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敦健

村长福叔（外一篇）

■符敦健

福叔是在前年村民小组民主换届选举中以绝对优势击败另外两位候选人当选为村长的，由于福叔的家族势力比较庞大，人丁兴旺，这让他占了投票人数多的优势。他“觊觎”村长这个职位已经多年了，作为村里“常住”（相对于那些经常外出打零工的村民）的老村民，他一直都在韬光养晦，默默经营着自己在村里的人脉，终于在他五十岁那年一举拿下了村长的宝座。所谓村长，其实就是村民委员会下面的村民小组组长的简称，是农村基层政权一人一票民主选举出来的最小村官。我们村比较小，农村人口男女老少不超过100人，福叔就当上了这不到一百号人的“父母官”。

这些年来，福叔在村里家门前经营着一家简易的小杂货店，主要销售蚊香、饮料和香烟等日常生活用品，他在店铺前面的空地上用帆布搭建起小麻将场，购置了四五张电动麻将桌出租给农闲时的村民们使用。说是农闲，其实我们村大多数村民过的都是悠然自得和“小富即安”的“慢生活”，麻将“围城”里面的男女“城民”为数不少。再加上一些退休回家养老的国家机关干部，于是福叔的杂货店就成为村里的娱乐休闲场所和“信息集散中心”，甚至邻近的村民也经常聚集在这里聊聊“彩经”，福叔的人脉和名声就是这样慢慢积累起来的。

福叔年轻时做过很多份工作，他曾经是村里爬树摘椰子的顶尖“高手”，每当我们家那几十颗椰子树要采摘的时候，都是请他帮的忙，当时给他的酬劳是每爬摘一棵椰子树就给他两个椰子。帮人爬树摘椰子也是福叔当年主要的谋生方式，村里乡亲的椰子大多数都是福叔爬上树帮忙摘下来的。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椰子市场行情好的时候，他也曾跟村里的年轻人合伙开着手扶拖拉机到岛内其他市县收购椰子，然后转卖给本地的椰子加工厂赚取两者之间的差价。福婶当年是在福叔“闯荡人生江湖”的青葱年代，在岛内中部市县跟福叔认识并结缘嫁到我们村的。

福婶是土生土长的苗族人，她年轻时曾在附近村庄的椰炭加工厂工作，后来在一次严重的安全生产事故中不幸被机器碾断了双手，做手术时被切除到肩部，平时人们只看到她两个空荡荡的袖子在风中飘动着。由于该工厂的老板是福叔家沾亲带故的熟人，加上当时维权意识没有那么强烈以及厂里的经营情况比较困难，这事仅是赔偿几千块钱就草草了结，福婶从此终生残废，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这些年来都是福叔给她喂饭和洗澡，即使是两个儿子都长大成人和娶上媳妇了，照料福婶的工作还是由福叔一个人在独自承担，福叔每天雷打不动的“大事”就是给福婶喂饭，数十年如一日地细心照料着福婶的日常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福叔是我们村最有资格当选为“最美村民”和“道德模范”的人。后来据说福婶经过多年顽强的自主锻炼，已经学会用双脚冲洗自己的衣服了，但是我没有亲眼看见过，也没有跟福叔求证过。

福叔天生是个热心人，村里乡亲有事求他帮忙，他几乎都是有求必应。村里的年轻人基本上都外出打工谋生了，福叔就成了村里老弱病残群体可以信赖和依靠的“主心骨”。甚至在农忙时，那些承包农田种菜的外地老板需要雇佣人手帮忙采摘菜椒等农作物，都是通过福叔这个村长的渠道召集到适合的村民的。作为一村之长，村里人口众多和事务繁多，特别是村里八、九十多岁的高龄老人有不少，时常会有老人寿终正寝瓜熟蒂落的情形发生。对于那些过世的老人，福叔没有普通村民在死亡方面的顾忌和迷信鬼神的心理，总是热心地站出来帮助手足无措的家属办理死者后事等事宜，甚至好几个瘦弱的老人死后都是福叔帮忙抱出家门的。村长福叔在村里的威望就是通过这种热心为村民办事的无私奉献精神一点一滴地建立起来的。

据说福叔还有个很特别的个人爱好，就是痴迷于琼剧文化，无论远近，方圆十里村庄，只要有琼剧下乡演出活动，无论是在别人眼里杂牌的“厚皮班”（民营琼剧团）还是有国家一级演员等名旦主演的名牌“琼剧团”，他都会在晚上一个人骑着那辆破旧的摩托车去观看演出，就像每天给福婶喂饭一样雷打不动地去观赏，不过村民们几乎没有人听福叔哼唱过一句琼剧台词。

乡村“彪悍婆”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真的想不到村里的那个“彪悍婆”一下子就走掉了。以她那副硬朗的身板和中气十足的大嗓门，时年七十多岁的她应该能健康平安活到九十岁以上“高寿”的。不曾想到那场不大的台风过后的回南风竟然夺走了她的生命，据说她是在风势逐渐平稳后出来捡一串椰子的时候被木头绊倒在地上，后脑勺不幸撞到石板上不治身亡的。

“彪悍婆”其实并不是她的外号，而是我在知道她过世的时候脑里突然冒出来的一个称呼。我从小就随父母在外，除了逢年过节，平时很少回到农村老家，也很少跟她碰面，一般也就是在春节时候见个面打个招呼，聊聊几句家常而已。但她干起农活来的“拼命三郎”的“彪悍”形象让我印象深刻，她是村子里干农活的一把好手，总是看到她在自己的一亩三分田里面辛勤劳作，忙忙碌碌。无论是种花生、番薯还是蔬菜等经济作物总能获得大丰收。村里人也经常会看到她挑上一担花生、番薯或者是蔬菜到市场上出卖。农闲时候甚至是春节期间她还抽空帮人采摘菜椒，赚点小钱贴补家用，即使是已经年过七旬身上也照样充满了干农活的十足干劲。

在我的眼里，她是村里“一等一”的务农高手，听说她平时还能喝上几两鹿龟酒或者是高浓度的白酒什么的，走起路来总是一副风风火火的样子，嗓门也能响彻村内外。有传闻说她在跟村里人因为鸡毛蒜皮等小事吵架的时候，曾经在半夜里把尿屎等污物泼到别人的家里，形象很泼辣，表现很“彪悍”。近年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嫁到我们村里的媳妇离传统的农事愈来愈远了，除了一些中老年媳妇尚能种上一些农副作物外，年轻的媳妇基本都不会种田了，她们大多数人除了偶尔出去打打零工外，就是经常在麻将的“围城”里面打转。与这些新媳妇相比，这位能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彪悍婆”更让我佩服不已，她在我眼里的形象就是典型的传统农民形象，并且是几十年如一日在当农民，活到老干农活干到老。

说起来这位“彪悍婆”跟我还是能扯上一点点关系的，我妈的那位同父异母的哥哥，比我妈大二十多岁的大舅的早逝的妻子，也就是我的大舅妈是她丈夫的大姐，换句话说我那位没有见过面，头脑里面也没有一点印象的大舅妈其实也是我的村里人，因此我的那两位表哥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不时会跑到我所在的村子里来，去她家找老舅走亲戚呢。如果顺着我表哥那边的称呼，我应该也可以叫她“舅妈”的。当然他们之间的这种血缘关系在我的身上就没有了，我只能按照村里的辈份称呼她为“阿婆”。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在镇里上小学的时候，“彪悍婆”就已经“兼职”在集市里摆摊经商，吆喝着卖甘蔗和煎“甜薯袋”卖了，而我每次上学经过她的摊点时，都会走过去跟她打个招呼叫一声“阿婆”，毕竟她是我的村里人，见面不打上个招呼是没有礼貌的嘛。

记得有一年夏天，我患上了一种叫做“灰蛇子”的皮肤病，身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水泡，水泡破了会流出脓水，感觉很痒也很痛。在那个年代，镇里的医疗条件不发达，总是缺医少药的。正在我父母对我的病情措手无策的时候，打听到“彪悍婆”会治这种皮肤病，于是我父母决定就让她试一试。她把那些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中草药碾烂得像浆糊一样，盛在一个小碗里，每天细心地敷在我的身上和帮我换药，经过她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我那“灰蛇子”皮肤病竟然真的给她治好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是一位对我有治病之恩的“恩人”。我到现在还能很清楚地记起来这件事，心里很感激她这个乡村伪“医生”的。我从小在外面生活，跟村子里老一辈的人打过交道的人其实并不多，“彪悍婆”就是其中一位。每当想起多年以前的这件陈年旧事，在我看到她的时候，总是有一股亲切感油然而生。

去年春节回老家过年的时候，我刚好有空跟“彪悍婆”闲聊家常，作为老一辈人的她关心地问起我那“老大难”的婚事问题，我随口说她总会有机会喝到我的喜酒的，今年春节回来过年才知道，她已经没有机会了。我在替她“英年早逝”惋惜之余，更为我曾经熟悉的乡村感到惋惜，随着时间的推移，像她这样“一等一”的“农活高手”越来越少了，像她这样的“模范农民”在村里也越来越难得一见了，村里的那些自留地农田已经没有勤劳的耕耘者，逐渐处于被抛荒状态。我在想，当我们的农村里面没有了那些在农田里劳作的农民的时候，这农村还是农村吗？这到底是社会的悲哀，还是时代在进步呢，我其实也搞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