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红梅

(重庆工商大学 外语学院，重庆 400067)



近十年国内高校本科英语教材研究述评(2006—2015年)

朱红梅

(重庆工商大学 外语学院，重庆 400067)

本文从广义的教材含义出发，收集了2006—2015年CNKI收录的17种期刊中有关高校本科英语教材研究的论文。通过文献计量法和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近十年尽管本科英语教材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研究总量偏少，未形成规模；研究对象多关注大学英语教材以及翻译(含口译)教材；研究内容的主题较分散，主要关注于教材编写和教材评估。研究还开始关注ibooks、语料库等新技术，以及二语习得等理论在教材设计中的实践应用。发现研究群体大多分布在东部和南部城市。因此，未来研究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者参与，研究需兼顾不同研究对象、研究主题的数量和内在联系之间的平衡。

英语教材；教材编写；教材评价

一、引言

教材是“教”和“学”的主要媒介，也是课程实施和学科体系建设的重要基础。教材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教材指的是教学材料，主要包括课内课外教师和学生所使用的所有教学材料；狭义的教材往往专指教科书(程晓堂，孙晓慧，2011)[1]。近年来，国内学者对英语教材的综述研究多针对教科书，如杨港，陈坚林(2013)[2]12，而且一些研究结果并不统一。例如，一些研究认为“自2007年以来，大学英语教材研究一直为国内外语教学改革的研究热点(杨港，陈坚林，2013)”[2]12，而另一些研究认为“(大学英语)学界对教材的科学研究并没有开始(赵永青，李玉云，康卉，2014)”[3]33。鉴于此，本研究认为有必要在广义的教材含义基础上，对近十年高校英语本科教材研究进行一次深入梳理，总结教材研究的发展趋势。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应用文献计量法。具体步骤如下：第一步，搜索近十年(2006—2015年)来CNKI收录的16种外语类核心期刊和1种专门讨论大学教材的期刊，逐年下载各期刊刊登的文章总目录，人工筛选出国内高校本科阶段的英语教材研究论文。第二步，在每种期刊中分别以“教材”“素材”和“材料”为关键词、主题、篇名进行检索和交叉检索，进行网络筛选。第三步，对比人工筛选和网络筛选的结果，再进一步阅读摘要、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筛选出152篇文章。剔除书评、会议总结、研修班总结的论文之后，最终确定142篇。*一些文章的研究对象既包括本科阶段的教材，也包括其他阶段的教材。这时，研究采取以内容中的探讨对象为比较标准，即对象多是本科阶段教材即可。如《跨文化外语教学：教材与教法——外语教学跨文化能力模式的应用》(杨盈，庄恩平，2008)一文中对比了10余种高校英语教材，既包括本科英语教材，也包括高等专科英语教学。其主要内容以本科阶段为主，所以，该文计入总量。另有一些文章的研究对象既包括国外教材也包括国内教材，如果是对比性研究，或是主要阐释国内教材，则也计入总量。如《外向型英汉文化教材态度接入策略比较》(陈瑜敏，2013)一文比较国外编写的英美概况教材和国内编写的中国概况教材，这篇文章也计入总量。第四步，将142篇文章的名称、出处、出版年月、作者等信息录入Excel，进行数据统计。

三、统计结果与分析

1. 发文总量

142篇文章的具体信息如下表(按发表总量由高到低排列)。

表1 2006—2015年国内17种期刊本科英语教材研究论文发表情况 (单位：篇)

由表1可知，排名居于前三位的有《外语界》《外语电化教学》以及《中国外语》，发文总量分别是36，22和15，三个数值差距较大。然而，一些期刊10年间发表总量仅为1篇，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外国语文》《外语研究》和《现代外语》。原因可能是这些期刊所开设的版面与教材研究关联较小，或者教材研究路径与这些期刊要求不符。为了更好地观察10年间高校本科英语教材研究的趋势，我们绘制了年发文总量折线图。

图1 年度发文总量趋势图(2006—2015年)

由图1可知，除了2010年发文量为8篇以外，其余都在10篇以上。其中，有5年的年发文量在10—15篇之间，有4年的年发文量在16—20篇之间。总体来看，年发文总篇数变化不大。

从折线图上还可以看出，2008年，发文总量达到最高点20篇。结合表1，可以进一步看出，《外语界》在2008年就发表了10篇。可见，《外语界》相对较为重视高校英语教材研究。折线图还显示，年发文总量在2008年之后，呈下降趋势，2010年降至最低值8篇。2011年，出现了小幅度的提升，为14篇。结合表1，可以发现，2011年《外语电化教学》和《中国外语》各发文4篇。由此可见，无论10年的发文总量还是年发文总量，《外语界》《外语电化教学》和《中国外语》都居主导地位。

2. 教材研究的对象

(1) 大学英语、英语专业以及ESP教材研究的数量

表2 大学英语、英语专业以及ESP教材研究的数量及比例(2006—2015年)

由表2可知，三个研究对象中，大学英语教材、英语专业教材以及ESP教材的总量分别占50.33%，43.14%和6.54%。可见，大学英语教材和英语专业教材占据了主导地位。与英语专业教材研究相比，大学英语教材研究又多出7.19%。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其一，近些年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幅度较大，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如上所述，《外语界》在2008年发文总量为10篇，其中6篇是关于大学英语，且多是关于新型教材的编写、介绍和评价。《外语学刊》2013年发文总量为4篇，其中3篇是关于大学英语。其二，大学英语教材研究力量较为集中。相比而言，大学英语几乎是所有非外语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教研人员更多一些。而且，近些年英语专业招生规模萎缩，教研人员的整体数量也相应减少。其三，英语专业涉及的教材种类繁多，稀释了教材研究人员。这种状况不利于开展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及研究之间的学术对话，有可能会导致研究难以形成规模。大学英语教材至多分成综合教程(读写教程)、听说教程、网上自主学习教程三类，而英语专业可使用的教材至少达到10种， 如翻译(含口译)、精读、阅读、听力、口语、英美文学、语言学、跨文化交际、语法、词汇学，等等。与大学英语教材研究相比，从研究角度上看，英语专业教材研究至少会分被成10个研究方向。

(2) 各对象在英语专业教材研究中所占比例

由于大学英语教材研究大多数没有区分综合英语、听说教程、阅读教程等对象，且ESP研究总量偏少，所以以下主要讨论英语专业教材研究的对象。

图2 英语专业教材研究对象的数量及比例*如果一篇文章针对多种对象，计数时则分别计入，因此，总数会大于表1所统计的总数。例如，《翻译——找到源语的所指——对规划教材<商务英语翻译>误译译例的批判研究》(顾维勇，2014)一文中既有“商务英语”，又有“翻译”。经过内容的仔细研读，该文既归于翻译类，也归于商务英语类。表3教材研究的主要内容数量的统计也是如此。

由图2可知，在所有研究对象中，前三位由高到低排列，分别是翻译(含口译)、综合英语/精读和文学及商务英语。排名第一的翻译(含口译)共30篇，占总量的45.45%；综合英语/精读8篇，占总量的12.12%，位居第二；再次是文学4篇，占6.06%。这三项也是传统的英语专业课程，因此，数量和比例上占据了前三位。而现今较为热门的《商务英语》教材研究仅占总量的6.06%，与文学并列第三。

翻译总数明显大于其他对象。究其原因，一是，有专门的翻译类期刊《中国翻译》，专门刊登翻译方向的论文。由表1可知，《中国翻译》上所刊发的翻译教材研究共6篇；二是，翻译学科已经成为二级学科，绝大部分外语类期刊都设有翻译专栏；三是，随着中国国际综合实力的提升，中西方之间的对话增多，翻译研究需求量也随之增多，翻译教材研究亦然。

3. 教材研究的主要内容

由表3可知，在教材研究内容的主题中，排名前两位的是教材编写和教材评估。它们都是传统教材研究的关注焦点。从2007年《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4]的出台到2015年《大学英语教学指南》(征求意见稿)[5]1的颁布，大学英语教材也随之经历了数次更新，新的教材不断涌现，其编写研究和评估研究成为教材研究的重心。

表3 教材研究内容的主题(2006—2015年)

教材编写研究总量排名第一。可能还有以下几种原因：一是，当前，教材建设日益受到重视。而教材建设最为基本的因素是编写理论、编写原则等。正如庄智象(2006)所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材)需要研究我国外语教材编写的基本理论”[6]。二是，大学英语改革如火如荼，大学英语新教材也随之不断推陈出新。纵观已发表的教材研究论文，可以发现，大学英语教材已经从《大学英语》发展到《新目标大学英语》，实现了五代更替。与此同时，新教材编写原则、理念、设计乃至内容的介绍、分析等，也随之成为教材研究的关注要点。以《外语界》为例，2006—2007年已发表了10篇文章，其中6篇是关于大学英语新教材的编写理念或编写简介。

排名第三的教材分析研究虽然总量不大，但使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例如，华维芬(2014)[7]使用问卷调查和对比法分析了《现代大学英语精读》和《综合教程》两种教材中词汇和任务的分布特征；陶丽、王腊宝(2013)[8]从国家、社会、教师和学生4个方面入手分析英语教材的需求状况。

排名第四的教材使用研究也是关于教材与使用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在教材与教学和使用者两大课程要素关系的研究中，教材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研究更为紧密。虽然数量不多，但每年都有数篇。如《一项关于大学英语教材对教师专业发展作用的调查研究》(国红延、战春燕，2011)[9]，又如《大学生快速阅读能力的培养——一项基于视听快速阅读教材的实证研究》(何春英，2012)[10]。这些研究主要探讨教师或学生在使用教材过程中在教学或学习上的变化。目前，这类研究主要以问卷调查为主，研究规模较大。如余渭深、韩萍(2009)[11]对全国198位高校教师进行调研，发现教师在使用《大学体验英语》期间，会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教学需要，对教材的内容、结构、顺序和方法进行调节。不过，这类研究的历时研究较少。按照Littlejoin(2011：209)[12]的说法，这可能由于历时研究耗时耗力，所以教材研究者们较少对使用过程进行长期追踪。

如果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排名前四位的教材编写、教材评估、教材分析以及教材使用研究年度发文量特征如图3所示。

由图3可知，排名前四位的主题中，教材编写和教材使用在2008年达到折线顶点；2010年，教材编写、教材评估和教材分析降至折线最低点。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教材编写研究在2008年达到最高点之后，呈整体下降趋势；教材评估研究10年内的年度发文数量不甚稳定；教材分析研究在2010年之后，年发文量维持在3～4篇；2008年，教材使用研究才开始起步，之后起伏不大，年发表总量仅为2篇左右。可见，2008年和2010年是教材研究较为特殊的年份，这也与表1和图1不谋而合。这说明，排名前4位的主题研究支撑起高校本科英语教材研究论文总量及年度总量。

图3 教材编写、评估、分析和使用年度发文总量的趋势图 (2006—2015年)

需要指出的是，新型技术、语言学理论在教材编写研究中逐渐受到重视。如在新技术的利用方面，《微型文本及其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梁茂成，2009)[13]一文介绍了基于语料库技术如何制作教学微型文本；《大数据时代ibooks口译教材的研编与应用》(许文胜，2015)[14]一文介绍了利用ibook author电子图书编辑软件如何编写口译教材，克服传统口译教材时效性差的缺陷。在语言学理论的使用上，一些研究试图利用输入—输出理论等二语习得成果促进外语教材的开发，进而提升教材使用效果，如《二语习得研究与教材开发的基本原则》(何岚，刘正光，2013)[15]一文从现今二语习得研究成果出发，确定了新型读写教材开发的6条基本原则。

4. 代表作者

分析作者群体，不难发现，教材研究中涌现出一批作者代表和较为稳定的科研团队。

由表4可知，发文总量排名前7位的作者地域性较强，主要分布在华东和华南地区；作者工作单位集中在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东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和深圳大学；研究内容涉及本科英语教材的编写、介绍、分析和评价。需注意的是，由于本研究仅关于高校本科英语教材，而这些代表作者和研究团队的研究范围往往超出本研究的关注对象。

四、结论及建议

综上所述，近十年高校本科英语教材研究的总体情况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数据显示，17种期刊的发文总量不多，各期刊发文总量差距较大。纵向来看，年发文总量2008年达到顶点，2010年降至最低点，随后波动不大。相对于这些年发文总量都在70篇以上的17种期刊，142篇所占比例较小。即使10年间教材研究发文比例最大的《外语界》，也只约占其总发文量的3.92%。当前，尽管有“万种新教材建设项目”的推进，也有《大学英语教学指南》(征求意见稿)[5]17对教材建设的强调，但这个比例无疑说明了高校本科英语教材研究的不足，研究也未成为热点，仅仅只是关注点而已。这与前文所述杨港、陈坚林(2013)[2]的论断还有一些差距。同时，这个结果也不同于赵永青等(2014)[3]34所说的大学英语教材研究还没起步。

第二，教材研究对象不平衡。研究对象主要聚焦于大学英语教材研究以及英语专业的翻译教材研究，ESP教材研究较少，仅占总量的6.54%。ESP教学作为未来高校英语发展的重要方向，其教材研究却未受到相应的重视。蔡基刚(2013)[16]指出，这是由于当前我国外语界和大学英语出版界缺少对ESP理论发展的研究，误将专业英语认为是专门用途英语，阻碍了ESP在国内的发展。英语专业教材研究方面，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和阅读教材研究最少，而这三个课程都是英语专业必修课，也应受到关注。

第三，教材研究内容的主题主要是教材编写和教材评价。教材编写研究数量最多，其研究角度也比其他主题更为全面。教材编写研究的内容涉及编写原则、理念、国外教材编写对我国英语教材编写的启示等多个方面。而且，新型技术和语言学理论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受到了一定的关注。尽管教材编写研究取得了很多成就，但缺乏对这些编写原则、理念的评估和检验。尤其在自编教材领域[17]，缺乏整体规划，没有充分了解学校的需求和学生的需求，盲目编写，有可能造成教材的重复开发。

第四，研究群体大多分布在华东和华南地区，其工作单位集中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东部或南部高校。同时，一些单位机构也会出版发行高校英语教材。如何促进没有出版能力的高校或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进行教材研究是未来的一个研究重点。

第五，对于教材与其他课程要素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关注教材和教材使用者的关系。教材使用在以教材内容为主题的研究数量中排名第四，总量偏少，年发文量也不多。研究方法多是问卷调查，缺乏历时追踪。这说明教材的实际使用效果研究还不充分。尽管当前一些教材已经经历了多次更替，但却没有较为彻底地探析其使用效果，不了解旧教材实践中的优缺点，就大力开发和推行新型教材，可能会造成对教学资源的极大浪费。

总体来说，尽管我国高校本科英语教材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必须看到，由于总量不大，研究较分散，导致各研究之间的联系难以建立，造成各自为政，难以形成体系，不利于研究朝纵深方向发展。未来研究还需要更多不同层级的研究者的参与，研究时需兼顾平衡各研究主题的数量和内在联系。

[1]程晓堂，孙晓慧. 英语教材分析与设计[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1-2.[2]杨港，陈坚林. 2000年以来高校英语教材的研究与思考[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3(2).[3]赵永青，李玉云，康卉. 近十年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研究综述[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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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余筱瑶)

10.3969/j.issn.1008-6382.2016.05.004

2016-08-24

2014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博士项目“基于教师反思的大学英语教材课堂使用研究”(2014BS075)。

朱红梅(1979—)，女，安徽宁国人，重庆工商大学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英语教学、教师教育、二语习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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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6382(2016)05-003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