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于《幸福终点站》，研究者一般都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来考察，然而跨文化交际仅仅是电影思想性的一部分，主人公的遭际反映出来的也不仅仅是一个百折不挠的“阿甘”式温情叙事或绝境逢生的“荒岛余生”式励志故事。用全球化视野的角度来进行考察，才能跨越电影结尾“和谐互融，沟通无碍”的障蔽，理解电影喜剧外壳之下的悲剧内核。文章从全球化语境、国家认同、意识形态表征三方面，以全球化视野观照斯皮尔伯格的《幸福终点站》。

[关键词]《幸福终点站》；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全球化视野

人类进入21世纪以后，全球化的浪潮已经开始了强力的推进，以或强化、或解构的方式改变着各国人的思维定式与生活方式。全球化问题，也开始为电影作品深刻地反映。由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执导、汤姆·汉克斯主演的《幸福终点站》（The Terminal，2004）取材于真实事件，电影讲述了维克多因为祖国政变、护照失效而被困于机场九个月的故事。对于这部电影，研究者一般都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来考察，讨论维克多所遇到的交流困境以及最后取得的文化和谐。然而跨文化交际仅仅是电影思想性的一部分，身处政治、文化上的异域的，维克多所要处理的绝不仅仅是语言交流问题，他的遭际反映出来的也不仅仅是一个百折不挠的“阿甘”式温情叙事或绝境逢生的“荒岛余生”式励志故事。对于《幸福终点站》，有必要从全球化视野的角度进行观照，只有这样，才能跨越电影结尾“和谐互融，沟通无碍”的障蔽，理解电影喜剧外壳之下的悲剧内核。

一、全球化语境

正如讨论跨文化交流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维克多在机场的滞留给他带来了来自美式文化的冲击，这种冲击正是由全球化语境造成的，全球化语境是全片的关键词。

首先，全球化语境直接关系着《幸福终点站》中主人公维克多·纳沃斯基前往美国，导致后续一系列遭遇的原因。在维克多与艾米莉亚最后一次约会时，导演在之前设置的悬念终于被解开，维克多告诉了艾米莉亚自己不离身的蓝色瓶子中装的“爵士”是什么。原来维克多的父亲曾经在1958年时在一张匈牙利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张合影，照片上共有57人，都是在酒吧或俱乐部从事爵士乐的乐手，此后，维克多的父亲就拜托修女给他写了几百封信寄去给这些人，以期获得他们的签名。在还差最后一个人即本尼·高尔森的签名时，维克多的父亲就溘然长逝。为了弥补父亲临终时的遗憾，维克多才抱着寻找本尼的愿望前来美国。全球化时代，美国作为一个文化熔炉，无疑以多姿多彩的各种文化产品吸引着他国之人，爵士乐便是其中之一。尽管这种文化传播往往是曲折的（如维克多父亲还是从匈牙利报纸上而非本国报纸上看到，很可能美夸两国文化交流是一度中断的），但是却又是无孔不入的。

其次，全球化语境直接体现在维克多滞留肯尼迪国际机场后建立的人际关系上。如前所述，美国是具有包容性的国度，而纽约则是美国文化多元性、人种多样性的一个窗口，而鱼龙混杂的、作为交通中转站的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国际机场则又是纽约的一个窗口。换言之，维克多此时被困于一个最接近全球化实体化后的地方。而从小国前来、不熟悉英语的维克多此时面临的就是一种近乎失语的尴尬境地。他所代表的其实便是全球化语境下的弱势国家，如若这些国家长期地将自身和外界隔绝开来，那么日益衰微将是不可避免的后果。然而值得庆幸的是，维克多努力与他人交流，帮助别人，也接受别人的帮助，甚至在刚刚解决温饱问题之后就敢于期待空姐艾米莉亚的爱情。维克多在九个月中，结识了墨西哥后裔恩里克、偷渡到美国的脾气暴躁的印度清洁工古普塔、有携带大麻与酒进机场嫌疑的黑人保安古鲁兹，以及39岁仍然在做“小三”的艾米莉亚……这些人种族、文化背景甚至最初的国籍都各不相同，但是他们聚集在这个有限的小空间中，为维克多的魅力和诚恳所征服而感动，最后共同为维克多走出机场而出力。“外来者”与“本地人”之间的界限得到模糊，这便是全球化语境的体现。

二、国家认同

全球化之下，最为直接的影响便是国家认同出现了危机。国家认同表现为“一种自我意识的形式，也是一种他者意识的形式，即识别那些与我们有共同身份的人以及我们具有特殊责任去帮助的人”。民族国家在近现代世界格局中都是政治活动最重要的主体，而民族国家建立的前提与构建的合法性主要来源于国民对国家的认同。全球化在改变人们的经济行为与交流方式时，也在消解着人们的国家认同感。

在《幸福终点站》中，维克多之所以滞留美国，其直接原因便是祖国夸库及亚内部发生了军事政变，这一事件本身便是个人或集体对于国家构建，以及当前的利益分配产生不满，有破坏国家共同体意愿的体现。从维克多可以说俄语和保加利亚语来看，夸库及亚是电影中虚构出来的东欧国家。在冷战期间，东欧深受苏联影响。电影中为了尽可能地降低人们对东欧与美国之间意识形态上对立的印象，并没有过多解释夸库及亚政府之所以作为一个合法政府在一夜之间便垮台的原因，而是以较为中立地称夸库及亚发生政变。显然，并非夸库及亚内部出现了涉及民族自决、族群暴动或因宗教信仰问题而发生的大规模起义。在这样的背景下，维克多对自己突然成为一个无国家、无归属的人是有强烈的心理阻滞感的。

即使是在弗兰克百般诱惑的情况下，维克多依然表现出了很强的“我群意识”。这体现在弗兰克告诉他，只要他表达自己对回到自己的祖国心生恐惧，就可以合法地走出机场，等待几个月以后法院对他案件的审理。换言之，维克多可以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而当维克多已经理解“只要回答一个问题就可以离开机场”时，却毫不犹豫地对“你害怕回到你的国家吗”回答了“不”。对此，维克多解释为：“我不害怕回到我自己的家。”这与其说是对夸库及亚有着政治或利益上的认同，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和亲缘关系在维系着维克多对祖国的爱。

从维克多后来在机场长达九个月的生活情形来看，除了语言不通以外（这一点也很快被善于利用机场电视、书籍的维克多克服），维克多在夸库及亚形成的民族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各种风俗习惯等似乎并没有给他烙下什么印记，维克多在机场因地制宜的生活与任何一位被迫滞留机场的其他国家的人都几乎没有区别。在职业上，维克多是一个专业的建筑承包商，有着丰富的建筑装修技能。在饮食上，维克多除了飞机餐外吃得最多的就是美国的知名快餐汉堡王。在衣着上，维克多在准备与艾米莉亚约会时选的是世界名牌“BOSS”西装。在离开机场时各商店的人前来给维克多送礼，维克多也并没有拒绝，在平日的起居中维克多也没有进行任何宗教的礼拜诵经等行为。这些可以说是全球化的一种体现，即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对于尽可能优质、便利的物质生活有着共同的追求。

而直到维克多拿到签名坐上出租车后，他没有说去机场，而是饱含热泪地说了一句“我要回家”。随着出租车消失在纽约五光十色的繁华大街中，此时斯皮尔伯格在叙事中再一次强调了维克多的国家认同感。这个“家”字的提出显示了在维克多的自觉意识中，其作为一个个体的归属依然是属于祖国夸库及亚的。同时，在维克多第一天来美国时，对入境官员解释来美的原因时曾经提到自己要去买耐克鞋，然而此时维克多不仅没有买耐克鞋，甚至没有在美国停留一夜，而是直接回国。斯皮尔伯格用维克多这一形象来表示，全球化与国家认同并不是矛盾的。在前面用了大量篇幅来表现维克多与美国文化并不冲突之后，斯皮尔伯格以耐克鞋代表的市场、物质与情感意识形成了一种对立。

三、意识形态表征

全球化语境中，美国是处于拥有文化霸权的地位的。崇尚多元化的斯皮尔伯格是反对文化霸权的，但他又需要这一优势来以电影宣传美国社会（或整个人类社会）文化特质中优越的一面，以使人们能秉承这类意识，在全球化世界中更好地共存。如倡导人道主义观念、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1993），提倡跨越种族的同情互助的《ET外星人》（ET：The ExtraTerrestrial，1982）等。

在《幸福终点站》中，机场负责人弗兰克之所以一再为难维克多，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他在升职考察期间对维克多发泄怒火，为考察团目睹，从此其升职一事搁置，恼羞成怒之下，弗兰克表示维克多成为他的“搭档”，他留在肯尼迪机场一日，维克多一个脚趾也不能踏进美国国土。弗兰克之所以会大为失态，正是因为对一件事的处理受到了维克多的干预：一名俄国男子要从加拿大携带药物回去给自己的父亲，然而却没有带医院开的用药证明。按照规定，这些药品是不能过境的，而俄国人又不懂英语，情急之下为了父亲的性命而不惜持刀自杀相胁。在一触即发之际，通晓俄语的维克多成为弗兰克请来的临时翻译。在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维克多在翻译时有意将药物解释为给山羊的药，因为在机场滞留期间，维克多早已研读过相关法规，给动物用药是无需医院证明的。弗兰克认为自己大失面子，为此痛骂维克多。出于叙事冲突性的需要，代表美国利益的弗兰克不得不被斯皮尔伯格置于反面人物的位置。在电影一开始，斯皮尔伯格就以一个情节表现了弗兰克对入境问题的警惕性。当警察对弗兰克汇报有一队身穿米老鼠T恤的中国人时，弗兰克的第一反应是“去迪士尼怎么会没有一个人带相机”，在他的指挥下，警方迅速对中国人展开追捕，这狼奔豸突的一幕正好通过维克多面前的玻璃反映出来。观众可以看到维克多困惑的表情，同是弗兰克面前的弱者，二者之间形成一种巧妙的映衬。为了对此进行弥补，斯皮尔伯格安排弗兰克的上司责备他不通情理，因为“同情是我们建立国家的基础”，这也是斯皮尔伯格所想表达的，同情心是美国之所以伟大的原因。

这里所指的“同情”并非指怜悯，而是一种共情，即对他人的真正关心与理解。这是维克多能够赢得机场众人钦敬的原因，也是斯皮尔伯格主张的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如负责签证的黑人女孩，他人对她的了解仅仅是知道她每天都大声喊着“下一个”，机械地在不同人的申请表上盖上红色或绿色的戳，没有人知道她曾经被男朋友欺骗，也没有人关心她喜欢歌剧，但是买不起门票；而爱慕她的墨西哥男孩恩里克，也是一个不起眼的送餐车的工作人员，没有人关心他爱慕着黑人女孩……只有维克多给予了他们缺少的同情，阅读他们内心深处的故事，真心为他们排忧解难。恩里克与黑人女孩结婚时的花球丢给了维克多，维克多也不惜为了保住恩里克的工作选择回国。法治与同情心都是美国精神，而后者是斯皮尔伯格所能想到的，在全球化语境之下，实现人类“大同”的一条关键途径。最后，机场的美国警察在弗兰克的命令下一字排开，在维克多感到绝望时，对方却给维克多披上大衣，说“外面很冷，你用得着它”，并给他敞开大门，这也是同情心的体现。

电影的悲剧感不仅仅在于维克多与艾米莉亚最终没有能够成就姻缘，而是永远地在纽约错过了彼此，还在于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中，维克多强烈的被遗弃的“孤儿”体验。观众很容易理解维克多在机场中如鱼得水的生活是一种理想化后的状态，却较难理解电影中展现出来的异质文化间，拥有不同国家认同的人们所达到的和谐互融结局也同样是艺术加工后的理想化情形。维克多作为一个个体要获取“孤儿”体验下的身心平衡已经极为不易，任何一个国家、一种民族文化在全球化的今日对生存的保障、对利益的维护，包括对意识形态的抉择，更是一个复杂而沉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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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于海涛，张雁军，乔亲才.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认同：认同内容及其对群际行为的影响[J].心理科学进展，2014（05）.

[作者简介] 魏媛（1981—），女，河北石家庄人，硕士，河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英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