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以西方影像的行动主义为理论基础，对中国当代社会纪录影片展开详细的分析和阐述，进而总结出，国产纪录片之所以会兴起主要是受益于全球影像行动的蓬勃发展，加之国内新民权运动的出现，因此才会一蹴而就。而作为全球影像行动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上对中国纪录影片的评价却是褒贬不一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不仅促进了中国世纪影像国际化前进的步伐，更衍生出了不可比拟的社会价值。

[关键词]影像行动主义；中国纪录片；媒介表征

随着《请投我一票》《颍州的孩子》与《南京大屠杀》三部受奥斯卡青睐的作品相继问世，国际对中国纪录片的关注越来越高。不过，虽然这些纪录片所呈现出的历史问题和意识形态都是十分直观和深刻的，但是国际上对这些纪录片的评价却褒贬不一。

一、西方影像行动主义的独特性

新社会运动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迅速发展，它主要包括学生、民权以及反殖民和反核运动等，此社会运动组织的媒介导向意识随着运动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清楚。他们觉得，以知识、符号和信息控制为主的运动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而变得越来越重要，假如一个运动没有被媒体报道，那么这个运动就相当于没有发生。所以，重视信息政治就是新社会运动的重要特征，也就是“对有用的政治信息进行快速的生产，并将此信息的影响力扩展到最大”。不管是哪个政治角色，他们都试图通过主流媒介的报道而获得大量的舆论支持，如此才会促进运动的发展。

社会纪录片和普通的人文纪录片相比，它们的期待视野和价值尺度都是不同的。社会纪录片在传播方式上也和普通的新闻报道存在很大的区别。比如节目的观映、播放以及制作等。以制作为出发点，对政治或者社会问题的建构是社会纪录片最主要的价值，其所提供的阐释结构是传统新闻报道中绝不会出现的结构，也是因为这一点，社会纪录片能到达主流媒介到不了的高度，因此，拍摄和播放社会纪录片成为西方新社会运动媒介行动主义最重要的方式。西方新社会运动的主题从80年代开始就从“解放的政治”过渡到了“生活政治”，社会纪录片的斗争方式也从“激进的武力”过渡到“种族、性别、身份的斗争”。英国电影学院的专家觉得，“现在的编辑设备和数字摄像机越来越先进，在视觉文化和政治运动中应用影像行动主义是一个十分正确的选择”。因此，在各种各样的社会行动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影像的制作和播放。

社会纪录片和普通的纪录片相比，第一，它的效果指向和功利诉求十分明确，行动逻辑和思考方式都具有鲜明的个人特点。影像行动主义者之所以能够模糊被动的消费者和文化生产精英之间的界限，是因为观众被他们变成了制作者。他们在制作纪录片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集体主义特征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催化变革、群众基础的拓宽以及组织能力的增强等。

第二，较强的倾向性也是行动主义影像中一个重要的特点。琳达·威廉姆斯觉得，纪录片人的角色在社会纪录片的叙事呈现和主题建构中的状态属于“在场”，而不是作为旁观第三者的“缺场”状态。不过因为社会纪录片缺少商业娱乐性和话题敏感性，所以收看的人并不是很多，常规的消费和推广方式并不适合社会纪录片。

第三，和普通纪录片相比，社会纪录片在美学方面十分欠缺。行动主义和艺术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区别并不明显，但后来新闻记者和政治行动主义者成为影像行动主义者的主要组成部分，艺术院校逐渐退出。行动主义影像传播的是效果和品质，和新闻广播、哲学评论或者政治声明这些传播形式是不同的。

二、影像行动下的中国社会纪录片

为了用不同的社会学维度对中国社会纪录片的兴起进行理解，就必须对影像行动主义的背景进行了解。整理中国最近一段时间的社会纪录影像，能够发现两种路径是它主要的发展方向：

（一）见证和思考

行动并不是关注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全部，冷静的思考同样也很重要。换一个角度看，思考也是一种行动，当然这也是专业纪录片人不可缺少的行动。通常情况下，他们以现实中的一小面作为切入点，对现实社会进行冷静的观察和客观的评价。我国的纪录片《请投我一票》就是这样的一部影片。这部纪录片围绕一个小学三年级的班长选举展开，在家长的影响下，三个不到10岁的孩子为了当上班长不惜使用行贿和撒谎的方法，影片的结尾是一个最“豪气”的学生当上了班长。莫妮卡·海瑟在《华盛顿邮报》中写道：这部纪录片让人如坐针毡。HBO中写道：这虽然是一部小电影，但却反映了一个大事件。这部纪录片让我们看到了政治问题的严肃，这也是中国纪录片进步的标志。不仅如此，这部纪录片也没有回避所谓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纪录片《达官营》《房子》和《钉子》都是围绕拆迁中的“钉子户”展开，片中记录他们因为拒绝搬迁而遭受到的恐吓和骚扰，但即使这样，他们也没有动摇自己捍卫物权的决心。不过《钉子》虽然记录的是重庆杨家坪“钉子户”的事件，但却将焦点放在了受到激励的其他地方的“钉子户”、媒体以及围观群众身上，这些人因为不同的原因而达到了“钉子户精神”的共鸣。这部纪录片对现实感强烈的描写，已经不能用新纪录运动时期的犬儒化、诗意化和个人化来形容，它的文本重量和时代重大事件不相上下。

（二）社会倡导与公民行动

假如上面的纪录片体现出的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话，那么最近一段时间中国行动主义影像中最重要的力量就是组织化运作的社会纪录片。我国的民间社会随着社区组织、中介机构和社团组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不断兴起而变得越来越强大。这些民间组织都是一些公益性、志愿性、自治性和非营利性的组织，它们的目的就是解决市场或者政府解决不了的问题，比较著名的有环境保护、助学计划和希望工程等。库柏曼斯觉得，合法性、反响度和可见度会影响媒介社会中行动的效果，其中的前提就是有效的传播。不过现在的中国媒介发展在结构方面存在很多的不足，也就是主流媒体的商业化和政治化倾向比较严重，而且在公民行动领域也缺少配套的另类媒介和公共媒介体制。所以支持公共利益的媒介在结构上是不完整的，假如中国的非营利组织不在行动能力上下工夫，就只能寻找更多的渠道或者传播资源。不考虑主流媒体的作用，符合他们要求的也只剩社会纪录片这个工具了。他们和新纪录运动后期的主要人员配合起来，在总体行动中有组织、有步骤、有计划地加入社会纪录片的拍摄，比较代表性的合作行动有社会性别运动、抗击艾滋病运动、环境保护运动等。

我国社会纪录片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就是权益维护。在中国这个不健全安全网的笼罩下，我们需要救助和维护多数弱势群体的权益。《颍州的孩子》就是导演杨紫烨在中国预防艾滋病宣传制作中心的帮助下完成的作品。为了完成这一作品，杨紫烨及其工作人员用一年多的时间观察走访安徽省阜阳市的艾滋病家庭，目的是“使人们能够正确地认识艾滋病，不再歧视艾滋病患者，改善艾滋病儿童的生长条件”。

这部纪录片之所以受到奥斯卡评委的青睐，也正是因为影片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震撼力和人性关怀，不仅让国际上开始关注艾滋病患者，也募集到一笔费用帮助他们。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同样也对公民维权特别关注，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影像工作室就是由她和纪录片人胡杰创建的，先后拍摄的纪录片有《天堂花园》《太石村》和《白丝带》等。艾晓明说过：“公正是我们对社会共同的希望，如此我们才都能够受益。”“怎样开始公民权利运动，怎样才能让民间社会变成公民社会，政府机构的作用在哪里，这些侧面就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不仅如此，吴文光作为新纪录运动的领导者不仅和民政部一起完成了“中国村民自治影像传播计划”，还参与了“北京+10：中国行动纪录”这一由“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网络”非政府组织举办的培训项目，指导11位来自GAD民间网络的志愿者如何拍摄纪录片。

中国行动主义影像中另一个关注度较高的领域就是环境保护领域。民间环保组织为了倡导大家爱护环境，这几年一直在开展志愿者活动，组织公众学习环保知识和理念，倡导大家参与爱护环境的活动。“中国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计划”就是由“野生中国”的领导人奚志农提出的，这个计划的目的就是“用影像对自然进行保护”“对政府和公众保护自然环境的意识进行培养，对中国自然历史主题的影像发展进行推动”。《怒江之声》这部由野生中国拍摄的纪录片在怒江水坝争论中起到了维权、抗争和团结失地农民的作用。

以经济文化全球化为前提，解决地方性的人权、健康、文化、扶贫以及环境等问题是中国行动主义影像的最根本目的，过程中所选择的国际NGO和互联网传播手段与影像生产的行动方式使行动本身能够满足全球解读的要求。以具体的生产方式为出发点，国际非营利组织、中国非营利组织、国外纪录片人和国内纪录片人之间的两两合作是非常频繁的。所以，全球公民治理运动和影像行动主义是包含中国影像行动主义的，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在维度和方向上都有了新的突破。换一个角度看，这些行动之所以受到国内外的关注，就是因为中国影像行动主义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国际舆论的传播，这也是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的多个影像行动解决得如此合理且快速。

三、中国社会纪录片的产业前瞻

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转型，我国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社会冲突。一个是不断出现的公共健康危机、下岗、物权纠纷以及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一个是公民不断提高的政治参与和积极性、公民意识、法律观念以及教育水平等。这两点的不断作用形成了社会运动和集体运动的前提和力量。阿兰·托伦曾经这样解释过社会运动：“解放力量、表达集体意愿以及反抗偏见、压制和传统是社会运动的本质。但它并不会在社会中长久地存在。”不管是河北定州事件，还是厦门PX化工厂缓建事件，影像行动主义介入的目的都是为矛盾双方的弱势群体增加话语权和博弈的筹码。

根据哈贝马斯的说法，公共领域的内容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不过有三个要素是必不可少的，即共识、媒介和参与者，其中最根本的就是传播媒介。社会纪录片在不断发展的中国公民社会所起到的就是这样的公共领域作用。在中国这样并不发达的国家中，社会纪录片的作用就是“外在动员结构”，属于一种媒介形态或者社会资本。考虑到中国媒介体制的特殊性，社会纪录片的作用还涵盖了国外另类媒介的作用，通过定向传播和定点投放的方式，将一些不适合在大众媒体传播的内容传达给特定的群众，完成特殊的任务。不同个体的力量通过社会纪录片的倡导和唤醒形成了比较强大的社会力量，单单依靠个人的力量是不能解决性别平等、教育以及环保等问题的，需要社会整体或者多数人的参与才能解决这些历史问题。通过纪录片的社会倡导功能、意识唤醒功能、见证和监督功能、介入以及媒介功能，通常能发挥出强大的力量，促进行动的执行。

四、结语

纪录影像不仅是一部电影，也是一种媒体传播形式，它的功能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社会运动的全球化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欧美社会纪录片已经完成了一次公共兴趣的复兴。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是中国社会纪录片发展的基础，对社会的变迁和发展都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社会纪录片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既记录一个国家的发展历史，又促进一个社会的进步。因为中国社会纪录片在全球新社会运动和国内媒介行动主义中的突出表现，使得我国纪录片已经能够和世界纪录影像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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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志来（1978—），男，山东诸城人，硕士，湖北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美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