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建　张亚泽



经验政治理论的反思
——基于政治分析的科学性视角

罗建张亚泽

[摘要]政治科学的科学性一直受到质疑。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元的经验政治理论及其系统的研究理念、哲学、方法和路径。经过行为主义革命，政治研究逐渐趋向于一个有序的分析基础：科学主义、形式主义、关联主义、普遍主义和多元主义。然而从“梅里亚姆的科学难题”开始，政治科学家就在反思政治分析的科学性。与自然科学不同，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政治科学不仅要解释政治问题的因果关系，还要对政治问题的意义进行理解。

[关键词]经验政治理论；政治科学；科学性

政治科学存在诸多分歧，大多关乎两个基本问题：政治是什么以及如何认识政治。第一个问题要求我们对政治的性质和边界予以界定，明确政治的范围和本质；而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则需习得政治知识的方法，寻求合适的方式解释政治问题的因果关系并理解政治的意义。两者彼此影响，前者从本体上限定了政治探索的界限，把研究对象聚焦在政治问题而非政治现象上，后者则为研究者解释问题提供可选择的途径。在政治分析中，虽然主要还是发挥研究者的人文情怀和道德品性，以科学的精神解释问题，发现事物的内部逻辑和外部经验之间的联系，在观察中证伪其间的逻辑秩序，但是除了本体论上的疑问，政治科学家也清晰感到研究者的思维、偏好、灵感、外界情境以及认知方法都不同程度地对研究结果产生作用。政治分析不像自然科学，它的科学性一直处于争议和解疑的状态中。

一、政治科学的进程

追溯其原始端绪，政治科学得益于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古希腊城邦社会点燃了人们参与政治和思考政治的热情，他们开始凭借自己的思维方式认识世界，确信事物的发生可以由人为观察或推理所得，而非神话等神谕启示。作为创始人，亚里士多德调查了158个城邦，实地比较了各种政体的运行情况。除了建立政治学的核心学科地位，他还初步规范了政治学的研究内容：首先考察现行政治的发生机制，然后根据历史资料和理性思考构建国家结构和政体的一般分类。在亚里士多德的眼里，认识政治的方法来源于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和推理，而不是纯粹的观念行为。虽然这种思想还处于政治学研究的初级阶段，关于它的优势和缺点还需要政治科学方法论的求证，但是他从经验世界出发的归纳性方法被后来学者评价为“政治学研究逐渐形成最站得住脚且最有成效的方法”[1]。

经过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争，政治科学的历史进入实证主义阶段。占据主流地位的逻辑实证主义置换了亚里士多德的方法，以对待自然的方式对待社会，效仿自然科学的方法解释政治生活。随着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代表这种思维的行为主义主导政治研究，它取消政治研究中的自由平等正义等价值判断，把政治问题概念化、操作化和数据化，定量研究得到普遍应用。但是进入后行为主义时代，政治科学脱离了实证主义的决定模式，发展了政治分析的各种理念、哲学、方法和路径的复杂网络。其中，关注经验事实的现代行为主义强调经验观察与检测，承诺运用所有相关的经验证据，以证伪原则替代证实原则；处于争议中的理性选择理论运用形式模型预测理性人的行为选择；新制度主义侧重制度对行为和理性的形塑作用；诠释理论主张对政治生活的意义移情式理解；后现代主义反对基础主义，质疑普遍真理等。更加令人期待的是，人们一反行为主义的常态，把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不再区别为两种互为对立的事物，而是获得政治知识的互为参照的途径[2]。

二、政治分析的趋向

政治分析每前进一步都沉淀了真实的力量和对据称事实的可怀疑的审视。自从政治科学以一门专业的面貌出现开始，理解政治问题的各种方式——行为主义、理性选择理论、新制度主义、阐释理论和建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便被塑造为完整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这些理论和方法首次经历了逻辑和经验的系统检省，那些未经反省而被广泛使用的研究路线失去了学科阵地，它们之间相互竞争共同促成了政治科学的一些重要趋向：科学主义，从客观实在的政治问题出发，关注几个重要变量之间的联系，探索“科学发现的逻辑”[3]；形式主义，倾向于把复杂的现象抽象为简单的形式模型，重视逻辑推理与演绎；关联主义，认可文化、信念、情感和社会信任的作用，将其归于行为主体发挥能动性的背景结构；普遍主义，寻求理论的普遍化，声称理论适用于一切范围，不限于特定的时间和环境；多元主义，承认取得政治理论的方法是多样的。

(一)科学主义

社会科学的研究受益于自然科学，作为一门解释政治问题的学科，政治分析也无例外。与自然科学相似，政治科学强调两个支撑：逻辑和观察，简单地说，逻辑处理的是理论内部的一致性，观察则是检验逻辑一致性是否与现实相符。现代行为主义是这种研究立场的主要支持者，它强调了科学研究的三个理念：(1)政治分析是解释性的，不仅描述政治行为，还要解释当事人采取这种行为的原因；(2)它从经验入手，接受政治理论对经验观察的核心作用，把假设的提出和数据的收集与理论的指导相关联；(3)以“证伪原则”取代“证实原则”，政治分析的科学性取决于它的可证伪性。这些理念反映了一个事实：面对人们对政治科学的合法性挑战，现代行为主义合理接受了其他方法论的质疑，将理论与观察、理论和假设联系起来，把政治分析的科学性具体为解释经验世界的因果关系。

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政治科学的研究内容，或者研究素材，通常是人及其建构生成的丰富世界，即便只是观察人们的实际行为，政治科学家也不得不理解行为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取向。传统行为主义从经验观察出发，把政治行为度量为数据，忽视了政治行为的文化意义。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纠正了价值祛除的倾向，把“关联与行动”融入政治分析中，减轻了政治科学的自然化后果。科学的性质不是不顾后果地自然化，而是通过实在与价值发生联系，获取系统知识。另一方面，马克斯·韦伯的论述把政治分析延伸到诠释学领域，“科学的研究领域不以事物的实际联系为依据，而是以问题的思想联系为依据”[4]。诠释主义研究弥补了政治科学量化分析的不足，主张以参与观察和移情理解的方式建立事物的意义联系，而非唯科学主义立场和对自然科学的绝对模仿。

(二)形式主义

社会与政治世界复杂多变，形式政治理论把它简化成一个模型，主要基于两个互为一体的前提。第一，事物的性质是由重要元素组成的网络体系决定，那些无关的肢体除了增加认识的复杂程度，没有其他的作用；第二，删繁就简，去伪存真，被视为认识政治的有效路径。形式化建模缩小了政治版图，把复杂的政治现象化约为两个或多个参与者之间的取舍。以理性选择模型为例，它的建模方法由以下几步完成：(1)假设有N个政治参与者，每个参与者都是理性的；(2)确定约束，参与者的行为受到政治结构的约束和其他约束；(3)策略互动，每个参与者都预估了其他参与者的可能策略；(4)在均衡情形下，没有一个参与者愿意改变其行为。这种模型的优点是以精确和严密的语言写出结论的推导过程，它成功地解释了公地悲剧、集体行动的困境等，但却不得不对它的短板做出回应。

政治研究的目的不仅是解释重要变量之间的关系，而且要理解政治世界的复杂性。尽管形式模型找到了原因和结果的链条，但它却牺牲了政治世界的意义，由于高度抽象化，形式模型剥夺了事物的原貌，它展示的只是拥有相似特点的机械化的物象。对于形式模型的实证适用性问题[5]，在实验案例中，它文理自然且富有解释力，但非实验和实地试验的外部析出则不宜控制变量，简化了政治世界。为了达到这些研究目标，政治学博弈论把对政治问题的直觉、建模技巧和常识等精心结合起来建立富有成效的模型[6]。理性选择理论则与历史叙事相结合，形成分析性叙述[7]。这种方法关注事件、叙事和政治行为的社会意义，也注重逻辑推理，有助于深度探讨和解释。

(三)关联主义

政治科学中的关联理论是由后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做出的。行为主义把政治科学家的视野聚焦在可以测量的事物上，但却把不可度量的事物排除在外，这容易忽略两个因素的作用：其一，规范性因素，虽然它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但科学研究的对象却深深打上了它的印记，从结构上说，任何一种政治行为都是规范与经验的合成体，没有思想指导的行为，是盲目和无意义的；其二，现实政治因素，行为主义的政治研究注重量化指标和抽象分析，虽然形式简洁却没能把政治行为和政治目标联系起来，从而未能对社会重大问题做出反应。后行为主义改变了这种状况，把政治理论放在政治分析的前列，强调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关联理论与两种逻辑有关。詹姆斯·G·马奇和约翰·P·奥尔森研究了政治组织的“恰适性逻辑”[8]。以往，政治科学的研究视角以结果为导向，在基本的人物和社会层面，或将人类行为定义为不受社会影响的单独思考和行事，或将其视为程序化的表现，不考虑组织文化和价值的引导。然而，结果逻辑深受“恰适性逻辑”的批评，认为政治制度中的规则和惯例规定了行为者的哪些行为是适当的，社会符号等价值因素并非穿在身上的套衫，冷了就穿、热了就脱。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试图缝合“恰适性逻辑”和结果逻辑之间的张力。它把政治看作行为者在特定领域中的自觉，人的理性与社会环境不孤立，而是相互关联，社会环境被设定为理性选择的情势结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赞成制度、信誉、理念、情感等对人的塑造，人是有温度懂感情会思考的，他不仅自我评价，也维护别人对其的评价。但为了演绎律则的需要和发现规律的可能，研究者可以突出理性选择的支配性，把社会等组织规范下放一个阶位作为约束，理性人在约束条件下选择最优策略。

(四)普遍主义

政治科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发展政治理论和方法论。它必须发展普遍意义的、内在一致的论述，这种论述可以解释各种情景下的政治问题，它不再仅仅满足于一国政治的描述和多国政治的比较，而是注意在描述和比较的基础上发展一般的普遍性的理论框架。这种理论框架得到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支持和推广，它们认为政治理论的科学性在于提升其解释和预测事物的能力，政治分析必须为建立这种普遍性的理论框架提供标准：(1)科学的理论要求有一个独立的因果推理过程，使理论的内部一致性接受外部经验的证伪；(2)理论的形式越简单越好；(3)它不是对具体事实的归纳，而是把它们抽象为一般化的理论和规则；(4)政治科学的结论不仅适用于解释当下的政治问题，也适用于解释其他时代的政治问题，科学的理论检验时间不少于一代。只有发生范式革命[9]，科学才会进步。

政治科学家普遍化的追求掩盖了政治理论适用性的论证。几乎每个政治科学家都同意把政治现象归属于自己理论的适用范围，把政治理论的运用普遍化，若非如此，政治理论就少了解释力。不幸的是，每种理论都有自己不能涉足的主题，行为主义解释不了政治行为的符号意义，理性选择也无法对偶然事件进行预测。政治是发生在特定时间和历史中的，理论越是抽象，与具体的历史环境距离越远，普遍化的理论最好与特殊的政治问题相适用。政治理论的一般化建构与适用性之间的矛盾，充分展示了政治科学家当前的研究困境：一方面，政治科学的发展需要发展一般性的理论框架，以精炼的形式解答不简单的政治问题；另一方面，每一种理论的再运用都要与它的解释环境相协调。在普遍主义和适用性之间，必须做个选择或者进行细致的调和。

(五)多元主义

政治理论和方法论的争论反映了政治科学在其成长过程中呈现出的多样性。无论是关于政治的本质问题还是解析政治的研究取向问题，都不存在唯一的方式，这也无外乎新制度主义理论发展出了不同的样式和流派，每一种样式和流派都得出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相应的解释。政治科学的其他研究取向亦是如此，在行为主义的体系下，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政治沟通理论、政治决策理论、政治文化理论等各显其特征。而对于理性选择理论，则与其相近的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和集体行动理论构成了多元的认识体系。研究取向的多元化展示了政治科学的丰富性，但也透露了政治理论发展过程中一定程度的混乱。即政治科学虽然走向了多渠道的方法论途径，但这门学科也应避免成为一个由分散部分合成的毫无秩序的脆弱的堆积。

政治研究的方法由研究问题决定。一项好的研究并没有某种不可变更的模式，也并非一定要用某种方法，每一种方法都有其利弊，当研究者做出选择时，他们只是在选择与问题合宜的研究取向和观察事物的方法，每种选择都有其收获，也将有所损失。为了接近政治问题的真实性，政治科学家应该开放其研究方法，保持与其他学者的对话和交流，促进政治分析的秩序性。但是，政治研究的多元主义格局所容纳的经验政治理论，并不持相对主义的立场，它必须符合科学和可以重复的标准。政治科学之所以采取多种方法，是因为多种方法的应用互证了政治理论的解释力和与经验事实的一致性。这种态度如赫伯特·西蒙所言[10]：我坚信科学中的多元主义。你沿循的任一研究方向都先验地具有犯错的高度可能性。所以，如果有其他人从不同的方向进行探索是一件好事，也许他们中的某人就会走对路子。

三、解决中的科学难题

尽管政治科学家致力于建成多元繁荣的研究取向和有效的科学方法，政治分析也在争议中逐渐获得某些被多数人认可的趋向，但是当我们回头检视政治科学的成长史时，某些问题始终困扰着它和对它感兴趣的人，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梅里亚姆的科学难题”。1925年芝加哥学派的创立者之一查尔斯·梅里亚姆在《政治学方法的新近发展》一文中勾勒了政治分析的科学难题[11]，面对刚刚完成建制且对传统方法不满的政治学，他指出政治学在发展过程中至少会遇到四个困难：第一个困难是确定“政治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二个困难是“将观察者的个人特征与他所处的社会情境区分开来”；第三个困难是寻求精确测量政治现象的机制的困难；最后一个困难是因为政治科学“缺少在自然科学中被称为受控实验的东西”从而无法得到像自然科学一样精确的结果。

不可否认，今天的政治科学家已经为解决梅里亚姆的某些问题做出了努力，对政治研究的科学性有了新的更加准确的认识。他们明确认识到政治科学不是自然科学，它是一门社会科学，政治研究的科学性虽然受制于自然科学的模式，但是政治科学家本身必须深谙于人的思想意识和社会行为的意义。为此，政治科学主义的分析趋向——现代行为主义不仅蕴含了因果关系的确认，还包含对政治研究的理论预设的强调和对参与者的个人期望的关注；而分析性叙述则把形式主义的解释模型置于历史叙事之中，赋予逻辑演绎以丰富的背景；具有显著意义的是，关联主义则以相对积极的态度对“事实和价值”、“结构和能动”两对元理论进行讨论，从根本上分析了参与者的个性与其所在社会网络的互动关系。同时，他们还在诸多研究取向之下完善了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和混合研究的操作方法。总之，政治科学从研究取向到研究程序都展开了科学性的新的体验。

令人困惑的是，梅里亚姆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甚至衍生了新的问题。政治科学比自然科学多了重要的一环，它不仅解释政治问题，还要理解政治问题的意义，政治科学家必须平等看待它们，而且必须把它们有效综合到一个框架中。梅里亚姆提出的科学难题仅仅是解释方向的，单就其中的因果机制就足以使政治科学家继续努力，政治科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控制变量，政治现象的复杂性使得排除潜在变量的难度增加，它无法取得准确的确定的因果关系。理解意义比解释事实更难，它要体会的是人们做出某一行为的意思与看法，这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普遍一致的符号文化，没有人不同意某一符号代表的特定意义；其二，进入人们的思想领地，深刻体会人们的行为所表达的思想。建构主义和诠释理论虽然对此作了深入探讨，希望借用移情的方法对个人行为的社会意义有所领悟，但是仍然需要走很长的路。

四、结论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20世纪50年代以后，政治科学建构了丰富的经验政治理论和方法论，它们遭遇了逻辑与经验的双重检验，这些理论和方法论在相互交流和批判中驱动了政治科学的科学形式，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1)因果解释的科学逻辑；(2)化约主义的形式推理；(3)诠释意义的关联理论；(4)发展理论的普遍化倾向；(5)多元主义的互证方法。这些科学形式的出现有赖于科学的争论，从“梅里亚姆的科学难题”起，关于政治分析的科学性的反思不绝于耳，诸多政治科学家发现政治科学的科学性与自然科学不一致，虽然它采用自然科学的科学逻辑和某些重要的研究方法，如实验法，但是政治分析的逻辑秩序不如自然科学那样确定；除此之外，政治科学的研究对象还赋予它第二项任务，即理解事物发生的社会意义。进一步说，政治科学的理论框架已经为解释和理解准备了位置，不管如何，政治科学家必须试图保持解释和理解的有效链接，这可能引起新一轮的政治科学争议。

今天的政治科学较之幼年更加积极，它已经具备了自我反思和调试的能力。这给了政治科学家更大的勇气去更新经验政治理论和方法论，主要例证如下：其一，政治科学不再拘泥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它正在寻找与自己研究问题相宜的方法，在复杂的社会情形下去发现政治现象的科学逻辑和体会其中的社会意义；其二，政治科学已经意识到政治哲学的作用，如其所示，政治社会是应然与实然的结合，政治研究的哲学取向与科学方法构成了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认知途径，政治哲学保证了经验研究的人文素养和道德情怀；第三，为了改进研究，政治科学家已经学会在公开辩论中汲取有益的营养，他们必须在政治研究中明确学者们关注的事物，并采用开放的科学方法，得出最大化解释力的推论[12]。然而政治科学的进步从来都是漫长的纠葛，美国政治学的“新革命”[13]已经把争议的视线转移到研究方法的再一次验证上，解释与诠释之争、定量与定性的较量开启了新的研究航向。

参考文献：

[1] 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第四版)[M].邓正来，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61.

[2] 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的思维方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22.

[3] 卡尔·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M].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2：3.

[4] 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1.

[5] 埃米·R·波蒂特，马可·A·詹森，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共同合作：集体行为、公共资源与实践中的多元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1.

[6] 詹姆斯·D·莫罗.政治学博弈论[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8.

[7] 罗伯特·H·贝斯，等.分析性叙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9.

[8] 詹姆斯·G·马奇，约翰·P·奥尔森.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140.

[9]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83.

[10] 大卫·马什，格里·斯托克.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

[11] Merriam，Charles E.Recent advances in political methods.In Discipline and history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M].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3.

[12] 加里·金，罗伯特·基欧汉，悉尼·维巴.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8.

[13] 程同顺，王越乙.21世纪美国政治学的新革命[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9(2)：94-99.

【责任编辑于蓬蓬】

[中图分类号]D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01(2016)02-0059-05

[收稿日期]2016-01-03

[作者简介]罗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治科学和比较政治研究；张亚泽，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西安710119)

Rethinking of Empirical Political Theory——Based on Scientificalness of Political Analysis

Luo Jian,Zhang Yaze

(PoliticalandEconomicCollegeofShaanxiNormalUniversity，Xi’an710119，China)

Abstract：The scientificalness of political science has been questioned.It has formed a variety of philosophy，methods and empirical political theories with the development.After behaviourism，political analysis tends to be an order:scientism，formalism，connectionism，universalism and pluralism.However，political scientists rethink profoundly the Merriam “science problem”.As a social science，political science is different from natural science，it not only explains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phenomena，but also understands the meaning of political phenomena.

Key words：Empirical political theory；Political science；Scientifical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