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洪波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北京市100872）

“一带一路”国家的智力资本、财务资本与中国策略

邵洪波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北京市100872）

智力资本是企业家创新性、冒险性和进取性等精神因素的资本化，在企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作用将愈发显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拥有的智力资本、财务资本和资源禀赋存在较大差异，中国企业在实施新一轮“走出去”战略过程中，应立足于中国企业在智力资本和财务资本方面的相对优势与劣势，针对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策略，以发挥中国企业财务资本的优势，累积并促进中国企业智力资本的成长，并使中国的国企和民企相互配合，实施差异化竞争策略，以智力资本助推中国企业的赶超，最终力争弥补西方理性精神的不足，倡导“平等、开放、共创、共享”精神。

企业家精神；智力资本；财务资本；“一带一路”

一、文化精神、智力资本、财务资本与“一带一路”战略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管理的专业知识和企业家能力已成为企业生存与发展最稀缺的生产要素，这使得企业权力转移到经理人和企业家手中成为必然，“企业家主权”时代应运而至。

在精神层面，可将企业家才能与企业家的文化素质、人格并称为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的具体化即为企业家智力资本，是企业家人力资本、能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统一。资本家是财务资本的载体，企业家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一群人，是文化精神载体，也是智力载体。

企业家精神主要体现为创新性、冒险性和进取性。资本不应仅指物化的有形资本，如货币、不动产、设备等，更应包括非物化的企业家智力资本。企业家智力资本包括人力资本、能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其中人力资本涵盖企业家的智力、知识、技能、经验、健康等因素；能力资本主要体现为企业家在战略和管理等方面的个人知识储备与能力经验；社会资本是企业家人脉网络和社会关系的资本化，如信任、信息、便利等。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价值增长的原动力。企业家将资本投资于企业，其核心是进行企业家智力资本的积累与扩张，而经营绩效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正是企业家资本尤其是企业家智力资本投资于企业得到的回报。企业的本质是文化精神、智力资本和财务资本的组合，企业发展的本质是在企业家精神驱动下的财务资本、智力资本的积累和扩张。

据统计，1970年至今，标准普尔500公司的市场价值为账面价值的2倍至5倍。针对众多上市公司存在的账面价值与市场价值的差异，许多学者指出，这种差异是企业拥有的文化精神及其具

体化的智力资本价值。

从国际化动因的角度看，“企业进行国际化不仅仅是对于利润的追求，更是由企业家自我实现的价值观和创业精神推动。”[1]

“一带一路”贯穿亚非欧大陆，涉及全球将近三分之二的人口和三分之一的全球GDP，拥有巨大的市场和发展潜力。“一带一路”战略作为中国未来十年的重大政策红利，将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与发展提供难得的新机遇，为中国企业家提供广阔的展示舞台。

中国企业充分发挥综合实力的前提，是必须有一批具有文化精神及智力资本、能够游刃有余地进入东道国市场的企业家。中国企业家可以分为两类：国有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家。国有企业家是指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及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建立和深化而形成的职业经理人；民营企业家主要指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一带一路”战略能否成功，主要看国有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家能否带领其企业进行广泛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将中国企业的文化精神、智力资本和财务资本与相关国家的优势资源充分结合起来。

企业家精神、智力资本和财务资本，与企业乃至国家的文化精神、智力资本和财务资本具有同构性，因此，可以将对企业家的分析结构应用于企业和国家层次。由于智力资本的中介性与重要性，以下以智力资本为核心，进行国际贸易乃至“一带一路”战略的策略分析。

二、智力资本与可持续比较优势

（一）比较优势的形成

国际贸易在形式上是商品和服务的交换，在本质上是比较优势的交换。在不同资源禀赋下，相同成本创造出的产品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具有差异，由此形成的国际贸易利得表现为产品数量上的增加和质量上的提高。

在一般情况下，在国际贸易中产品不发生改变，相应的两国对于产品的偏好也不会发生改变。但如今产品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能顷刻间将资源禀赋与分工积累的比较优势冲击得荡然无存。假设在一个标准的H—O模型中，F国在手机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A国在玉米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按照传统比较优势理论，F国专业化生产手机与A国专业化生产玉米成为最优的选择。但是，如果A国的科技人员设计出了一种全新的手机，这一手机在两国大受欢迎，那么情况就会发生根本改变。即使A国在手机芯片、传输技术上都逊于F国，但A国在手机设计上的比较优势能够顷刻间逆转其在芯片、传输上的劣势，A国重新定义的手机可使消费者的偏好发生根本性改变。芬兰的诺基亚手机与美国的苹果手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最好的例子。在变化不那么快的产品领域，一国或许尚可凭借既往的比较优势偏安一隅，而在日新月异的产品领域，资源禀赋和分工积累的比较优势有可能转瞬即逝。

上述分析同样适用于产品内分工，国际贸易双方在具体而微的产品上依据更为精细的比较优势进行交换。就中国与美国苹果手机的贸易而言，中国向美国出售手机的有形产品，而美国则向中国出售手机文化。中国的比较优势来自于劳动力的资源禀赋以及部分经由分工带来的生产率提高，而美国的比较优势来自于苹果公司定义的手机文化（包括专利等知识投入），其本质又来源于乔布斯所代表的企业家精神。

那么美国这种可持续的比较优势是如何获得的呢？关键在于智力资本。倘若说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主要作用于生产成本，那么智力资本的比较优势则直接作用于偏好。从另外的角度看，资源禀赋是通过降低生产成本获得收益的，而智力资本则直接通过提高产品价值获得收益。生产成本的降低毕竟存在着界限，但产品价值的提高则几乎无边无界。资源禀赋获取的贸易利得只能在资源上，且资源禀赋优势正逐渐淡出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优势，而智力资本则是目前发达国家国际贸易优势的核心。

（二）智力资本的构成

企业家的智力资本在企业层次上表现为企业的智力资本，根据H—R—S范式，企业智力资本由人力资本、关系资本与结构资本三个部分构成。人力资本指组织内成员所具有的知识、才能的总和；结构资本指企业内部的组织架构、制度流程以及在组织运行过程中形成的经验惯例；关系资本指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所形成的资本，包括企业商誉、客户关系、上下游伙伴关系等。人力资

本、结构资本与关系资本之间存在着互动影响。

就智力资本对比较优势的影响而言，人力资本居于核心位置，人力资本对于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组织学习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势必会提高产品价值。结构资本对人力资本起支持性作用，企业需要建立适当的管理架构和管理流程，以最大化利用人力资本。关系资本强化了人力资本的优势，企业在合作过程中由于和异质性资源的结合而产生高于独立发挥作用时的价值，为企业带来建立于关系资本基础之上的“关系租”。

目前，中国众多企业显然已经认识到智力资本的重要性，但在构建智力资本的比较优势时却存在以下缺失。第一，没有认识到智力资本与资源禀赋的相互影响。智力资本可以视为运用资源禀赋的能力，资源禀赋通过智力资本能够发挥更大的价值，智力资本必须与资源禀赋结合。如苹果公司在手机设计、使用等方面的智力资本必须依附于苹果手机的实体产品，实体产品的质量也制约着苹果公司智力资本的发挥。忽略二者的互动关系使得诸如“情怀”等营销概念甚嚣尘上，却缺乏真正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或产品。第二，注重智力资本中的人力资本而忽略其中的结构资本与关系资本。人力资本对于智力优势的构建具有较大影响，但依然受到结构资本与关系资本的影响。中国企业，包括民企与国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往往各自为战，没有形成抱团的合力，实际上就是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运用的不足。

三、智力资本的评估与区位选择

（一）企业财务资本与智力资本评估

就企业层面而言，智力资本可由VAIC（Value Added Intellectual Coefficient）评估，VAIC表示企业智力资本增值系数，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1.企业价值增值VA=OUT-IN，其中OUT指企业产品与服务的总收入，IN指企业扣除人力资本投入后的所有投入。具体计算时可采取VA=PTP+ PC+I，其中PTP代表企业税前利润，PC代表企业支付的工资，I代表利息费用。

2.计算CE、HC、SC，其中CE指物质资本，可用企业净资产的账面价值反映；HC指企业人力资本，可用企业支付的工资反映；SC指企业的结构资本，可用VA-HC反映。

3.VAIC=HCE+SCE+CCE，其中HCE=VA∕HC，代表企业人力资本增值系数，反映智力资本中人力资本水平；SCE=VA∕SC，代表企业结构资本增值系数，反映智力资本中结构资本水平；CCE=VA∕CE，代表企业物质资本增值系数，反映财务资本水平与智力资本中关系资本水平。

VAIC中的CCE也可以作为反映企业财务资本水平的指标。

（二）集体财务资本与智力资本评估

可以将一国企业的财务资本与智力资本加总后平均，将其作为集体财务资本与智力资本，但这样的评估过程不仅烦琐，而且在数据获取上也存在一定困难。本文利用企业财务资本与智力资本及集体财务资本与智力资本在概念上的对应关系，建立集体财务资本与智力资本的评估指标。

企业财务资本通常指企业中可用货币度量的资本，企业集体的财务资本往往形成一国的资源禀赋。企业人力资本指企业中人员的知识技能，在集体层面则表现为一国的科技教育水平。企业结构资本指企业的组织架构、运营流程，在集体层面则表现为一国企业运营的制度环境。企业关系资本指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在集体层面表现为产业上下游之间的联系程度和国际竞争力（参见图1）。

在对资源禀赋（含财务资源等）和智力资本进行指标设计的基础上，形成集体财务资本与集体智力资本的可描述的状态（参见表1）。

在评价指标选取方面，在能够获得数据的前提下，应遵循最接近、最精简原则。上述二级评价

指标及计算方法说明如下：

图1 企业智力资本与集体智力资本

表1 集体财务资本与集体智力资本

初级劳动力：以15岁以上就业人口比率表示，反映一国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重。该指标未经教育程度、技能水平等因素调整，因此代表初级劳动力。

自然资源：以能源净进口表示，代表一国自然资源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丰富程度。若该值为负，则意为净出口国，资源储量较丰富；若该值为正，则意为净进口国，资源不足以支撑其经济发展，属于负向指标。

基础设施：以铁路网密度表示，反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程度。

财务资源：以总储备表示，反映一国货币与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与规模。

科技教育：以高等教育劳动力比例和R&D经费占GDP比例表示。其中，前者以高级劳动力占总人口比例表示，反映教育发展程度；后者反映一国对研发的投入水平。

制度环境：以创办企业所需时间表示，反映一国制度效率和市场化程度高低。创办企业所需时间越短，制度效率越高。

产业关联：以1 000美元GDP能源使用量表示。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能源行业与其他行业联系紧密，单位GDP能源用量越高，行业关联性越强。反之在以传统手工业或采掘业为主的国家，行业总体关联性较弱，能源行业对其他行业的支持也较弱，单位GDP能源使用量较低。

计算方法如下：

1.标准化处理。将量纲不同的指标标准化至[0，1]区间，对于正向指标采取如下公式（其中x*代表原始数值，x代表标准化之后数值）：

对于负向指标采取如下公式：

2.AHP方法。对三级指标进行平均，得到二级指标数值：对二级指标进行平均，得到一级指标数值。计算公式如下：

（三）评估结果

依据评估指标及计算公式，对“一带一路”中包括中国在内的65个国家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如表2所示。表2中数据均来自于世界银行发展数据库，采用2011—2013年的平均数，各二级指标采取了正向或负向的标准化处理，表2中数据为标准化后的平均数。

（四）中国国际贸易的区位选择

依据财务资本与智力资本，可将“一带一路”国家分成四类。首先是“发达国家”，主要包括中东欧的大部分国家以及西亚、东南亚的部分国家，如波兰、以色列、新加坡等。这部分国家智力资本具有较大优势，也通常拥有一定的财务资本。其次是“新兴经济体”，主要包括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包括中东欧、独联体和南亚的部分国家，如土耳其、俄罗斯、印度等。这些国家拥有较明显的财务资本优势，也具有一定的智力资本优势，经济发展迅猛，在“一带一路”国家中有较大的影响力。再次是“特殊经济体”，主要集中在西亚、中亚地区。这些国家往往具有特殊的财务资本，如石油、矿产等，但智力资本有限。最后是“其他发展中”国家，集中在东南亚、南亚地区，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财务资本与智力资本都较为匮乏，亟待发展。

中国的优势为财务资本，领先于“一带一路”中绝大多数国家，其中中国的总储备在“一带一路”国家中位列第一。中国的智力资本位列中游，与南亚、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相比，中国的智力资本占有优势，但与中东欧、独联体等国家相比，中国的智力资本则存在一定劣势。

表2 “一带一路”国家财务资本与智力资本评估

1.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集中在财务资本与智力资本之间，利用中国在财务资本上具有的优势促进智力资本的积累与吸收转化。如以色列拥有强大的科研能力，但市场有限，科研成果的转化及产业化能力有所欠缺，中国可利用自身广阔的市场以及资源禀赋的优势与以色列开展相关贸易。

中国可通过战略联盟、合资并购等形式与发达国家展开国际贸易。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较为稳定，国际贸易过程中面临的政治与经济风险相对较小。此外，战略联盟与合资并购更有利于中国在贸易过程中积累智力资本。

2.与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贸易。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贸易集中在智力资本的横向交换。中国智力资本的水平与新兴经济体国家大抵相仿，略高于印度，略低于土耳其和俄罗斯。双方可以就智力资本进行互补合作，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智力资本的积累。印度在服务业中的服务外包发展迅速，土耳其工业号称“中国速度、德国品质”，值得中国学习。而俄罗斯的资源丰富，也有很多亮点与合作领域。

中国可以战略联盟为主要形式与相关国家展开国际贸易。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处于上升周期，但对抗风险的能力较发达国家有所欠缺，国际贸易中面临的经济风险有所增加。采取战略联盟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可规避风险，同时也更有利于智力资本的累积。

3.与特殊经济体的贸易。中国与特殊经济体的贸易集中在财

务资本的横向交换。西亚、中亚等地区石油矿藏资源丰富，这些资源的价值几乎完全体现于有形产品，而在无形产品上表现较弱。中国与这些国家相比虽然具有一定智力资本优势，但在资源禀赋以及资源战略性定位的影响下，难以利用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实现交换，只能凭借自身财务资本的优势与这些国家开展横向交换。

中国可通过产品进出口、合资并购等形式与之展开国际贸易。西亚、中亚等地区政治经济局势常处动荡之中，产品进出口这种形式能够最大限度地规避政治经济风险，同时可实现财务资本的价值；合资并购则有利于确保战略性资源的稳定供应，其考量因素已超越经济层面。

4.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集中在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之间。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具有财务资本、智力资本的双重优势，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包括劳动力、土地等在内生产要素价格的快速上升，使得财务资本的优势正在逐渐减弱。而智力资本则通过无形产品或是更进一步的文化始终保持优势，中国可通过智力资本优势实现与发展中国家财务资本的交换。“一带一路”战略的难点和重点都在发展中国家，只要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突破，“一带一路”战略就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中国可通过产品进出口、国际工程承包等形式与发展中国家展开国际贸易。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局势同样不稳定，采取产品进出口这种形式有助于规避政治经济风险；国际工程承包则有助于发挥中国智力资本的优势，通过建设—经营—转让（BOT）、建设—拥有—经营（BOO）等形式，以基础建设和产业转移为主要抓手实现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

四、结论

当前的国际贸易是文化输出、资本输出与商品交换的结合体。中国经济走向世界，必须通过国际贸易融入世界市场之中。“一带一路”战略是以文化交流带动经济贸易发展的战略。

（一）以企业家精神引领，国企民企相互配合

中国的国企和民企有巨大的互补性，可以以企业家精神为引领，协同走出去，共同推进中国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国际化进程。

从国企角度来看，世界各重要国家都有国企，国企是一种长期的历史性存在，不同的是国企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比例。世界主要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国企占比都比较小，而中国国企的比例较大。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不能完全用一个标准去衡量中国企业。国企和民企都不能偏废，它们体现的是不同的价值和体制。从国企改革的角度讲，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和职业经理人制度的深化，将催生更多的企业家，进而促进国企企业家阶层的产生。

从现实来看，我国国企主要是集中于机械制造、资源、能源等传统产业，具有规模优势和资源优势，产品品牌大多是工业品品牌，而非直接面对消费者的产品和品牌。同时，国企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受到更多限制，很难出现如民企企业家那样绽放个人光彩的机会。

国企可以利用财务资本优势，以规模化和低成本为核心，对“一带一路”的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贸易。而民企可以从智力资本角度，将沿线发达国家以技术为核心的智力资本引入国内，形成以差异化为核心的竞争战略。国企民企的配合，将形成对“一带一路”国家全方位覆盖的局面。

（二）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的融合

从“一带一路”国家来说，中国是一个以资源和资本见长的国家，近年来正逐渐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结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家战略，中国将加速由资本密集型向智力密集型发展。实际上，历经三十多年发展后，中国经济目前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是中国的财务资本尚好，但智力资本不足。

中国下一步的国际化策略需要结合“一带一路”战略蓝图，通过对如以色列等发达国家科研机构和营销网络的投资，并购具有较高科技水平的公司，使得企业在技术、管理知识等方面快速与发达国家进行交融、沟通和反馈；利用交叉转让、联合研究开发项目等形式，获取最新的高科技，再通过企业内部流动到国内，提高国内技术研发能力和管理类水平，带动国内产业的转型升级和高端化发展。所谓的“创新驱动”，必须通过智力资本的构建，实现“弯道超车”。之后，通过国际贸易、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投资，提升“一带一路”其他

国家的智力资本。

中国一直在奋力追赶发达经济体，在追赶末期势必存在“最后最小差距”。因此，完全借助后发优势赶超先发国家可说是“一厢情愿”。中国在追赶末期要实现“蛙跳”，必须打造“先发优势”，通过科技创新在关键产业、支柱产业、主导产业领域实施技术赶超和自主创新。

（三）超越于智力资本的文化精神输出乃至社会转型

本质上，智力资本是文化精神的一部分，文化精神含有智力资本没有包含的内容。中国文化精神的最终本质，体现为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又是人类的精神。这种精神，即理性、仁爱与信仰。

过去的300年，世界经济的领导者，包括荷兰、英国、德国、美国等，都是来自于基督教国家。美国达到西方理性精神的顶点，其核心理念是“己所欲，施于人”，让别的国家认同自己，而在实践中有得有失。中国人的思路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周边国家不强求一致，是自然的吸引，自主发展，各得其所，体现了一种仁爱精神。就像互联网思维所体现的“平等、开放、共创、共享”精神一样，“一带一路”战略应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方向向前推进。

“当今世界的前锋已经由财力社会向智力社会进化，代表人类社会智慧结晶的现代科学技术早已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杠杆。随着20世纪西方世界后现代主义新启蒙运动兴起，科学主义及工具理性万能的弊端日益暴露，老子的道学文化成为世界各国学者研究的热点，全世界出现了从智力社会向德力社会回归的契机。德力社会就是以道学文化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大同社会。”[2]

[1]王国顺，郑准，杨昆.企业国际化理论的演进[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

[2]胡孚琛.丹道法诀十二讲：上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20.

责任编辑：方程

The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Financial Capital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China's Strategy

SHAO Hong-bo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872，China）

The intellectual capital is the capitalization of such spiritual factors as innovativeness，adventure and aggressiveness of entrepreneurs；and its role in the level of enterprises and country will be more significant.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ces in intellectual capital，financial capital and resources endowment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In implementing the new“going out”strategy，China's enterprises should take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n terms of intellectual and financial capital as the basis，adopt different strategies suitable to different countries，give play to the advantages in financial capital，accumulate and promote the growth and agglomeration of intellectual capital，promote the cooperation among China's public and private enterprises，implement the differentiated competitive strategies，and offset the shortage in the lack of rational spirit with the help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to realize the spirit of“Equality，Openness，Co-creation and Sharing”.

entrepreneurs'spirit；intellectual capital；financial capital；the Belt and Road

F740

A

1007-8266（2016）12-0078-07

2016-09-26

邵洪波（1972—），男，河北省廊坊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经济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流通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