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晓青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1879—1970)是20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小说家、散文家之一。

国外关于福斯特的研究最早兴起于英美国家，大约出现于20世纪30、40年代，早期的评论主要有F·R·利维斯(F．R．Leavis)和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评论文章和著作。后来还有J·K·约翰斯顿(J.K.Johnston)和詹姆斯·麦克康奇(James McConkey)，再往后有H·J·奥利弗(H.J.Oliver)和J·S·马丁(John Sayer Martin)。

E.M.福斯特

最早的评论来自1938年与福斯特同时代的英国文学评论家F·R·利维斯的《E·M·福斯特》(E.M.Forster)，文章中对福斯特的作品做了较有深度的评价，不过其中也不乏批评之词，在这篇最早的、也是最有深度的关于福斯特作品的评论文章中，利维斯认为尽管《霍华德庄园》无疑出自一位成熟老练的小说家之手，但这部作品哗众取宠地展现蹩脚的粗鲁，以此来获取作者以前曾有过的那种催人泪下的震撼力。同年，罗斯·麦考利(Rose Macaulay)高度评价了福斯特的作品，认为福斯特的作品深刻地揭示了英国人的行为方式和心灵上的缺陷。其中，他认为《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的栩栩如生的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对话，以及他们之间的冲突，要比故事本身更精彩。1944年，莱昂内尔·特里林发表的《E·M·福斯特》(E.M.Forster)是福斯特研究的较早专著。特里林在书中指出《霍华德庄园》可以算是福斯特的杰作，因为它充分展现了早期作品的主题和思想，并反过来赋予了它们一种新的、深刻的内涵。它将这些思想观点与一种更为成熟的责任感结合起来，从而证明了它们的正确性。同时他又认定，《印度之行》是福斯特小说中最轻松的一部，该书完全在作者的洞察力的控制之下。特里林在书中详细介绍了福斯特的生平，并对其小说和散文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他对福斯特的自由——人文主义思想进行了正面的阐释，这引发了英美文学界对福斯特研究的热潮。两位批评家对福斯特所做的这些较有深度的评价，奠定了之后欧美学者对福斯特批评的基调，即高度肯定福斯特的自由——人文主义思想，正面阐释了福斯特小说关注的一大主题——英国中产阶级“发育不良的心”。

福斯特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于传统意义上的人文关怀和人文思想层面。例如，福斯特的研究专家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在其论文《两条通往印度之路:福斯特的维多利亚特征与现代性》(Two Passages to India:Forster's Victorian and Modernity，1969)中指出，应当正确评价福斯特的维多利亚观念，使艺术成为美好道德的传播器以及他创作技巧中的现代特征，如象征意义。之后，H·J·奥利弗撰文称《印度之行》是福斯特创作的“最优秀的长篇小说”。

福斯特的作品自出版后，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思考，评论家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对其进行鉴赏和批评。一些与福斯特同时代的小说家也发表了关于福斯特的论述，如伍尔夫、劳伦斯等在他们关于小说家的论著中也表达了中肯的看法。在他们的关于小说及小说家的论著和书信中都发表了他们对福斯特创作的一些自己的思考。这些思考主要反映了在当时激进的现代主义映衬下，福斯特折中的艺术风格和传统思想的侧面。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领导人之一弗吉尼亚·伍尔夫，从福斯特的作品中发现他的才能有某种“令人迷惑的、躲闪的东西”。福斯特的好朋友D·H·劳伦斯，对福斯特《霍华德庄园》中美化了生意人威尔克科斯而不满。

19世纪60、70年代，福斯特研究开始出现高潮，原因之一在于福斯特知名度的扩大，并随着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兴起，其作品再次成为批评家的话题。研究者们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福斯特及其小说进行了进一歩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从整体上介绍福斯特生平及创作的一系列专著，如J·B·比尔(J.B.Beer)的《E·M·福斯特的成就》(The Achievement of E.M.Forster，1962)，这部书主要谈论了福斯特作品的独特之处。同年，美国批评家K·W·格兰兹登(K.W.Gransden)的《爱·摩·福斯特》(E.M.Forster)从正面评价了福斯特的作品。他认为福斯特的作品体现了自由—人文主义，福斯特把象征主义运用到出神入化的程度，比起劳伦斯来更胜一筹。例如，格兰兹登指出:《印度之行》是作者对人本主义的最后的一次的矫正，是他对在历史上昙花一现，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启蒙主义讽刺性的评判。格兰兹登认为:艺术美的研究和人际关系的培育是福斯特人生最重要的两件事，他还指出，福斯特对于20世纪初英国和英国中产阶级社会生活有敏锐的观察。另外，人文主义学家F·C·克鲁斯(Frederick.C.Crews)以及和斯托恩(W.Stone)也评论了福斯特的人文主义思想，并且都注意到了福斯特的思想渊源，他们认为福斯特的人文主义思想既得益于源远流长的人文主义思想影响，又得益于他本人早年在剑桥大学求学时所接受到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特别是F·C·克鲁斯，他结合福斯特的小说创作来研究福斯特的知识背景，撰写了专著《E·M·福斯特:人本主义的危险》(E.M.Forster:the Perils of Humanism，1962)。自此之后，有关福斯特的研究专著陆续出版。如马尔科姆·布拉伯里(Malcolm Bradbury)编的《福斯特》(E.M.Forster，1966)、乔治·H·汤普森(George H.Thomson)的专著《E.M.福斯特的小说》(The Fiction of E.M.Forster，1967)。英国著名批评家约翰·科尔默于1975年所著的《E·M·福斯特:个人的声音》(E.M.Forster:the Personal Voice)从文化批评的角度深入剖析了福斯特著作中的现代性，并对其书中所出现的“无意识”进行了详细的分析。1979年P·N·弗班克(R.N.Furbank)撰写的福斯特传记《E·M·福斯特的一生》(E.M.Forster:A Life)在英国出版。他们还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传统文学批评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简要的评论，侧重于他的自由—人文主义和人际联系。

一些学者开始主动介绍福斯特和他的作品，如诺曼·科尔威尔(Norman Rockwell)发表于1969年的《E·M·福斯特的生平和创作》。研究者们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对福斯特有了进一步的研究，如克鲁斯结合福斯特小说创作来研究其知识背景的长篇专著《E·M·福斯特:人本主义的危险》;从私人和公共生活关系角度出发对福斯特进行了研究。上世纪70年代，由于社会文化逐渐走向宽容，有关福斯特同性恋倾向方面的研究悄然兴起。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司各特·R·卡尼尔森(Scott R.Nelson)的《叙事倒置:福斯特小说中同性恋文本的构建》(Narrative Inversion:The Textual Construction of Homosexuality in E.M.Forster’s Novels，1992)，从艺术技巧、写作手法的角度，论证了福斯特小说中潜在的同性恋倾向。约瑟夫·布里斯敦(Joseph Bristow)的论文《反女性氛围的滥殇:论福斯特小说中的性困境》(‘Against Effeminacy’:The Sexual Predicament of E.M.Foster’s Fiction，1995)。

上世纪80、90年代至今，国外对福斯特的研究持续升温，福斯特研究逐步细化、多元化，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盛局面。研究者中，既有从整体上研究其著作的，也有精细地研究其某一部作品的。这一时期不仅有大量的论文面世，还有专著出现，而且研究的角度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学批评，研究角度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学批判视角，而是逐歩趋向于多元化。研究方法也多种多样，叙事学、象征主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等批评方法也开始用于对福斯特小说的研究，这些都将福斯特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使福斯特的小说内涵不断被扩大、延伸。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著作主要有: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编的《E·M·福斯特》(E.M.Forster，1987)、印度学者帕科斯(Lakshmi Prakash)《福斯特小说中的象征主义元素》(Symbolism in the Novels of E.M.Forster，1987)、贝特·伦敦(Bette London)的《独有的声音:康拉德、福斯特和伍尔夫的叙述权威》(The Appropriated Voice:Narrative Authority in Conrad，Forster，and Woolf，1990)、朱迪斯·赫茨(Judith Herz)的《印度之行:国家与叙述》(A Passage to India:Nation and Narration，1993)等。英国福斯特研究专家朱迪斯·赫茨的《简述福斯特》(E.M.Forster，1982)和芭芭拉·罗斯克兰斯(Barbara Rosecrance)的《福斯特的叙事视野》(Forster's Narrative Vision，1982)从叙事学的角度对福斯特的作品进行了研究，阐述他的作品是怎样从文本世界中揭示出文化的现实性和阶级特性。而后，随着文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出现了一些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福斯特文学文本中所孕育的更深层次的文化与文明、文化与金钱之间的联系与冲突的研究成果，如保罗·德莱尼在《E·M·福斯特》(E.M.Forster)中对《霍华德庄园》中所出现的文化和金钱矛盾的分析。

1983年到1985年，《福斯特书信集》(Selected Letters of E.M.Forster)陆续出版。

在20世纪英国文坛，詹姆斯、乔伊斯、伍尔夫、劳伦斯和曼斯菲尔德等人的写作将短篇小说体裁发展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锐意求新的创作信仰改变了短篇小说的面貌，开拓了全新的疆域，赋予这个体裁独特的艺术性，作为他们的同时代人，福斯特在短篇小说创作中所作的尝试也是不可忽略的。一是因为其主题上的深度，二是因为福斯特短篇小说独特的幻想元素所达到的美学效果。

从目前国外对福斯特的短篇小说的研究情况来看，国外对福斯特短篇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早期幻想小说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总体介绍福斯特生平及其幻想小说的创作。如戴伦·费恩(Darren Fain)在其所编的《一战中的英国幻想和科幻作家》(British Fantasy and Science－Fiction Writers before World War I)一书中介绍了福斯特及其幻想小说的创作情况;威廉·基恩·西摩(William Kean Seymour)在文章《E·M·福斯特:一些观察和记忆》(E.M.Forster:Some Observations and A Memory)中叙述了他记忆中的福斯特。

第二，从某一特定的角度解读福斯特的幻想小说。如史提芬·多洛夫(Steven Doloff)在文章《福斯特的＜始于科娄纳斯的路＞》(Forster＇s The Road from Colonus)中提出卢卡斯与拜伦的某种隐喻关系，揭示出其中暗含的讽刺效果。詹姆斯·L·米希(James L.Missey)在文章《福斯特小说中塞壬的救赎》(Forster＇s Redemptive Siren)中认为福斯特小说中的塞壬已不再是古希腊神话中邪恶与死亡的象征，而成为救赎的象征。

第三，对福斯特幻想小说中艺术手法的论述，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幻想小说中的寓言、神话的使用以及运用讽刺、修辞手法等方面。如迈克尔·L·斯托瑞(Michael L.Storey)在文章《福斯特的＜始于科娄纳斯的路＞》(Forster＇s The Road from Colonus)中详细论述了这篇小说中的讽刺手法的运用，指出福斯特运用神话典故、修辞手法来加强讽刺效果。F.C.克鲁斯(Frederick C.Crews)在其文章《E.M.福斯特:神话的局限性》(E.M.Forster:The Limitations of Mythology)中论述了神话在福斯特幻想小说中的应用及局限。斯图尔特·C·威尔考克斯(Stewart C.Wilcox)的文章《福斯特的＜天国的马车＞中的寓言》(The Allegory of Forster＇s＜The Celestial Omnibus＞)论述了寓言在《天国的马车》中的运用。

纵观国外福斯特的研究，可以发现有以下特点:

一、福斯特小说的研究呈现出一种不均衡的状况，主要表现在研究内容和涉及作品两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评论界对福斯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产阶级人物形象塑造及其“发育不良的心”的研究;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其自由——人文主义思想以及“联结观”的研究;对其小说中的跨文化主题的研究;对其小说进行后殖民理论的研究;对其小说中的艺术手法的研究等几个方面。从研究作品上看，有关福斯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印度之行》和《霍华德庄园》上，福斯特的其它作品，例如《最漫长的旅程》，受关注的程度相对较低。

二、国外对福斯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长篇小说上，对他的短篇小说的研究则相对不足。英国安德鲁·桑德斯(Andrew Sanders)所著的《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The Short Oxford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等文学史著作虽然肯定了福斯特在20世纪英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但却没有提到其短篇小说的创作。而目前的福斯特短篇小说研究，虽然各位研究者都有所侧重，或介绍福斯特及其幻想小说的总体创作情况;或研究其幻想小说中艺术手法的运用;或注重对其某一篇幻想小说的评价，但从总体上对福斯特短篇小说所进行的研究相对不足。

三、与同时代的伍尔夫、劳伦斯、曼斯菲尔德等作家相比，福斯特在创作中对思想表达的愿望超越了对形式的追求。虽然他在小说理论方面有重要的著述，而且与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也有所来往，但是形式实验并不是作家的兴趣所在。但是这并不是将对福斯特的研究限于内容主题研究的理由。福斯特的《始于科娄纳斯的路》这类的作品与其它优秀的现代主义小说相比，毫不逊色。但是纵观国外福斯特研究的现状，对福斯特小说形式艺术的研究少而又少，福斯特小说中的互文性以及戏仿手法的应用等方面鲜有研究论文问世。因而对福斯特小说艺术的研究成为福斯特研究相对薄弱的领域。

不过，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却仍然可以看到，国外学界对他创作的基本特征的把握是准确的，相关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加入这个队伍，并已形成一个良性的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