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天翊

[摘要]《赛金花》作为夏衍第一个多幕剧，在主题上有它正确的一面，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对他的评价历来意见不一。在新形势下，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对它重新加以评价，是完全必要的，也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关键词]夏衍；《赛金花》；再认识

夏衍（1900.10.30-1995.2.6）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戏剧作家，他的第一个多幕剧《赛金花》出版于一九三六年四月，是一部著名的讽喻史剧，对它的评价历来意见不一，在新形势下对此进行再认识是我们应该做的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一、讽喻史剧《赛金花》的产生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我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完全吞并中国的狂妄野心，继侵占我国东北及热河、河北部分领土之后，有策划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阴谋侵占上海等沿海地区。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却置全国救亡呼声于不顾，在日寇的侵略魔爪面前，继续采取可耻的不抵抗政策。相反，他们热衷于大打内战，对我党领导的中央苏区实行大规模军事围剿。一九三四年十月，我中央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在长征途中，我党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内战，实行抗日。中国共产党的声明，立即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然而国民党顽固派仍然一意孤行，拒不接受停止内战、举国抗日的主张。也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一九三五年秋天，夏衍因白色恐怖严重，被迫在上海一个小公寓隐蔽长达半年之久，读书思考之余，有感于当时华北的形势同一九00年“庚子事变”时十分相似，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投降外交路线，也同当时的清王朝执政者慈禧、李鸿章一伙的卖国求和政策如出一辙，因而他产生了一种创作一部讽喻史剧的强烈冲动。就是这样，夏衍经过深思熟虑，创作出了第一个多幕剧，也就是讽喻史剧《赛金花》。

二、《赛金花》主题思想正确性的一面

七场讽喻史剧《赛金花》，以清代末年北京名妓赛金花在“庚子事件”中的一段经历（或传说）为线索，从不同侧面描写了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上至祸国殃民的清政府执政者慈禧、李鸿章和诸公大臣，下至部分地方官吏甘愿为奴隶的顺民，在帝国主义者面前摇尾乞怜、投降求荣的丑态，对他们做了淋漓尽致的讽刺与揭露。从作者的创作意图来看，《赛金花》属于“以反汉奸为中心的奴隶文学的一种”。作者想描绘的是“一幅以庚子事变为后景的奴才群像，从赛金花到魏邦贤，都想安置在被写的焦点之内。”重点则是暴露李鸿章、孙家鼐一类“高居庙堂之上，对同胞昂首怒目，对敌人屈膝蛇行的人物。”足见，作者的借古讽今之意，是十分明确而强烈的。这个创作意图，体现在许多反面人物塑造中。是看那满朝权贵，从立山、德晓峰、卢玉芳，到金荣爵、程璧、李鸿章，平日里或醉生梦死，不问朝政，或自称风流、不拘形迹，或假充正经、顽固不化，一旦国家危急，被纷纷露出独善其身的嘴脸或媚外求荣的奴才相。开城门，摆香案，跪迫侵略军于保定三十里外“接官亭”的廷雍，在敌人面前与廷雍争夸投降“功劳”的樊侗等民族败类，固然应当无情地加以讽刺、批判；但是应当受到批判的和鞭挞的，还是在帝国主义面前低眉顺眼，只图少数统治者私利，不惜陷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的当朝中枢的李鸿章之流。例如剧本第五场描写李鸿章与瓦得奇在贤良寺行辕“议和”的情节，以及以后李鸿章与诸位大臣会商善后的活动，就比较有力地刻画了李鸿章的反动本质。李鸿章与瓦得奇以战胜国代表资格，趾高气扬地逼迫对方就范的姿态截然不同，他是一幅低声下气，仰洋人鼻息的模样。那么，他打算怎样做到使瓦得奇“满意”呢？再同诸大臣商量对策时，李鸿章亮出了他的底牌：要求赛金花从旁协助疏通关节，“只要老佛爷跟皇上谢罪的问题能够避开，其他一切条件都可以使他满意。”“问题不在于千万里的土地，更不在于千万兆的金钱，现在争的只是老佛爷一人的体面。”结果，算是依靠赛金花的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克林德夫人（准确地说，是瓦得奇压克林德夫人为了德国的利益而让步的），促成了“和议”的最终签订。

从中国近代史的论述可以知道，剧作的描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当时所谓议和，实际上是议惩罚祸首西太后的问题。其他条件只要各国提出，清政府一律接受，绝无异议。”一九00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侵华国家外交团提议和大纲十二条，西太后立即“全行照允”；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德、奥等十一国公使签订《辛丑条约》十二条”，赔款四亿伍仟万两银子（加利息还要增加一倍以上），并大量丧失国家主权。这种情形同三十多年后日本吞并我东北、华北大片领土，蒋介石一味退让妥协，屈膝求和，极为相似。对外实行投降，对内必然要搞专制。李鸿章对待国内人民的态度，是令人深恶痛绝的。李鸿章仇视、镇压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蒋介石同样仇视、妄图镇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彼此没有什么两样。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一九三六年民族危机极为严重的情形下，《赛金花》的创作是“以揭露汉奸丑态，唤起大众注意‘国境以内的国防为主题”是可以成立的。建国以后，夏衍曾不止一次的提到，他写《赛金花》，“是为了骂国民党的媚外求和”，“主题不是为义和团翻案，而是利用这个事件，来讽刺国民党的屈辱外交而已。”这些都是实话。

《赛金花》发表后，很快引起了左翼文艺界的注意。在剧作者协会专门召开的“《赛金花》座谈会”上，凌鹤、章泯等都认为《赛金花》是“国防戏剧”口号提出后收获到的一个成功的作品。以后，郑伯奇、阳翰笙、田汉、矛盾等也相继著文发表意见。阳翰笙在《关于（赛金花）》一文中谈到读到夏衍的《赛金花》“感到非常大的喜悦”，“不仅在于此剧在艺术上的相当成功，同时在于此剧历史观的正确。”一九三六年秋天，上海四十年代剧社进过认真排练上演了《赛金花》，曾经引起社会上的强大反响，但是也遭到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记恨，曾经受到了禁言的迫害。

三、《赛金花》剧作的明显缺点

我们在肯定《赛金花》主题思想的进步性一面的同时，也要看到它有着明显的缺点的一面。

一是对帝国主义者的血腥侵略，并没有给以应有的谴责。“庚子”战役之后，八国联军入侵达数万之众，攻陷天津和北京后，烧杀奸淫，抢劫破坏，罪恶罄竹难书，给中国人民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是难以计数的。连当时入侵的联军司令瓦德西（剧中称作瓦德齐）也不能不招承：“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祥数将永远无法查出，但为数必重大无疑。”对于帝国主义的凶残狠毒面貌及其本质，剧中本应该有适当的反映和揭露，但实际上，除了第三场开头有几个洋兵追逐、抢劫难民及赛金花一行的描写，其他几场都没有给予有力的反映，更没有反映出哪怕是部分的群众反抗侵略暴行的场面。而根据史实记载，当时京津、河北一带人民对帝国主义入侵的反抗是激烈、英勇而十分悲壮的。

二是对义和团运动作了片面的、不正确的评价。义和团运动，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中国北方农民反抗清廷暴政和帝国主义势力扩张而兴起的一场自发性起义运动。在统治集团的分化利用之下，它的旗帜由“反清灭洋”，一改而为“扶清灭洋”。在反帝斗争中，由于它没有先进思想和正确策略的指导，也由于缺乏严明的组织纪律，加上关键时刻为清王朝所出卖，因而终于在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外国侵略者面前遭到了惨痛的失败。义和团运动虽然是“庚子事变”直接诱因之一，它的本身虽然有许多落后的、甚至夹杂着消极反动的东西，但是，我们却决不把这次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完全归罪于它。无论怎样，它毕竟是我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较大的农民反帝运动，义和团的许多成员同入侵者进行了英勇斗争并壮烈牺牲。

三是对赛金花的同情大大超过了对她的批判。这主要表现在：让赛金花始终处于左右全剧情节发展的中心地位；对她在“庚子”之战役中为老百姓做了好事、从旁协助李鸿章达成“义和”而有功，却最后落得一个悲剧性下场这一点加以渲染；不加掩饰地突出、肯定了赛金花性格中的机智、豪爽、善良和随和的一面。相反，对于这个“以肉体博取敌人的欢心而苟延性命于乱世”的奴隶的严肃批判，包括她主动帮助侵略军采办军粮、代表北京老百姓“感谢”瓦德齐的“仁慈”行动的批判，却可以说基本上没有。这就不免给读者观众以这样的印象：似乎赛金花是一个十分值得同情的正面人物，描写她个人的不幸遭遇，也就是剧本的主题所在。应当说，赛金花与李鸿章、魏邦贤之流处于执政地位的民族罪人和死心塌地的汉奸、奴才相比较，有着本质的区别。她属于被侮辱、被损害者，在旧社会妇女被当着商品对待，受尽玩弄、歧视的情况下，“应作哀鸿一例看”。但是她到底又是一个缺乏民族意识和应有情操的平庸女人，不应该给予过多的同情。而剧作恰恰在这一点上描绘过分了。尤其是最后一场悲剧气氛最为浓重：赛金花以人命案子被牵连入狱，待案子了结释放，男人孙三已经席卷一切而逃逸，刑部则派恶差到门，限期押送她回原籍。至此，读者或观众对赛金花的同情也达到了顶点。这样的处理，必然会削弱、损害以致破坏剧作以讽刺方式揭露统治者卖国投降的客观效果。

四是对某些清廷官吏媚洋丑态的揭露和讽刺，写得有点过火和近于表面，以至于使人产生滑稽感，这就损害了作者所追求的主题的严肃性。在结构方法上，采用了某些适用于电影的表现手法，而从舞台剧的要求看，显得不经济不集中。

总之，《赛金花》虽然有一些缺点，但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夜所起的现实进步作用，是不能否定的。“文化大革命”中，该剧作被打成所谓“汉奸文学”、“卖国文学”的“黑标本”、“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的“大毒草”，进而成了夏衍被批判的主要罪状。这纯属莫须有的政治陷害。今天，历史地实事求是地重新加以评价，是完全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