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芳

(赣南师范大学 a.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b.旅游规划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江西 赣州 341000)



·客家研究·

旅游语境下的客家民间信仰重构
——以粤东灵村的惭愧祖师信仰为例*

黄平芳a,b

(赣南师范大学 a.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b.旅游规划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江西 赣州 341000)

通过对粤东灵村惭愧祖师信仰的人类学考察，深描旅游语境下的客家民间信仰重构实践，以揭示客家乡村社区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多重面向和深微变迁。旅游语境下客家乡村居民在宗教仪式与现实生活中，既充满伴有地方依恋的宗教情感，也秉承基于旅游利益的经济理性，由此构筑了一个神圣与世俗叠合的民间信仰空间，展示了客家乡村丰富的、动态的社会生活实践。

旅游开发；客家文化；民间信仰；惭愧祖师

民间信仰作为理解乡村社会结构、地域支配关系和普通百姓生活的一种象征或标志，[1]是研究乡村社会的重要切入点。所谓民间信仰是指流行于一般民众，尤其是农民中间的神、祖先、鬼的信仰，庙祭、家祭、墓祭，岁时节庆、人生礼仪和象征等。[2]在客家乡村地区，民间信仰较为多元和庞杂，佛祖菩萨、乡土神袛、道教神明、自然神灵等诸色神灵应有尽有，可谓是“举头三尺有神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客家地区逐渐兴起乡村旅游开发的热潮。随着旅游开发的深入，一些客家乡村的宫观庙宇、祭祀仪式、灵异故事等民间信仰资源被逐渐挖掘并开发成旅游产品，这些烙上了旅游印迹的客家民间信仰因此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化，在神圣守候与世俗嵌入中不断地延续与重构。

旅游与民间信仰之间有密切关系，这种关系在当前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民俗旅游资源开发蓬勃兴起的时代背景下更显复杂。[3]纵观已有的研究成果，学术界更关注的是民间信仰对旅游的影响，尤其是偏向探讨民间信仰的旅游开发问题。[4-6]在这些研究成果中，也有部分涉猎到旅游与客家民间信仰之关系。例如，周大鸣等[7]通过文献资料及田野调查分析了梅州地区惭愧祖师的神格形态，并关注了旅游开发对惭愧祖师神格职能转化的影响。周建新等[8]在研究江西兴国县三僚村的生计模式时发现，在旅游的推动下，该村曾、廖两姓出于宗族荣耀的心理，开始对本族拥有的风水象征资源进行维修。余达忠[9]从人类学的视野分析了宁化石壁客家祭祖的建构过程，认为这个过程是旅游时代发掘资源、打造文化品牌、重建传统的过程。邹春生从“一带一路”的背景分析了客家民间信仰资源的特点及旅游开发构想。[10]总体来看，客家领域的这些研究成果更多关注了旅游对民间信仰的影响，但对旅游语境下的客家民间信仰重构仍较少进行系统的深描和剖析。基于此，本文通过对粤东灵村惭愧祖师信仰的人类学考察，深描旅游语境下的客家民间信仰重构实践，以揭示客家乡村社区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多重面向和深微变迁。

一、灵村：一个临庙而居的客家山村

灵村位于广东省梅州市阴那山五指峰西麓的狭长山谷里，紧邻粤东名刹灵光寺。灵光寺始建于唐代懿宗咸通年间，延续至今有一千余年。在寺庙的大殿正中间，供奉着惭愧祖师的木雕坐像。惭愧祖师(817-865年)俗姓潘，名了拳，福建沙县人氏，在阴那山修道30年，临终前内生惭愧之意，遂自号惭愧，后人尊称他为惭愧祖师。惭愧祖师坐化后，屡显神迹，拥有祈雨救灾、御敌弭寇、助佑学业和灵签降示等神异职能，[7]善信虔诚祈祷，无不应验，成为梅州客家人的守护神，后又逐渐传播到福建和台湾，成为闽台地区的重要神明。灵光寺也因惭愧祖师在此开山驻锡，而被历朝善信奉为开山祖庙。

灵村的发展与灵光寺的历史兴盛有莫大的关系。灵光寺在鼎盛时期占有灵村境内的大多数土地，早在清代康熙年间(1662-1722年)官府就勘定：“阴那五指峰下，即灵光寺院，其曲折而南，迂回而西，叠嶂层峦，皆官山也。山下稻田，系寺田者十有八九。”[11]而村民除了占有几亩尝田用于祭祖开支外，私人田地非常少。到清代中期，灵光寺逐渐衰落，大量土地又被流转到大宗族手里。为了生存，缺少土地的村民不得不租佃寺庙和地主的田地进行耕种，甚至在灵光寺做杂工维持生计，生活极为贫苦。1949年后，灵村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村民不仅分到了祖祖辈辈渴求的土地资源，而且摆脱了对寺庙的依附关系，脱离了山外宗族势力的欺压与干扰。

1980年后，灵光寺得以修复扩建，当地政府借机大力发展旅游业，前来捐献、烧香和游览的海内外游客源源不断，现景区年接待游客20万人次。村民通过卖香烛、土特产以及景区上班、解签算命等方式，积极参与旅游经营服务。村落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方式逐渐向现代化转变。现在，村里不仅普及了自来水，修通了旅游公路，安装了路灯，开通了通讯网络，而且行政、教育、福利等设施也逐渐完善。村落经济结构走向多元化，农业与非农产业共存。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带动了村民收入构成的多元化，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半工半耕的经济模式，收入主要来源于柚子和茶叶种植、旅游经营及外出务工等方面。全村现有人口799人，其中从事旅游接待的有126人，占总劳动力的22.34%。旅游产业收入达到465万元，占总收入的39%；外出务工人员169人，总收入70万元；种植茶叶305亩，总收入168万元；柚子255亩，总收入93万元。

二、神圣守候：村民的祖师意象与仪式参与

“意象”是近年来多学科研究人类认知行为的热点命题之一。从某种角度上说，意象是意蕴化的形象，是人对客观世界的主观理解，是一种在相应客观世界影响下渗融着反映者诸多文化理念因素的主观心理映象。[12]惭愧祖师作为村落的守护神，在村民的主观意识中也隐藏着一种神异的意象形态。尽管惭愧祖师只是高僧模样的客家乡土神袛，但仍被村民尊称为“祖师菩萨”。村民在祀奉惭愧祖师的同时，总喜欢滔滔不绝地讲述着祖师的各种灵异传说(见表1)，这些灵迹贯穿的传说在村民中世代相传、不断生产，隐喻了他们对祖师意象的想象与建构。

表1 村民的灵异传说及其隐喻的祖师意象

注：村民关于惭愧祖师的灵异传说较多，表中只选取了在村民中耳熟能详的7个传说故事，这些故事均是笔者根据村里老人的讲述整理的。

从这些古老的灵异传说中可以看到，在村民的惭愧祖师信仰中，祖师意象是多元同构的，既存在于村民想象的世界里，也同他们的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中，“阴那灵雨”和“蓬辣救舟”这两个传说将祖师的神异职能带入到了一个神圣的意象空间；“无笃石螺”“片生熟鱼”和“灵雀朝圣”传说则更像佛教劝诫杀生的生动案例，祖师意象实际就是大慈大悲的菩萨；而“茶泉投晴” 和“生死柏树”的传说展示了祖师开山驻锡的场景，“开山之祖”的意象清晰可辨。不过引起笔者注意的是，现在村民在向游客讲述这些灵异传说时，更像导游在介绍当地的风物特产，他们陶醉于五色雀的美丽，赞叹茶泉的神奇，描述无笃石螺和片生熟鱼的美味，还将其作为土特产品进行推销。由此可见，村民在通过灵异传说建构祖师意象的同时，更表达了他们对村落历史和地域生态的集体记忆，这无疑强化了他们对村落的认同感。

尽管旅游开发使得经济理性嵌入了村民的祖师意象中，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惭愧祖师信仰的虔诚与热情，实际上，村民仍然是惭愧祖师信仰仪式的积极参与者。每年春节期间，家家户户都要上灵光寺，在祖师神像前奉祀祭品，烧香跪拜，感谢并祈求祖师保佑全家平安幸福。尤其是那些在景区里卖香烛的村民，即使生意忙得不可开交，自己还要抽空过去或者派个家庭代表到庙里烧柱香，祈求祖师保佑生意兴隆。村民对烧香特别讲究，除夕那天吃过年夜饭，就早早地赶过来守岁，有的还是全家出动。等到凌晨庙门一开，他们便与四面八方赶来的香客一起涌入庙内，大家争先恐后地去抢烧新年的头柱香。村里的陈婆更是虔诚有加，每年都要叫人帮她扛最大的香烛去，每每点上了香烛，她总要守护在一旁，不让别人过来接火，她说，这样接火就会把他家的运气接走，所以直到香烛烧掉她才肯走。近几年，随着旅游的开发，来庙里烧香的人越来越多，要抢到头柱香比登天还难，村民也变得务实了，他们说：“就算你争到了头柱香，那也不能保证这就是庙里新年的第一柱香。因为在凌晨前早有高官、富商进了庙里，庙门是等他们的香烧完了才开的。所以，我们不去凑这个热闹，烧上自己在新年的第一柱香，向祖师菩萨报个到、求个平安就好了。总之，那也是‘头柱香’啊。”现在，不少村民选择大年初一早上去庙里烧香。

除了新年烧头柱香外，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五日的惭愧祖师诞辰，村民参与诞辰仪式也表现得十分虔诚和认真。三月二十四晚上，庙里举行隆重的“换袍”仪式，由僧人恭请祖师神像下位，将其衣物脱下，放入洗澡盆里，然后替他洗澡、换袍、穿鞋，由于涉及身体隐私，整个仪式不允许外人在场，尤其是女性。但此时，村里的老人与各地赶来的善信则等候在大雄宝殿外，等大门一开，他们便鱼贯而入，伴随着僧人的念经，在祖师面前虔诚地跪拜，并向祖师乞求圣水(即祖师神像的洗澡水)。尽管村民说那样不卫生，他们不会喝的，但笔者发现村里还是有老人喝了圣水，有位老人就偷偷地告诉我：“祖师菩萨给大家圣水，那是大家修来的福气，喝了圣水，有病治病，没病保平安，灵得呢！”第二天上午，村里的老人又赶到庙里参加祖师的庆生法会，他们十分虔诚，焚香点烛，祭拜祈祷，有的用布条为祖师擦洗神坛，有的在香炉里焚烧纸衣、纸钱等，供祖师菩萨享用。

村民始终坚信，惭愧祖师对本村具有特殊的偏爱和普遍的关照。用村民的话来说就是：“祖师菩萨是保佑我们村的！”从笔者对村民信仰活动的长期观察来看，惭愧祖师与村庙里的神明之间仍然存在职能上的分工：凡有发财致富、出行平安、升学求职等大事，村民更愿意请祖师“做主”；日常祭祀，则请村庙神明“劳驾”。随着村落社会经济的发展，惭愧祖师的神职功能也在发生调整转化，昔日祈雨救灾这个基本的信仰祈求则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农业的衰退逐渐褪化，但这种“级别分工”没有改变。

三、世俗嵌入：村民的神圣经营与日常活动

灵光寺作为惭愧祖师的开山祖庙，因与灵村的地缘关系以及惭愧祖师在村落信仰空间的特殊地位，成为调控村民精神生活与社会生活的重要场所。尤其在寺庙经济的诱惑下，村民在灵光寺的日常活动倾于生存理性与经济理性，从祖辈的租佃土地、打杂、混食到现今的卖香烛、解签、算命等，无一不是在为生活而奔波。因临庙而居的缘故，不少村民掌握了丰富的宗教知识，而且懂得看风水、解签、算命。笔者发现，村民与人初次接触时，他们总喜欢对其上下打量一番，然后很主动地替人看相，为化解时运支招献策。笔者曾看到村民学着僧人的神态，很专业地念诵起灵光寺的经卷，佩服之余又不免觉得滑稽搞笑。村民的这些“神活”和“神话”除了充当茶后饭余的谈资和乐子外，更多是用作旅游经营的文化资本。他们从事“神圣”经营的方式主要有解签、算命、卖香烛和鞭炮等。

惭愧祖师灵签素以灵验而著称。“祖师殿内求灵签”也因旅游宣传而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灵签属卜事签，总共有61支，每支签均有四句签诗，签诗内容很多是劝诫性的，解释的回旋余地较大, 基本能做到左右逢源，较易迎合香客趋吉避凶的宗教心理，所以也颇受人们的推崇。大凡虔诚的香客，来灵光寺都会在祖师面前祈祷并求上一签。1980年代灵光寺修复后，随着香客的增加，求签的人也越来越多，村民见僧人解签忙不过来，便乘隙加入解签服务。到1990年代，从事解签的人开始多起来，秩序较为混乱。直到2008年，旅游公司在灵光寺大门的右前侧修建了一个“T”字形的长亭，作为村民固定的解签场所，并对解签师在经营场所、仪容仪表、人员配备、收入分配、后勤管理等方面进行公司化的组织管理。现在，解签亭共有13位解签师从事解签，他们都是年过半百的村民，最大的有79岁，最小的也有55岁。求签解签过程并不复杂，客人先虔诚地向惭愧祖师说俗卜之事，然后抽一根签，再到取签处花5元钱取签纸，最后出庙到解签亭解签。解签师拿到签纸一看，他会说这是“上上签”“中上签”之类的；然后问客人想求什么？求平安？求姻缘？求事业？接下来逐句解释签诗。由于各人的风格和水平不一样，他们的解释还是有不少差异，但都注重对客人进行劝诫性的提醒。另外，为了增加解签的附加值，每位解签师都准备了若干个红包，里面装了护身符、平安符，10元钱一个，他们说是灵光寺开了光的，解签结束后往往会向客人推销。解签师靠自己的“神话”服务赚取了一定的收入，李师傅总结说：“运气好的话，一天可以拿到两三百块，一般几十块，有的时候一个签都解不到，甚至整个组都没有做一个生意。有些老板以前来解过签，觉得比较灵验，认为解签很准，回头过庙里还愿，他一高兴就给个几百的，算是表达一点谢意吧。”据笔者粗略统计，解签师平时人均月收入约1 000元，春节那个月人均收入高达近万元，全年人均收入2万元左右。

作为宗教旅游区，其主要客源是那些前来烧香拜神的香客，因此，卖香烛鞭炮就成为村民在景区的主要经营活动。1980年代，村民主要在灵光寺、铁桥边和停车场摆卖。1986年以后，卖香烛鞭炮的人越来越多，为了竞争生意，村民除了摆卖之外，更多的是进行流动兜售，“老板，买香么？烧个香吧，这里的菩萨很灵的，会保佑你平平安安，发大财的……”。阿发说：“嘴甜的，跑得勤的，自然生意好，大家都卖一样的东西嘛，你不主动些，就赚不到钱。”通过兜售，不仅香烛鞭炮的销售量增加，而且利润空间得到扩大，香烛的利润一般有40%-50%，鞭炮的利润可达60%以上，善于推销的村民，可以使鞭炮的利润达到5倍以上。村民通过卖香烛鞭炮，从中获得了可观的收入，年获利少则2万元-3万元，多者可达10多万元，成为村民当时主要的旅游收入来源。所以，大凡在景区做生意的村民，无论男女老少，有无酒店排档，都一律从事香烛鞭炮生意，由此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流动经营队伍。村民的流动经营造成景区和寺庙的秩序十分混乱，政府和企业为此展开了多次整治，但均未凑效，直到2008年修建购物街后，村民实行进店经营，才停止了这种经营方式。购物街共有45间店铺，座东南朝西北，红墙蓝瓦，单檐悬山顶。店铺沿消防通道东边布局，东北端靠近灵光寺，西南端紧邻铁桥，与步游道相交。每间店铺建筑面积为8平方米，门前挂有号牌。店铺通过竞标承包给村民经营，所有租金归村集体。一些经营户在自己的店铺前打出招牌，给店铺安上诸如“客缘香烛店”“平安香烛店”“好运香烛店”“佛缘香烛店”“吉利好香烛店”“缘缘香烛店”等带有吉利意味的名字，有的经营户还把经营项目和联系电话张贴出来。在销售的商品上也不仅仅停留在香烛上，而是增加了土特产、纪念品、拜神用品等。其中，卖香烛仍然是主要的生意项目，但更注重个性化和差异化经营，价格上有5元到198元不等的规格，可满足不同消费水平的游客需求；在主题上有事业、姻缘、财运、家庭、平安等，也可满足不同求神目的的游客需求。

除了经济活动以外，村民在灵光寺的日常活动还有公共休闲和慈善募捐等。灵光寺作为千年古刹，善信遍布海内外，每年有大量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被吸引到阴那深山，成为村民了解外面世界的一个窗口，也是村民开展公共活动的重要空间。尤其是旅游开发后，寺庙环境更加优美，游憩设施更加齐备，每天都有村民过来聊天、喝茶、读报、下棋等。村民常到灵光寺活动，不仅有机会见证菠萝顶的修建、生死树的修补、电影的拍摄、庆典的举办和名人的造访，还有意无意地窥视了香客的痴迷、僧人的生活及庙里的收益等。由于对寺庙过于熟悉，村民没有一般香客那样的宗教神秘感，尤其是对僧人的世俗生活既羡慕又嘲讽：

我们阴那山人最羡慕的就是庙里的和尚，他们活得很滋润，清闲，收入又多。和尚的生活总是走在我们前面一大截，我们骑自行车的时候，他们骑摩托车；我们骑摩托车的时候，他们开着小汽车；不知道我们开小汽车的时候，他们又开什么，不会是飞机吧，呵呵。现在搞旅游了，来上香的人很多，尤其是很多大老板，出手大方，一高兴便往箱里塞大把钞票。所以，庙里的功德箱经常是满的，那是他们的零花钱呢。你瞧那些和尚，晚上开着小汽车出去兜风，深夜才回来，神仙也没他们自在呀。

在村民的眼里，僧人很富有，就应该为村里做点慈善事业。过去村干部、老领导每年都会到灵光寺去为困难户、孤寡老人等募捐，庙里主要是为村民捐点钱、油、米之类的。仅村里的老人会在1991-2004年就先后从灵光寺募集捐款共计4 000元，但从2005年开始，灵光寺就再也没有捐款。为此，村民非常气愤，“你灵光寺坐落在灵村，修庙、修路、建停车场都占了村里的地，那你也要有一份爱心放到村里来，起码每年给点老人会，支持村里的慈善事业总是应该的吧。以前说一下就会给一点，现在我们连上门去都讨不到。实在是太小气了！”庙里的僧人则向笔者阐明了他们的道理：“不是我们小气，实在是村民不看佛面，他们以前到庙里做生意，搞得里面很乱。而且你给他们尝点甜头，他们就会没完没了的到庙里纠缠，今天你来搞点东西，明天他又来搞点，庙里无法得安宁。”总之，现在村民与僧人之间是“井水不犯河水”，来往很少，隔阂越来越深。

四、结论与讨论

我们通过对粤东灵村惭愧祖师信仰的人类学考察发现，旅游语境下客家乡村居民在宗教仪式与现实生活中，既充满伴有地方依恋的宗教情感，也秉承基于旅游利益的经济理性，由此构筑了一个神圣与世俗叠合的民间信仰空间，展示了客家乡村丰富的、动态的社会生活实践。

由于客家乡村的民间信仰被逐步纳入到了旅游的情境中，其展示出来的仪式、传说及景观等文化状态，无不烙上了迎合旅游产业的文化生产印迹。这个文化生产的过程，是一个由“无意识的传承”传统到“有意识的创造”过程。村民置身其中，积极参与“传承”和“创造”社区的民间信仰空间。一方面，他们不断扩展或强化社区神灵的某些神能，或者赋予新的解释和新的职能，以适应旅游环境变迁的信仰祈求，尤其对社区最重要的守护神仍然保持着特殊的宗教情感，在仪式的参与中表现出了无比的虔诚与热情；另一方面，他们将社区的神异资源用作旅游经营的文化资本，不仅从事解签、算命、卖拜神用品等“神圣”经营，而且通过挖掘和解说社区的灵异传说，建构迎合旅游需要的社区神灵意象，并以此表达他们对社区历史和地域生态的集体记忆，其积极的向度是使置身其间的人们重新认识自我文化，产生一种基于文化认同的地方感。可见，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客家乡村社区的民间信仰空间必然发生重构，而且更加普遍的情形是发生由“宗教意义的神圣空间”向“人文意义的神圣空间”转移的趋势，[13]但并不表现为一种置换取代的线性进程。

神圣与世俗应保持一定距离或边界才能保持其权威，如果世俗社会过度嵌入则会降低宗教神圣性。[14]村民在民间信仰场所从事旅游经营活动和日常休闲活动，实则是将自己的世俗生活嵌入了神圣空间，并且获得了近距离窥视宗教“隐私”的机会，从而大大降低了宗教神秘感和神圣感；而寺庙经济和旅游经济所带来的村民利益失衡心理，更是引发了村民与宗教人员之间的矛盾和隔阂，弱宗教权威的现象就在所难免。这无疑指陈了旅游语境下客家乡村社区的信仰世界与现实世界更是叠合和融通的，它给村民提供了宗教信仰与日常生活的场所，也为他们提供了表达宗教情感和世俗愿望的机会，在旅游经济的利益博弈下，世俗生活更加容易嵌入民间信仰空间，以致出现“祛魅”[15]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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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学平

The Reconstruction of Hakka Folk Belief in the Context of Tourism—— Taking Master Can Kui Belief of Lin Village in the East of Guangdong as an Example

HUANG Pingfanga,b

(a.SchoolofHistory-cultureandTourism;b.CenterofTourismPlanningandIndustrialDevelopment,GannanNormalUniversity,Ganzhou341000,China)

In this paper, we described thickly the re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Hakka folk belief and its influence in the context of tourism based on the anthropological exploration of Master Can Kui Belief, which revealed the multiple and deep change of Hakka rural community in the proces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Hakka rural residents were full of religious feelings accompanied by place attachment, also adhered economic rationality based on the tourism interests, which constructed a folk belief space with the sacred and the secular, and showed the rich and dynamic social life practice of the Hakka rural community.

tourism development; Hakka culture; folk belief; Master Can Kui

2016-09-01

10.13698/j.cnki.cn36-1346/c.2016.05.00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361034)；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14YJ07)

黄平芳(1975-)，男，江西新余人，赣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乡村旅游、旅游地农业行为。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6.1037.C.20161010.1056.028.html

K892.29

A

1004-8332(2016)05-005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