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芸逸 李先涛

（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我国粮食播种面积时空变化及差异研究：1995－2014

赵芸逸 李先涛

（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保障18亿亩耕地面积是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方面，而实际上耕地面积和粮食播种面积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别，粮食播种面积更能反映我国的粮食安全形势。文章通过分析1995－2014年我国各省份粮食播种面积的变化以及区位指数和相对区位指数，得出以下结论：（1）总体而言，我国粮食播种面积逐年增加，但增幅逐渐减小，并趋于稳定不变，粮食播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例逐渐趋于72%。（2）我国粮食增产保障区基本处于中国东北部、中部。（3）新疆、青海、四川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均进入粮食增产衰退区。（4）粮食增长潜力区处于紧邻东南沿海的内陆地区。（5）粮食稳定产区位于中国西南以及中偏北的地区。基于此，文章对我国耕地保护和粮食生产提出了具体的建议，首先在严格保护耕地的同时，要稳定和提高粮食作物播种比例；其次不以硬性指标作为耕地保护的衡量标准，应因地制宜地采取耕地保护策略。

粮食播种面积；时空变化；区域差异

一、引言

民以食为天，粮食产量是保障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1］。2004－2015年，我国粮食产量实现“十二连增”，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是典型人多地少的国家之一，耕地资源作为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其面积的波动密切影响到粮食产量的稳定［2］［3］。

长期以来国内众多学者对我国粮食产量进行了研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耕地面积、耕地生产力和耕地利用效益三个方面。耕地面积方面，赵杭莉［3］、陈瑜琦［4］、侯雨乐［5］等分别以陕西、浙江等省为研究对象，研究耕地面积变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史娟等［6］［7］从时间和空间角度分析了我国耕地面积变化对粮食产量的贡献率，并研究了耕地面积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其规律。耕地生产力方面，刘玉等［8－10］测算粮食单产对粮食产量提高的影响，并研究了耕地生产力的影响因子、耕地生产力的波动变化以及空间演变等。耕地利用效益方面，庞英等［11－13］从耕地集约利用、种植结构调整等方面，对耕地资源的利用效益进行分析。综上所述，当前国内对粮食产量的研究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耕地面积或粮食单产开展的，忽略了耕地面积到粮食产量之间的过渡环节——粮食播种面积的影响。由于粮食作物的经济效益较低，作为理性人的农民选择调整农业结构，一定程度上会导致粮食播种面积的下降［8］。同时，由于各个省份经济发展情况的差异，在严格耕地保护的约束下，“占优补劣”这种畸形的耕地保护形势愈演愈烈。无论是粮食播种面积的下降，还是耕地质量的下降，都会影响到我国粮食产量［14］。因此，只考虑耕地面积和粮食单产的研究结论对我国制订相关政策可能具有一定的误导性，针对粮食播种面积变化的研究将更能反映我国粮食生产的实际情况。

本文基于全国31个省域（受统计数据的限制，未计算台湾、香港、澳门地区）1995－2014年粮食播种面积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我国各地区粮食播种面积的时空变化及差异，以期进一步了解其变化趋势，为我国制定粮食安全策略提供参考。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1995－2014年度分区域统计数据，具体选取农作物播种面积、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作为研究对象。

二、粮食播种面积的时间序列变化分析

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1995－2014年期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呈波动变化，1998年达到最高值7305．71千公顷，2003年达到最低值5943．98千公顷，2004－2014年小幅度波动但整体呈上升趋势（见图1）。在增长率方面，我国粮食播种面积的增长率变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96－2007年的大幅波动阶段；2008－2014年的小幅波动并逐步稳定阶段（见图2）。这说明在2007年之后，随着“基本农田”“占补平衡”等制度的贯彻落实，以及取消农业税、落实农业补贴政策的严格执行，我国粮食播种面积整体上已逐渐趋于稳定。

图1 1995－2014年我国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图2 1996－2013年我国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增长率

对粮食播种面积在耕地面积中所占比例进行计算，结果如图3所示。1995－2006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在农作物播种面积中所占比例波动较大，1999－2003年，粮食播种面积所占比例急速下降，于2003年达到历史最低值（68．81%），之后又有小幅回升，至2006年达到相对稳定。2007－2014年间，粮食播种面积比例趋于稳定，稳定值为72%，粮食播种面积在农作物播种面积中所占的比例依然很高。说明粮种补贴以及农业机械化补贴等政策的出台，增加了农民播种粮食作物的意愿。

图3 1995－2014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变化

三、粮食播种面积区域差异研究

为了进一步分析我国不同区域的粮食生产状况及变化，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和可获取性，本文选取1995年、2001年、2007年、2013年四个不同时段的31个省域（不包括港、澳、台地区）面板数据，分析我国粮食播种面积的空间差异及其变化情况。由于粮食播种面积绝对值相对较大，若直接进行比较不容易发现其中的一些规律特征，因此，本文借鉴耕地资源区位指数的计算方法［6］，用粮食播种面积区位指数来研究各个省份粮食种植面积的分布情况，进而研究我国不同区域粮食安全状况。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Qi为第i个地区的粮食播种面积区位指数，di为第i个区域的粮食播种面积，n为全国行政区划个数（除去香港、澳门、台湾）。Qi等于1时，说明该区域的粮食播种面积在全国处于平均水平；Qi越大，说明该区域的粮食播种面积越大，相对而言，其粮食生产能力也就越强，粮食安全也就越有保障；反之，则说明该区域的粮食播种面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该区域的粮食安全保障能力较弱。

粮食播种面积区位指数反映的只是各个省份的绝对值，并不能够反映各省份粮食播种面积的潜力数量，为了反映粮食播种面积的开发现状以及开发利用潜力，本文引入粮食播种面积相对区位指数。该数值越大说明该区域的粮食播种面积开发利用程度越高，相对来说其开发利用潜力就会越小，在此区域内增加粮食播种面积就越困难。其计算公式如下：

Qj为第j个地区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相对区位指数，dj为第j个区域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sj为第j个区域的农作物播种面积，n为全国行政区划个数（除去香港、澳门、台湾）。Qj越大说明该区域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开发利用程度越高，相对而言，其开发利用的潜力就越小；相反，则说明该区域的粮食播种面积开发利用程度越低，在该区域增加粮食播种面积相对比较容易。

根据公式（1）（2），计算出研究区域各省份的粮食播种面积区位指数和相对区位指数（见表1）。

由表1计算结果，可得出以下结论：1995年、2001年、2007年、2013年我国各省份的粮食播种面积及其利用程度均存在较大差异。横向比较显示，1995年粮食播种面积区位指数最小为0．06（西藏），最大为2．61（河南省），差异较大。在2013年该差异进一步扩大，最小为0．05（北京，上海），最大为3．37（黑龙江）。比较而言，相对区位指数区域差异性较小，最大为2013年黑龙江省的1．47，最小为2013年四川省的0．32。纵向比较显示，1995－2013年，粮食播种面积的波动幅度呈增大趋势，其中，区位指数在2．0以上的省份粮食播种面积区位指数增大幅度更为明显。1995－2001年、2001－2007年、2007－2013年三个时段内，粮食播种面积区位指数的增幅趋减。2007年与2013年的区位指数变化有较大部分重叠，说明区位指数的波动已有减弱并趋稳态势。1995－2013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相对区位指数整体趋于平稳，虽然1995－2001年粮食播种面积相对区位指数的波动幅度有增大趋势，但在2001－2013年，相对区位指数变得平稳。这表明各省份的粮食播种面积的相对区位指数已逐渐趋于稳定，各个省份从高到低的变化变得更为平滑。

四、粮食增产区域划分

虽然粮食增产与自然环境条件有必然联系，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农业技术条件的不断提高，粮食播种面积将会成为制约粮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基于粮食播种面积来探讨粮食增长的可能性，根据我国各省粮食播种面积区位指数及其相对区位指数变化，将研究区域内的31个省份划分为粮食增长优良保障区、粮食增长潜力区、粮食增长稳定区、粮食增长衰退区四个区域类别。

（1）粮食增长优良保障区。区位指数大于1且相对区位指数大于1，区位指数大于1，说明该区域内粮食播种面积比较充足，相对区位指数大于1，说明该区域内粮食播种面积的开发已步入正轨，各种基础设施条件较为健全，有进一步提高产出的客观条件。（2）粮食增长潜力区。区位指数大于1但相对区位指数小于1，区位指数大于1，说明该区域内粮食播种面积充足，相对区位指数小于1，说明该区域内粮食播种面积还未进行有效开发，如完善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该区域将会有很大成长空间。（3）粮食增长稳定区。区位指数小于1但相对区位指数大于1，区位指数小于1，说明该区域内粮食播种面积并不充裕，相对区位指数大于1，说明该区域内粮食播种面积已得到较为有效的开发，但由于其粮食播种面积并不充裕，该区域并不能为我国粮食增产提供有力帮助。（4）粮食增长衰退区。区位指数小于1且相对区位指数小于1，区位指数小于1，表明该区域内粮食播种面积占总体比例不高，相对区位指数小于1，表明该区域内粮食播种面积开发利用程度不高，两者相结合可以知道，在该区域内粮食生产并不受重视，粮食生产正在逐渐衰退。

表1 粮食播种面积的区位指数和相对区位指数

依据上述分类标准，分区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1995－2013年，我国粮食增产优良保障区由1995年的10个省份下降到2013年的9个省份，整体上变化不大；粮食增长潜力区由1995年的5个下降到2013年的3个，变化较大；粮食增产稳定区基本保持不变；粮食增产衰退区由1995年的6个增加为2013年的10个，变化最大，具体空间分布如图4所示。

由我国粮食播种面积空间分布可知：我国粮食增产优良保障区基本处于中国东北部和中部，以河南、安徽、山东、黑龙江、吉林为主。新疆、青海、四川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均进入粮食增产衰退区，新疆、青海、四川区域内粮食生产能力并不强；东南沿海地区由于开发利用早，其耕地利用水平以及耕地质量相对来说比较高，然而自2001年之后一直处于粮食增产衰退区，粮食生产能力一直在下滑。粮食增长潜力区基本处于东南沿海之内的内陆地区，这与经济利用的一般原则相符合，效益最好的沿海地区占用耕地发展经济，效益相对较差的内陆地区开发利用耕地；粮食稳定产区位于中国西南以及中偏北的地区，在其区域内粮食增产空间不大，均以维持现状为目的。

图4不同年份我国粮食播种面积的空间分布

表2 粮食播种面积区域化差异的分类结果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通过研究我国粮食播种面积的时间变化和空间差异，得出以下结论：（1）1995－2014年，我国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趋向于稳定值72%，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相对于1995年呈现减少态势。（2）1995－2014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的增长变化存在显著的区域化差异。在研究时间段内，横向、纵向比较结果均显示差异化都有进一步加剧态势。（3）按照粮食播种面积的区位指数和相对区位指数，将研究区域内的31个省份划分为四个区位，分析这四个区1995－2014年的变化得出，粮食增产保障区基本处于中国东北部、中部；新疆、青海、四川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均进入粮食增产衰退区；粮食增长潜力区大体处于紧邻东南沿海的内陆地区；粮食稳定产区位于中国西南以及中偏北的地区。

（二）建议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对我国耕地保护和粮食生产提出两点建议：

1．要严格保护耕地，稳定以及提高粮食播种比例。耕地资源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物质条件，也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基本载体［12］。由于粮食播种面积在农作物播种面积中的比例趋于稳定值72%，因此可以通过严格保护耕地、增加耕地面积来增加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同时要提高粮食播种比例，具体可通过加大基本农田区域内的配套设施建设、加大中低产田的改造力度等方法，提高耕地质量，把原来不适合种粮的土地转变为适宜种粮的土地。此外国家应加大对农户粮食种植的补贴，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从而提高粮食播种面积的比例。

2．不能以硬性指标作为衡量标准。粮食播种面积的区域差异性决定了不能采取硬性的指标来衡量我国粮食安全保障形势，各个地区应因地制宜采取粮食安全保障策略。针对划分的四个区域，粮食增产优良保障区的农业配套设施比较健全，应该侧重改良粮食作物的品种，提高粮食单产；粮食增产潜力区则应该着重提高农作物播种面积，加大现有耕地的开发利用程度；粮食增产稳定区要在保持现有粮食播种面积的前提下采取综合措施增加耕地面积，进而为增加粮食产量做出贡献；粮食增产衰退区应该注重保持一定量的耕地资源，不能一味地只强调经济的发展。

［1］陈美球，邓爱珍，周丙娟，肖明．资源禀赋对农户耕地保护意愿的实证分析［J］．农村经济，2007，（6）：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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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凤娇，杨延征，上官周平．近30年西北地区耕地生产力动态演变及能力评价［J］．干旱地区农业研究，2015，（3）：217－22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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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瑜琦，等．浙江省近期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变化及其主导因素分析［J］．资源科学，2008，（4）：609－614．

［7］史娟，张凤荣，赵婷婷．1998年－2006年中国耕地资源的时空变化特征［J］．资源科学，2008，（8）：1191－1198．

［8］侯雨乐，胡尧，廖光萍，谢洪．山西省耕地面积变化与粮食安全分析［J］．江西农业学报，2011，（9）：194－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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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管 仲）

农业部软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521）。

赵芸逸（1991－），男，河南南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土地经济、土地利用规划；李先涛（1989－），男，河南驻马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土地信息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