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洋

王健林：戏核也就三个字

文/汪洋

王健林需要各利益相关方对万达未来的信任，尤其是对他“有钱”的信任。

今年，王健林那句“你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比如挣他一个亿”刷爆了社交网络。提问者找的那句话头“很多青年想做首富”，颇有点为首富铺脚垫、扶马鞍的意味。

托尔斯泰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悲天悯人的落脚点在后半句，如同射击，射中靶心的弹道都是一样的，没有射中的，都各有各的偏离。作为年过花甲的长者，王健林对青年们说的那些人生经验，自然很有道理。但碌碌众生和腾达者的差别，往往在于前者不能笃行后者看似简单的人生经验而已。

引爆在于荒诞感

真正让“小目标”一夕间刷屏的原因，在于它的“小”与“一个亿”的落差在公众心中造成了荒诞感，如同老练的相声演员不动声色地抖响了一个包袱。所谓老到，因为不动声色，不像在演，观众会更加容易将自己和情绪带入。

因荒诞感而让一句话风靡天下、形成病毒传播效应的例子，历史上也有。晋惠帝听大臣说暴发了全国性的饥荒，人民没有饭吃，一脸呆萌地指出：“既然没有饭吃，人们为什么不去吃肉粥呢?” 那句“何不食肉糜”瞬间传遍朝野，皇帝有智力障碍这件事从此不再是少数几个利益相关者能够保守的秘密了，于是，朝野上下，作奸犯科、图谋不轨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

王健林白手起家，能成为亚洲首富，当然不可能像晋惠帝那样有“硬件”问题，也不可能不知一个亿对于绝大多数电视观众而言，是天文数字。这句话只能是要告诉公众和媒介“我有钱”。但比王思聪的名言 “我交朋友不在乎他有没有钱，反正都没有我有钱”，多绕了个弯子，还更有幽默感。

汇总王健林多年来释放给外部的各种信息，剥开不同剧情，戏核其实也就是“我有钱”这三个字。今年，万达商业从H股退市前的最后一份半年报显示，万达商业目前的资产总值约为6 947亿元，负债总额约5047亿元，融资成本为56.28亿元。可见，王健林不但是首富，也可以被称为“首负”，只是“首负”被算在万达头上。巨额负债下的融资成本之低，耐人寻味，这是模式未来是否还能持续，也耐人寻味。但有一点很明显，王健林有钱，但更需要钱——拿地要钱，境外收购体育、娱乐公司都需要巨额的钱。

让别人相信其实力，而实力又建立在别人的相信之上

王健林曾在哈佛大学的演讲台上说：“在创业的前五年，我受过很多白眼、刁难和歧视。”其中一件，就是他在历年谈话中反复提到，并称之为“磨难”的贷款事件。“市里的领导觉得这个小伙子接政府的这个任务不容易，找了国有银行行长，解决2 000万元贷款……可能是这个行长不愿意贷……我前后跑了50次以上，我去了，不能闯进门，我就在门口站着，有时候从早上到中午，中午到下午，也不行，就见不着他。”王健林说，“你们可以想象，一个企业老板，在银行行长办公室门外一站一整天，连续多天这种感觉。”

行长罔顾“市领导”的口谕，拖着不贷款，无非是在当时的情境下，以他的立场预估了贷款给王健林的风险和收益，在他看来，万达实力不够，失败的风险远大于收益而已。

后来随着万达实力的增强，和商家、银行等外围力量的角力关系发生了逆转，在许多演讲中，王健林都提到，“现在这些企业都得看万达眼色行事，正应了商业中的一句话‘客大欺店，店大欺客’”。

一个“欺”字，道尽了商业博弈关系的实质。而关系逆转的关键在于“有实力”或是“被认为有实力”。这样，从地方政府那里拿地也罢，与跨国企业合作也罢，就能以最低成本达到目的，对此王健林并不讳言：“我们做生意要别人来求我们，不要我们去求他们。”

必须要让别人相信其实力，而实力又往往建立在别人相信之上。这“循环论证”的道理就如同多年前的章子怡，好莱坞因为她是“最受中国市场认可的重量级女演员”而接纳她，中国市场又因她被好莱坞接纳而更加认可她。

王健林说过房地产行业的两个特点：一是不具备核心技术，是一个集成行业；二是没有知识产权。所以，规模和速度才是万达的竞争壁垒，而核心竞争力是基于各利益相关方对万达未来的信任，尤其是对他“有钱”的信任。

“我们做生意要别人来求我们，不要我们去求他们。”

王健林说

进退之间

近日，王健林预测“十年后，中国电影票房将达到300亿美元，大概占到全球电影票房市场份额40%～50%的规模”。显然，这是拿中国市场的“未来规模”在喊话好莱坞。他于2012年斥资约26亿美元收购了美国第二大影院运营商AMC娱乐控股公司，今年1月，万达以25亿美元收购了电影制片公司传奇娱乐（LeGEndary Entertainment）；10月，Dick Clark Productions成为万达收购的第二家好莱坞公司。在境外，王健林在体育产业上亦有巨额投资，并称未来10年里将在印度投资100亿美元，用来建造工业城镇和零售地产。

与万达高歌猛进的态势形成反差的是，今年2月，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纷纷对万达持悲观看法：穆迪信用评级将万达商业的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调整为负面；标普将万达商业的信用评级从“BBB+”下调至“BBB”，评级展望为负面；并给予万达商业的境外债券“BB+”（垃圾级）的评级。惠誉评级则将万达商业的信用评级从“BBB+”下调至“BBB”。 2016年9月，惠誉将万达商业境外债券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

惠誉评级指出：万达商业上半年土地收购步伐较快，影响未来两年财务状况，并料2017年后出现负自由现金流。预计母公司万达集团将资金回收以支持海外并购存在风险。监管可能阻碍万达集团的融资战略，并导致杠杆增大。

有评论称，虽然A股在2015年发生了“股灾”，但仍为全球高估值市场之一，类似于万达商业的上市公司市盈率普遍在30左右，而万达商业的港股市盈率仅为6左右。也就是说万达回归A股之后，市值能增长500%。然而，当2016年9月，万达商业香港正式退市准备回归A股。同月，证监会发布了修订案严厉打击借壳上市与跨界重组，基本上封死了万达借壳回归A股之路。为此准备了一年多的万达只能慢慢排队，根据目前每个月十余家的IPO通过速度，万达至少需要两年以上的时间才能排到。在一退一进之间，王健林开始了各种“上头条”。

作为获得资金的渠道，银行或股市都难免存在来自政策和人为的风险，所以王健林会说：“我对万达金融集团有很大期许，认为万达未来价值最大的就是这一板块。将来万达文化集团的总市值和收入跟万达商业有得一比，甚至有超过的可能，但我认为万达金融将来比这两家都大。”

“这几年我经常讲一句话‘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古人说，‘富贵险中求’，你要想创业成功，有把握没把握，都要去试。”

王健林说

更可能是一种“商业家精神”

王健林说，“这几年我经常讲一句话‘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古人说，‘富贵险中求’，你要想创业成功，有把握没把握，都要去试。”他在哈佛演讲台上也说，哈佛耶鲁，不如敢闯。在他看来，这就是企业家精神。

但严格意义上，这更可能是一种商业家精神而非企业家精神。因为在某些“企业家精神”的定义中，对于创新是有着极其严苛的门槛的，必须通过创新惠及社会，而万达和王健林，某种程度上，是被整个社会经济繁荣所惠及的。

尤瓦尔•赫拉利发现，在近代工业社会之前，“为富不仁”是全人类的共识，包括富人。因为二千年的经济增长停滞期里，富者是靠多占而富，一个人收入多了，也就意味着其他人，存在显性或隐性的掠夺，“因为盘子就那么大”。所以富人要不拿出点剩余供养僧尼、教士，要不布施穷人，要不赞助些艺术活动而不求回报。而当进入工业社会后，富人们将剩余的资金投入技术创新和再生产，将“盘子”做大了。

王健林的父亲王义全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那时的他，觉得“参军最可能让自己天天有饭吃”。用暴力方式消灭那些收地租者，实现“天天有饭吃”能够成为人生小目标，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是一个农业为主体的社会，盘子也就那么大。如今，企业家通过创新和资金投入让盘子变大了，富人不再是大众的敌人，像比尔·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这样的企业家还成了大众偶像。如某学者所言，王义全老人、王健林和王思聪，这三代人分别代表了雄性的三种内置需求——生存、社群地位和更多的伴侣，那么，依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企业家精神”的意义上，人们理应从首富那里看到更多。

王健林认为，自己的成功与军旅生涯有很大关系，他指出，很多成功的企业家也是军人出身。不过，他却否认万达是军事化管理的企业。

军队为基层军官提供了最朴素管理场景，也能锻炼一个人的战略耐心。具备这种知识和素养的企业家在20多年前的商界，更容易出类拔萃，这是不争的事实。万达事权分于下，财权集于上，既防止腐败，又能让大象跳舞。不过，前些日子，新华社为首的媒体报道了发生在各地的几桩判决，万达因涉行贿而被动上了头条。多年来，王健林说万达从不行贿。当这件事发生后，王健林称，是员工瞒着他行贿，对此并不知情。

对于腾讯、阿里这样提供公共产品、嵌入国民经济生活的企业来说，政府的角色更多体现在监管上；但王健林的公司需要更多地与政府打交道。政府是土地的实际拥有者，也是现金流向的控制者。所以王健林说，远离政府太假了。他经常不待人询问，便主动谈起政商关系，主张“亲近政府，远离政治”，又说，其中学问比博士后课题难。也就是说，其中存在拿捏分寸的艺术。也许，本质上确如王健林所言，“万达是走市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