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莹

(福州大学跨文化话语研究中心, 福建福州　350116)



追寻自我：《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中的原型及其话语意义

张莹

(福州大学跨文化话语研究中心, 福建福州350116)

摘要：爱·摩·福斯特的小说创作颇受荣格的原型理论影响，他在第一部长篇小说《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中，以神话话语中的“追寻”原型来构筑小说的情节结构和表现个体探索自我生命价值的主题意义，同时他也运用荣格的人格原型，如人格面具、阴影、阿尼玛等来揭示主人公的深层心理意识。在文本叙述的过程中，福斯特以修辞话语的方式来表现各类原型的特征及其隐含的深层话语意义，揭示了英国社会变革期个体自由与群体社会价值观的矛盾，展现了主人公追寻自我的个体化历程。

关键词：荣格; 原型理论； 福斯特； 《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 自我追寻

《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是英国爱德华时期,小说家爱·摩·福斯特最早创作的长篇小说，其故事情节以主人公的意大利之旅展开，被评论家们称为“意大利小说”。多年来，国内学者对这部小说的研究主要涉及文化差异、互文性、成长主题和形象学等方面，鲜有从原型理论入手的研究论文。笔者认为福斯特的文学创作深受心理学家卡尔·荣格的原型理论影响。荣格的原型理论是以其“集体无意识”学说为基础，他认为集体无意识是比个人无意识更深的一个心理层次，是人类上千万年演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精神积淀，也是人类世代传承的一种原始的心灵虚像，它预存于个体的精神意识之中，对个体行为产生无形的影响。他说：“这个层次既非源于个人经验，也非个人后天习得，而是与生俱来。……我之所以选择‘集体’这一术语，是因为这部分无意识并非是个人的，而是普世性的。”[1]同时，荣格提出了“原型”这一概念，认为原型构成了集体无意识的基本内容，他指出：“人生中有多少典型情境就有多少原型，这些经验由于不断重复而被深深地镂刻在我们的心理结构之中。”[2]荣格还把原型引入文学分析中，认为伟大的文学作品应通过原型来展现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主张艺术创作的过程“就在于从无意识中激活原型意象，并对它加工造型精心制作，使之成为一部完整的作品”[3]。

荣格的观点显然得到了福斯特的认同，福斯特曾指出：“每个人都具有双重人格，一种是表面的，另一种是深层次的……深层次人格是非常奇特的事物，具有普世性，……但是缺少了它就没有文学。”[4]他主张艺术创作就是要挖掘人类深层意识中共有的元素，这样才能使人产生精神上的共鸣。因此，福斯特非常善于利用各种原型来体现小说的主题和人物的深层无意识，这从他早期创作的幻想小说中可见一斑。神话原型一直是他作品中必不可少的元素，如李建波所言：“某些神话故事的引用似乎成了他创作过程的自觉成分。”[5]但是在《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中，福斯特一方面运用神话故事中的“追寻”原型来隐喻主人公菲利普经历的个体化历程，并以此构筑和表现小说的深层结构模式及主题意义；另一方面又结合荣格的人格原型，如自性、人格面具、阴影、阿尼玛等，来体现菲利普个体化历程中所经历的人格冲突与整合。在文本叙述的过程中，作者通过旁白、人物间的言语、隐喻和象征等修辞话语来表现各类原型的特征，以及主人公个体化历程中经历的困惑、觉醒和转变三个阶段，再现了历史转型时期，爱德华社会语境中个体与群体的思想意识、价值和立场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文拟就上述观点探讨该小说文本中出现的主要原型及其深层话语蕴藉和主题思想。

一、个体化的历程：追寻内在英雄的话语

“追寻”是西方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主题和典型的修辞原型，它源于神话故事中的英雄历险之旅。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指出英雄的历险之旅总是遵循一个基本的主题原型模式，即离家—历险—回归：英雄不满足于平凡的现状，远走他乡寻找日常世界里所缺失的东西，在历险的过程中，英雄会遇到阻碍，邂逅心仪之人，获得人生启迪，最后带着收获回归。[6]加拿大神话学家弗莱认为英雄的旅程如同自然循环，“当这种循环融入个人生活时，这一旅程就被我们称为追寻”[7]，可见英雄的历险实际上是一个人自我内在探索历程的外化。因此，坎贝尔认为英雄的历险之旅在心理学上就是荣格所提出的“个体化”的一个典型表现形式。“个体化”是荣格心理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荣格认为人的人格是个有待成熟和发展的统一体，它的完整性是通过人格的个体化充分发展而获得的，而个体化是“指一个过程，人通过这个过程成为心理学上的‘不可分割的’,换言之，独立的、不可分的统一体或者‘整体’”[8]。个体化事实上就是一个人的人格整合过程，即一生中意识与无意识的整合并逐渐迈向自性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涉及个体在精神上摆脱人格面具与阻碍者的控制，克服内心的阴影，与阿尼玛/阿尼姆斯结合，最后获得完整人格和心灵的成长。从这意义上坎贝尔认为，“英雄是那隐藏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具创造性救赎意义的神圣意象的象征”[9]，它构成了文学话语中所指涉的，人们在追寻过程中想要了解和实现的完整自我的修辞原型。

《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以主人公菲利普的意大利之旅为叙事主轴，其叙事的逻辑和深层结构与神话英雄历险有着颇为一致的艺术表现。小说讲述了英国爱德华时代，中产阶级青年菲利普在三次意大利旅行中, 被这个充满浪漫生活气息和古典自然精神的国度所感染，其人格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整合，逐渐体验和领悟了生活的本质，从一位冷漠被动的生活旁观者，变成了一位渴望投入生活和爱的参与者。福斯特通过菲利普的意大利之旅，以修辞话语的方式建构了爱德华社会语境中，个体追寻完整自我和存在价值的内在“英雄”之旅；揭示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个体实现自我价值的艰难。爱德华社会是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传统的束缚与变革的渴望相互交织。福斯特认为在这种情形下，敏感而具自由思想的个体，在精神和生活追求方面总是受到社会群体价值观和道德规范的抑制而陷于焦虑与迷惘。他曾指出：“我们一片茫然，人性从一面转向另一面：时而我们感觉自己是独立的个体，有责任创造一个个人的天堂；时而我们又觉得应该把个性堙没在我们只能部分喜欢和部分理解的、但比我们个人更广大的事物中。”[10]福斯特所描述的个体精神困境也正是荣格所称之为现代人的“意识分裂”的一种表现。在福斯特看来，个体要摆脱社会的枷锁，获得精神自由和有价值的生活，只有遵循自然的天性和内心的情感，在自我认识中成长为自由独立的个体。

在《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中，福斯特巧妙地把“追寻”这一主题原型与荣格的人格原型相结合，来隐喻菲利普追寻内在英雄过程中经历的意识分裂与整合，而在表现内在英雄这一修辞原型时，他赋予了意大利蒙特里亚诺城特殊的象征内涵。在心理象征学中，城市象征着“一个人生命的系统化中心，只有经历了长途跋涉、达到高度情感成熟的人才能到达”[11]。如果说菲利普追寻的始发地—英国沙士顿镇象征的是墨守成规、流于形式的外在生活，是菲利普试图逃离的地方。那么具有神秘和自然气息的蒙特利亚诺城，则代表了变幻莫测的生活本质，是潜藏于内心无意识的阴影和生命的激情与活力，或者说它就是内在英雄的蛰伏地，等待着菲利普去涉足、发现和接受它。作者用沙士顿与蒙特里亚诺城的空间距离喻指菲利普追寻中要克服的心理距离，当他最终在蒙特里亚诺城感觉“这里就是他的家”[12]时，也就意味着他已突破原有生存空间的局限和心理困境，在自我认知中寻找到自己的内在英雄，并在个体化历程中获得了精神自由与提升。福斯特以他独特的方式对神话英雄之旅做了重新表述，以此建构了他那个时代的追寻内在英雄的话语。

二、人格面具与阴影：群体价值观与个体自由话语的冲突

小说的主人公菲利普是一位戴着厚重人格面具的年轻人，他具有良好的学识和教养，但性格冷漠而压抑。人格面具是荣格心理学理论中所划分的人格原型之一，是“个人适应世界的价值理念或者他用以对付世界的方式。……就是实际上自己不是的那个样子，但是自己以及别人却以为是那个样子”[13]。换言之，人格面具是一个人为了获得社会的认同而向社会公开展示的一面，它“对于人的生存来说也是必需的，他保证了我们能够与人，甚至与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和睦相处……它是社会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基础”[14]。

菲利普居住的英国沙士顿镇，浓缩反映了英国中上阶层注重门面、貌似优雅、实则肤浅虚伪的生活方式，莉莉娅的女伴卡罗琳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悠闲、愚蠢、体面正派，还有琐碎的无私。”[15]这种生存环境自然而然催生和强化了菲利普虚伪和自欺欺人的人格面具，因为它是这个社会圈子的生存必需品。作者通过菲利普对意大利的矛盾审美意识来表现其人格面具。小说中，他以旁白的方式描述了菲利普初次去意大利旅行，就迷恋上了这个古老而浪漫的国度，“橄榄树、蓝天、壁画、乡村酒吧、圣徒、农人、镶嵌画、雕像、乞丐全盘吸收，享受了一顿审美大餐”[16]。句子中的这些名词构成了菲利普理想中的意大利，也构成了他引以自豪的审美观，他甚至以为就此可以改变自己或舍弃沙士顿的生活方式，并颇为得意地建议守寡的嫂子莉莉亚去意大利旅行，以提升品位，嘱咐她除了欣赏意大利的艺术,还应该“去爱和理解意大利人，那里的人比土地更神奇”[17]。然而，令其失望的是，他没能让自己和沙士顿发生任何变化，于是便改以一副嘲弄的幽默神情对待一切，以此掩饰他面对整体社会无能为力和顺从的表现，如其母亲所说：“让菲利普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也就会让我们爱做什么就做什么。”[18]当菲利普得知莉莉亚将嫁给蒙特里亚诺城一位牙医的儿子时，精神几乎崩塌，作者用了“毁掉”“幻灭”等词来形容菲利普的感受，他无法把“文艺复兴”、中世纪的“战争”和“美”与牙医联系在一起，“更无法接受一位意大利牙医做亲戚，担心浪漫会死去”[19]。菲利普的审美困境源于他对意大利的虚幻情怀，尽管意大利的艺术气息激发了他的热情，但他把这种热情定格在形式化的、脱离实际生活和内心本质的虚伪审美想象中，如评论家萨默斯所指出：“菲利普很善于自我欺骗，其热情非发自内心，审美观缺乏诚意，浪漫也只是虚假的情绪。 ”[20]

菲利普势利的审美心理在爱德华时代语境中不是个案，它反映了在工业化中积累了财富的保守英国中产阶级普遍存在的肤浅审美倾向，他们看似欣赏意大利的“古典美”，骨子里却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排斥它自然的生活方式和古朴的价值观。菲利普的矛盾心态显然是他与沙士顿社会的折衷产物，书中指出“沙士顿的处事哲学一直是他的专长。”[21]他的意识自我不可避免地被其人格面具所左右，人性中的阴影，即本能和欲望被掩埋在程式化的道德观和人生观中。阴影是荣格划分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型，它与人格面具是相互冲突的两极倾向。阴影被认为是意识自我的“黑暗面”，是自我那个受压抑的部分，它衍生于人类原初时期的动物性，包含了人的情欲和本能，同时又能使人富于创造力和生命力。荣格曾指出当一个人的人格面具过分发展，阴影受到过度压抑，他的自觉行为就会缺少热情、活力和自发的冲动。[22]因而菲利普总是以旁观者的姿态消极地对待人和事，从不介入真实的生活和情感，作者借卡罗琳之口指出：“你没有激情；你把生活当风景来看，你没有进入生活，你只是发现生活滑稽或美丽”。[23]他那自以为是的审美观和幽默感成了其支撑自己人格面具的手段。福斯特巧妙地借用了一个宗教象征人物——蒙特利亚诺城的守护神圣狄奥达塔来隐喻菲利普的心理状态。圣狄奥达塔为保持圣洁，一生都仰面躺在家里，魔鬼采用各种方式引诱她，她始终无动于衷地躺着直至死亡，终于她在天堂里得到了神圣的地位。不食人间烟火的圣女形象影射了菲利普脱离实际的审美意识和对生活的逃避，他犹如呆在象牙塔中的唯美主义者，一旦接触实际生活，所有的浪漫便支离破碎。

菲利普在膨胀的人格面具控制下过着与自己天性相异化的生活，这种相互矛盾的心理意识所形成的分裂人格，体现的不仅是他个人内外生活的冲突，也体现了他那个时代个体的精神渴望与社会群体价值观的冲突。评论家威尔弗雷德·斯通曾指出，福斯特认为置身新旧交替的现代人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人们不再尊重纯真的体验和期待奇迹的发生，他们压抑情感，否定创造神话的力量”[24]。在福斯特看来，人应具有神话般的精神，富于激情地回应各种人身体验，才能重拾完整的人生，因此他笔下的菲利普只有经历了神话式的人生试炼与追寻，才能使人格超越意识的阈限，趋向统一与和谐。

三、直面阴影：从自我迷失到自我认知

然而，个体要突破由社会群体从阶级、道德和性别等方面所设置的各种障碍以及内心阴影的困扰，其道路注定坎坷不平。犹如神话中历险的英雄，他们常常会遇到门槛守卫的阻扰，或害怕面对自身的弱点。门槛守卫总是想尽办法把英雄限制在“现有的领域或生命视野的范围内，在它们之外，是黑暗、未知和危险”[25]。在心理层面上，门槛守卫既是阴影之门的把守者又是人格面具的维护者，他阻止人在个体化历程中，进入无意识内容投射的自由地带，直面内心的阴影，探索全新的体验。

菲利普的母亲赫尔顿太太就是一位门槛守卫的原型象征。她虚伪、自私、言不由衷，特里林曾评论道：“赫尔顿太太总是让她的孩子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但暗地里却在操纵他们。她毁了自己的女儿，也几乎毁了儿子。”[26]作为沙士顿伪善、保守和虚荣的价值观的维护者，赫尔顿太太始终在强化菲利普的人格面具，抹杀他的个性，菲利普直到第三次前往意大利之前，才意识到母亲只是一架“井井有条的、活跃却毫无用处的机器”，自己“一辈子都是她手里的牵线木偶”。[27]赫尔顿太太虽不是小说的主要人物，但对情节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从表面上看，她似乎是菲利普个体化历程的推动者，菲利普的三次意大利之旅都是经她同意和促成的，特别是后两次，她出于担心丑闻和“不能忍受看上去不如别人慈善”[28]的原因，派菲利普前往意大利阻止莉莉亚的婚姻和抢夺莉莉亚孩子的抚养权，进行所谓的“拯救”。只是她没有预料到，她派给菲利普的两次“拯救”任务最后把菲利普从她自己的手中解救出来。

菲利普第一次去意大利旅行提升了自己的审美观，萌生了想要改造沙士顿的愿望，结局一无所获，留给他的只是“有点醒悟，有点疲倦”[29]，于是他缩回到人格面具背后，以幽默感和虚无的审美情趣自保。菲利普真正的个性化历程开始于他的第二次意大利之旅。为阻止莉莉娅的婚姻，他来到蒙特利亚诺与莉莉亚的丈夫吉诺(莉莉亚已结婚)谈判，他觉得吉诺的脸“具有每个在这片土地上诞生的人与生俱来的魅力。但是他不愿意吃饭时看到这张脸在他对面”[30]。此时菲利普才真正见识了意大利和意大利人，并陷入了对意大利的审美困境中，就像吉诺朗诵的但丁诗句所描述的那样：“在人生之旅的中途，我发现自己身处一座幽暗的森林，因正确的道路已经迷失。”[31]在菲利普看来，吉诺庸俗、粗鲁甚至野蛮，违背了自己对意大利的唯美情怀，但另一方面吉诺具有意大利人自然率真的性格，身上充满了活力和热情，无论做什么都很投入。吉诺身上的自然特质正是冷漠而文雅的菲利普所缺失和排斥的，可以说吉诺是菲利普阴影的投射。荣格认为男人倾向于把自己受到排斥和压抑的阴影投射和强加到别的男人身上，他与这位同性别的人的关系是友好还是敌对，则取决于阴影是被自我接纳和整合到精神中，还是被自我拒绝并放逐到无意识中。[32]显然菲利普最初对吉诺以及吉诺所代表的意大利有着强烈的排斥感，然而也正是这段经历让菲利普看到一个与之审美想象中完全不同的、真正的意大利，也使他通过莉莉娅和吉诺的婚姻接触到世俗生活的景象，他那压抑的情感似乎有了些萌动，开始感知到内心深处存在的阴影，甚至认同了卡罗琳对沙士顿社会的抨击：“他们从来没有学会真诚……从来没有学会让自己快乐。”[33]

随着菲利普自我认知的增强，特别是他看透母亲的虚伪后，他的自觉意识开始苏醒。当他第三次来到意大利时，他对吉诺的反感渐渐消解，内心已在悄然接受吉诺，“感觉浪漫又回到了意大利”[34]。菲利普人格发展的转折点发生在蒙特利亚诺的歌剧院里。喧闹的歌剧院是意大利人生活的一个侧影，各种人物不分彼此欢聚一堂，菲利普与吉诺不期而遇，在吉诺的热情和剧院狂热的气氛感染下，菲利普竟忘记了此行的目的，甚至觉得“他始终就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这里就是他的家”[35]。此刻，菲利普意识中由人格面具所筑起的樊篱被逐渐拆除，他的生命力从本能中被释放出来，其自我与曾抗拒和排斥的阴影达成了某种和谐，他甚至向爱慕的卡罗琳坦承自己的弱点：“我似乎注定这样错过这个世界，不跟它碰撞，也不去推动它……我不去死——我不去爱。……生活对我来说就是一道风景，此刻——感谢上帝，感谢意大利，感谢你——这风景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美丽、更令人振奋。”[36]菲利普与吉诺真正成为朋友是在吉诺的孩子死后，经历了这场悲剧，菲利普对人生有了重新的思考和认识，他和吉诺也在谅解中成为朋友。菲利普对吉诺从排斥到接受再到成为朋友的过程，也是其人格面具与阴影整合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他的意识自我曾抗拒和压抑的阴影得到了释放，被放逐于意识之外的激情和本能回到了自觉意识的层面，使他逐渐从生活的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

如读者所知，象征手法是福斯特很擅长的修辞话语方式，而建筑物是他喜欢运用的象征体之一。书中作者描述菲利普经历了歌剧院狂欢式洗礼后的心理变化时，借助了城市建筑的象征意义，来体现他的人格在自我认知中趋向融合的状态。当菲利普伫立在蒙特利亚诺城的广场中央，广场上的三个重要建筑物，公共大楼、大圣堂和加利波第咖啡馆在他眼里成了“心智、灵魂和身体”，而且“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迷人”，这使得他“想着能够属于一个城市——不管这个城市多么卑微——那感觉该是多么美妙”。[37]此处，作者用城市中心的广场来象征完整的人格，而三座建筑物代表了人格的组成部分，并通过菲利普自身对它们的感觉，暗指他人格的各个方面在自我认知中趋于和谐与统一。亨利·詹姆斯曾指出福斯特探索生活的途径是“热爱一切真实和自然的事物”[38]，他笔下的菲利普就是在真实和自然的意大利找到一条探寻生活本质、挣脱精神束缚和重新定义自我的途径，尽管这条途径并不平坦。

四、邂逅阿尼玛：缺憾中的美丽

在神话故事中，英雄与女神的邂逅是对英雄的勇气和精神的一次终极考验，而在个体化的历程中，“女神”以阿尼玛的原型意象出现。依照荣格的理论，每个男人的无意识中都潜伏着一个女性人格原型，被称为阿尼玛。[39]当男人遇见心仪之人时，其内心的阿尼玛就会被激发，并被无意识地投射在所爱的人身上，从而体验到强烈的吸引。与正面阿尼玛相遇是个体化历程中的高潮，它对男性自我探索过程中能否达到心灵的完善起着决定作用。因而，对菲利普来说，最终能否获得一个完整的人格，也取决于他的自我与内心的阿尼玛整合的程度。

小说中，菲利普的正面阿尼玛原型投射到了卡罗琳身上。卡罗琳是一位善良聪慧的女性，在她陪伴莉莉娅前往意大利旅行期间，她自己也经历了一次思想和精神的蜕变，从原来的沙士顿循规蹈矩的淑女变成了一位自我意识强烈，具有叛逆和救赎精神的“女探险家”。在与菲利普的交往中，她看透了他内心的彷徨，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一直都是死的—死的——死的，……我不忍心看你这样蹉跎。”[40]并鼓励他：“我希望你能发生一点事。”[41]如果说赫尔顿太太是菲利普个体化历程中的阻碍者，那么卡罗琳则是一位引导者，而这也正是正面阿尼玛所起的作用。但是菲利普的阿尼玛原型的释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荣格认为个人生活环境对人格整合有很大的影响，社会风尚的不同会导致人格的不平衡，阿尼玛原型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可能遭受压抑也可能得到鼓励。[42]小说刚开始时，菲利普在沙士顿保守氛围的约束下，其阿尼玛完全沉没在黑暗的无意识中，因而他与卡罗琳虽相识多年却毫无感觉。随着菲利普在后来的两次意大利之旅中与卡罗琳的交往增多，“沙士顿那注重体面和文雅的观念被意大利洋溢着自然天性的气氛所改变”[43]。菲利普无意识中的阿尼玛日益被唤醒，对卡罗琳的感觉与日俱增，从“想多多了解她”到“待在她身边他觉得越来越愉快”。[44]

然而菲利普是通过“精神的道路抵达爱情”的，他的自觉意识从一开始不是把卡罗琳当做情欲的幻觉，而是把她当做“神”。当菲利普看到卡罗琳帮助吉诺给孩子洗澡时的情景，想象她就是圣母，当目睹她安慰失去孩子而情绪失控的吉诺时，流露出的怜悯而庄重的眼神，认定只有“在伟大的画作里见过，但从未在凡人脸上见过,……即便是女神也只能做到这样了”[45]。菲利普的感觉应验了荣格所说的：“在无意识中被压抑的情欲印象激活了有关女神的潜在原始意象，这个意象实际上是原型式的灵魂意象。”[46]所谓灵魂意象就是男人心中以女神形象出现的正面阿尼玛，她让菲利普产生了“要做个好人”和“得救了”的感觉。在荣格的理论中，这种心理现象被认为是源于心理有机体的自动调节机制，它能建立一种对立场，使人受到情欲冲击时会在神圣意象前恢复自己、解救自己。可见菲利普的自觉意识对阿尼玛所引发的情欲还有所抵制，试图借助“神”的形象来压倒情欲的力量，让心理恢复平衡。[47]当他终于注意到卡罗琳“秀发的美、声音的美、肢体的美”[48]，并产生想要拥抱她的冲动时，却得知卡罗琳爱的是吉诺。显然作者在此赋予卡罗琳“神性”还有另一番隐喻，即暗示了菲利普仍无法完全摒弃他那用审美的眼光过滤生活的致命弱点，这是其人格整合过程中的一道坎，尽管他的阿尼玛被激活并成为自觉意识，但还无法彻底地释放出来。菲利普没能实现他的爱情，但卡罗琳赋予了他爱的能力，使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深刻理解了生命的价值和介入生活，由此他感慨“没有想到生活这样伟大，也没有想到生活这样不完整”[49]。

菲利普的自我与阿尼玛之间的联结虽不圆满，但他前所未有地真正深入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与之前未曾把握的心理进行较量，这是他个体化历程中最动人心魄的精神考验，经历了这场无果却美好的心灵邂逅，其心智、灵魂和肉体更加趋向和谐，离自性更近了一步。也正因此，他在小说的最后对卡罗琳说：“为了一切谢谢你。”[50]

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指出生命的内容除了时间还有价值，日常生活由时间中的生活和由价值衡量的生活组成，“而小说能做的——如果是好小说——就要把由价值衡量的生活也包括进去”[51]。当我们读完《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就会发现菲利普所追寻的正是由价值衡量的生活。但这种生活理念在爱德华时代社会转型期的英国，却被保守的社会习俗所抑制，使得渴望自由、注重个人生活的现代人深感焦虑。福斯特认为，价值衡量的生活蕴含于古希腊精神之中，它强调自然精神、个体生命价值和重视人内心的真实渴求，这种生活理念在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得到了承继，因而他把意大利作为主人公菲利普追寻自我生命价值和精神自由的个体化历程的开启地。

小说中，福斯特凭借其对人类心理的深刻洞察力，以独特的修辞话语方式来表现菲利普集体无意识中的人格面具、阴影和阿尼玛等不同特征的原型，以及其经历的困惑、觉醒和转变三个阶段的个体化历程。在小说的深层结构上再现“追寻”这一文学话语中具有恒定性的主题原型，体现了身处传统与现代交替时期的个体与群体社会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个体为实现自我完善和价值生活所付出的努力，从而表达他对个体生命价值的理解和关注。诚如乔治·汤普森所指出：“福斯特最关心的事情是当个体面对现代文明，置身于日益推进的城市化、工业化和程式化的社会时，将如何生存和完善人格。”[52]而这也正是其小说具备的特定社会和时代的深层话语意义。

注释：

[1][8][13][39] 卡尔·荣格：《原型与集体无意识》，徐德林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2011年，第5，219，98，225页。

[2] 卡尔·荣格：《心理类型》，吴康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29页。

[3] 卡尔·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等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86页。

[4] E. M. Forester, “Anonymity: An Enquiry”，TwoCheersforDemocracy， London: Edward Arnold and Co., 1925, pp.77-86.

[5] 李建波：《美拉姆普斯之寻：福斯特两部小说的原型与主题》，《外国文学评论》1995第2期。

[6][9][25] 约瑟夫·坎贝尔：《千面英雄》，朱侃如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年，第25、24页。

[7] Northrop Frye,MythandMetaphorSelectedEssays: 1974-1988，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0, p.52.

[10] Martin Richard,TheLoveThatFailed:IdealandRealityintheWritingsofE.M.Forster, The Hague - Paris, Mouton, 1974, p.2.

[11] Hans Biederman,DictionaryofSymbolism, Translated by James Hulbert, New York: Wordsworth Editions Ltd., 1992, p.72.[12][15][16][17][18][19][21][23][27][28][29][30][31][33][34][35][36] [37][40][41][44][45][48]

[49][50] 爱·摩·福斯特：《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马爱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153，76，69，2，11-12，25，76，183，87，87，69，29，30，76，112，120，153，148，152，153，150，174，178，179，186页。

[14][22][32][42] C.S.霍尔、V.J.诺德贝：《荣格心理学入门》，冯川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48，57-58，60，123页。

[20]Claude J. Summers,E.M.Forster，New York: Frederick Ungan Publishing Co., 1983, p.36.

[24]Wilfred Stone,TheCaveandtheMountain:AStudyofE.M.Forste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6.

[26]Lionel Trilling,E.M.Forster:AStudy,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1971, p.43.

[38]Henry James, “Tardy Recognition of an English Novelist’s Qualities”,TheNewYorkTimes, BR3, Feb 4, 1923.

[43]James Mcconkey,TheNovelsofE.M.Forster, Connecticut: Archon Books, 1971, p.119.

[46][47]卡尔·荣格：《心理类型》，储昭华、沈学君、王世鹏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2011年，第174页。

[51]爱·摩·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冯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24页。

[52] George Thomson,TheFictionofE.M.Forster,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26.

[责任编辑：石雪梅]

收稿日期：2015-11-25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荣格原型视阈下的爱·摩·福斯特小说研究”(2012B104)

作者简介：张莹， 女， 福建龙岩人， 福州大学跨文化话语研究中心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321(2016)02-006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