关税等）的设计，用开放度指标来测度制度好坏，越开放的制度被赋予更高的得分。

3. “自由之家”项目（Freedom House）。是由非政府机构“自由之家”进行的关于民主、自由、人权的系列调查并形成报告。其中衡量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自由、公民权利等；涵盖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和保障权益等多种因素。因为其调查范围广，衡量方法规范，故而也得到普遍使用。

4. Polity 系列项目（最新数据为Polity IV）。由权威机构Political Instability Task Force （PITF）进行的一系列的政治制度调查。涵盖了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的样本，采取的方法有数量分析与比较分析，给不同的国家制度创造指标。衡量的标准包括：（1）政治参与竞争性（例如选举、投票）；（2）法律制度健全度；（3） 信息公开性；（4）对政府权力的限制等。

5. 全球治理指标（WGI）和世界发展指标（WDI）。这两个指标均属于世界银行国际政府指标项目（其中WGI指标的使用更常见）。其调查时间起始于1996年，调查范围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所考察范围包括政治参与度、稳定性、效率、监管质量、法制和腐败控制等。这些指标反映了人们对政府的看法，衡量了制度的公平、民主以及法制的健全。该指标也被大量文献使用。

6. 商业环境风险情报 （Business Environment Risk Intelligence，BERI）。 BERI分别从营运风险、政治风险和外汇支付能力风险3方面，对140多个国家的投资环境进行风险评分，从而得出各国投资风险的评分与排名，最后形成各国投资环境风险评估报告。

（二）不同指标和方法下的结果比较

在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考察的诸多文献中，由于制度测度指标的多样性，以及实证分析过程中存在着变量内生性、测量误差、模型设定错误、共线性等问题，导致研究结论众说不一，异见纷纭。本节从制度测度指标和分析方法两个方面对相关代表性实证文献进行了整理分类，并将主要文献呈现在表1中。

由表1可见，大部分代表性文献研究结论表明，制度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且结论不受制度测度指标选取的影响。良好的制度通过减少寻租和腐败增加效率、促进创新、提高人力资本等途径促进经济增长。尽管也有个别文献认为，制度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制度对经济增长的显著影响是由于良好的人力资本推进了制度的完善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是Acemoglu等人从三个方面[33]说明Glaeser等估计结论并不可靠，首先，Glaeser等人的基本OLS估计没考内生性问题，而且由于测量误差会导致低估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其次，Glaeser等人的2SLS所选用的工具变量有问题，该工具变量与制度（如法庭的效率或法律的形成）有关；最后，Glaeser等人面板回归中没有考虑时间效应，Acemoglu使用带有时间和国家固定效应的面板模型分析发现，收入和教育成就对制度没有显著影响。因此，制度才是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原因，制度通过推动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等渠道影响经济增长。

四、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

尽管大多数文献认为制度影响经济增长，但在具体实证分析中，制度往往被视为“黑箱子”，可以分析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和力度，但制度的设计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实证分析文献尚不能给出明确、具有说服力的答案。本部分将探讨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可能的几种传导机制和渠道。

（一）制度、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

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之一是技术创新。早期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Hall & Jones。他们将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概括为：产权制度——资本投入——生产力——人均产出[8]87-89。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保障企业在进行研发活动的过程中能够得到足够的回报，从而愿意从事研发活动，促进投资与更多技术创新，从而带来更高的增长率。相反，如果社会无法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制度保证合同履行，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放缓。

Tebaldi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详细的分析了技术与制度之间的关系[10]303-306。此外，Guellec等人[34]还指出，制度（如政府补贴、创新优惠政策等）除了直接影响研发过程外，还会影响到知识的扩散、溢出，并带来正外部性。沿此思路，Coe 等人检验了一系列制度指标对R&D的影响，发现在OECD国家，更合理的制度能够促进更多的研发创新，同时技术溢出国的确能在技术外溢过程中获益更多[12]143-147。总之，更全面的私有财产与产权保护制度可以激励企业家更多地投资于物质资本与技术研发，从而带动经济增长。

（二）制度、人力资本积累与增长

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之二是人力资本积累。首先，收入分配制度通过影响教育投入的数量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学术研究表明，20世纪早期的巴西和智利，过高的税负使得少数精英掌握了过多的资源，极端不平等造成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地区在教育等公共事业中的投资不足生产总值的10%，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Barro & Lee 还用跨国横截面数据研究收入分配制度与儿童接受教育的关系，研究发现，不平等的制度使得贫困家庭儿童无法接受到合适的教育，造成贫困的恶性循环[35]。

其次，制度环境影响教育投入的效率。Acemoglu认为，人力资本的投入是否能推动经济增长取决于社会的制度环境[16]23-24。Dias & Tebaldi的类似分析表明，制度影响人力资本的关键在于它决定了教育的回报[10]309-310。公平的制度带来健全的人力资本市场，提高受教育者的收入，从而为人力资本积累提供正向激励，进而影响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增长。

（三）制度、市场化与经济增长

Engerman & Sokoloff认为制度越完善，市场发育得更成熟，越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与技术的创新[7]34-37。

首先，若制度缺乏公平，容易滋生寻租机会。寻租会从以下几方面阻碍经济增长：第一，寻租仅改变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而不具有生产性，该行为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第二，既得利益集团通过寻租行为得到超额利润使得他们努力维持现状，反对新的更有益社会的政策的实施；第三，寻租行为会带来投入的不足与创新的不足，阻碍经济增长。

其次，市场化发育的程度与质量也直接影响到经济活动。研究工作表明，跨国投资者更倾向于选择政策稳定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从而规避风险。Aisen & Veiga也得到类似的结论[36]，更稳健、有利于市场化发展的制度，更能吸引外资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Krammer的最新研究也表明，市场治理化程度高、营运便利指数高的地区，企业投资的风险和成本都更小[37]。由此可见，有效的市场规则的确立有利于吸引国内外的资本投资并促进经济增长。

最后，开放程度也影响经济增长。近期的一些研究工作表明，经济开放程度与企业发展以及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对自由开放的经济市场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激励创新研发活力，使得资源得到有效分配，使得国内企业得到新的商业机会。

（四）制度、非正式制度（制度的外部性）与经济增长

除了制度本身对经济的直接影响外，还有一些研究着眼于制度可能存在的外部性。制度建设的最终目的应该是给予人们道德教化，形成良好社会风貌，最终促进经济活动的增长，即制度通过教化作用，影响道德规范、社交活动等因素，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学者们将道德规范等因素统称为“非正式制度”。

早期Knack和Keefer[18]217-224以及Zak和Knack[38]等研究者的跨国分析都证实了社会诚信等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后续研究侧重考查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交互作用，探讨制度通过影响非正式制度从而决定经济增长的这一渠道。Ahlerup研究发现，道德规范等对社会福利的增加效果取决于制度[39]。Putterma认为，诸如坦桑尼亚、莫桑比克之类的国家，虽然采取了民主制度并试图建立更加完善的法律法规以保护私有财产，但是缺乏道德规范等社会基础，使得民主制度无法发挥作用[40]。由此可见，经济增长同时需要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确立和维护。

五、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国内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实际上就是一系列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丰硕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林毅夫[41]、杨瑞龙[42]、黄少安[43]等详细讨论了我国各项制度变迁过程。因此，制度改革可以被认为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显著因素，王小鲁[44]就提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制度而非资本。金玉国[45]、刘元春[46]等都证实了“改革带来发展”是行之有效的。

在此基础上，国内文献也考察了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力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差异性。在空间上，高萍和孙群力从产权制度和体制变迁二元因素出发，证明制度对经济增长重要性的同时，强调了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地域性差距呈现扩大趋势， 即沿海与内地、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拉大[47]。黄晖分析不同地域的制度变量与经济的互动影响，得到的结论是东部地区两者呈现出良性循环而中西部地区制度变量值相对偏低，部分解释了地域发展不均衡问题[48]。在时间上，刘文革等人则认为在短期内，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而在长期该影响十分显著[49]。

国内现有文献对制度影响增长的渠道和机制的研究较少。具有代表性的部分成果包括：杨友才等人在内生增长框架下考察资本、劳动、技术和制度的动态均衡，并得到好的制度可以使得经济中存在稳定的均衡点[50]。李富强等分析认为，制度在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同时还通过影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而影响经济增速[51]。王丽英和刘后平强调了政府效率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重要性（例如政府工作效率在客观上影响了产权制度与对外开放政策的有效性），从而得出政府效率直接决定了政策的推行效果[52]。

纵观国内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问题的大部分研究，尚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首先，大部分文献侧重于探讨各类宏观制度的推进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对于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没有进行充分的探讨，使得结论的政策指导意义不强。其次，实证研究缺乏必要的稳健性检验。例如很多国内文献只进行了基本OLS分析，而没有考虑制度选择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等问题，也就没有考虑选用2SLS、GMM等其他方法进行稳健性分析。最后，在制度的测度方面，现有文献都主要探讨单一维度的教育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税收制度等特定改革措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使得各种研究结果缺乏可比性。因此，关于如何进行合适的制度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增长还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六、制度改革与经济增长研究的未来展望

鉴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发展动力切换和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需要对制度改革与经济增长等相关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才能更好地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因此，以供给侧改革的相关要素为主要出发点，中国未来应该着力推进以下主要方面的制度改革：

第一，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一方面，可以进一步促进劳动力跨地域、跨部门流动，增加劳动力供给，挖掘潜在的人口红利；另一方面，可以优劳动力配置，使劳动力能够由生产率低的地区和部门向生产率更高的地区和部门转移。

第二，加强教育制度改革。人力资本积累和创新是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因此，通过教育制度改革，一要优化教育体系和创新教育模式，提升教育在人才培养和知识传播中的作用，推动基础性科技创新，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二要合理分配教育资源，增加西部、农村、山区等落后地区的教育资源投入，打破教育资源在地域上的分隔，促进地区教育公平，防止社会阶层固化，降低贫困代际传递。

第三，深化政府改革。政府需要转变职能，一方面，政府要把资源配置主导权交给市场，逐步减少对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的价格管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则要求政府履行自己在环境保护、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收入分配以及扶贫等方面的职能；最后，政府要通过反腐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简政放权，提高效能，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第四，其他方面的制度改革。一是大力推进国企改革，淘汰落后产能，通过合并重组提升绩效，为经济提供动力；二是进行财税体制改革，充分发挥税收和转移支付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作用，通过减税降费，减轻企业负担；三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制，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四是进行土地制度改革，通过确权和加速农地流转，提高土地使用效率。

总之，通过一系列制度改革，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挖掘和增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需要注意的是，各项制度改革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可以同时进行其中一项或多项改革，通过各项改革的相互协调和共同作用，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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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婷婷）

Abstract：Institution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China has got a rapid economic growth which can mainly attribute to the push of several institution reforms. Until now， the conclusions of most of researches indicate that， institutional facto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economic growth by means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decrease of rent-seeking and corruption， improvement of efficiency of social resources and so on. At present， China is experiencing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comprehensive institution reform. In this context， our paper will review and discuss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s of instit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on the choice of institution indicators， the cause relation between instit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nd all possible kinds of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from institution to growth. Then，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reasonable policies of institution reforms which can promote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for China.

Key words：institution； economic growth； human capital；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