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湘萍　蔡玫

摘要：精神性发展是大学生全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高等教育界对大学生精神性及其发展的关注从缺失转为逐渐回温。本文通过梳理已有相关文献，发现：（1）目前学界对精神性的概念还没有一个公认、清晰的界定，已有研究主要从词源追溯、多维构成及动态建构等不同角度来尝试阐释。（2）国外具有代表性的大学生精神性测量工具在指标内容上有相似之处，主要测量大学生外显的精神性行为表现，以及内在的超然体验或个人特质，但不同测量工具各有其侧重。在诸多测量工具中，亚历山大·阿斯汀（Alexander W.Astin）等人设计并实施的“大学生信仰和价值观问卷”（College Students Beliefs and Values Survey，简称CSBV）及其应用结果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大学生精神性；概念界定；测量工具

前言

大学生是每个时代的宝贵人才资源，他们的成长与发展理应受到自身充分的觉醒及外界足够的重视。除了智力、技能等认知层面的发展，情感、态度、价值观等精神性发展也是大学生全人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高校扩招以来，日益多元化的大学生群体在精神性发展水平上也更为参差不齐，在各方关爱以及管理不到位的情况下，有的甚至造成极端伤害事件，公众舆论一片哗然，社会各界惊呼当代大学生健全人格和基本道德的沦丧。有关研究也表明，大学生在精神性测试中得分中等偏低，大学生对自身精神性的主观判断处于偏下水平。[1][2]在社会急剧变化的大环境下，除了学生个体及家庭环境因素，高校对大学生精神性培育的忽视也是造成大学生精神性缺失的重要原因。诚如内尔·诺丁斯（Nell Noddings）所言：“当代公立学校教育最严重的缺陷可能是对人精神世界的忽视……对灵魂的探寻、对精神的求索不受重视，就像这种追求不存在一样。”[3]

在大学生发展领域的研究中，精神性发展一直是个较为冷僻的话题，即使在美国，相关的研究也并不多见。例如，阿斯汀在对美国近年来大学生精神性发展追踪研究的基础上指出，美国高校在极力关注学生分数和所获荣誉等的同时，对学生信仰、价值观、自我理解等内在发展却严重忽视。[4]欧内斯特·帕斯卡瑞拉（Enrest Pascarella）和帕特里克·特伦兹尼（Patrick Trenzini）对美国1967-2003年间发表的5000余篇关于大学生发展、院校影响力等文献进行了综述性的研究，发现即便在这样图书馆式的研究中，也鲜有“精神性”或“精神性发展”的参考文献。[5]帕特里克·洛夫（Patrick Love）指出在大学生发展理论中，精神性主题的理论严重不足，且常被很多学生事务专业人员所忽视。在大学生发展及学生事务管理的专业核心期刊中，涉及大学生精神性及发展的文献也寥寥无几。[6]

我国大学生精神性研究虽在近年来初见端倪，但仍极为稀缺，关注此话题的学者及研究几乎屈指可数。目前国内还没有被广为认可的本土化大学生精神性测量工具。虽有个别研究将国外量表修订、汉化，但因为缺乏本土化的大学生发展理论，同时，对宗教性和精神性的概念界定也没有给予跨文化的区分，因此，这些测量工具的适用性和解释力还有待考证。

大学阶段是培养学生精神性的黄金时期，近年来国内外高等教育界对这一话题的关注逐渐回温。在此背景下，厘清精神性这一较为抽象的概念内涵，梳理国外有代表性的大学生精神测量工具很有必要。

一、何谓精神性

（一）精神性的概念界定

虽然近年来高等教育领域对精神性及其发展的关注逐渐回温，但目前学术界关于“精神性”还没有公认、清晰的定义。已有的林林总总的阐述也存在着学科领域、认知角度等的差异。

1.词源追溯的角度

英文中的“spirit”一词源自拉丁词语“'spiritu”，意为“呼吸，空气，生命或勇气”；该词又源自希腊词语“pneum”，意为“呼吸”或“空气”。在公元前600年到公元200年的印度经文中，尚未明确区分“呼吸”和“精神性”，此时的呼吸是对精神的一种描述，主要指“内部自我”的活动。公元500年，“精神性（spirituality）”被基督教用来明确地指代上帝和神灵对人类生活的影响。[7]此外，还有一个相近的希伯来词汇“'ruach”，意指我们被激发着去获取一些能使我们理解世界的事物，换言之，精神性就是生活中能给予我们意义的一些事物。[8]简单从词源角度来理解精神性的概念虽然有些抽象和不完备，但至少印证了精神性对于人类生活至关重要。

2.多维的角度

大多数学者认为精神性是多维的概念，内涵丰富。所谓多维的，主要指精神性的构成要素是多元的，通常“包含了认知的、情感的、行为的、人际的和心理等维度”[9]。

阿斯汀指出，精神性表明我们内在、主观的生活，与那些客观的、可观察的行为举止及可直接测量的有形之物等相对，也涉及我们的情感经历。具体而言，精神性包括我们持有的信仰和价值观，对自我的认知、对自己存在于世的思考与意识，对工作与生活目的、意义的探寻，以及我们与他人、世界的关联意识。精神性还包含那些我们难以言表的一些经验和体悟，例如直觉、灵感、不可思议的、神秘莫测之物。[10]

鲁斯·坦伊（Ruth A.Tanyi）通过综述过去30年有关精神性的76篇文章和19本著作，发现精神性是人类内在固有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是主观的、抽象无形和多维的。文献表明，生活的目的与意义、关联性、内在的力量、自我超越以及信仰是精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11]

大卫·埃尔金斯（David N.Elkins）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精神性是多维建构的，主要由超然的维度、生活的目的和意义、生活的使命、生活的神圣、物质价值观、利他主义、理想主义以及悲悯意识构成。[12]

3.动态建构的角度

这部分研究者倾向于将精神性定义为追求和探寻的过程。一方面它是个体追寻自身真实性、完整性、表里如一的品格，及寻找生活的目的、意义与方向的内在过程；另一方面，它也是个体超越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探索超越人类存在和认知的强大力量，审度一些神圣庄严之物，以及和他人建立联系的过程。[13]此外，精神性也被描述成一种富含创造力的、建构意义的力量，是人们内在道德的一种导向[14]，也是一种个体了解和存在于世界上的方式[15]；同时是一种能带来信念、希望、和平的力量泉源[16]。

4.其他角度

简·戴森（Jane M.Dyson）的综述研究遴选了1975—1996年期间的一些著作和论文，发现这些研究揭示了自我、他人、上帝是精神性定义的三要素，而其他有关精神性的新兴主题，诸如意义、希望、关联性、信仰系统和精神性的表达等，也可整合到前述三个核心要素的语义环境中。关于这三者，很多研究明确表明自我、他人、上帝之间恰切的关系对于个人的精神性健康非常重要。个人内心的力量、泉源（inner strength、inner resource）能促进精神性探索，与此同时，与他人建立联系，成为群体的一部分对于精神性形成与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而“上帝”被认为是个人的终极价值观的所在，能引导个人探寻人生最高的目的与意义。[17]

（二）精神性和宗教笃信的概念辨析

提及精神性，还有一个如影随形的概念——宗教笃信（虔敬）（religious/religiousness）。多年来二者几乎被当作公认的同义词而交叉使用。有学者分析可能的原因是美国的宗教传统历史悠久，如大卫·莫伯格（David Moberg）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美国人当被问及如何定义精神性幸福时，几乎都毫不犹豫地用宗教术语来回答[18]，同时宗教对精神性的影响也折射到高等教育领域中。

但随着历史的嬗变，二者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将二者视为两个独立的概念更能深入理解其各自内涵。学者们主要从二者的历史演化关系、概念范围、侧重个体还是群体或组织等角度将其分离开来。

例如布莱恩·津巴厄（Brian J.Zinnbauer）指出，传统意义上宗教笃信的范围非常广泛，且和精神性没有明显分野；但现代意义上，宗教笃信的概念狭义化了；且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二者存在很多区别，如宗教笃信比精神性更传统，有更悠久的历史。也有研究者认为宗教笃信依附于其精神性，亦即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也能有精神性发展，而若没有高度的精神性发展，宗教笃信的程度会很低。还有研究者认为宗教笃信更多与群体有关，而精神性侧重于个人的状态。[19]

阿斯汀指出宗教信仰尤其强调社区团体或信奉者以及从业者的成员资格，及他们对仪式典礼的参与情况。与精神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宗教信仰总是涉及特定行为的、教义学说和教派的群体活动，而精神性往往关乎个人的、超常的和关联性。

坦伊也认为二者的实质不同。精神性包含了人类对生活意义的探寻，而宗教则是涉及到一种拥有与更高的力量或上帝有关联的仪式或实践的组织实体。对一些人而言，其精神性可能会与宗教有联系，但这不适宜用于另一些群体如无神论者。[20]

此外，埃里克·米勒（Eric D.Miller）的实证研究通过效度分析显示，其编制的米勒精神性量表中的亲社会信仰及存在感的意义均与宗教性呈负相关，从而表明精神性与宗教性存在明显的区别。[21]

（三）小结

虽然目前学术界对“精神性”及其发展这一较为抽象、不便观测的概念还未形成统一、清晰的定义，但不同时代、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都曾尝试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界定。传统的精神性定义总是与宗教笃信糅合在一起，随着历史演变，现代意义上精神性的概念范围逐渐扩大，与宗教笃信等概念也逐渐分野，自身定义逐渐独立、清晰。

尽管已有定义林林总总，但学者们几乎都公认精神性内涵丰富，是个多维建构的概念，只是在具体构成上学者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其中，阿斯汀近年来的研究和定义较具代表性，基本上也整合了其它定义的维度。通俗来讲，精神性是个体内在的、主观的情感生活及基于此的外显行为，既包含个体自身的精神追求等动态建构的过程（如对生活目的与意义的探寻、质询并建构自我的信仰、价值观），内心宁静的状态（如超然面对苦难、对生活的满意度），也包含个体与他人、世界建立联系，亦即对自身以外的人和事的关注（如助人为乐、慈善参与、包容多元的世界观等）。而大学生的精神性发展则是自身精神性水平的提高或者呈现高水平状态，这也是高校促进学生发展的内在追求。

二、如何测量精神性

相对于个体发展的其他领域，精神性及其发展不仅不易界定，而且难于测量，尽管如此，国外学者们还是在研发精神性的测量工具上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本研究从中遴选出以大学生群体为主要测试对象的有代表性的精神性测试量表，如阿斯汀的“大学生信仰与价值观调查问卷（College Students Beliefs and Values survey，以下简称CSBV）”，米勒的“米勒精神性测试量表（Miller Measure of Spirituality，以下简称MMS）”，道格拉斯·麦克唐纳（Douglas A.MacDonald）的“精神性表达测试量表（Expressions of Spirituality Inventory，以下简称ESI）”，哈奇·罗伯特（Hatch Robert）的“精神性参与和信仰量表（Spiritual Involvement and Belief Scale，以下简称SIBS）”，维姬·吉尼亚（Vicky Genia）的“精神性体验测试量表（The Spiritual Experience Index，以下简称SEI）”，托尼亚·阿姆斯特朗（Tonya D.Armstrong）的“阿姆斯特朗精神性测试量表（Armstrong Measure of Spirituality，以下简称AMOS）”。下文将从主要开发者及单位、开发时间、测试目的、测试指标、测试对象及测试结果等方面逐一介绍上述测量工具，并尝试比较其异同。见表1。

（一）测量工具的基本情况

从测量工具的研发到实施，北美高校，特别是美国高校的科研团队是大学生精神性测试研究的中坚力量，已有的大学生精神性及发展的实证研究也主要来自美国。

从测量工具的开发时间来看，基本是近三十年来的研究产物，且内涵愈加丰富。也有更早时期开发出来的量表，但指标较为模糊，使用的广泛性不足。从测试的主要对象来看，上述测量工具基本逐渐聚焦到大学生群体，发展到阿斯汀的CSBV，则在名称和对象上都直接锁定为大学生，其他工具没有明显强调这一点，只是有研究应用到大学生群体上。另外一些未在表格中介绍的其他精神性测量工具，也有以行政管理人员、社区居民、成年人等作为调查对象的。

（二）测量工具的主要指标

纵观上述大学生精神性测试量表，在测量的主要指标上有如下相似点。第一，认为精神性是多维构成的，因此都将精神性至少分为两个子量表进行不同层面的测试。第二，基本都采用里克特式量表形式，让被试作出不同等级的判断，也相应得到不同的分数。第三，具体测试指标比较重合，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外显可测的精神性行为表现，如反思和追求生活的目的、意义、使命，参加宗教仪式或精神性活动等；另一方面是内在的超然体验或个人特质，如悲悯意识，利他主义，对超越性、超自然力量的思考与尊崇，与上帝、他人的联系之感。这与前述精神性的概念界定比较一致，涵盖了个体内在的、主观的情感生活及基于此的外显行为。

尽管上述量表在主要指标上有相近内容，但基于测试目的、时间及对象的不同，这些测量工具的指标又有其各自的独特性。阿斯汀的CSBV突破以往将精神性和宗教笃信混同使用的藩篱，认为二者具有不同的特质，故需设置成单独的测试，且题目表述也尽量用“更高级的存在/力量（higher being/power）”来代替“上帝（God）”等词汇，因为面向的是多元宗教信仰的大学生群体。此外，CSBV的一些问卷题项也相对更具体化、生活化，贴近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实际。例如，除了涉及像其他量表测试“神秘的体验”等抽象的精神性经历，也会问及在类似听歌、阅读、思考的过程中是否有别样的精神性体验。而关于“悲悯意识”，更是具象到“帮助朋友、参加志愿服务、捐赠衣物”等日常生活。

米勒的MMS也试图探索个体的精神性行为、意识与宗教笃信的关系，通过效度分析发现两个子量表中的测试指标均与宗教性呈负相关，从而表明精神性与宗教性存在明显区别。但与CSBV不同的是，MMS等量表都惯性地使用“上帝”词汇。

麦克唐纳的ESI通过整合已有相关的11个量表，进行因素分析、建立模型等，发现所有量表维度中有5个因素是精神性的重要构成，因而归纳出精神性测试的5个维度。但表述有所重叠，如“生活的目的与意义”同时归在“精神性的认知导向”、“存在的幸福”及“宗教笃信”维度下。言及精神性的构成要素，罗伯特的SIBS有4个子量表，其中3个量表的内容与其他测量工具并无二致，但“谦逊程度（humility）”的设置较为新颖，是其他测量工具基本未纳入精神性范畴的。

相比其他测量工具，吉尼亚的SEI和阿姆斯特朗的AMOS在子量表的称谓和形容上更多直接使用“精神性的（spiritual）”来归类，根据精神性的不同层面形成2个或4个不同维度。而如米勒的MMS，用“亲社会信仰”和“存在的意义”来划分和表述。罗伯特的SIBS则用“仪式层面”、“内心层面”、“沉思冥想”等来划分和表述。

（三）测量工具的应用结果

阿斯汀等人于2004年开始设计并实施的CBSV是目前大学生精神性发展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测量工具，故在此主要介绍CBSV的应用结果。该调查研究为纵向研究，分析了大学生的精神性变化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学生在精神性各个维度上的提升并非仅仅是自然成长所致，某些特定的大学经历，如跨学科学习、出国交流、服务性学习（service learning）等能促进大学生的精神性提升。这些因素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它们使得学生接触不同的人、文化和思想。同时，一些“触及内心的活动（inner work）”也能促进精神性的提升，如沉思冥想、自我反思，或老师积极鼓励他们探寻生活目的和意义的问题。相反地，研究也表明如果学生经常参加一些使他们分心、远离日常经历和大学生活的活动，如长时间地看电视和打游戏等，会妨碍他们的精神性发展。[25]此外，学生的精神性水平也会因性别、种族、宗教背景、就读专业、就读院校规模等因素不同而有所差异。[26]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大学生精神性研究领域，目前学界对“精神性”还没有一个公认、清晰的界定，学者们主要从词源追溯、多维构成以及动态建构等不同角度来尝试阐释。而测量工具方面，国外具有代表性的大学生精神性测量工具在指标内容上有相似之处。例如，既包括外显的精神性行为表现，也包含内在的超然体验或个人特质。但不同测量工具各有其侧重，其中，阿斯汀等人开发的“大学生信仰和价值观问卷”及其应用结果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国外已有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大学生精神性及发展的理论、概念及测量工具上的参考。综观我国大学生精神性领域的学术研究现状和高校培育的实践背景，今后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提升我国大学生精神性发展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水平。

其一，高等教育领域的学者们应多考察并结合中国的文化、社会、高校及大学生的实际情况，生发出这一领域我国本土化的理论和测量工具，以便高校教育工作者更清晰地了解当代大学生精神性发展的真实状况及存在的问题，从而更好地完成“育人”使命，促进其全人发展。当然，大学生精神性发展的理论建构和测量工具的开发、修订等非一日之功，需要我国该领域的学者持续的关注和研究，逐渐积淀。

其二，高校作为培育大学生的重镇，在重视学生的绩点、技能、荣誉奖项等的同时，也要重视对大学生的精神性培育，把这项系统工程深入到日常教学和学生事务管理的工作中，多管齐下。已有研究一再表明，高等教育工作者经常鼓励大学生们进行精神性的探索活动并参与其中，对于大学生的精神性发展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多样化的同辈互动亦如此。因此，大学要尽力引导学生培养反思、探索自身信仰、价值观等精神性的意识并逐渐形成习惯，也要多给予学生合适的平台去发展其精神性，最终致力于学生的全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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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嘉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