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庐明，汪建生

(1.赣南师范大学 a.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b.中央苏区研究中心;2.赣州中学，江西 赣州 341000)



·苏区研究·

毛泽东《寻乌调查》中的农村圩市与社会变迁：1930—2016*

谢庐明1a,1b，汪建生2

(1.赣南师范大学 a.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b.中央苏区研究中心;2.赣州中学，江西 赣州 341000)

1930年至2016年初，寻乌农村圩市发生明显变化，商业获得一定发展。由于社会变迁的影响，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提到的吉潭、牛斗光、留车、县城、澄江、石排下等圩场有起有落。圩市贸易由水路贸易转变为陆路贸易，商品结构及经营者的构成也发生变化。但寻乌商业仍保持转运贸易和边界贸易等边区经济的区域性特点。寻乌农村圩市的兴衰历史说明，交通条件和政治经济的变迁在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毛泽东；《寻乌调查》；农村圩市；边界贸易；社会变迁

农村圩市，是考察社会经济变迁的重要侧面。笔者在翻检方志资料和实地调查中发现，1930年毛泽东《寻乌调查》中记述的六大圩市已发生明显的变化。*六大圩市具体指吉潭圩市、牛斗光圩市、留车圩市、县城圩市、澄江圩市、石排下圩市，具体见毛泽东：《寻乌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页。主要表现为各圩市在寻乌市场中地位的变化，这在寻乌商业史上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寻乌是江西省的边远县份之一，地处赣、闽、粤三省交界处，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正如毛泽东所言“……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1]42因此，可通过此山区市场透视赣闽粤边经济区和客家社会的实际和社会变迁。

近年来，对农村集市的研究已成为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热点，但大都集中在江西和岭南等部分城镇或全局性问题的研究上，*关于中国农村集市的研究，可参见钟兴永：《近十年中国集市贸易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4期；任放：《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等。对赣南农村圩市的社会变迁研究仍不系统，*关于赣南农村墟市的研究，可参见谢庐明：《赣南农村市场中的非正式制度与近代社会变迁》，《史学月刊》2003年第2期，；谢庐明：《赣南农村墟市与近代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黄志繁：《大庾岭商路·山区市场·边缘市场：清代赣南市场研究》，《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等。对寻乌圩市的系统研究和史料的挖掘仍有待加强。本文拟采用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材料，对1930年至2016年初寻乌农村圩市的变迁进行描述，分析社会变迁对寻乌商业的影响，旨在说明农村圩市的兴衰对寻乌商业变迁的影响，以期全面地理解客家传统社会和圩市现代化的进程。

一、 寻乌农村圩市的兴衰情况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记载，1930年代的寻乌市场“吉潭第一，……牛斗光第二，……留车第三，……县城第四，……澄江第五，……石排下第六，……”“此外，如岑峰(米)、公平(纸)、篁乡、三标等处，都属普通小圩场。”[1]55可见寻乌城乡各市场的贸易情况。当代寻乌圩市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见表1，表2。

可见，由于交通条件、信息条件的改善和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进入1990年代后，寻乌县各市场在其商业中的地位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曾经引人注目的寻乌第一市场吉潭，由于水路的衰落和商路的改道，商业一落千丈，年成交额只有264.75万元，居全县第九位；曾经“牛行要算第一门生意”排行第四的城关市场，如今即使不把牛生意计算在内，年成交额也居首位，达到713.29万元；南桥和留车市场依旧保持了当年的风采，分别居全县第三位、第四位；而澄江市场则引人注目，年成交额仅次于城关市场，由原来的排名第五跃居全县第二。石排下市场则因水路的衰落和水路贸易的停止，已成废圩。

表1 寻乌县2016年圩市情况统计表

资料来源：根据王达观《寻乌县志》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寻乌县地名办公室编《江西省寻乌县地名志》1985年及实地调查材料整理而成。

表2 1993年寻乌县部分圩市情况统计表

资料来源：据寻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有关统计数据及实地调查资料整理而成。

在圩市的兴衰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吉潭圩的衰落和城关圩市的崛起，交通条件和政治经济因素起了关键作用。

从交通条件看，吉潭的兴衰是自然的。清末和民国时期，寻乌水运发达，寻乌河主河道全长90公里。“寻乌水从桂岭山盘古隘一带山地发源，经澄江、吉潭、石排下、车头、留车，流入龙川，下惠州，故寻乌水乃是东江的上游。船可通到澄江。”[1]44在以水运为主、船是最先进的交通工具的年代，吉潭在寻乌商业中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此外，吉潭还是南北陆路的交通要道，四条大道中，第一条要数“经过吉潭(三十里)、澄江(六十里)、盘古隘，通筠门岭(一百一十里)，为兴国、于都、会昌通广东的大路。”[1]99优越的交通条件，再加上寻乌的商业是具有南北向商流、物流、人流的商业，奠定1930年代“吉潭第一”的基础，使吉潭圩成为寻乌县的商业经济中心。然而，后来经过吉潭的寻乌水水位低落， 1985年断航；吉潭到广东仁居、仁居到八尺的陆路已被206国道所取代。同时，汽车取代船只，公路运输取代水路运输，吉潭在寻乌商业中的地位下滑。

县城的崛起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以汽车为交通工具的陆路交通枢纽、以电话为通讯工具的信息中心，以及不可取代的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赋予县城这个市场独尊的地位。加上农业生产的发展，个体工商户的增加，以及城乡各集市社会商品结构及经营者构成的变化，这都促进了县级市场的发展。

由于寻乌城即现在的长宁镇至今仍然是以店铺生意和圩场生意并行的城镇，因此考察县级市场的繁荣情况，可从店铺生意和圩场生意两方面进行。

在店铺生意方面，寻乌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内商业店栉比鳞次，购物人群络绎不绝，外来商贾云集，呈现出繁华的景象，寻乌已不再是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所描写的那座“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1]57，“除非一、四、七圩期，才临时的闹几个小时”[1]58的寻乌城。在这方面，可以盐生意和杂货生意为例，来考察86年来寻乌城店铺生意的变迁情况。

关于盐生意，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记述其是县城第一大生意。“城内有五家盐店，每家每年多的做得两万元生意，少的也做得六七千元生意，五家共合一年可做十万元生意。”[1]58五家盐店中，“本地籍二家(汇通、新发昌)，平远籍一家(韩祥盛)，万安籍一家(周裕昌)，泰和与本地人合开一家(万丰兴)。”其中“汇通有本三千元，算最大。周裕昌先前有本两千元，……第三家要算韩祥盛，……第四家万丰兴，……第五家是新发昌，……”[1]59

据“万丰兴”盐店的后人周运湘的回忆，“三四十年代，盐属政府专卖，盐要凭盐票才能在全县及县际间通行；盐票一般是500斤或300斤1张。卖盐者一般用箩筐挑，凭着盐票，再加上箩筐里盐表面的店名大印痕，就很容易过检查站。 ”*根据笔者对“万丰兴”盐店后人周运湘访谈结果整理而成。1930年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对寻乌城这五家盐店，唯独对“万丰兴”盐店的店主和家庭情况未作介绍。这次由于机会的便利，笔者寻访到“万丰兴”盐店的后人，通过店主后人周运湘的回忆，笔者了解到一些1930年以后寻乌城盐生意的一些情况。访谈时间：2001年2月20日；访谈对象：“万丰兴”盐店店主周生贵的儿子周运湘(时年74岁)；访谈地点：周运湘先生家；访谈目的：了解1930年后寻乌城盐生意发展变迁的一些情况。目前此店仍在，地点在现在的后东门县政府对面，由其儿子经营杂货，生意尚好。“1936年，国民政府规定，盐店不能独开，将五家盐店合并，叫‘盐业公卖处’。1937年又分开。分开后的‘万丰兴’店不仅卖盐，还卖油豆米，但店名未改。1949年后改名‘瑞新行’，专做油豆生意，只是门面没货，另外做些早点、米果之类生意。合作化运动后，瑞新行就没有开业。”此外，“这几家盐店在1930年以后的情况是：周裕昌生意做得最大，但1937年以后他也是油盐豆米都卖。1937年后，韩祥盛也不再专卖盐，还开杂货店，在平远、梅县等地赊货。韩在1949年寻乌解放前回广东去了。” 通过对“万丰兴”盐店的考察可知，寻乌城的商业受政策因素影响较大。

而今，寻乌的盐是政府专卖，1979年成立盐业公司并专营盐。1988年以前，盐是计划调拨物资，系统批发，供销社专卖。1988年以后，走私盐严重，对公盐的销售冲击很大，为此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整顿，取得一定成效。如今，盐虽然是专卖店供应的，但在每一个小百货店或杂货店都能买到，方便了群众生活。

关于杂货生意，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记述是县城第二大生意。1930年的杂货店，“大的上十家，连同小的共十六、七家杂货店。”[1]59布匹是第一大生意，其次是各种小百货。1994年，寻乌城满街都是百货店，即使小巷也可购买日用杂货。据统计，1994年，寻乌城共有364家百货店。且较专业化，如衣服店、化妆品店、小五金店、日用杂品店等。*资料来源：寻乌县长宁镇工商行政管理分局。可见，90年代以来，寻乌城的杂货生意呈现繁荣景象。

县级市场繁荣的另一面，是为圩场生意。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提到，当时的县城市场在全县位于吉潭、牛斗光、留车之后，排行第四。况且当时的商业中心(县城)的买卖惨淡，只有一条街分布有商业网点，且小商小店居多，农副产品交易没有固定场所。现在，全县19个乡镇中，除县城周围的文峰乡、园艺场外，其他17个乡镇均有固定圩期的圩场；17个圩场尤以县城圩场(城关农贸市场和长宁集贸市场)成交额最大，上市人数最多。据统计，每逢圩期，有2.5万人次在县城市场进行交易，逢初一的大圩，星期天及节假日，人数更多。*资料来源：寻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圩场生意的繁荣，弥补了店铺生意的不足，调剂了市场余缺，方便了群众生活。

对照店铺生意，圩场生意所占的份额明显小，20世纪30年代，寻乌城“店铺生意与圩场生意的比例是：店铺占百分之七十，圩场占百分之三十，可见商品经济势力超过自然经济已经很远了。”[1]9390年代以后，店铺生意比例增大，圩场生意比例缩小，说明20世纪90年代的寻乌城商业已是具有现代化的商业。二者都是寻乌城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推动着寻乌城商业的发展。

分析表明，寻乌县城乡各圩市的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由于交通条件和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寻乌圩市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其发展水平表现出明显的差距。这主要表现在各圩市总面积的大小和贸易年成交额上，可从下列两则材料得到佐证： “1988年，全县市场总面积5.85万平方米；万人以上集市3个，5 000～10 000人的集市4个，1 000～5 000人的集市4个；长安、岑峰、河角、龙庭4个乡的集市很小，小到几乎不具备集市的基本功能。”[2]232

“1993年，除两个耕牛市场外，全县集市贸易年成交额5123.44万元，比1988年增长105.95%。其中年成交额超过700万元的有两个，即城关集市和澄江集市；超过500万元(低于700万元)的集市两个，即南桥和留车集市；超过300万元(低于500万元)的集市4个，即长宁、晨光、菖蒲和水源集市；超过200万元(低于300万元)的集市3个，即吉谭、罗珊和桂竹帽集市。其余集市的年成交额都在200万元以下，特别像河角、龙庭、长安、岑峰等集市年成交额不到50万元。”[2]232-233

第二，圩市贸易以农副产品交易为主，具有浓郁的山区特色。1988年，城关农贸市场小工业品的成交额占总交易额的2.39%，1994年占1.76%。在圩市贸易中，柴炭销量和肉食禽蛋的销量居榜首，山区特产如香菇、木耳、脐橙、蜜桔成交额较大，反映了山区县的地理资源特色。

第三，寻乌圩市是依靠转运贸易和边际贸易发展起来的，农贸市场的贩运相当活跃。大量的长途贩运，调剂了市场余缺，活跃了城乡市场，方便了群众生活。

第四，圩市贸易由传统的自给半自给经济的商品交换向商品经济转化，农民直接参与圩市贸易，圩市成为农民调剂农副产品余缺从而实现其价值的重要场所。

二、寻乌农村圩市贸易主体经济成分的变化

寻乌农村圩市贸易主体经济成分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业经济的发展变迁。

第一阶段，1930-1949年。寻乌商业贸易较落后，“民国以前，寻乌县只有私营商业。”[3]174说明当时贸易主体的经济成分完全是私人所有制性质的，直到1930年代前后寻乌成为革命根据地以后情况才有所改变。“民国18年(1929)，留车、南桥等地相继建立了苏区消费合作社，这对于安排人民生活，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起了很大作用。”[3]174可见，在中央苏区时期，由于执行正确的商业政策，私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共同发展，相互补充，寻乌商业出现繁荣的景象。但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苏区消费合作社破产倒闭，寻乌商业的经济成分再次呈现单元化的格局。这一时期的寻乌商业呈现如下特点：

第一，寻乌以私营商业为主，且较落后。

1949年以前，除中央苏区时期存在短暂的合作社外，寻乌只有私营商业，商品经济成分呈单元化的格局。正如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描述：“市场完全是以初级产品交换为主”“寻乌城至今还是一个不定期的店铺交易和定期的圩场生意并行着的地方，……一道坚城的内外，表现它那寂寞的情调，除非到一、四、七的圩期，才临时地热闹几小时。”[1]57

第二，由于受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影响，寻乌经济开始衰败。

近代五口通商后，中国半殖民地的程度逐渐加深，尤其是在甲午中日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开始侵入到内地，地处偏远的寻乌也受影响。

据毛泽东《寻乌调查》记载，“从前时候寻乌的生意，比现在寻乌城的要大一倍。光绪二十七八年最为旺盛，那时候不但北半县的澄江、吉潭要到寻乌城来办货。这是因为前清时候赣州的货物经过寻乌销往东江，东江也还要买赣州的货，留车等地等不消说，因此中转站地位的寻乌城的生意，当然更发达了。”[1]57为此，毛泽东曾感慨万千：“说到寻乌这个市场，真是有不胜今昔之感。”[1]57“自从梅县的洋货生意和宁兴的布匹生意发展了，便把赣州的土制货色的生意夺去了，不但东江以至八尺都不到寻乌城办货了，南半县的留车等地也不到寻乌城办货了。再则光绪二十七八年前还是所谓‘功名顶戴’时代，还没有行新政，县城生意的大宗是赣州来的绸缎。那是以后时局变化，绸缎的需要减少，直至民国元年废除‘功名顶戴’，绸缎几乎全废，县城生意就大大衰败下来。”[1]57因此，毛泽东把寻乌城看做是“……这样一个手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了剧烈的荣枯得失的地方。”[1]57“民国19年(1930)前后，县城共有商号132户。民国36年，县城有137家商店。1949年，县城共有商户95户。”[3]174

第二阶段，1949-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寻乌商业无论是流通体制还是交易方式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953年，(寻乌县)对私营工商业进行了登记。1956年，完成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文化大革命’时期，小商小贩下放农村，同时关闭自由市场，农村集市贸易出现不景气现象。”[3]161由于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私营工商业基本加入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商店或小组，个体私营商业不复存在，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因此，这一时期寻乌商业贸易主体的经济成分是国营商业和集体商业居主导即公有制经济成分占绝对统治地位，个体私营商业遭到重创。

第三阶段，1978年至今。寻乌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且相互补充，商业经济成分呈现多元化的格局。与30年代的寻乌商业比较，这一时期的寻乌商业呈现如下特点：

第一，个体私营商业和国有商业、集体商业共同发展，相互补充，并在市场中起着各自不同的作用。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个体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寻乌的个体商业发展更为迅速，国营企业和集体商业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也进一步发展。“1993年，寻乌县零售贸易机构共有2 211个，网点2 425个，从业人员3 057个……乡镇企业局管理的零售贸易业机构47个；个体零售商业机构2 114个，从业人员2 308人，个体零售贸易的机构数、网点数、从业人员分别占零售贸易业机构总数、网点数和从业人员总数的95.6%、87.2%和75.5%。”*资料来源：寻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可见个体零售商业在寻乌零售贸易业中的地位，个体零售商业逐渐占据重要乃至主导的地位。与零售贸易相比，个体批发业在寻乌批发贸易中所处的地位要逊色得多。在批发贸易业中，国营商业和集体商业仍占据重要地位。

因此，寻乌的国营商业、集体商业在稳定市场、提供充足的货源方面仍起着重要作用，而个体商业则在直接繁荣市场、提供优良服务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二者在市场中所起的作用相互补充，缺一不可。

第二，由于经营不善和体制方面的原因，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商业的经营面临着严峻的困难。

90年代初，寻乌国营商业的销售总额呈上升趋势，但期末库存额也呈上升趋势，因此经济效益一直没有好转，甚至出现亏损，可由下列一则材料得到佐证：

“1987年，国营商业实现利润18.5万元，上缴税金23.1万元，分别是1979年的45.7%和82.8%，销售利润率为2.2%，比1979年减少了5.4个百分点，比1986年的全省平均水平要低0.45个百分点。”经过几轮改革后，情况并没有得到大的改变，且出现亏损。

1980年以来，农副产品购进额，无论是相对比重还是绝对量都急剧下降。主要原因有：一是从1981年开始，竹木及柑橘等主要农副产品逐步放开经营，打破了供销社土产公司对农副产品收购的垄断地位；二是广东、福建对农副产品的收购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致使江西大量的农副产品外流。进入90年代以后，直接贩运销售到广东的农副产品有增无减。自1978年以来，供销社商业经济效益每况愈下，至1983年开始出现亏损，供销社商业的经营面临严峻的困难。

第三，个体私营商业迅猛发展，逐渐成为寻乌商业的主要支撑。1978年以后，个体商业迅速发展。“1980年，全县有个体商业503户(含代销店)。……至1985年底，寻乌县个体商贩1 539户，从业人员2 031人。”[3]174

80年代末、90年代初，稀土生产滑坡，经济陷入困境，商业领域却是另一番景象。统计资料表明，零售商业方面，1993年个体零售商业机构、网点和从业人数分别占全县总数的95.6%、87.2%和75.5%。注册登记的个体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和修理业已涵盖粮、油、食品、百货、服装、五金、交电、图书、废旧物资收购、农资、汽配、医药、旅馆、理发、摄影、咨询服务、修理(汽车摩托车家电钟表维修)等业以及录像放映、歌舞厅、网络游戏等文化娱乐业。见表3：

表3 1993～1994年寻乌县城乡个体商业发展情况统计表

资料来源：据寻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有关数据及实地调查材料整理而成。

由上表可知，寻乌个体商业在政策环境宽松的条件下日益得到发展。

三、寻乌农村圩市边界贸易经久不衰

由于所处特殊的经济地理位置，寻乌的商业具有显著的特征，即边际贸易活跃。

民国以前，寻乌县边界贸易的特点主要是中转贸易。石城、瑞金、会昌、信丰、安远等县的农副产品经寻乌销往广东；广东梅县、兴宁等县的工业品和海产品通过寻乌销往江西东南其他县。[1]174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也提到门岭、吉潭和牛斗光(即南桥)等圩市在边界贸易中的活跃性。 “民国19年(1930)前后，从石城、瑞金经寻乌到梅县的货物，油、豆为大宗，油每年5 184担，价值约15万元(小洋，下同)，豆每年5.88万元。从安远到梅县的货物，鸡每年36 000担，价值108万元，牛每头3 320头，共值13.28万元，猪每年5 000头，共值50.5万元。梅县到会昌筠门岭的货物，大宗是工业品，海味、盐、布匹、棉纱。梅县到安远、信丰的货物，种类与筠门岭的相同，但数量较少，大概是筠门岭六成，安远、信丰的四成。惠州来货只有盐是大宗。”[3]174-175但如今只有南桥独领风骚，门岭已被澄江所代替，吉潭也因交通原因衰落。目前寻乌边贸比较活跃的乡镇有澄江、吉潭、南桥、丹溪、岑峰、龙庭、留车、菖蒲、晨光和桂竹帽，尤以南桥最活跃。

作为商品交换和流通的一种形式，边界贸易按照自身的规律变化和发展着。从1930年到2016年的86年间，寻乌同平远、兴宁、龙川、梅县、揭阳、潮州等地的贸易和生意一直没有停止。80年代末，边界贸易发展的十分活跃。寻乌边贸在数量和规模上呈上升趋势。进入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改善了寻乌发展边界贸易的经济环境。90年代初的寻乌边贸呈现出两大发展趋势：一是边界贸易额有较大增长，二是贸易主体的经济成分进一步向个体私营经济倾斜。特别是在1994年国营商业、供销社商业推行了国(社)有民营的管理经营体制改革后，国营贸易基本退出边界贸易领域。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寻乌边贸，与30年代相比较，表现出明显的区域特点：

第一，从寻乌同广东省直接和间接的贸易输出、输入情况看民间贸易或个体私营经营组织进行的贸易占统治地位。据统计，1988年，寻乌通过民间渠道输出的农林土特产、生产资料、水产品、工业品价值都在5000万元以上，品种30多个。*资料来源：寻乌县统计局。可见，寻乌个体商贩经营范围较广。

第二，传统性强。寻乌同广东的经济交往密切，广东商贩将盐和“洋货”贩至寻乌，又从寻乌贩回稻米、烟叶、黄豆等农副产品；寻乌客商将牛、谷等产品贩至广东，又从广东贩回盐和“洋货”。寻乌民间素有“牛穿草鞋、猪坐轿、狗排队”和“盐上米下，活的下死的上”的说法。*寻乌县党史办编《寻乌县文史资料》1986年，第65页。

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是这样描述30年代梅县到门岭的生意的：“大宗的是洋货(牙粉、牙刷电筒、胶底鞋、肥皂、阳伞、马灯、洋铁为大宗。其中如牙粉、牙刷等，本属中国制的多，但普通也叫洋货)海味(海带、海参、鱼肚、鱿鱼、淡菜、咸菜等为大宗)、盐、……洋油、……布匹、洋纱这五类。糖与面粉亦有好些。”[1]51“寻乌的出口货……第一是米，……第二是茶，……第三是纸，……第四是木，……第五是香菇，……第六是茶油，……”[1]52-54这些几乎都是农林产品。

30年代与90年代从寻乌输入广东的商品80%以上是农副产品，虽然90年代增加了一些工业品，但也是农林产品或自然资源的初加工产品，如简单的竹木器、松香和稀土等。而从广东输入寻乌的商品80%以上是工业消费品、海味和农副产品，以及季节性的蔬菜和水果。因此，20世纪90年代的寻乌边贸与30年代相比，呈现传统性强的特点。

第三，被动的纯适应性贸易经济。

由于所处的经济环境不同，导致寻乌同广东的贸易交往是处于被动位置，从80年代初以来，由于广东工业经济的发展，这种被动地位还在不断地强化。无论是货物的输出还是输入，都适应着广东的需要。南桥市场和广东八尺市场的交易就是一个典型：

南桥市场与广东八尺市场关系密切，两地之间的贸易表现为边界贸易，它们在90年代所表现出的特点是：以农副产品过境贸易为主体，工业产品稀少。通常的情况是每逢八尺集期，南桥人用摩托、手扶拖拉机和三轮车装载货物赶集；每逢南桥集期，八尺人则带足钞票，空车而来满载而归。*根据笔者在南桥镇与圩镇老人访谈结果整理而成。访谈时间：2001年1月25日；访谈对象：圩镇猪仔行伢人黄师傅等；访谈地点：圩镇现场；访谈目的：了解南桥市场与广东八尺市场之间的贸易情况。这是南桥和八尺贸易的写照，说明寻乌边贸经济是一种适应性贸易经济。

四、社会变迁对寻乌商业的影响

从1930到2016年的86年间，中国社会变迁在性质、数量和规模上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特征。一是从1930-1949年，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侵入内地和边疆。二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社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三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社会变迁对寻乌集市商业的影响表现在：

第一，贸易方式发生明显的变化，由水路贸易转变为陆路贸易。

寻乌曾经水运发达，货物的运输主要依靠木帆船。县境内有两条航道，即寻乌河和罗塘河。在寻乌河运输方面，“清末和民国时期，赣县、于都、会昌的部分货物，水运至筠门岭后，肩挑至澄江落船，每圩有上十条船装货，经吉潭、南桥、留车至广东龙川，转运到兴宁各地。”[3]161因此，“沿河以澄江、吉潭、留车三个圩场为最大，吉潭在三个圩中更首屈一指。”[1]44可见沿河集市贸易的发达，说明贸易主要以水运贸易为主。罗塘河运输也存在类似的情形。 “1953年，寻八公路通车后，寻乌河主河道小船运输即终止。”[3]161陆路贸易逐渐取代水路贸易，成为寻乌商业的主要贸易方式。

第二，社会商品结构及经营者的构成有较大变化，商品种类增多，圩市贸易由传统的自给半自给的商品交换向商品经济的商品交换转化。

1930年代，“从商品经济结构分析，一方面是传统的自然经济贸易方式，另一方面，也受到‘洋货’的冲击。”[4]52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说，“这个小小市场竟什么洋货也有卖，略举之有一百三十一种。”[1]59可见寻乌市场上商品种类的繁多。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现代工业消费品市场的出现、现代工具通讯设施的出现和现代商品流通渠道的形成，寻乌市场出现数额巨大、种类繁多的各种现代化商品，如彩电、摩托车、手机、电脑等商品种类增多。

30年代，集市贸易以农副产品交易为主，圩市的经营者主要是农民、小手工业者和一些个体商贩，市场交易单一。90年代以后，由于社会商品结构的变化，集市贸易亦由以农副产品交易为主，向着既有农副产品，又有工业品、手工业品交易的综合性市场发展，由传统的自给半自给经济的商品交换向商品经济的商品交换转化。

第三，寻乌商业是依靠转运贸易发展起来的，受交通条件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较大，存在不稳定性。

五口通商后，“赣江——大庾岭商道一落千丈，日渐萧条。……由此赣南山区市场体系呈现出离合重组的态势，通过潮州——筠门岭，汀州——瑞金，梅县——寻乌及其他传统商道，与闽粤市场呈现出更强的经济联系。”[4]52赣粤交通要道之一须经过寻乌，为寻乌商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由于寻乌地处赣、闽、粤三省交界处的区位优势，因此，可依靠水路的优势发展转运贸易和边界贸易，从而带动商业的繁荣。

与此同时，由于寻乌依然是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工业品生产不足，处于落后状态，相反，广东省消费品工业和商业比较发达，但自然资源较少。因此，寻乌圩市商品交流多是属于供求关系支配下的交流，即两地的互通有无，主要是当地农副土特产品的输出和不能自给的日用消费品的输入。商业活动的特点是依靠转运贸易和边界贸易，商品经济的发展并非以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为前提，本地商人活动限于小商小贩，受广东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较大，存在不稳定性。一旦交通失去优势及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圩市在深度和广度上便难以发展，吉潭圩市的衰落就是典型例子。而集市贸易的滞后发展，直接影响到县级商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1930年代至2016年初寻乌农村圩市的变化发展，对寻乌商业的变迁有很大影响，并由此形成了边区经济的区域化特点。由于社会变迁的影响，寻乌商业获得发展，其贸易方式由原来的水路贸易转变为陆路贸易，社会商品结构及经营者的构成发生很大的变化，但由于寻乌商业是依靠转运贸易和边界贸易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并非以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为前提，本地商人活动更多地是限于小商小贩，受交通条件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较大。因此对毛泽东《寻乌调查》中农村圩市的再调查，实为认识寻乌乃至赣闽粤边经济区商品经济和社会变迁的一个契机。

[1] 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 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寻乌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3] 王达观.寻乌县志[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

[4] 谢庐明.赣南的农村墟市与近代社会变迁[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1)：47-55.

责任编辑：侯伟浩

The Rural Fair and Social Change in Mao Zedong's"Xunwu Survey ":1930—2016

XIE Luming1a,1b, WANG Jiansheng2

(1a.TheRevolutionarySpiritandCulturalResourcesResearchCenterofCPC;1b.TheCentralSovietAreaResearchCenter,GannanNormalUniversity;2.GanzhouMiddleSchool,Ganzhou341000,China)

At the beginning of 1930 to early 2016, Xunwu rural fair has undergone obviously change, business has obtained a certain development.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social changes, the rural market of Ji Tan, Niu Douguang, Liu Che, Chengjiang County, etc, which referred in Maozedong's "Xunwu survey" ,have had ups and downs changed. Fair trade has transformed from sea trade to land trade, commodity structure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operators also have changed, but Xunwu business remains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district economy ,such as transport trade and border trade. The history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Xunwu rural fair, Indicates that the traffic conditions and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s have played a key role.

Mao Zedong; "Xunwu survey"; rural fair; border trade; social change

2016-08-16

10.13698/j.cnki.cn36-1346/c.2016.05.007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党建研究课题(JXGXDJKT·GH-2015110)

谢庐明(1966-)，女，江西南康人，赣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中央苏区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中央苏区史；汪建生(1978-)，男，江西寻乌人，赣州中学高级教师，研究方向：中央苏区史。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6.1037.C.20161010.1016.006.html

K263；F723

A

1004-8332(2016)05-003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