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瑶

关键词：东晋；名士风流；李白；人格；诗性；俊逸

摘要：作为魏晋风度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东晋名士风流呈现出高度的诗性与艺术美。以《世说新语》为媒介，以风流蕴藉的人格趣尚为契合点，李白对东晋名士风流采取了一种诗性的接受方式。其飘逸不群的人格气质、入仕方式的设定以及平交王侯的干谒心态都与东晋名士风流有着密切关系。同时，将东晋名士的逸兴勃发和任乐精神纳入到诗歌创作中，形成了飘逸俊发的诗歌风貌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lOOl 2435（2016）03 0285 06

李白历来被视为唐代诗坛最璀璨夺目的存在，其谪仙式的人格气质、任真率性的行为方式以及风神俊逸的诗歌风貌一直是李白乃至唐诗研究中历久弥新的一个话题。除了纵横家与豪侠，关于李白与魏晋风度之关系也多为论者所注意。但迄今为止，这种探讨仍停留在整体以及泛论层面上，对于东晋名士群体在李白思想谱系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出现的原因及其对李白人格趣尚、行为方式以及平交王侯的干谒心理等诸多层面的深刻影响尚有待细致探讨。本文拟以李白的干谒、交游类诗文中频繁出现的众多东晋名士群像及其诗性化的接受方式为切入点，以期对上述问题有进一步究明。

东晋是魏晋名士风度的一个重要发展与定型阶段，以门阀政治的鼎盛为依托，百余年间名士辈出。通览《世说新语》一书所录名士风流事迹，无论就数量、出现频率还是影响而言都以东晋一朝为最。而且，在不同的阶段，这一庞大的名士群体的构成及其容止作派、人格与精神旨趣也不尽相同。渡江之初，以胡毋辅之、阮放、毕卓、桓彝等为代表的新“八达”延续了元康放达派名士散发裸体、对弄婢妾的放诞纵欲之风，同时又有王导、温峤、庾亮等戮力王室而又不废清谈名理的重臣型名士。随着偏安政权的趋于稳定以及门阀政治形态的高度发展，在中后期尤其是政局较为清宁的永和年间，则涌现出诸如王濛、刘恢、殷浩、孙绰、许询、支遁、慧远、谢安、王羲之等以清谈、容止、雅量见赏的一众名士，极一时之风流。相比之竹林先贤的悲剧与启蒙色彩以及元康放达派名士的荒放纵欲，东晋名士群体尤其是永和名土大抵能调和名教与自然二旨，其人格精神、容止风姿以及私人生活情调等方面都表现得更加平和高逸、矜尚脱俗。袁恪之目韩康伯“门庭萧寂，居然有名士风流”，并以此定殷（浩）、韩之高下。其时第一流的名士往往是第一流的清谈家，以经纶才具见长的王导、温峤、庾亮等重臣虽预清谈也只被视为第二流人物，英迈俊爽、权重一时如桓温者乃至因不善名理而又强欲谈玄为风流之士所讥。风气所积，此期名士对容止风姿和言语之美的热情也达于顶峰。清谈容止之外，东晋名士之于琴、棋、书法、绘画、音乐诸般伎艺也多有妙诣。《世说新语·雅量》：“戴公从东出，谢太傅往看之。谢本轻戴，见但与论书琴。戴既无吝色，而谈琴书愈妙。谢悠然知其量。”以门第阀阅为立身依托，以哲学、艺术为精神滋养，东晋名士获得了智性和情感双重层面上的诗意自由。冯友兰曾以“玄心”“洞见”“妙赏”“深情”八字总论魏晋风流，毋宁说是为东晋尤其是永和名士群体而发。正是这种在清谈、容止以及社交与私人生活场域所呈现出的诗性美和艺术境界使得东晋名士群体超越了自身所处的时代，甚至也超越了其本身的种种缺陷和流弊而为后世所赏慕、效仿。

李白平生傲岸不羁，除了纵横家与豪侠，唯独对东晋名士青眼有加，在他的笔下集中出现了谢安、王羲之、王子猷、庾亮、桓温、王恭、谢尚、支遁、袁宏等一大批东晋名士。在这之中，尤称谢安，并屡以自比。他对谢安的倾慕若此，与其自身“功成拂衣去”式的“出”“处”思想有着直接关系。与正始名士在名教、自然之间的对立、激荡不同，当王室多艰之际，东晋一朝的砥柱之士能较为从容地游走于出处二端，如庾亮“雅好所托，常在尘垢之外。虽柔心应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孙绰《庾亮碑》）。最能体现这种调和和风流境界的是被称为风流宰相的谢安。谢安一生之出处与谢氏家族的门第危机息息相关，其名士风流中不乏政事才干和隐忍周旋之术。高华平曾指出，“谢安的风流人格既不全在精神的潇洒，也不全在其事功的显赫；既非全在于出，也非全在于处；既非全属于儒，也非全属于道，而是在于其对出处、儒道、内圣与外王的统一与超越。”李白之倾慕谢安正在于后者在仕隐、出处之间的这种自由转换：“谢公终一起，相与济苍生”（《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其二），“安石在东山，无心济天下。一起振横流，功成复潇洒”（《赠常侍御》）。然而，李白不仅无谢安的门第之资，也无其政治才具，他对谢安式人生迹遇的热切憧憬与自我期许只纯然是一种诗意的浪漫：“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尝高谢太傅，携妓东山门……暂因苍生起，谈笑安黎元”（《书情题蔡舍人雄》），“谈笑”二字，潇洒、飘逸之极。

可以说，李白一生所赏正在此种人物风流，这种趣尚也贯穿于他对整个东晋名士群体的接受之中，如《王右军》：

右军本清真，潇洒出风尘。山阴过羽客，爱此好鹅宾。扫素写道经，笔精妙入神。书罢笼鹅去，何曾别主人。

作为王谢子弟之佳者，王羲之在永和名士中最具风流蕴藉之姿，时论以为“清贵有风鉴”，李白以“清真”论之，盖亦赏其真素之美。在李白的诗文中，“清真”一语曾屡屡出现，如“圣代复元古，拂衣贵清真”（《古风》其一），“裴子含清真”（《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等，最能体现李白之人格趣尚。至于“潇洒”也是东晋人物品藻之习语，如王子敬语谢安云：“公故潇洒”。可以说，“清真”“潇洒”二语不仅精准地提炼、概括出了王羲之的风神，更道出了李白乃至有唐一代文士对东晋人物的赏契之所在。他对谢安的深相推崇也不乏此种旨趣，如“安石泛溟渤，独啸长风还。逸韵动海上，高情出人间”（《与南陵常赞府游五松山》）。《世说新语·雅量》载谢安与孙绰等人泛海触风，“风起浪泳，孙、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安“神情方王，吟啸不言。”李白引此事以赞其处变不惊的高情雅量。

除了以王、谢为代表的高门名士，李白对东晋人物清真潇洒人格趣尚的接受还集中体现在对陶渊明的接受中，如《戏赠郑溧阳》：“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六句之中巧妙地融括了《晋书》所载的诸多充满名士风流色彩的逸事，俨然为陶公作一幅人物素描，寥寥数笔，形神俱出。又《赠临沼县令皓弟》“陶令去彭泽，茫然太古心。大音自成曲，但奏无弦琴”，也以同样的手法极写陶之高逸、淳古。相比杜甫对陶渊明的深刻同情之了解以及调侃式接受，李白对陶渊明高逸脱俗形象的塑造和名士趣味更能代表唐人尤其绝大多数盛唐文士的审美趣味。他之推崇孟浩然：“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赠孟浩然》）正在于孟浩然身上所遗存的这种魏晋人物风流，尤其是那种傲视王侯的气骨和风韵。

与这种内在人格趣味和生命情调的赏契相应的，李白在干谒、交游、赠答诗文中酷爱以东晋名士自比或比赞他人，如“谑浪肯居支遁下，风流还与远公齐”（《别山僧》）、“吾非谢尚邀彦伯，异代风流各一时”（《对雪醉后赠王历阳》）“贺循喜逢于张翰，且乐船中”（《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然而，任何一种模仿最终都仍然是一种变异，模仿者自身的生命意志和个性色彩越强这种变异就越大。受开元后期至天宝年间浮华冶游风气的裹挟与激荡，李白对东晋名士风流的效仿中也杂入了纵欲放荡的成分，甚或不免走人唐才子式的纵浪狂悖一途。

综上所述，李白于魏晋名士之中最为赏契的并非以嵇、阮为代表的竹林名士，而是以谢安、王羲之等为代表的东晋名士风流。以《世说新语》和《晋书》为最重要的接受中介，李白对于东晋名士风流蕴藉的人格趣尚采取了一种诗性化的接受方式，具有鲜明的审美倾向，有时甚至不免平面化、重复之嫌，但东晋名士风流的种种审美意蕴却在李白的手中得以高度诗性化的呈现。这种独特的接受方式对于其人格气质、行为方式乃至人生迹遇都有深刻影响。

二

李白一生之出处、婚宦无不充满戏剧性。作为一种生存、干谒方式乃至生命姿态，其飘然不群的人格特质和行为方式也与对东晋名士作派的效仿有着直接关系。除了隐逸求仙、纵酒沉酣、长啸携妓等普泛性接受，李白对东晋名士风流的倾慕和效仿一个最集中而又独特的体现是清谈。《早夏于将军叔宅与诸昆季送傅八之江南序》自称“清酌连晓，玄谈入微”，与其为诗酒放浪之友的崔宗之亦有“清谈既抵掌，玄谈又绝倒”（《赠李十二白》）之赞语。《开元天宝遗事》称“李白有天才俊逸之誉，每与人谈论，皆成句读，如春葩丽藻，粲于齿牙之下”，固非虚言。观其于东晋名士之清谈逸事，熟稔之至，信手拈来，如《赠僧崖公》“手秉玉尘尾，如登白楼亭。微言注百川，信可听”，前半用孙绰、许询于白楼亭商略先往名达之典，后半则用王漾称谢安语。乃至直接引东晋人物清谈之语入诗文，如《上安州李长史书》中的“白，嵌崎历落可笑人也”，即用《世说新语》中周頻赞桓彝语。在干谒、品论当世人物时，亦好用东晋清谈、品藻语，如称裴长史：“肤如凝脂，昭昭乎若玉山上行，朗然映人也。”（《上安州裴长史书》）《世说新语·容止篇》载：“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于此用之，可谓雅切裴长史之姓氏。至如“冲恬渊静，翰才峻发”（《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风生玉林，清明潇洒”（《冬日于龙门送从弟京兆参军令问之淮南觐省序》），“蕴冰清之姿”（《早夏于将军叔宅与诸昆季送傅八之江南序》）等皆东晋人物品藻之隽语。对于东晋名士清谈品藻话语体系的这种移植使得原本世俗化的干谒、陪宴行为和对象呈现出浓厚的名士风流色彩。然世易时移，李白甚为自诩的清谈之能早已失去了它之于东晋名士的独特身份意义，徒留浮华之讥。

当人才选拔已逐渐被纳入常规渠道，科举已成为新兴的文士阶层入仕之最主要途径时，李白亦颇寄希望于以文章自达。其干谒诗文中，每以文章藻丽，下笔千言自许。司马相如之外，李白的这种天才式的自诩也烙下了东晋名士的痕迹。《世说新语·文学》载：“桓玄常登江陵城南楼云：‘我今欲为王孝伯作诔。因吟啸良久，随而下笔。一坐之间，诔以之成。”同篇又载：“桓宣武北征，袁虎时从。会须露布文，唤袁倚马前令作，手不辍笔，俄得七纸，殊可观。东亭在侧，极叹其才。”李白所推崇的正是这种文思爽利，并希企能在一种充满传奇色彩的场合、情境下得以展现，从而达到一鸣惊人的效果，如《与韩荆州书》：“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正是用袁虎之典。此外，其引苏颞称己之言“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若广之以学，刻意相如比肩也”，也不禁令人想起谢灵运谓殷仲文语：“若读书半袁豹，则文史不减班固。”当其人为翰林学士，酣醉之中于御筵捉笔上作《清平调》诸篇，一挥而就而众人咸叹文采惊绝之时，表演色彩和荣耀达到了一生的顶峰。然而，这种俳优色彩浓厚的文学侍从角色与李白原本的政治期许实在相差太远，唯有作傲岸任诞之态以获得某种心理平衡。

以先天禀赋为内在根基，对东晋名士风流举止和素养的倾慕和模仿其结果是在盛唐的时代舞台上造就了一个以“清谈浩歌，雄笔丽藻、笑饮醁酒、醉挥素琴”（《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为擅场的风流名士。而这一自我形象反过来也深刻地影响了李白对于入仕方式的设定和期许。《夏日陪司马武公与群贤宴姑熟亭序》云：“若大贤处之，若游青山、卧白云，逍遥偃傲，有何不可。小才拘之，窘而自拘，悄若桎梏，则清风朗月、河英岳秀，皆为弃物，安得称焉……名教乐地，无非得俊之场也。”这种期许与设定充满了东晋高门名士色彩，所谓“名教乐地”之内涵由此可窥。然而，失去了东晋门阀世族所依凭的政治、经济特权，仍期翼以此种种名士放浪之举人世，显然是极不合时宜的。其结果便是“一生傲岸苦不谐”

（《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是“世人皆欲杀”（杜甫《不见》）。《东山吟》所谓“彼亦一时，此亦一时，浩浩洪流之咏何必奇”，正是李白对于自身时代处境的某种反思。

不仅如此，李白以布衣自许，平交王侯的干谒心理也与东晋名士风流有关。遍览《晋书》，两晋名士虽门第显贵亦不妨以布衣自许，如司马越“少尚布衣之操，为中外所归”。东晋名士以布衣之交相称者尤多，如王导称与庾亮“本怀布衣之好”，王濛与简文帝“为布衣之交”。为布衣之交者，往往不拘于分属，而以意趣相赏爱，带上了浓厚的名士风流色彩。《世说新语·任诞》载：“桓宣武引谢奕为司马，奕既上，犹推布衣交。在温座岸帻啸咏，无异常曰。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马。”又“卫永长为温公长史，温公甚善之。每率尔提酒脯就卫，箕踞相对弥日。卫往温许亦尔。”温谢、温卫之间这种分属主从，而又不拘于世俗名教尊卑秩序的名士风流举动为李白所深羡，并将其投射到现实的干谒对象身上。在《夏日陪司马武公与群贤宴姑熟亭序》中，他将宣州司马武幼成比作大司马桓温，并将其塑造成了一个“因据胡床，岸帻啸咏”名士形象。也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对于“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的苏颋颇为称许。除了孟子所谓“说大人则渺之，勿视魏巍然也”的游说策略之外，李白的“目送飞鸿对豪贵”“平生傲岸其志不可测，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任华《寄李白》），与他对上述以神契相交的名士型宾主关系的赏慕、内化和期许也是分不开的。与前者相比，后者无疑更具名士风流色彩，也更契合李白的个性趣尚。“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对于李白傲岸不驯形象的塑造无疑也出于同样的人格审美趣尚。

由上所述，李白种种傲岸不羁的行为作派，他的政治期许以及平交王侯的干谒心理都与东晋名士风流关系颇深。如同东晋名士每以“神仙”称赏人物，对东晋名士风流举止的慕习使得李白的行为方式也带上了谪仙式的风流浪漫色彩，并因此深得同调中人如贺知章、杜甫、崔宗之等人的赏誉。但与此同时，与东晋名士所遭受的浮诞和不经世务之讥相似，李白所擅场并自诩的种种名士风流和素养被正统之士目为“浮诞”也是不可避免的。透过与东晋名士风流之间的渊源，我们会发现李白这位被认为是盛唐最富于天才与个性的诗人身上充满了对以东晋名士为主体的古往贤达、高士的刻意模仿，他的自我意识是一种名士化的、诗化的自我。或许还可以说，李白的一生从未有过真正的自我，其思想的驳杂和浮浪无归都与内在本真自我的缺失有关。但不可否认的，他也是唐人之中最得东晋名士清真之趣的，最具诗性之美的。

三

东晋名士风流的深刻影响不仅在于对诗性、审美化人格精神的养成，同时也造就了一种新的美学风格——逸韵与风神。关于“逸”“韵”“风神”等与名士风流之关系，牟宗三曾有一段精妙之解：“名士者，清逸之气也……逸者离也，离成规通套而不为其所淹没则逸。逸则特显‘风神，故俊。逸则特显‘神韵，故清。故日清逸，亦日俊逸。逸则不固结于成规成矩，故有风；逸则洒脱活泼，故曰流。故总曰风流。”李白对于东晋名士风流所深赏者也正在于此种洒脱活泼的“逸”格，如《陪宋中丞武昌夜饮怀古》：“清景南楼夜，风流在武昌。庾公爱秋月，乘兴坐胡床。龙笛吟寒水，天河落晓霜。我兴还不浅，怀古醉余觞”，即糅用庾亮南楼理咏之逸事。《世说新语·容止》：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道，闻函道中有屐声甚厉，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云：“诸君少往，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竞坐甚得任乐。

庾亮所说的“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和“甚得任乐”是东晋名士“风流”精髓之一，也是成就其“逸”格的内在要素。李白继承、内化并将东晋名士的这种“逸”兴和“任乐”精神发挥到了新的极致：“至于酒情中酣，天机俊发，则谈笑满席，风云动天”“谈玄赋诗，连兴数月”“乐虽寰中，趣逸天半”（《秋夜于安府送孟赞府兄还都序》），“乘兴忽复起，棹歌溪中船”（《留别广陵诸公》），“时时或乘兴”（《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相比东晋名士的雅量深致，李白的“兴”显得更充沛、激荡，甚至颇有躁狂之感：“恨不三五明，平湖泛澄流。此欢竟莫遂，狂杀王子猷”（《寄韦南陵冰余江上乘兴访之》），“乘兴嫌太迟，焚却子猷船”（《玩月金陵城西孙楚酒楼达曙歌吹日晚乘醉》），“草裹乌纱巾，倒被紫绮裘。两岸拍手笑，疑是王子猷。酒客十数公，崩腾醉中流。谑浪棹海客，喧呼傲阳侯”（《玩月金陵城西往石头访崔四侍御》）。但这种勃发的狂兴和逸致却也正是李白生命激情和人格气质之内核。

与东晋名士在行为、人格审美层面的实践不同，置身于诗歌盛唐的李白更进一步将这种逸兴湍飞从审美人格层面引入到诗歌创作动机层面。其为诗，或醉中操纸，或兴来走笔，如《寻鲁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见范置酒摘苍耳作》：“忽忆范野人，闲园养幽姿。茫然起逸兴，但恐行来迟。城壕失往路，马首迷荒陂。不惜翠云裘，遂为苍耳欺。入门且一笑，把臂君为谁……酣来上马去，却笑高阳池。”从“忽”，而“茫然”，而“但恐”，全凭一股逸气激荡心间、诗间，所谓“振摆超腾，既俊且逸”（任华《寄李白》）。与此同时，以行为层面的模仿以及人格精神层面的塑造为内在支撑，李白最终将东晋名士的逸韵与风神从人格审美范畴变为一种带有天才色彩的诗学风格——即飘逸、俊逸之美。这种转变是李白对于唐诗最为深刻的贡献之一。

在飘逸、俊发的诗格之造就外，李白的诗歌语言也深受东晋名士清谈品藻之风的影响。与前辈玄谈之士相比，东晋名士的清谈造诣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语言的凝炼和风神之美。如郗鉴倾崇释道安德问，饷米千斛，修书累纸，而道安直云：“损米”，愈觉有待之为烦。其次，则为意象之美，如“濯濯如春月柳”，“飘如游云，矫若惊龙”一类的人物品目中所透出的意象美与诗歌语言的意象化深相契合。再次，则是自然真率的趣味。《世说新语·排调》：“殷洪远答孙兴公诗云：‘聊复放一曲。刘恢笑其语拙，问日：‘君欲云那放？殷日：‘榻腊亦放，何必其枪铃邪？”余嘉锡注云：“谓己诗虽不工，亦足以达意，何必雕章绘句，然后为诗？犹之鼓虽无当于五声，亦足以应节，何必金石铿锵，然后为乐也。”这种拙率趣味并非单纯的不工于诗，而以遗落形骸作为内在哲学支撑。以上种种又集中体现在《世说》一书，刘应登《世说新语序》云：“晋人乐旷多奇情，故其言语文章别是一色……临川善述，更自高简有法。”李白对《世说新语》极为熟稔，其诗文中有大量篇句都是直接融取《世说新语》中的人物言语、事例、文辞与意境而成，如《送贺宾客归越》：“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以右军作比，虚实之际，人物风神尽出。在盛唐诗人中，李白最善于用简约、真率而富于韵致的诗歌语言为魏晋人物作肖像，如“山公醉酒时，酩酊高阳下。头上白接雕，倒著还骑马。”（《襄阳曲》其二）全从《世说新语》山简习池醉饮之事中衍出。又《九日龙山饮》：“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臣。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咏名士孟嘉并以之自比，读之令人但觉形超神越。其他，如《王右军》《赠崔秋浦三首》诸篇与杜甫《饮中八仙歌》等都堪称学习晋人清凝简约语言风格的典范之作。就体裁而言，则又以五、七言绝二体最能得之，如《山中问答》《独坐敬亭山》《别东林寺僧》以及众多乐府之篇在自然真率之中所透出的风神逸韵实亦多得于东晋人物及其言语风流之美，胡应麟曾赞其“字字神境，篇篇神物。”

尤其是东晋名士的那些高度审美化、艺术化的山水品藻之语对李白山水诗歌创作和审美趣味的影响最为直接而深刻，如《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出门见南山，引领意无限。秀色难为名，苍翠日在眼。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心中与之然，托兴每不浅”，带上了玄览山水的特点。其对江南尤其是会稽、剡中山水之美的赏会和描摹也往往化用晋人事迹和品藻之语，如《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遥闻会稽美，一弄耶溪水。万壑与千岩，峥嵘镜湖里……人游月边去，舟在空中行。此中久延伫，入剡寻王许”即用顾恺之语。《世说新语·言语》：“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蒸霞蔚。”又《早夏于将军叔宅与诸昆季送傅八之江南序》：“江嶂若画，赏盈前途，自然屏间坐游，镜里行到，霞月千里，足供文章之用哉”，则杂用王羲之“从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以及王献之“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语。山水的意境之美虽然在晋人手中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美学高度，然而由于对智悟和玄思本身的热衷，晋人尚未能在文学尤其是诗歌中将山水之美充分表达出来。直到李白，才继谢灵运之后，再次将东晋玄学名士对于外在山水和内在情感的双重美学发现再次纳入到诗歌中，营造出一种纯然诗性和审美的理想境界，如《山中问答》：“问余何时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至如“朗笑明月，时眠落花”，“昼鸣闲琴，夕酌清月”（《夏日陪司马武公与群贤宴姑熟亭序》）式的空灵轻清，也深得晋人山水品藻之语的凝练与神韵。不仅如此，东晋名士玄对山水，对晶莹澄澈境界的审美追求也影响了李白诗歌的意象和诗境，如“人乘海上月，帆落湖中天”（《寻阳送弟昌峒鄱阳司马作》）“人疑天上坐楼船，水净霞明两重绮”（《江上赠窦长史》）“明湖映天光，彻底见秋色。秋色何苍然，际海俱澄鲜”（《秋登巴陵望洞庭》）等，于俊逸、飘逸之外别成一种明净秀逸之美。

综上所述，东晋名士风流之于李白的影响是全方位且深刻的。以风流蕴藉的人格趣尚为契合点，李白对东晋名士风流采取了一种诗性化的接受方式。其飘逸不群的人格气质，独特人仕方式的设定和自我期许以及以布衣平交王侯的干谒心态的形成乃至一生的浮沉荣辱都与这种接受方式有着密切关系。在继承并内化了东晋名士的逸兴和“任乐”精神的同时，又充之以盛唐才子式的放荡不羁，形成了飘逸俊发的诗歌风貌。以《世说新语》为最重要的取法对象，李白将东晋名士清谈所追求的凝简而富于神韵的语言之美以及高度审美化、意境化的山水意象纳入到诗歌创作中，营造出一种纯然诗性的审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