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宝

关键词：五礼制度；萧梁文运；宗经隶事；批判

摘要：萧梁五礼制度历经天监四年至普通六年的确立期，普通六年至中大同年间的佛化期，以及太清、承圣、太平年间的反思批判期。萧衍、萧统、沈约、任防、徐勉、陆任、到洽、张缵等诸多文坛名士主导或参与议礼、制礼事宜，深湛的礼学修养与经学根底渗透到创作中来，进而对文运变转产生深刻影响。萧梁文坛随着五礼制度的沿革，先后呈现梁初崇典尚雅、中期典丽分趋、末期文道相分的阶段性特征。萧纲针对五礼制度化过度干预文事创作的弊端，主张文学娱情审美功能与载道宣教功能的彻底疏离。萧绎在梁末乱局中重新标举忠孝治国，深入批判文道相分的弊症，试图走出文道相合的折中之路。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6）03-0316-06

萧梁五礼制度建设以萧衍为主脑，以五馆学为主导机构，以《五礼仪注》的修纂、删订为理论依托，建立起一套切实可行的礼仪体系，标志着先唐五礼制度的基本成熟。它主要从三个层面影响萧梁文运：

其一，许多五礼制度建设的主导者、参与者本身就是文坛的标杆人物，如萧衍、萧统、萧纲、萧绎相继主导了萧梁各阶段的五礼制度建设，沈约、徐勉、周舍、任日方、陆倕、到洽、徐搞等人既是五礼制度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又是独步一时的文苑表率，其深湛的经学学养往往内化为文学创作的隶事之源和构思之本，促成了崇典尚雅的文风传播。

其二，为了配合五礼制度建设储备并选拔经学人才的需要，萧衍于天监四年下诏“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又先后置集雅馆、士林馆以招远学，以才学高下铨选西省学士、东宫学士等，为萧梁文士儒学素养专经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其三，萧梁五礼制度建设以明经选士，以文史铨材，客观上造成“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急为阐缓”的文弊，加之萧衍佞佛妨碍了《五礼仪注》“悬诸日月，颁之天下”的权威性，并导致国家礼法体系的松动，这都激发了萧纲、萧绎等人对典丽内涵、文道关系的探讨，并促动了萧梁后期文运的革故鼎新。

一、五礼制度的确立与萧梁早期崇典

尚雅文风

天监元年（502），何佟之建言重新恢复萧齐修礼局。天监四年（505），由沈约等人议定，以吉、凶、军、宾、嘉的五礼部类分别设置旧学士一人，由每位旧学士各自举荐学士二人协助抄撰，是为五馆学。五馆中领衔教授的“旧学士”均为名儒，其具体分工为：明山宾掌吉礼，严植之掌凶礼，贺埸掌宾礼，陆琏掌军礼，司马襞掌嘉礼，何佟之总参其事。何佟之去世后，由伏咂代替。后伏咂代严植之掌凶礼，又以五经博士缪昭代掌。各馆由名儒担纲、五礼学士辅助修纂，又令沈约、张充、徐勉、周舍、庾於陵等尚书省官员参知其事。若上述诸人悬疑难解，则汇总由萧衍加以裁决，从而形成名儒主持、宰辅参知、君主仲裁的三级负责体制。白天监六年至天监十一年（507-512），嘉、宾、军、吉、凶等五礼仪注的初稿相继完成。此后经过十余年的增订删润，最终于普通五年（524）二月告竣，并于次年三月颁行，标志着萧梁五礼制度正式确立。

萧衍具有良好的经学素养，其对五礼辩题的仲裁既能融合经史、通达公允，又使礼学悬疑成为定谳，有力促动了萧梁“礼乐制度，粲然有序”的盛况。萧衍出于推动五礼制度建设的政治需要，注重经史与文章结合。如其《孝思赋》以儒家孝亲观念为根本，宣扬“治本归于三大，生民穷于五孝……履斯道而不行，吁孔门其何教”的儒家人伦观。萧衍还借用《诗经·小雅·雨无正》“凡百君子，各敬尔身”的句意作《凡百箴》，强调“惟慈惟恕，惟孝惟敬”、“临难必勇，见义忘生。门有贤良，家有忠贞”、“人无贵贱，道在则尊”等人伦品质。萧衍《藉田诗》（“寅宾始出日”）的遣词谋篇，基本是《礼记·月令》与《祭义》的五言化再述。其他如《赠逸民诗》十二章其一、其三、其八、其九、《宴诗》等，均为征引儒典缀联成篇的例子。在普通年间，萧衍下诏撰制郊庙歌辞“应须典诰大语，不得杂用子史文章浅言”，更是其宗经文艺观的集中体现。阮孝绪于普通四年（523）撰《七录序》赞美萧衍制礼作乐说：“非夫丘素坟典，诗书礼乐，何以成穆穆之功，致荡荡之化也哉！”显然，萧衍以儒典为文正本着推进礼乐教化的目的。

沈约为梁初参知制礼事宜的宰辅之一，撰有《梁仪注》十卷、《梁祭地祗阴阳仪注》二卷、《谥例》十卷，还为萧梁元正大会、郊裎、宗庙、明堂及外朝、内朝、燕朝等十二雅乐撰制三十首歌辞。其歌辞或凝缩经句，或化用经义，隶事繁密，代表了沈约宗经博学的一面。徐勉是五礼制度定型的主要推动者，这从其于普通五年所奏《上修（五礼）表》就可以看出。王僧孺《詹事徐府君集序》评价其文风说：

专心六典，精赜必深。汛游群籍，菁华无弃。搦札含毫，必弘靡丽。擒绮觳之思，郁风霞之情。质不伤文，丽而有体。

任日方则是参与梁初制礼作乐的重要文士。天监元年，其依据王肃的观点，上《奏请郊庙备六代乐》，认为应依周礼确定郊祀、庙祭之乐。任日方坚持以通经、文采、志节等原则简拔后进子弟，殷钧、张率、陆倕、孔休源、江革、司马襞、刘显、刘之遴等人均因经学才艺得到提携，其中司马还是负责《嘉礼仪注》的领衔学士。任昉“辞章之美，冠绝当时”，其宗经隶事、推陈出奇的文风也成为梁初士子争相效仿的对象。其《文章缘起》秉持“但取秦汉以来，不及六经”的文原观，对萧统立足文学本体的文体意识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萧衍、沈约、徐勉、任昉的倡导下，崇典尚雅成为萧梁中前期主要的文风导向。如陆任具有深湛的经学修养，自称“家本诸生，伏膺典记”。他推崇《周礼》，认为“《周官》一书，实为群经源本”，并积极向徐勉荐举精通《周礼》的沈峻为五经博士。天监七年，陆倕作《石阙铭记》说：

正六乐，治五礼。改章程，创法律。置博士之职，而著录之生若云；开集雅之馆，而款关之学如市。兴建庠序，启设郊丘。一介之才必记，无文之典咸秩。于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人识廉隅，家知礼让。教臻侍子，化洽期门。

可谓梁初五礼制度建设的张目之作。到洽天监二年（503）奉敕“抄甲部书”，天监九年擢为国子祭酒，撰《太学碑》。到洽亲自参与《军礼仪注》的修纂，“时銮舆欲亲戎，军国容礼，多自洽出”到洽为诗亦多用儒典，如《赠任日方诗》八章其二用典就涉及《论语·述而》“四教”、《尚书·皋陶谟》“九德”、《论语·季氏》“生知”。王僧孺承袭“王氏青箱学”，熟谙朝仪、世族谱学。其深受任昉影响，称道后者“辞赋极其清深，笔记尤尽典实”。他也“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世重其富”。王规为王俭之孙，十二岁通《五经》大义。天监十二年（513）太极殿改造完毕后，王规献《新殿赋》“其辞甚工”上述均是梁初辞典义美文风的体现，其背后正是文坛副翼五礼制度建设的结果。

二、五礼制度佛化期与萧梁典、丽分趋宋人叶适曾说：

梁修五礼，起于伏曼容、何佟之，三十年间成八千余条……以礼决事，就不合古，犹贤于用法；梁政称平，盖有所自来也。虽然以礼决事，孰若以礼制心？

其实，萧衍并非没有注意到“制心”的重要性。他曾对张弘策说：“用兵之道，攻心焉上，攻城次之；心战为上，兵战次之。”可知，他推崇精神征服的价值，而佛教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五礼制度“制心”的不足。萧衍在天监中曾作《敕答臣下（神灭论）》，发起针对范缜《神灭论》的论争。此次论争由释法云主辩，王室成员及朝中大臣共计62人参与。其中沈约、徐勉、萧琛、王莹是推动五礼制度建设的宰辅，范岫、贺埸、刘洽、司马筠、伏咂、严植之、陆倕、明山宾、庾黔娄、陆琏、司马襞、丘仲孚等人，或为编纂《五礼仪注》的骨干，或为礼学名家。他们多从儒家经典中寻找形灭神存的理据，崇扬佛教劝善兴化、有益世教的功用。如萧琛《难范缜（神灭论）》以《左传》有关神鬼灵异的记载，佐证人死神在；伏咂《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径言：“禀承教义，远寻经旨。重规叠矩，信若符契……方使二教同归，真俗一致，预得餐沐诲诱，陶染至化。”更是通过对比佛儒经典义旨，得出“二教同归”的结论，并以此肯定“神不灭”论具有“陶染至化”之功。此外，有关法云《难范缜（神灭论）》一文，王揖赞称“存灭由斯而晓，孝敬同兹而隆”王泰称道“征引孝道，发扬冥致”，王缉认为“至理既弘，孝机兼极”等等，也往往先将“神不灭”作为儒家祭孝崇孝的前提，进而为佛教“神不灭”论寻求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认同。不管怎么说，这次辩论虽发生在萧梁五礼制度兴建的早期阶段，却也埋下了五礼制度日益佛化的伏笔。天监十八年（519）四月，萧衍于无碍殿皈依佛门。普通年间（520-527），佛事活动逐步升格为国家行为，五礼佛化与佛仪五礼化突出。普通中，萧衍借鉴郊庙朝会撰制雅乐的吉礼惯例，为佛事活动专门撰制十篇佛曲，“名为正乐，皆述佛法”；另有法乐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呗，设无遮大会时用之。萧衍还参照《凶礼仪注》的规格，哭临安葬过世的名僧。僧人地位的提高，形成了“论外则有（徐）勉、（周）舍，说内则有（法）云、（僧）曼”的权力格局。虽然萧梁中后期仍持续深化五礼制度建设，如大同七年（541）太子行释奠礼，萧衍要求杜之伟撰制祭祀孔子、颜子登歌辞，并令“伶人传习，以为故事”，但佛盛礼衰，已不可逆转。

五礼制度佛化对文坛产生直接影响，除以佛事、佛仪、佛理、佛寺、佛僧为主题的诗文蔚然兴起外，佛儒糅合也成为征典隶事的普遍现象。同时，五礼制度佛化不可避免的消解了儒家六艺经典的权威性，加之沈约所倡导的“三易”说的影响，淡化原则，偏重典雅，时有古气。在其主导的普通至中大通文坛中，也不乏偏重典雅之士。如傅昭请何思澄撰《释奠诗》，“辞文典丽”萧子云于普通中奉敕改写沈约所撰郊庙歌辞，“惟用《五经》为本”，体现出鲜明的宗经为文的立场。裴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刘显“厌饫典坟，研精名理”，刘之遴“好属文，多学古体”。可以说，裴子野与刘显、刘之遴、殷芸、阮孝绪、顾协、韦棱、萧劢、张缵、谢徵等人服膺推毂，掀起了梁中期宗经复古的波澜，他们一时声势大张，以致萧纲将“时有效谢康乐、裴鸿胪文者”作为“京师文体”的主流来看了。萧统东宫学士之间因文风趣尚的不同还引发论争。史载：“初，孝绰与到洽友善，同游东宫。孝绰自以才优于洽，每于宴坐，嗤鄙其文，洽衔之。事实上，刘孝绰与到洽的矛盾并不能仅用文人相轻来解释，这正是萧梁中期文坛“宗经”与“崇丽”分蘖争芳局面的直接体现。

某种意义上来说，梁中期的“京师文体”以崇经重史为特色，这是萧衍、萧统以明经选士、以文史铨材的必然结果，亦是五礼制度白天监至中大通年间逐步渗透文坛创作的折射。萧纲则将立身之道与创作之道截然分开，强调文学摆脱儒家诗教观，倡导植根自然物色、情欲本性的文运革新。他发扬儒家诗教中“比”的手法，却刻意回避兴谕，化人为物，以俗为雅，以媚为美，曲终奏艳。他视创作主题的人伦、道义内涵为羁绊，甚而将内闱私密的生活细节公开化、娱乐化、审美化，最终造成文坛文道两分、“伤于轻艳”的局面。东宫新体诗明显背离儒家诗教观和文质观，其外部原因至少有二：其一，随着普通六年（525）《五礼仪注》修纂完竣后萧衍逐步转向佛化治国，萧梁崇儒环境相对弱化；加之普通七年（526）、大通元年（527）、中大通二年（530）陆任、张率、裴子野等人宗经隶事的修辞手段而转向典丽分趋，成为普通以来重要的文风宗向。萧统东宫学士中，刘孝绰、王筠、刘杳等人即以不依傍儒典而长于摹物、婉畅流丽著称于世。不过，萧统崇尚“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其创作贯彻“黜靡崇雅”的相继去世，“宗经崇典”的阵营大为削弱，“摹物崇丽”者自然大行其道。其二，萧衍崇尚吴声西曲，以俗为美，以宽容心态看待宫体诗的丽靡之风，这为时下文坛进入标举性灵、文道背离的阶段提供了宽松的思想环境。

需要指出的是，萧纲东宫作家群虽多数染指过新体诗，但博综文史、鼓吹礼教者仍不乏其人。如徐搞被萧衍“问《五经》大义，次问历代史及百家杂说，末论释教”，均应答如流。徐搞还据《仪礼》《礼记·杂记》议定临城公婚仪，并为萧纲所采纳。中大通三年（531）徐搞出为新安太守，“为治清静，教民礼义，劝课农桑，期月之中，风俗便改”，又成为推进地方礼制化的典型。刘遵普通年间累迁萧纲宣惠、云麾二府记室，与萧纲终日“校覆忠贤，榷扬文史”，以“孝友淳深，立身贞固……言行相符，终始如一。文史该富，琬琰为心”为特征。刘孝威有不少艳体诗，但他在与萧纲的诗歌赠和中多突出后者的仁礼德行，较少轻靡浮艳。如其《重光诗》颂扬萧纲宣讲萧衍《制义》，“道之以礼，齐之以仁。礼则穷神，言则穷神。训于四国，覃于万民”，成为五礼制度的有力助推者。可见，即使在宫体诗方兴未艾之际，儒家道德观、政教观对文人的影响仍根深蒂固，这自然只能归功于萧梁五礼制度建设潜移默化的作用了。

三、佛弊礼衰的批判期与梁末文、道反思

大通至太清年间（527-549），萧衍由儒释兼弘走向偏执佛说的极端立场。中大通元年（529）萧衍幸同泰寺舍身之际，命徐勉撰舍身仪注，这说明梁初礼法兼治的国策此间已完全转为以佛治国。梁代中后期儒礼渐衰也成为普遍现象。史载：“大同中，学者多涉猎文史，不为章句。”更有甚者，由学官出任吏职的大儒也不乏躁竞之举。如刘之遴拒绝出任郢州行事，希冀更高任职，萧衍讽刺说：“朕闻妻子具，孝衰于亲；爵禄具，忠衰于君。卿既内足，理忘奉公之节。”佛弊礼衰引起崇儒兴礼之士的不满。如大同年间贺琛就上书批判佛寺隐匿人口、佛事耗费严重的弊端。值得一提的是，贺琛自普通中入仕以来，“前后居职，凡郊庙诸仪多所创定”可知其批佛立场，实出自维护梁后期五礼制度建设的需要。

鉴于萧衍佞佛之弊，梁末萧纶、萧绎、萧方智等人意识到儒家忠孝治国的价值，多有崇儒之举。如萧纶标举忠孝家风说：“伏以先朝圣德，孝治天下。九亲雍睦，四表无怨。诚为国政，实亦家风。”萧方智太平二年（557）下诏祭孔说：“夫子降灵体哲，经仁纬义……立忠立孝，德被蒸民，制礼作乐，道冠群后。”至于萧绎，更是主张：“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无为。”这就将修齐治平的精神根源归结为无为任化，旨在沟通儒玄，其以玄儒共治代替萧衍儒佛共治的动机已非常明了。梁末士人也不乏以儒礼立身、捍卫儒家固有的礼义准则者。如侯景乱平，孔奂为王僧辩扬州中从事史，“时侯景新平，每事草创，宪章故事，无复存者……仪注体式，笺书表翰，皆出于奂”姚察“遇梁室丧乱，随二亲还乡里。在乱离间，笃学不废。”入陈后，“博引经籍，独违群议，据梁乐焉是。可见，姚察成为维护萧梁五礼制度的殿军。上述对佛弊礼衰的批判与反思也对文坛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着眼学行德义推毂文士，将宗经隶事作为梁末官样文章的主导风格。兹以萧绎为例。萧绎多以学业德行作为品鉴文士的标准，如其赞誉鲍几：“门庭雍睦，立身贞退。博涉文史，颇闲刀笔。忠公抗直，出宰廉平。”称道萧纲：“显忠立孝，行修言道；博施尚仁，动微成务……词为宪章，言成楷式”。萧绎还注重在其主政后的诏令中贯彻宗经隶事的原则。如太清四年（550）十一月，萧绎《答南平王恪等令》“大德”，典出《礼记·中庸》；“一匡”，典出《论语·宪问》；“随时”，典出《周易·随卦》；“鸣谦”，典出《周易·谦卦》。太清六年五月赦令中“赦过”，典出《周易·解卦》象辞“君子以赦过宥罪”、《尚书·舜典》“眚灾肆赦”、《大禹谟》“宥过无大”、《论语·子路》“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等，是以令中云“著在周经”。类似的例子不少，无须遍举。

其次，批判宫体之弊，宣扬忠义主题，倡导刚健文风。王伟较早谴责萧纲“珠玉是好，酒色是耽。吐言止于轻薄，赋咏不出《桑中》”，何之元则论萧纲“文章妖艳，隳坠风典。诵于妇人之口，不及君子之听”，两者均为梁末批判宫体流弊之例。其实，萧纲自太清以来渐掌权柄后，“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侯景乱发后，他一改诗歌的柔姿靡态，使之呈现出劲拔风骨。如其四言《愍乱诗》充满对朱异的诛心之论，以至使后者抱惭而死。萧纲临终之际作《连珠》三首，标举儒家仁德思想，谴责侯景的暴行；又以《尚书·洪范》“五福”“六极”之说，发出与孔子相同的泣麟道穷的感叹。它们可谓是对宫体诗最痛彻的自省。太清之乱期间，庾肩吾《乱后经夏禹庙诗》回顾申包胥、荀息的忠义之举，充满宗周黍离之悲与砥砺臣节之义；其《乱后行经吴邮亭诗》将侯景斥为“獯戎”“杂种”，“誓雪五陵冤”句，更是掷地有声，扫尽宫体香艳余气。

最后，批判弃典趋丽、文道相分的不良文风，为文道复合寻求理论依据。萧绎从风格学角度论证“典”“丽”各自的客观价值，归纳出艳丽、笃实、博赡、简约四种主要文风，否定任何偏执一隅的文学批评倾向，主张创作须繁简适度、华实相得、文质结合，这在其《内典碑铭集林序》中有充分论述。萧绎强调儒者与文士身份的共通性，试图扭转萧梁中后期重文轻道、文道剥离的趋势。他详细对比古今儒者、文士演化的不同，认为齐梁儒者熟记子史儒典，却不能宏观把握其中的理义内涵，有的“口谈忠孝，色方在于过鸿；形服儒衣，心不则于德义。既弥乖于本行，实有长于浇风”，已沦为言行不一、色仁行违的礼教蠹虫。萧绎认同王充《论衡·超奇》所论“说一经者为儒生，博古今者为通人，上书奏事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篇章为鸿儒”，却认为上述四种类型可以互转，所谓“儒生转通人，通人为文人，文人转鸿儒”，这体现出他将“文人”置于皓首穷经的“儒生”与博通经史的“通人”之上，且以“鸿儒”为文道结合的极则的态度。上述主要针对宫体文弊而言，并触及这种文弊背后文道疏离的本质，体现出使文道复合的努力。

总之，萧衍于梁初推行五礼制度建设，突出经史素养对入仕的前提作用，促使天监至普通年间形成浓郁的崇儒氛围，亦促生文坛兴起宗经尚博的风气。萧统标举典丽结合的文艺审美标准，极力调和普通至中大通年间复古宗经与崇丽流美的意气之争乃至政治倾轧。随着礼衰佛盛的加剧，萧纲相对更容易的挑战儒家文质观与诗教观的权威性，标举文学的独立性和抒情性的本质，试图从理论上论证文道疏离的合理性，使浮靡华艳之风成为文坛主流，最终导致文学发展偏离了典丽相得、文质和合的轨道。梁末佛弊礼衰与频仍战乱，促使朝野进行理性的批判与反思，萧绎、萧方智等末世君主甚至试图重新复归梁初忠孝治国的初路，只是积羽沉舟，难挽颓澜。萧绎重视征经隶事在官样文章中的政治价值，深入批判儒趋株守、文趋浮艳而文道相分的文坛现状，力图重回建安、太康文儒合一、辞美义丰的时代。可以说，在五礼制度投射下的萧梁文运走出了从崇典尚雅到典丽分趋再到文道两分的兴变轨迹。萧绎提出文士、鸿儒相转的文艺理想，无意间又为唐代诗道复兴及古文运动倡导文道和合指出了前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