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尧　董小玉

[摘要]本文运用结构主义叙事学从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两个层次解读奥斯卡获奖影片《荒野猎人》的叙事结构及内涵意义。首先，在梳理影片人物之间的绾结以及错综复杂关系的基础上，勾勒出影片的“行动元模型”。其次，应用改良后的格雷马斯“符号方阵”，建构基于情、无情、非情、非无情四元对立的否定性符号方阵，分析影片中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价值观念的冲突与矛盾，揭示了影片中蕴含的生命寓言。

[关键词]《荒野猎人》；格雷马斯；行动元模型；符号方阵

《荒野猎人》是由亚利桑德罗·伊纳里多于2014至2015年间执导的一部电影作品。这是一部讲述美国建国之初西部发展的真实故事的影片，它一经面世便受到多方面的认可，先后在第73届金球奖和第88届奥斯卡金像奖获得多项大奖。该片于2016年3月18日在中国内地上映以来，票房两天过亿元，三天破2亿元，早早突破奥斯卡获奖影片在内地市场的票房纪录。一部成功的影片，除了给予观者视觉上的审美体验外，还应当为其带来心灵上的触动。而选择何种方式对《荒野猎人》进行解读，是理解影片主旨的关键。

“结构主义”是一种被广泛应用的文本批评方法，它主张通过对文本的叙事结构分析，以达到阐明主题和挖掘深层意蕴的目的。格雷马斯认为，世界上的叙事作品固然多种多样，但不同作品的叙事结构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他将叙事文本分为外显结构（或称语词层面）、表层结构（或称叙事层面）和深层结构（或称深层层面），[1]并引入“行动元模型”和“符号方阵”作为分析文本的工具。本文将运用“行动元模型”和“符号方阵”，从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两个层面对《荒野猎人》进行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解读与阐释，剖析这部影片的叙事结构与主题意义的关系。

一、《荒野猎人》中的“行动元模型”勾勒

行动元模型是格雷马斯将符号学与结构主义叙事分析相结合的成果，这一模型的理论基础来自普罗普的“叙事功能”和“行动范畴”概念。普罗普认为，人物的“功能”是构成叙事文本的基本要素，不论由谁、以何种方式实现，它永远是故事中不变的因素。他通过对一百多个民间故事的总结与分析，提炼了七种行动范畴。[2]但普罗普只是单纯地对人物角色进行分类，没能考察“行动范畴”之间的互动方式及其对文本意义生产的作用。格雷马斯更加关注文本中各行动元之间的互动关系，他简化、重组了普罗普的七个行动范畴，构建了由主体与客体、发送者与接受者、辅助者与反对者组成的行动元模型。行动元模型中主体渴望得到某物或达到某种状态，客体则代表着被主体渴望的物或状态；辅助者对主体欲望起到促进作用，反对者则起到阻碍作用；而发送者与接受者则关系到客体的存在方式及最终归宿。[3]通过构建行动元模型可以看出文本的叙事脉络，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文本的表层主题含义。

影片展现的关于复仇与生存的故事，涉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纷争冲突，更关涉人性的丰富内涵与外延。休·格拉斯是影片的主人公，“复仇”则是支撑格拉斯战胜死亡、穿越荒野的原动力，是文本的核心元素。因此，格拉斯和“复仇”就分别居于行动元模型的主体位置和客体位置。格拉斯在途中偶遇同样背负失去亲人痛苦的波尼族人。波尼族人邀请格拉斯乘马同行，帮助他躲过暴风雪，并为其治疗伤口。队长亨利在得知格拉斯可能还活着的消息后，立即组织人前去救援；发现菲茨杰拉德逃跑后，又与格拉斯一同前去追捕。可以将波尼族人和亨利在行动元模型中看作是辅助者的角色。而严酷的自然环境和里族的追杀，让主人公多次身陷险境，复仇的目标也因此可能随时落空，二者充当了行动元模型中的反对者。儿子霍克被杀，原本处于平衡状态的亲情关系受到破坏，格拉斯产生了复仇的欲望，因此他也是行动元模型中的发送者。而菲茨杰拉德作为杀人凶手、复仇的对象，理所当然地成为行动元模型中的接受者。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该影片的行动元模型：主体——格拉斯；客体——复仇；辅助者——波尼族人、亨利；反对者——自然环境、里族；发送者——格拉斯；接受者——菲茨杰拉德。

通过对《荒野猎人》的“行动元模型”的建构，我们能够看到影片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丰沛——父亲格拉斯既有舐犊之情，又有失去亲人后的复仇怒火；菲茨杰拉德既有自私自利的丑陋行径，又有时代赋予他的悲剧——处于社会底层，为生活苦苦挣扎，而过去的悲惨经历让他从骨子深处仇视憎恨印第安人；而人性中的善、真、美则由队长亨利和波尼族人体现，如救治格拉斯，为他疗伤，助其复仇；里族人身上则更多地展现了种族之间的矛盾，他们一方面是冷酷无情的杀手，另一方面又饱受白人的欺骗和压榨。我们在影片中还看到了人物生存意志的坚强与坚韧，以及由情感驱动爆发出来的巨大能量。

二、《荒野猎人》中“符号方阵”排列

为了从文本的表层结构进入深层结构，进一步挖掘电影的深层意义，本文将通过使用符号方阵来完成对文本的叙事结构及意义生成与呈现的研究。“符号方阵”首先由格雷马斯在《结构语义学》中提出，并在《论意义》中对其进行改造，并成为重要的文本分析工具。

格雷马斯符号方阵的基础是二元对立原则，由四个基本义素：正项S1、负项S2、否项-S1、负否项-S2构成。其中S1与S2、-S1与-S2为反义关系；S1与-S1、S2与-S2为矛盾关系；S1与-S2、S2与-S1为蕴含关系。[4]义素是意义的最小单位，义素之间互相对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符号方阵”。

符号学家赵毅衡在《叙述在否定中展开》一文中对格雷马斯的符号方阵做了进一步修正，他认为：“这个方阵可显示一个不断借否定进行构造的、无法封闭的过程：只要叙述向前推进，就必须保持开放的势态。这样理解，结构封闭的格雷马斯方阵，就成为‘全否定性的符号方阵。”[5]经过改良的符号方阵从静止的二元对立变为动态的四元对峙，不仅方阵中的四项之间皆是否定，而且方阵中的所有连接也都是否定连接。在“全否定”性符号方阵中，意义通过累加否定得到延续和变异，正项S1经过不断的推演已不可能回返其自身。

借助前文的行动元模型分析，我们得知影片的核心目标是复仇，而复仇的欲望源自主人公情感平衡受到了破坏。格拉斯多次为救儿子霍克身陷险境，霍克也为了照顾受伤的格拉斯自愿留在荒野中。可以说，格拉斯与儿子霍克相依为命，作为复仇的主体代表着人性有“情”的一面。而菲茨杰拉德为了保全自己不惜大开杀戒，作为复仇的接受者代表着人性“无情”的一面。因此，情（正项S1）和无情（负项S2）就可以成为第一组对立项，在此基础上则可以衍生出另一组对立项，即非无情（负否项-S2）和非情（否项-S1），这四个义素组成了完整的符号方阵。而整部影片的叙事，正是由对主人公格拉斯内心中“情”的否定开始不断地向前推进。

格拉斯与儿子霍克相依为命，父子情深。而菲茨杰拉德杀死霍克，将受重伤的格拉斯遗弃荒野，用无情否定了情。格拉斯大难不死，发现儿子尸体后伤心欲绝。他誓言要找到菲茨杰拉德为儿子复仇。但由于身受重伤只能在地上爬行，靠吃腐肉、枯草来维持生命，里族的追杀又险些让他送命。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和里族的双重威胁下，格拉斯像一只游荡在荒原上的野兽。影片中的一个细节很有意味——格拉斯在梦境中看到堆积如山的野牛头骨，而醒来后又目睹了狼群袭击野牛的场景。这个细节既暗示着人性的凶残，又象征了在自然的洪荒之力面前人类的无助。

格拉斯遇到了驱散狼群的波尼族人，并从他手中得到了延续生命的牛肉。波尼族人邀请格拉斯一起骑马同行。途中遇到暴风雪，他为格拉斯搭建窝棚并为其治疗伤口。波尼族人面对陷入困境的格拉斯选择了伸出援手，可见其不是无情之人。波尼族人的出现既否定了人性中的无情，也否定了寒冷、严酷、“非情”的荒野，让我们看到人性的暖色。但波尼族人与格拉斯所代表的符号方阵中的正项“情”仍处于一种否定对立的关系。波尼族人的家人惨遭屠杀，与主人公格拉斯同病相怜，可是他与执著于复仇的格拉斯不同，他告诉格拉斯“复仇掌握在造物主手中”，具有一定的宗教色彩。格拉斯在波尼族人搭建的窝棚中躲避暴风雪时再次进入了梦境。梦境里，格拉斯在一座教堂的废墟中见到了儿子霍克，当他与儿子拥抱后，发现自己面前的只是一棵枯树。这一场景正暗示着复仇并不能弥补格拉斯失去儿子的痛楚悲伤以及无限的孤独寂寞，而只会让他身上的人类情感一点一点地被复仇的火焰吞噬，直至消失殆尽。影片后面，格拉斯为了熬过冬夜而钻入马尸内，也象征着兽性对人性的蚕食。

波尼族人处于符号方阵中的负否项，格雷马斯称此项为“爆破项”，它既否定了负项S2与否项-S1，又不承认正项S1，因此提供了超越二元对立的可能性。杰姆逊也称这一项“经常很神秘，开启了跃向新意义系统的可能”[6]。暴风雪过后，格拉斯发现了波尼族人的尸体，原来一群法国人将其吊死在树上。此时，文本的叙事再次否定了“非无情”，因而超越了情与无情的二元对立，那残酷的场景，让我们开始思考北美荒野中白人殖民者和印第安原住民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历史维度中重新审视人性的美与丑、善与恶、罪与罚。

影片最后，格拉斯没能真正地完成复仇。这一情节的处理，既渗透了导演的思想，也可以看出影片的深刻。因为格拉斯知道，即使杀掉菲茨杰拉德，自己的儿子也回不来了。他想起了波尼族人说过的“复仇掌握在造物主手中”，然后将受伤的菲茨杰拉德推入河水。而不远处河对岸的里族人结果了菲茨杰拉德的性命，充当了造物主手中的“复仇之剑”。在这个层面上，白人和原住民的关系远非情与无情这么简单。二者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杀戮，谁是受害者谁是加害者早已模糊不清，只留下了一道道历史的伤疤以及纠缠不清的种族矛盾。而最终格拉斯在幻觉中和他的印第安妻子在森林中相遇，这个细节也富有象征意味——象征了人类情感的丰富、复杂以及多元，同时，也暗示了种族之间的矛盾纠葛既可以激化、蔓延，也可以和解、消弭。

三、《荒野猎人》中的生命寓言

结构主义的“行动元模型”与“符号方阵”为我们解读影片《荒野猎人》提供了一种理论参照与分析的路径，通过这种分析，我们能够更加明晰地洞悉到故事所蕴含的丰富意义，读解到人性的善恶美丑以及历史上种族之间的矛盾纠葛。人性、历史、种族、宗教、开拓、扩张、生态等各种因子杂糅在一起，影片主题深广、大气磅礴，在广阔的美国西部荒野上展现了“文明”与“野蛮”的一次次冲撞，美国人的身份认同及民族自豪感正是在这些冲撞中得以建立的。但这一过程却充满了暴力、诡计和背叛，充满了人性的扭曲和挣扎。而影片正反映了导演高屋建瓴地对人性的把控与认识，对现代人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生命延续与历史发展中，“复仇”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它具有破坏性，在一定意义上是通向“恶”的道路，复仇意味着冷酷无情、血腥暴力，甚至种族仇杀。整部影片弹奏的是一种冷色的调子，那白雪皑皑的冰冷背景、那红色血腥的战栗场面，无不渗透着复仇中的“恶”。而在这些冰冷画面之间，偶尔也会射入一丝温暖。当格拉斯在马尸中醒来时，阳光正在融化积雪，“善”正在融化着“恶”。正是因为人性中保留着善的一面，才没让人类彻底疯狂。可以说，整部影片是与人性、品格、种族甚至宗教有关的生命寓言、社会寓言。但正如罗兰·巴特所说：“作品之所以是永恒的，不是因为它把单一的意义施加于不同的人，而是因为它向单个的人表明各种不同的意义。”[7]文本具有多义性，文本解读也具有不确定性，面对这样一个巨大的阐释空间，结构主义叙事学分析并不是对文本唯一的解读方式。

[参考文献]

[1] [法]AJ格雷马斯.论意义——符号学论文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

[2] [俄]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故事形态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 李广仓.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研究[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

[4] 钱翰，黄秀端.格雷马斯“符号矩阵”的旅行[J].文艺理论研究，2014（02）.

[5] 赵毅衡.叙述在否定中展开——四句破，符号方阵，《黄金时代》[J].中国比较文学，2008（01）.

[6] Fredric Jameson.The Prison House of Language： A Critical Account of Structuralism and Russian Formalism[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

[7] [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作者简介] 金圣尧（1989—），男，黑龙江双鸭山人，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传播学专业2014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化传播、新闻传播。董小玉（1956—），女，重庆人，博士，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新闻传播、文学与文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