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的生产：西方学界关于“阿拉伯之春”研究的多重面向*

2016-12-15路璐张寒

学海 2016年6期

路璐张寒

路璐张寒

西方学界对“阿拉伯之春”的研究既有量的积累,也有质的成就，有必要以定量与定性的方法相结合，审视下其学术研究地图。首先，量化勾勒西方学界对该命题的研究总貌，全面把握其话语倾向；进而详细阐释其在抗争政治语境中的社交媒体，以“烈士叙事”与新媒体的话语化合，新媒体重构了集体行动的框架与逻辑等；当然，西方学界对颜色革命的研究也存在显著的不足，最明显的体现在技术决定论与权力主导下的知识话语生产两方面。

阿拉伯之春社交媒体抗争政治话语集体行动

“阿拉伯之春”指自2010年底，在北非和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发生的一系列以“民主”、“民生”、“公民赋权”、“推翻威权政府”等为主题的社会群体运动，对阿拉伯世界、西方国家以及国际地缘战略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有些相关国家政权至今仍在动荡，一切尚未完全终结。在“阿拉伯之春”中，新媒体以制造运动共识、进行群体动员、增加当权者的镇压成本、吸引全球受众而引发了研究者的诸多兴趣。

本研究即以西方传播学界视域中的该主题研究为对象，第一部分内容分析，通过量化梳理勾勒出研究总貌，第二、三、四部分是对研究议题的展开，勾勒出阿拉伯之春研究的几幅精彩“面孔”，第五部分探讨其研究的局限与不足。本研究希冀达到双重目的：一方面可以帮助我国学界追踪、了解西方传播学者是如何具体描述与归纳新媒体在该运动中的作用与效果的，取得哪些成绩；另一方面通过西方传播学者的话语生产——这一“镜像中的镜像”去描摹西方学者是如何在学术话语中“生产”阿拉伯之春的，如何体现了知识与权力盘根交错的关系。

研究概况

本研究使用Web of Science数据库，时间段选取在2000年至2016年期间收录的传播学领域内有关颜色革命即“阿拉伯之春”的文章，在“主题”和“题名”两种检索字段下，分别把“Arab Spring”和“arab spring”作为文献检索的关键词，通过这四种组合，并将索引范围精确至“传播学(communication)”，重叠与溢出的相关文章分别用手动一一筛选，最后选出所有相关主题论文。

首先，从数量上看，相关文章共计66篇。从更宽广的视角看，“阿拉伯之春”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所有学科领域中的相关文章总数为744篇，传播学类的论文占到总论文数的8%。时间顺序上,2011年之前是0篇，以2011(1篇)作为开端，2012年开始被传播学界关注(6篇)，之后成为研究热点，至今热度不减：2013年17篇，2014年16篇，2015年20篇，2016年6篇。

其次，关键词是用于表达文献主题内容的直观载体，通过对这66篇论文进行关键词的梳理，可以发现研究内容的聚合点：“社交媒体(social media)”出现频数为54次，“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s)”出现频数为18次，“话语(discourse)”和“框架(frame)”出现16次，其余的高频词汇则聚集在“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集体行为(collective action)、信息通信技术(ICT)”等一系列词汇上。由此可见，有关学者研究“阿拉伯之春”，多是将其置于社交媒体的语境中，探讨社交媒体在线上动员、线下集体行动、发生地政治生态等方面产生的重要影响。

从研究力量上看，相关研究学者来自亚、欧、非、北美、南美和大洋洲这六大洲，主要以美洲和欧洲为主，涵盖美国、英国、加拿大、哥伦比亚、中国、卡塔尔等近20个国家。其中，美国29人，欧洲23人，中东5人，亚洲4人，非洲和南美洲各2人，大洋洲1人。实际上，在研究学者的来源地分布中，虽然里面可能有英语期刊本身的语言与文化壁垒，但仍可以清晰看出，是欧美国家的学者掌控了观察与解释“阿拉伯之春”的学术话语权。

从对“阿拉伯之春”的评价来看，在这66篇相关文章中，学者多持中立和肯定态度(47%和53%)，认为其符合“自由”、“民主”、“推翻威权社会”、“为公民赋权”等“历史趋势”，这和西方主流社会对“阿拉伯之春”意识形态的定调是一致的。

当然，在这些论文中并不仅仅只聚焦“阿拉伯之春”，还产生了不少“弦外之音”。这些论文将以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埃及革命、伊朗政治抗议、叙利亚危机等事件为代表的“阿拉伯之春”与美国的华尔街运动、奥巴马选举、穆斯林媒体、中国的互联网审查与社会运动、英国伦敦和西班牙的抗议活动、比利时之冬、墨西哥的总统选举等多项关联事件并联，在“话语的生产”中频频触及(见图1)。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互联网审查及社会运动”虽然与阿拉伯之春毫无关联，但依然占据并联事件排行榜的榜首，这不仅显示出某种意识形态的偏见，更反映出某种政治势力的“战略图谋”。

图1 并联事件

从研究主题上看，相关学者着重研究颜色革命折射出的社交媒体优势(以互联网为主)、集体行动的框架与逻辑、公民政治转型的影响等。与此同时，部分学者将目光聚焦在集体行为、社会运动、新闻信息、社会民主化、威权社会的互联网审查上，并结合颜色革命的具体事件展开论述。西方媒体报道对阿拉伯之春的影响、新媒体中的话语权问题、政治漫画等一系列创意性的抗议活动、突尼斯和阿拉伯地区的女权主义、博茨瓦纳的殖民主义等，诸如此类的主题探究在文献中都有所体现，显示出多彩而宽广的研究视角(见图2)。

图2 引文主题

ICT与DNA：深嵌在抗争政治中的社交媒体

在社交媒体的时代来临前，阿拉伯地区的“抗争政治”源远流长，既有对当地政权的，还有对强大的外国势力的抗议，如2002年阿拉伯民众对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的示威、2003年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大规模抗议。21世纪以来，互联网快速发展，社交媒体开始浸染阿拉伯之春的“公共领域”，截至2011年，Facebook拥有2100万阿拉伯用户，成为阿拉伯地区的新兴“主流媒体”。西方学者观察到在阿拉伯之春的具体语境中，新媒体为抗争政治带来新变化：首先是网络自由对国家主权的冲击，如果说新媒体之前的抗争政治更多是在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媒体的框架之内形塑的对“异族”的抗议，到了新媒体时代，社会力量重新平衡，个体的崛起打破了统治阶层独揽社会资源的局面，换而言之，水平化网络的建构冲击了现代民族国家等级组织的建构。①Castells(2008)指出，通过削弱地域性民族国家赋予其统治合法性的能力，网络传播的兴起挑战并改变了民族国家行使权力的可能性。这就解释了新媒体时代阿拉伯之春的抗争政治的对象内倾化。②其次，新媒体降低了抗争政治的交易成本、形成突破“偏好伪装”、运动升级与扩散。③而这些最终落实到操作它们的主体身上，社交媒体使抗争政治中的个体赋权，网络时代年轻人轻而易举地绕过国家审査系统和大众媒体的编辑控制而成为新型公民，更有能力反抗国家控制机制，加速政治变革这样一个大趋势。④最后，新媒体使阿拉伯地区的示威形成涟漪效应，创造了扩散—同化的动态机制。

深嵌在抗争政治中的社交媒体创造了两个关键词：ICT与DNA。关于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并不是因为是一项新技术就超然物外，研究者赋予其高度的政治性，ICT(信息通信技术)激发了政治参与、与统治阶层对话、增强了表达机会、政治资源的获取、扩展网络公共领域空间。集体行动的产生需要某种共同的心理，包括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或共同的愤恨。共同心理形成的关键，是聚众中某个共同规范的产生，不满情绪的形成就属于这种共同规范的产生。Lim(2012)对埃及社会长期观察后发现，早在阿拉伯之春之前，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政治运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据他观察，阿拉伯之春从本质上说是“怨恨政治”的产物，人们对腐败而专横的政府日复一日压迫的愤恨。⑤Smith & Fetner(2010)认为在阿拉伯之春的具体案例中，长时间的怨恨激励个体加入激进的组织中群聚起来，抗议现状并寻找出路。但是怨恨并不必然导致社会运动，没有ICT这个中介式的内核，个体不过就是一盘散沙般的乌合之众。⑥

Buechler(2000)论述通过ICT这个提供频繁、强大的沟通技术平台，个体可以认知自己的群体身份，并把他人的痛苦经验与自己的切肤之痛、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起来，并立即付诸于抗议行动。⑦ICT把抽象复杂的关切变为具体可感、充满日常生活经验的议题，与国外组织通过该技术密切联系，镶嵌于更广阔的全球网络，为示威运动制造更大的声势，获取更多的关注；⑧ICT援引宗教偶像的符号建构，将其打包至抵抗信息，以此分享情感、建构身份，并揭露独裁政权的血腥与野蛮，其节目单包括策略、工具以及他人产生影响的诉求战术。通过这一技术与感情的桥梁，个体把自身的怨恨上升为群体的怨恨，群体的目标以及集体的身份，这一切堆砌成“革命”之路。⑨

叙事与话语：一种批判性的观察视角

框架与逻辑:社交媒体催生新型集体行动

新媒体重构了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而集体行动往往是从线上话语动员到线下抗议行为、并最终对实体政权产生致命冲击的桥梁。因此，在西方学者对“阿拉伯之春”的研究中，集体行动的研究是重中之重。在66篇论文中，高居被引率前十名的论文中有八篇都是以集体运动为关键词，其中集体运动的框架(frame)与逻辑(logic)是研究的主要对象。

局限与不足

正如前文第二、三、四部分所呈现的，西方学者对“阿拉伯之春”的研究扎实丰富且有承续性，其优点在于理论上的富足、逻辑上的自洽以及研究方法的成熟，这些优点是值得重视的，但是同时，也要看到西方学界对这个主题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局限与不足。

1.技术决定论视角

在技术决定论的光环下，语境的“非法”移植成为普遍现象。这里的非法是指学术取径上的“不合法”。最典型的个案当属W.Lance Bennett & Alexandra整个阿拉伯之春文章中下载率最高的文章——《集体行动的逻辑》中认为新媒体技术进入集体运动的核心层面，改变了组织行为的逻辑核心，该论文将“阿拉伯之春”与美国的华尔街运动、奥巴马选举、穆斯林媒体、英国伦敦和西班牙的抗议活动等多项关联事件并联，并试图演绎出普适性的理论范式。当启用新媒体技术后,世界是平的，在后工业社会且是民主政体产生的DNA与诞生于非民主的阿拉伯之春的示威行动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这种理论预设似曾相识，如果要追溯学术源头，西方传播学界对颜色革命研究的症结并未离开冷纳(Lerner，1958)的《传统社会的消逝》所开创的研究范式，这本对阿拉伯七个国家的实证调查专著一直左右着西方传播学者在该领域的学术方向和问题意识，并延续至今。冷纳的理论预设是西方的现代化路径适用于全世界，同时假设在阿拉伯社会，人们心中已经产生一种心理上的革命，使他们对现代充满倾慕与向往。但是，以冷纳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却以一种莫名的选择性理解，选择忽视了“后进”第三世界与“先进”欧美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面临不同的结构条件。同样，W.Lance Bennett & Alexandra在讨论新媒体时代的集体运动时，却以一种高度的理想主义谈论“联合行动”、“个人框架”，并把这些或许适用于欧美发达国家晚期资本主义语境的概念与理论框架硬套在“阿拉伯之春”中。他们似乎没有看到任何一种政治运动都需要依赖某种资源，阿拉伯地区从前的集体行动与抗争政治多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形塑下抗议异族，而如今却在新媒体的话语领域、在西方精英的“凝视”与西方媒体的支持下，对当地政府发起致命冲击。

如果非要追寻这种思维的根源，政治哲学家John Gray(2014)在《假曙光：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觉》(False Dawn: The Delus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深度反思，“近十多年来，西方在中东打仗往往被抨击为纯粹为攫取自然资源而发动战争，但我相信这并非全部。要解释西方的不断干预和反复失败，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一种道德幻想。在尚未理解这些与己不同的文明前，西方就动手输出革命，但以这种方式输出革命会造成国家破裂的后果，导致内战、无政府状态和新型的暴政”。

2.知识与权力的共谋

①M.Eltahawy,Facebook,YouTube,and twitter are the new tools of protest in the Arab World, 2010.

②M.Castells,Communicationpower, Palo Alto,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③M.Lynch, “After Egypt: The Limits and Promise of Online Challenges to the Authoritarian Arab State”，ChineseJournalofJournalism&Communication,No.11,Vol.11( 2014), pp.143-156.

④R.Al-Malky,Blogging for reform:The case of Egypt, 2007.

⑤⑨M.Lim, “Clicks,cabs,and coffee houses:Social media and oppositional movements in Egypt,2004-2011”，JournalofCommunication,No.1,Vol.62( 2012), pp.231-248.

⑥J. Smith,& T.Fetner, “Structural approaches in the sociology of social movements”, InB.Klande-rmans&C.Roggeband(Eds),Handbookofsocialmovementsacrossdisciplines.Boston,MA:Spring-er, 2010, pp.13-57.

⑦S.M.Buechler,Socialmovementsinadvancedcapitalism:Thepoliticaleconomyandculturalconstructionofsocialactivism， New York,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⑧H.Schattle,Globalizationandcitizenship,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2012.

⑩S.Tarrow,&C.Tilly,Contentiouspolitics，NewYork:Paradigm Publishers.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