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从严治党”理论体系重点问题研究综述
2016-12-27房世刚
房世刚
摘要:“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治国理政的根本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出发,将“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把“从严治党”这一管党治党的基本经验提升为一种管党治党理论体系。与此同时,学界从时代价值与严峻挑战、思想内涵与主要内容、推进路径与鲜明特色、基本经验与自身规律等方面,对“全面从严治党”这一理论体系展开了研讨,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在研究范式、内容和方法上仍有继续拓展的空间。
关键词:全面从严治党;时代价值;基本经验;综述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12-0049-05
“从严治党”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基本经验。但“从严治党”作为一个明确概念的提出,则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党的十八大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从严治党”由一种管党治党思想上升为管党治党理论体系,发展成为在“四个全面”总体性目标下的总体性党建命题——“全面从严治党”。对“全面从严治党”这一理论体系,学界从时代价值与严峻挑战、思想内涵与主要内容、推进路径与鲜明特色、基本经验与自身规律等方面展开了积极研讨,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价值及其面临的严峻挑战
“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命题的提出,既标志着我党对管党治党问题的认识达到了全新的高度,又体现出对于治党治国面临严峻挑战的理性审视。
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价值,有学者从新时期管党治党的新纲领和新旗帜视角提出,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治党与国家、民族命运密切联系的现实高度,“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了伟大事业与伟大工程的有机统一,体现了党的建设与治国理政的有机统一,彰显了党建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1]“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宏大气魄、无畏勇气和坚强决心”。[2]有学者从理论形态与实践课题相结合的视角强调,“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它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宝库,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新境界。作为一个实践课题,它对按什么样的标准管党治党和如何管党治党指出了明确方向、提出了具体要求。”[3]有学者从党建推进转变的视角认为,“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了由党的建设总要求到具体全面硬约束新突破的转变,由贯穿党的建设全过程到最大政绩考核新视角的转变,由依靠自觉从严治党到坚持常态化制度化新思路的转变,由党的建设的方针上升为治国理政总思路新高度的转变。[4]
中国共产党作为当代中国唯一的执政党,除面临着既往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和思想文化渗透的不变世情外,还面临着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期、结构调整阵痛期、转型升级关键期、经济增速换挡期与社会矛盾凸显期“五期叠加”的复杂国情和前所未有的严峻党情。对此,学界主要围绕前所未有的党情对“全面从严治党”的严峻挑战进行了充分的探讨。除了普遍认为现阶段党的建设依然面临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的四种危险,面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四种不良风气的影响外,有学者着重从党建总布局层面将“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问题概括为:“思想上,部分党员干部信念动摇、信仰缺失;组织上,干部选拔、队伍建设存在偏差严明的组织原则和纪律;作风上,不正之风侵蚀党的肌体影响政党形象;反腐倡廉上,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制度上,制度体系有待更好地完善和执行。”[5]也有学者从思想障碍层面研究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中,部分党员同志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对全面从严治党存在抽象地认同、有选择地支持以及摇摆观望等错误思想倾向,部分党员同志对当前反腐败斗争性质和形势的认识出现了偏差,还有一些党员干部发出“为官不易”“官不聊生”的感叹。[6]也有学者从实践层面将全面从严治党面临问题梳理为“不准”“不实”“不严”三个方面。[7]还有学者从党员队伍结构新变化的层面指出:“其一,相对比较容易接受西方意识形态主张的青年党员在增多;其二,党章的学习明显偏少,以党章作为行为遵循的自觉性也有所减弱;其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趋于淡化;其四,一些党员个人主义膨胀,程度不同地放松了党性修养,纪律意识有所弱化,特别是遵守政治规矩的自觉性不够强。”[8]概而言之,学者们一致认为,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严峻党情是前所未有的。
二、“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内涵与主要内容
从命题内涵的角度看,“全面从严治党”可以分解为“全面”“从严”和“治党”三个方面的内容:“基础在全,讲的是路径,回答的是‘如何从严治党的问题。要害在严,讲的是要求,回答的是‘怎么治的问题。关键在治,讲的是任务,回答的是全面从严治党‘干什么的问题。”[9]对此问题,学界同仁几近一致地认为,“‘全面,就是管全党、治全党,面向全体党员和党组织,覆盖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部门。‘严,就是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就是严明党的纪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改进作风;就是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就是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建党相结合、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统一、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结合;就是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把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首位。‘治,就是从党中央到省市县党委,从中央部委、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委)到基层党支部,要切实肩负起主体责任;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就是加强党性教育,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就是创新管理制度,强化党内监督,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10]
对于“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内涵,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等党的文献中,均有不同层面的概括。如《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将其归纳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我们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从严治党严明党的纪律”;“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持不懈纠正‘四风”;“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用好巡视这把反腐‘利剑”,“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等九个方面。
学者们对“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内容也纷纷进行具体阐释。有学者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为主题,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章、党纪国法为依据,以对‘四风与腐败问题的‘零容忍为根本态度,以‘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为点睛之笔,以提高党的‘四自能力、建设廉政政治与‘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为目标;以坚定理想信念为精神支撑,以干部队伍建设为关键,以党风廉政建设为切入点与突破口,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党员队伍建设为基础,以制度建设、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为保障,厉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持真抓实干、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切实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11]有学者认为,“全面从严治党是包含原因论、意义论、目标论、系统论、责任论、重点论、核心论、方法论、常态论、规律论等‘十论为主要内容的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理论体系。”[12]还有学者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从内容上看是对党的五大建设的整体协调;从主体上看是对中央、地方、基层管党治党的立体统筹;从对象上看是对各级党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和党员个人的全面覆盖;从方式上看是教育、制度、监督手段的综合运用;从执行力度上看,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决心和严厉程度都是空前的”。[13]
应该说,“全面从严治党”不仅是一个现实性政治命题,更是一个重要的思想理论体系。对于“全面从严治党”的研究不能单就内容而谈内容,而是应该在研究具体内容的同时不断充实完善这一思想理论体系。就研究现状来看,部分学者已有所重视,这应是今后“全面从严治党”研究的重点。
三、“全面从严治党”的推进路径与鲜明特色
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八项具体要求:第一,落实从严治党责任;第二,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第三,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第四,坚持从严管理干部;第五,持续深入改进作风;第六,严明党的纪律;第七,发挥人民监督作用;第八,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上述具体措施,为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明确了基本指向,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结合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的理论与实践,2015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照检查践行“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特点是:“突出重点,抓住要害和关键,点准穴位,打准靶子;从中央做起,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层层立标杆、作示范;见事见人,既抓思想引导又抓行为规范,不搞形式、不放空炮;上下互动,强化组织管理和群众监督,形成强大势场;执纪问责,严肃查处和曝光典型案件,形成高压态势,形成严的标准和氛围;驰而不息,一环扣一环抓,不间断抓,努力形成长效机制。”根据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一系列工作部署,学者们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路径和鲜明特色展开了热烈的探讨,形成了诸多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推进路径。有学者认为,“一要加强党建考核,明确管党治党的主体和责任;二要建立健全教育、管理、服务党员长效机制;三要坚持从严管理干部,建设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四要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五要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14]有学者从“五位一体”总布局的视角提出,“一要从严强基固本,坚持思想建党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二要严格选人用人,夯实组织根基。三要严格率先垂范,严肃作风建设。四要敢于铁腕反腐,推进反腐倡廉。五要扎紧制度笼子,强化制度治党。”[15]有学者从依党章治党的视角认为,既要学习党章,唤醒党章意识,又要尊崇党章必须敬畏党章,遵守党章。[16]有学者从制度治党视角提出,“治党制度化的关键就是要充分发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作用,把党的重要理念和思想转化为党内法规以及相关的法律规范。通过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完善党内民主和党外监督制度,实现治党的规范化、常态化和长效化。”[17]有学者从依规治党视角指出,“依规治党,是依照《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规定的职责、权限、程序,管理党的事务,从事党的各项活动,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按照党内法规治理党的理论和实践。”[18]
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特色。有学者指出,“全面从严治党在内容上涵盖了党的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凸显出全面性特征;在方法上蕴含丰富的矛盾观、发展观和联系观,突出了辩证性特征;在价值指向上追求‘中国梦美好愿景,彰显了时代性特征。”[19]有学者认为,“全面从严治党以高屋建瓴的理论视野,深化了我们对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认识,展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全覆盖、一体化,全过程、长时期,高标准、严要求,强落实、重成效的四大鲜明特征。”[20]有学者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坚持目标整体性、主体整体性、任务整体性、过程整体性,从而达到统一目标、统一意志、统一要求、统一行动的目的”。[21]有学者结合习近平的风格特质,认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特点是:“敢担当展魄力、重问题求实效、谋大略有思路、显务实接地气”,[22]“体现总揽全局的战略思维,体现忧党兴党的责任担当,体现爱民为民的价值取向”。[23]有学者将“全面从严治党”的特点归结为,“严育思想和严创制度相结合、严肃(党的) 生活和严管干部相结合、严明纪律和严抓作风相结合、严担责任和严遵规律相结合。”[24]
四、“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经验与自身规律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讲话中强调,“从严治党有其自身规律,对我们这样一个老党大党来说,从严治党更有其自身规律。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总结自己正反两方面经验,也积极借鉴国外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了一些从严治党规律,这些都要继续运用好。”有学者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理论工作者,都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党所出的这个大题目,注重把继承传统和改革创新结合起来,把总结自身经验和借鉴世界其他政党经验结合起来,不断深化对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着力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 [25]
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经验。有学者结合党的历史与现实,将我党从严治党的历史经验归纳为:“在思想认识上明确从严治党的战略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逻辑前提;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是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精神实质;发挥广大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这是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核心要求;引导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民主监督,这是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关键环节;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根本路径。”[26]有学者指出,“全面从严治党”的经验是“认识方面必须处理好依法治党与从严治党之间的矛盾;操作方面必须处理好从严管理与从严处分之间的矛盾;执行方面必须处理好从严治党的绝对与相对的矛盾;监督方面必须处理好从严治党的普遍号召与个别要求之间的矛盾。”[27]有学者对国外政党关于“从严治党”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进行总结,“一是积极引导思想政治教育,统一全党思想。二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夯实群众基础。三是注重干部队伍建设、大力提高党员、公务员素质。四是完善监督体制,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工作。当然我们也要吸取失败教训,表现在:一是背叛原有党的指导思想。二是党内派系林立,导致党的四分五裂,严重破坏了党的团结统一。三是忽视党的自身建设,党内官僚主义盛行,腐败成风,脱离群众。四是奉行专制主义,使党内外监督形同虚设。”[28]
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自身规律。学者们一致认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规律,深化了我们对于新形势下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其中,部分学者将习近平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八项部署直接移植为“全面从严治党”的自身规律,并纷纷据此阐释。如,“必须切实履行管党治党责任;必须坚持党性优化政治生态;必须注重问题导向对症施策;必须持续发力经常抓持久抓;必须严格执纪强化制度刚性;必须制约监督权力严惩腐败;必须从严治吏抓住‘关键少数;必须整肃党员队伍抓好基层。”[29]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从一定程度上说,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八项要求,无疑体现了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些规律,但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的一些管用办法、成功经验,还不等于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规律”。[30]这正如马克思主义学者陈先达教授所言:“历史规律永远胜过历史经验和教训。”[31]有学者提出探索“全面从严治党”自身规律的原则,“一是,需立足党的性质、宗旨与历史使命,从党的自身建设、党的领导、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相统一角度来全面加以把握;二是,需紧密结合执政党建设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来深刻认识;三是,需在世界政党治理比较中来深化认识、从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中明确方向。”[30]有学者指出,党的建设在革命和执政阶段应该存在不同的建设规律,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研究政党活动和执政的一般规律。其次,要重点研究我们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所形成的规律。再次,要特别研究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活动与执政的规律。第四,在具体工作层面还需要研究党的建设各个方面之间联系及影响的规律,研究党的建设在各个层面和领域的规律。” [32]有学者认为,全面从严治党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一是,主体自觉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体现出从严治党的内在规律;二是,路径自信从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体现出从严治党的内在规律;三是,刚柔结合从党的建设实践经验体现出从严治党的内在规律;四是,功能导向从党的特定执政环境中体现出从严治党的内在规律。”[33]还有学者指出,“三严三实”是新形势下从严治党规律的新揭示,“是党的作风建设规律的深刻理解,是党的政治生态建设规律的积极探索,是党的干部队伍建设规律的有效把握,是党的制度建设规律的重要实践”。[34]
总之,在认识和研究“全面从严治党”的自身规律时,决不能将从严治党的经验教训简单化、随意化、泛化为其规律,更不能将从严治党的规律与其方式方法相等同,尽管规律的揭示需要通过总结实践经验的方式来展开。
五、与“全面从严治党”相关的其它热点问题
学者们对上述“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问题进行积极研究的同时,还探讨了如下热点问题:
“全面从严治党”的各种关系。有学者强调,全面从严治党需要把握十大辩证关系:“第一,制度与说教相互结合——制度优先;第二,纪律与法律相互结合——纪律在前;第三,普通多数与关键少数相互结合——少数为要;第四,负责与免责相互结合——负责在先;第五,执行与设计相互结合——执行靠前;第六,理性与情感相互结合——理性为重;第七,程序与效果相互结合——程序先行;第八,技术与价值相互结合——技术上位;第九,微观与宏观相互结合——微观优位;第十,他律与自律相互结合——他律前置。”[35]
“全面从严治党”与党内政治生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工程极大地优化了党内生态环境,但必须正视,当前党内外政治生态依然面临“包括关系文化和圈子意识盛行、为官不为的问题严重、‘好人主义大行其道、潜规则横行、‘四风问题树倒根存、腐败问题根深蒂固等严重问题”。[36]为了达成“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良好政治生态,必须“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方针,要注重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所需要的‘气候环境,完善与良好政治生态对应的体制机制,创造与良好政治生态适宜的政治文化土壤,构建与良好政治生态融洽的政治关系,根除阻碍良好政治生态生成的腐败毒瘤,从而为良好政治生态实践生成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37]
“全面从严治党”与“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就是一个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学者们一致认为,作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延展深化,“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战略抓手,是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为政之道、成事之要、做人准则,也是做好新形势下组织工作的重要遵循。有学者指出,“在理论层面上,‘三严三实不仅是对党的作风建设理论的传承与创新,而且是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的关键点;在实践层面上,‘三严三实在信念层面、思想层面、政治层面、精神建设层面对党员干部提出了具体要求,其对于抓住从严治党的根本与推动组织工作新常态具有重要意义。”[38]
全面从严治党与“两学一做”教育。学者们认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问题导向,凸显全面从严治党的价值指向,标示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路向,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本质定向。是面向全体党员深化党内教育的重要实践,是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举措,是党中央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39]
小结
综上所述,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对“全面从严治党”相关问题的研究,为“全面从严治党”的进一步探讨奠定了重要的学理基础。与此同时,由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形成时间不长,相关研究成果发表时间集中,学术界既有研究尚处于开拓阶段,不可避免地存有某些不足。
首先,从研究范式上看。“全面从严治党”属于党建研究范畴,而传统意义上的党建研究多偏重于经验总结和文件注释:“传统的党的建设研究不是完整的学术意义上的政党或政党政治研究,而是一种工作性质的研究。”[40] 8这种研究范式“把工作对策研究与理论研究混淆,导致了理论研究滞后于党建的实践,其表现就是在党的文件或领导人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新的概念、新的思想之后,相关论著如雨后春笋,而之前则寥寥无几”。[41]当前学界对“全面从严治党”的相关研究亦然。这对于正确完整地把握领会党的文件、政策和讲话精神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欠缺对“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性、理论性、现实性等进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学理剖析。与此同时,在实践研究层面,已有研究现实观照不够,亟需“实践回应式”研究,即“以社会实践和现实生活为研究主轴,直面社会实践和现实生活,针对实践和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矛盾和困惑,给予理论上的回应”。[42]
其次,从研究内容来看。一方面,研究内容呈现出相对集中且有待深化的特点。如学者们的研究聚焦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解读、背景界定、对策分析等方面。但对“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阐述,鲜有深入到本质和根本归宿层面,阐明“全面从严治党是执政党自我完善的一个过程,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永恒课题;对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界定,均重视宏观层面的世情、国情、党情普遍存在的问题,对特殊性问题研究不足”;[43]对全面从严治党的推进路径重视宏观性原则要求,而微观性可操作对策研究偏弱。另一方面,学界研究在内容上还存在将“从严治党”作为管党治党的方针、原则、概念等混淆使用;对“全面从严治党”的特点、经验和规律混杂运用;对“全面从严治党”与政党治理的关系缺乏系统梳理;对“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理论体系缺乏学理性建构等问题或不足。
再次,从研究方法上看。“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研究,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共党史党建、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应充分借鉴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力求对这一课题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深度分析。同时,引入大数据的话语分析、互联网政治学等交叉学科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在研究上进行较大的理论突破和方法创新。”[44]具体说来,主要包括:第一,加强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要深入实际,注重本地区、本行业、本部门、本单位全面从严治党的调查研究,通过丰富详实的数据资料更好地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延伸到基层;第二,加强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既要强化我党“从严治党”的纵向比照研究,又要注重世界政党政治比较的有益借鉴启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不断总结自己正反两方面经验,也积极借鉴国外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
参考文献:
[1]方涛,胡兵.“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对新时期中共管党治党方略的回顾与思考[J]. 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6,(1).
[2]左雪松,夏道玉.论习近平构建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常态[J].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
[3]唐棣宣.理念·逻辑·路径:全面从严治党的三重维度[J].理论导刊,2016,(1).
[4]孙艳春.党的建设新常态:“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J].奋斗,2015,(3).
[5]祁冰,唐淑楠.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路径选择[J].理论界,2015,(7).
[6]包心鉴.保持政治定力 坚定反腐自信 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N].光明日报,2016-02-27.
[7]洪浩.全面从严治党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N].学习时报,2015-04-13.
[8]郑又贤.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方法透视[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
[9]钟龙彪.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内涵解析[N].天津日报,2015-04-27.
[10]秋石.不断开拓治国理政新境界[N].光明日报,2016-03-02.
[11]刘红凛.十八大以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战略思路与显著特征[J].求实,2015,(5).
[12]吴怀友.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论纲[J].毛泽东研究,2015,(4).
[13]李建锋.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探析[J].党史博采,2016,(2).
[14]桑学成,王同昌.全面从严治党的难点与着力点[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5,(4).
[15]何祥林,吴长锦.坚持“五位一体”全面从严治党——学习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1).
[16]洪向华.尊崇党章,坚持以德治党与依规治党相统一[N].光明日报,2016-02-27.
[17]袁达松,黎昭权.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作用[J].人民论坛,2015,(29).
[18]李锡炎.依规治党引领从严管党治党新常态[J].长白学刊,2015,(4).
[19]张利珍.全面从严治党的三维特征探析[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5,(5).
[20]许耀桐.全面从严治党论析[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5,(6).
[21]姜建成,常青伟.全面从严治党: 坚持目标、主体、任务、过程的整体性[J].探索,2015,(6).
[22]齐卫平.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思想和主要特点[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
[23]刘贵丰.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研究[J].党政干部论坛,2016,(1).
[24]闵雪.毛泽东与习近平从严治党对比研究[J].探索,2015,(5).
[25]张伯里.不断探索新形势下从严治党的特点和规律——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4-10-18.
[26]施秀莉,张士海.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基本经验及其启示[J].中州学刊,2016,(2).
[27]许剑波.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理论轨迹[J].特区实践与理论,2015,(2).
[28]张多.国外政党关于“从严治党”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J].知行铜仁,2015,(6).
[29]况建军.探析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特点和规律[J].党史文苑,2016,(1).
[30]刘红凛.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遵循[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6,(4).
[31]陈先达.历史规律永远胜过历史经验[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01-28.
[32]戴焰军.民心向背根基与党的执政规律——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几点思考[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13).
[33]徐晨光,唐国战.全面把握从严治党的内在规律[J].求索,2016,(2).
[34]张福建.“三严三实”:从严治党规律的新揭示[J].共产党员(河北),2016,(3).
[35]毛跃.全面从严治党需要把握的十大辩证关系[J].观察与思考,2015,(8).
[36]山成忠.全面从严治党视角下的政治生态问题探析[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5,(5).
[37]高振岗,苏鹏.全面从严治党与良好政治生态的实践生成[J].理论导刊,2016,(1).
[38]韩秋颖.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三严三实”的理论内涵与实践特征[J].行政与法,2015,(6).
[39]陈殿林,田慧萍.深入开展“两学一做”推动全面从严治党[J].红旗文稿,2016,(9).
[40]王长江.政党政治原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
[41]徐玉生.论执政生态及其对执政规律的解析[J].理论探讨,2011,(1).
[42]阮博.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问题研究述评[J].社会主义研究,2016,(1).
[43]陈成志,焦春红.从严治党研究现状与分析[J].改革与开放,2016,(4).
[44]张世飞.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研究评述[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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