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前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好莱坞以一种强势的姿态对外宣扬着美国文化、美国价值以及美国经验。而对内而言，好莱坞作为美国文化的代言人之一，无疑也在吸收、整合甚至反过来影响美国文化，巩固着美国国民的文化认同，成为美国电影中的“主旋律”。文章从文化认同性诉求的基础——基督教文化，文化认同性诉求的核心——个人英雄主义文化，文化认同性诉求的表现形式——“文化帝国主义”文化三方面，分析好莱坞影片的美国文化认同。

[关键词]好莱坞电影；美国文化；认同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的好莱坞电影已经凭借着自身在资本、技术以及美国国际地位带来的话语权确立了自己在全球电影市场上的霸主地位。在当前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好莱坞以一种强势的姿态对外宣扬着美国文化、美国价值以及美国经验。而对内而言，好莱坞作为美国的文化代言人之一，无疑也在吸收、整合甚至反过来影响美国文化，巩固着美国国民的文化认同，成为美国电影中的“主旋律”。

文化认同是美国立国并发展至今的关键词，美国虽然由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的移民组成，但在两百多年的发展中，美国民众已经形成了共同利益与价值观。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指出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文化认同的意义是不可取代的。文化的认同带来的是集体认同与国家认同。好莱坞电影与美国文化认同之间是互相成就的关系，美国主流文化为好莱坞提供了大量叙事题材帮助好莱坞征服观众，而好莱坞进行文化认同诉求的表达，从而满足观众的心理需要，增加了美国的核心软实力。对于好莱坞影片中蕴含的美国文化认同诉求进行研究，将为我国进行国民价值观教育提供成功经验。

一、文化认同性诉求的基础——基督教文化

基督教文化是美国保守主义文化中的组成部分，亨廷顿称后者为“情景意识形态”，即会随着具体的社会现状而变化的意识形态。由于美国并未如欧洲一般经历贵族时代，其保守主义深受自由主义经济影响，因此是处于变动之中的，但对于一个曾经发生过基督教两次复兴的国家来说，基督教文化却是其意识形态中极为稳定的一部分，包括在基督教文化中的重家庭伦理、重婚姻的理念一直为美国主流社会珍视。基督教文化可以视作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清教徒当年踏上美洲大陆时所秉承的救世、坚忍、博爱等宗教理想目前普遍存在于美国民众心中。可以说，基督教文化是使美国民众拥有归属感和认同感的最原始纽带，是进行文化认同性诉求时不可回避的一点。基督教文化在好莱坞电影中主要体现在如下两点：

一是末日审判母题。这在好莱坞的灾难片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而电影中能够导致地球毁灭，人类灭亡（或是局部的灾难，至少会给人带来一定程度的伤亡）的灾难往往是由人为原因导致的，这是与基督教文化中的“原罪”概念吻合的。如《后天》（The Day After Tomorrow，2004）中地球之所以几乎一夜之间变为冰天雪地，都是因为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导致温室效应，因此人类必须为自己的错误付出的代价。而在灾难之后，顽强生存下来的人类势必要反思灾难的源头，实现基督教文化所倡导的“忏悔”。

二是救世意识。在灾难或不幸（包括战争等）中，人类往往又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于是勇者、智者、仁者形象纷纷涌现，闪烁着人性的光辉，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救世助人精神。如《勇敢的心》（Braveheart，1995）中为苏格兰人民的自由与平等而率兵战斗，最终高呼“freedom”受刑而死的威廉·华莱士，《角斗士》（Gladiator，2000）中试图挽救古罗马共和制度最终身死族灭的将军马克西·蒙斯，《泰坦尼克号》（Titanic，1997）中在最后一刻将生还的希望留给他人的杰克、乐师、设计师安德鲁等人。而这种救世意识的延伸就带来了个人英雄主义文化，承担救世任务的必然是落于集体或个人身上，而美国（包括整个西方文化）则更倾向于对个体力量的张扬。因此基督教文化可以说是整个美国文化认同的基础。

二、文化认同性诉求的核心——个人英雄主义文化

个人英雄主义文化在美国社会中是处于极高地位的，甚至可以说，没有个人英雄主义文化，就没有美国民族主义。因此其是美国文化认同的核心，而好莱坞对这一文化认同诉求的表达也是不遗余力的。吴琼曾在解读拉康提出的镜像理论时指出：“所谓认同（identification），就是主体在力比多投注中以投射的方式对自身以外的某个他人或对象的某些属性的承认、接纳和吸收，它是自我和主体之构成的一种运作机制。”拉康认为人类的认同包括想象性认同，即想象一个理想自我。而这种理想自我往往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电影则帮助观众具象化这种想象，满足了观众的欲望。

对这一文化认同诉求表达得最为明显的莫过于好莱坞以漫威、DC为代表的电影工场出品的“超级英雄”系列电影。如《超人》中，来自氪星的超人克拉克拥有能在空中自由飞翔、力大无比、双眼可以放射线等超能力，是地球在受到邪恶的鲁索威胁时唯一能够保护地球的人。但超人平时又是一个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记者，只有在紧急状况下才会露出自己的紧身衣，他的同事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超人就同时拥有着大英雄与平凡多情的青年的身份。与之类似的还有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美国队长等，层出不穷的超级英雄分别成了人们对于正义和真理守护者的具体形象。

而在“超级英雄”电影之外，好莱坞电影又在另一极中不断对个人英雄主义文化进行推广，即书写作为“小人物”实现“美国梦”的方式。相对于拥有非凡能力的超级英雄而言，小人物往往出身卑微，生活艰难，然而正是美国这片土地以及他们内心坚定的意志给予了他们成功的机会。这样的形象无疑在观众的意识中更为接近自己的现实处境，因而剧中人的奋斗过程也更能打动观众，剧中人最后的成功结局也迎合了观众的审美期待。如《当幸福来敲门》（The Pursuit of Happyness，2006）中的克里斯·加纳自始至终都保持了昂扬的斗志，无论是之前出于致富的目的大量购进高科技治疗仪，还是在推销事业失败后争取到去股票投资公司实习的机会，加纳从未放弃努力奋斗，即使是在与儿子无家可归，在地铁厕所里过夜的窘境下，他依然相信幸福终究会来敲门，加纳便是“美国梦”的最佳代言人。

而相较于超级英雄一般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与暴力的拥有者不同，作为小人物的主人公则更有可能沦为现有社会秩序和暴力的受害者。如在《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1994）、《守法公民》（Law Abiding Citizen，2009）中，主人公都饱受美国腐朽而堕落的司法体制之苦，前者被冤枉杀妻而送进暗无天日的监狱，并且在监狱里还要忍受作威作福的典狱长，后者则是被两个暴徒杀死妻女，从此人生被摧毁，而凶手却因为司法程序中的漏洞只得到了十年刑期。好莱坞电影乐于表现这种个人与整个国家机器之间力量悬殊的不平衡感，被逼到绝境的主人公不得不以违背法制的方式来伸张正义。肖申克用19年的时间越狱出逃，并得到了典狱长的全部不义之财。而克莱德则在杀死两位暴徒之后相继猎杀当年的执法者，最后自杀。这两人尽管采取的手段是非法的，但他们在“知其不可而为之”复仇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勇敢、坚毅和智慧却是符合美国文化认同的，他们也是电影所要突出的另类英雄人物。

三、文化认同性诉求的表现形式——“文化帝国主义”文化而“文化帝国主义”则是美国在进行文化认同表达时的具体形式。这种文化模式指的是美国以开放的姿态、乐观的精神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熔炉”，但另一方面却又以已经恒定了的文化共识（如自由、民主等）来改造他人，从而彻底瓦解了文化多元性对美国社会潜在的分离威胁。而好莱坞电影恰恰就是这种改造的工具之一，它以一种怀柔的方式驱使其他文化背景的国民主动选择这一共识。

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杰的《美国精神》中，美国精神被总结为九点，而其中就包括了价值观与种族的多元化。从好莱坞电影中也可以看到对多元化的全方位展示，这是美国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文化帝国应该具备的气量。如华裔导演李安在执导的具有中国古典武侠文化韵味的《卧虎藏龙》（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2000），以及反映印度少年神奇心路历程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Life of Pi，2012）等在美国均大受欢迎，电影中既有豪华的视觉效果，更有细腻真挚的情感，以及在多元文化下寻找维系生存信仰的艰难思考。这些也都超越了“中国”或“印度”的文化标签限制，能令人感受到其背后屹立着一个庞大的，具有非凡自信和消化能力的文化帝国。没有重个人、重自由的美国文化在背后的支撑，李安很难在《卧虎藏龙》中将李慕白欲望的觉醒，玉娇龙对于自由的渴求等表现得如此到位；没有基督教与科学精神同样根深蒂固的美国文化背景，少年派面对的信仰困惑也就无法被表达得如此入木三分。这也是为何作为武侠电影起点的中国与拥有也极为优秀电影制作班底的印度，没有能够提交出比李安这两部电影更为令人眼前一亮的答卷的原因之一。

但实际上，多元化只是诉求的途径，一元化才是诉求的目的。以好莱坞中著名的动画电影工场为例，无论是梦工厂抑或沃尔特·迪士尼，其动画长片制作班底在构思故事与设计角色，乃至具体绘制每一张画面时，都会借鉴其他文化，如梦工厂《功夫熊猫》（Kung Fu Panda，2008）中主人公阿宝是中国的国宝熊猫，其学习的“功夫”也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又如迪士尼《冰雪奇缘》（Frozen，2013）中带有浓郁的北欧风情，但这只是其叙事的外壳，电影的灵魂依然是美国式的。《功夫熊猫》中阿宝从一个笨拙的胖子变成武林高手，打败一个又一个敌人，正是之前所提及的个人英雄主义的体现，而《冰雪奇缘》中女性的自我觉醒，坦然面对自己的能力，并且不甘于成为男性和命运的掌控者，这些则是美国当代社会对女权主义进一步的张扬，妹妹安娜因亲情去寻找姐姐，濒死之时是因为姐姐艾尔莎的爱而重获生命，这些实际上正是美国基督教文化中重视家庭，重视“爱”的又一次阐释。这种强势的“一元化”也就导致外国观众往往会感到电影熟悉的元素下又有陌生之处，如迪士尼《花木兰》（Mulan，1998）就让一部分观众感到难以适应，如木兰怎么以一己之力救了皇上（个人英雄主义），最后回到家中赢来了和将军李翔的爱情（王子与公主爱情模式），这些是违背中国人“众志成城”等文化认同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历史记忆的，是一个实际上脱离了中国文化语境的故事。

当前“梦幻工厂”好莱坞电影已经成为美国的国家符号之一，正是在于其不断在每一部作品中植入与传递美国主流文化，表达着对美国文化认同性的诉求，使国内外观众在获得艺术陶冶、娱乐享受的同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接受美国文化原则，文化理想。在我党第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的今天，好莱坞对文化认同的关注以及其具体的表达模式无疑对我国电影人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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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召锋（1981—），男，河南平顶山人，硕士，河南城建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语言学及文化对比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