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莹　柴彦威　桂晶晶

[摘要]城市居民的休闲行为作为现代化生活方式的一种标志，在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转型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休闲时空行为作为休闲行为的重要视角，建立了休闲内在需求与休闲空间实践的关联。文章以时间地理学理论为指导，在梳理地理学、交通学和时间地理学等多学科视角基础上，提出了休闲时空行为所关注的若干前沿命题：（1）休闲本质的认识。颠覆对时空行为表象的理解，审视休闲的学者/参与者、主观/客观定义及中西方休闲差异。（2）休闲与社交网络。分析时空行为的组合制约机制及同伴选择的社会文化影响。（3）信息时代的休闲。讨论IcT休闲行为的规律及大数据的休闲应用。最后，基于时空行为的测量分析，讨论了围绕休闲行为特点的研究内容与方法，包括：重新审视日常休闲的时空尺度，建立从实际行为到潜在行为的内容拓展，实现因果关系与情境模拟相结合的研究逻辑，完善并丰富了以个体为单元的中国城市休闲时空行为研究框架。

[关键词]时间地理学；城市休闲；时空行为；休闲行为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6）09-0030-11

DOi：10.3969/i.issn.1002-5006.2016.09.014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过程，城镇化率已达到54.77%。2014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强调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推进城镇人口的生活方式转变，加快城市与社会的现代化建设进程。2014年年底，《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任务分解表中明确提出，将持续实施“城乡规划中统筹考虑国民休闲度假需求”。这表明，城市居民的休闲行为作为现代化生活方式的一种标志，在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休闲时空行为作为休闲行为的视角之一，建立了休闲内在需求与休闲空间实践的关联。然而，政策的推动主要集中于休闲空间环境改善，如新型城镇化提出的加强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认为只要提供了“休闲空间”，居民就会开展“休闲行为”。这种观点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以人为核心的需求方利益，未考虑居民休闲的结构性需求以及开展休闲活动的行为制约。只有了解休闲行为的产生背景和过程机制，才能够将有限的城市休闲空间及设施资源相对合理的布局，从而减少供需矛盾，提高空间资源的利用效率。

城市休闲时空行为的认识需要基于学科背景开展讨论，其中，社会学、地理学和交通研究最为核心。社会学研究闲暇时间的测量和预算，强调城市居民的休闲行为已成为现代城市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揭示了休闲行为需求总量增加的态势。地理学和交通学领域指出了休闲空间应当提供结构性供给，以减少井喷式休闲交通出行量，其理论来源于地理区位论和交通四阶段法的根基，多以追求经济效益或环境效益为导向，对休闲行为的时空模式与规律开展了大量研究，但对微观主体“人”的休闲需求及休闲行为的本质理解不足。

因此，本文以时间地理学理论为指导，开展城市居民休闲时空行为的正面研究。在梳理不同学科对城市休闲时空行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休闲本质的认识，反思休闲主题对行为研究的可能贡献与前沿命题，并讨论了以个体为单元的城市休闲行为机制分析的内容与方法，建立了基于时空行为的城市休闲研究框架。

1.城市休闲时空行为研究的学科视角

社会学偏向宏观汇总性的讨论，对需求结构、个体差异的解释力度相对有限。地理学与交通学对休闲行为的规律分析较为全面，即能够较好地描述过去、现状及问题，偏向于非汇总性的分析。在学科视角讨论中，重点讨论非汇总性的方法论，从地理学、交通学、时间地理学视角分别进行阐释。

1.1地理学视角：城市休闲空间为中心

地理学强调以地为核心的空间格局研究，由此形成了两方面议题：（1）城市休闲空间分布在哪里，城镇化过程使休闲空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出现了哪些新现象或新空间；（2）城市居民的休闲行为产生在哪里，空间要素是否对行为分布产生影响，影响机制如何。

中国城市研究表明，休闲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和圈层结构。城市外围的绿地区域中，环城游憩带是最为典型的休闲活动地；在城市内部，休闲空间体现出多样化和等级结构，包括游憩商业区、城市广场、城市餐饮空间等，其布局受到经济、人口、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城市空间扩展与城市群的形成，促进了居民休闲空间的扩展，尤其以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为依托的休闲流动性增强。休闲空间按照地理尺度可进一步细分为家内休闲空间、市区休闲空间、市郊休闲空间和旅游休闲空间。其中，家内休闲空间讨论了家庭微空间打造、家庭关系及家内/家外休闲边界的划分等议题，而旅游休闲空间属于长时间尺度、大空间距离和低使用频率的空间，往往远超出城市日常利用空间的范围。因此，市区休闲空间和市郊休闲空间是中国城市休闲空间研究的主要领域，较多讨论发展历程、功能演变、空间分布、结构特征、规划影响等内容，属于供给研究。

地理学者的休闲研究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休闲行为的原动力和复杂性。从需求角度，休闲空间按功能性可分为生态休闲空间、文化休闲空间、商业休闲空间和健身休闲空间等，此类空间的分析和理解更多加入了休闲细分目的的讨论，加深了对城市新兴或混合型休闲空间场所的认识。尽管休闲空间划分的依据不同，但空间特征分析是这些研究的重点，休闲行为作为需求方通常以附属性角色参与讨论，如环城游憩带的行游比分析、游憩商业区的消费分析。

国外地理界的休闲研究更注重休闲行为的产生条件。在休闲行为必要性论证的基础上，强调休闲的制约因素，并指出其决策过程受限于个人主观偏好的内在制约、同伴的人际间制约以及时间、金钱或信息等外在结构性制约。休闲行为的参与通常是居民参与社会活动、人际交往和社会地位的优势表征，而社会地理领域所关注的女性、青少年、老年人、少数族群、残障人士等群体，通常对休闲行为参与表现出明显的弱势。

地理学的研究揭示了城市休闲空间的宏观格局及动态演变，强调认识休闲行为产生机制的综合性制约框架。这些研究以空间或人群差异为线索进行经验性和汇总性分析，对于“怎样的个体行为选择汇总造成了休闲空间差异”“哪些影响因素、多大程度上制约了某一人群的休闲选择”等因果关系并未有深入讨论。

1.2交通学视角：休闲出行产生为重点

交通学重点关注前往休闲目的地而进行的移动过程，其与交通出行需求相关性最强，由此形成的核心议题包括三方面：（1）休闲目的是否已成为重要的出行目的，需求量有多少；（2）休闲出行的特点是什么，传统交通出行方法是否适用；（3）休闲出行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如何进行改善。

休闲发展深刻影响着人们的出行。在20世纪末的欧洲，休闲出行占总出行距离的40%-50%。荷兰2005年休闲出行占44%，意味着每人每天产生1.04次、11.15km的休闲出行，并在过去10年间增长了近30%。诸多交通调查数据显示，休闲出行是城市间动态流动的重要组成。中国城市的休闲出行已成为交通需求的重要组成，并保持了快速的增长。

休闲出行具有弹性大和随意性强的特点，传统交通模型对其分析和预测有局限性。与休闲特点对应，休闲出行的弹性较大，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可以调整，甚至是否发生也可以随意变化。另外，休闲本身就是活动目的，并不像通勤那样遵循快速到达、路线固定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随意性，可能选择路程较远但风景较好的路线，也可能因为同行亲友改变路线等。因此，休闲出行的预测和分析更为复杂。

休闲出行受到城市空间形态和个人社交网络等多因素的影响。高密度、混合的土地利用形态有利于居民更多参与休闲，并产生短距离、低碳化的出行。半数以上的休闲行为是以社会交往为目的，因此休闲产生与个体居民的社会关系、家庭观念等相关，也受具体休闲出行同伴的影响。

交通学的分析主要基于居民出行问卷调查数据，一定程度上建立了微观个体的研究视角，交通决策模型也为休闲制约机制的实证分析提供了较为清晰的理论原型。但是，休闲的活动目的地和出行过程复杂难分，传统交通四阶段模型只能将休闲等同于通勤、购物采用同样理性高效的出行决策，仍然无法针对休闲的特点提出较优的解决方案。

1.3时间地理学视角：休闲时空制约为核心

时间地理学在研究对象和核心议题上与地理学、交通学有重合之处，其特点是建立了以时空制约为基础的理论框架，强调个体层面以人为本的分析，休闲活动与出行是一体的，需要与个人活动系统和城市空间系统进行关联分析。

休闲行为具有时空非固定性的特征，时间地理学强调以时间的有限性、空间的不可逾越性为基础对其决策机制进行解释。休闲行为出现在个人活动安排的闲暇时间，即居民在保证工作、购物等必需行为后才能够实施休闲，而个人的总时间是有限的（一天24小时或一周7天），休闲行为与其他行为具有此消彼长的制约特征。休闲行为的产生与闲暇时长、起始地点、周边城市设施提供的活动机会相关联，同时也需要考虑同伴的时间安排。换言之，在可支配的闲暇时间里，居民需要克服空间摩擦力完成休闲出行，到达开放且可进入的休闲设施，与同伴共同进行休闲活动。时间地理学利用时空路径、时间棱柱、时空可达性等研究对象实现了时空制约的表达，对微观个体休闲行为时空决策过程这一“黑箱”的打开起到推动作用。

休闲行为也具有体现个体主观意愿的特征。不同于通勤和购物行为，居民的休闲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能力参与或是否愿意参与，即受到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和行为偏好的影响。在城市发展的成熟阶段，个体居民为追求生活质量和实现自我表达，表现出不同的休闲态度和行为特征。因此，休闲行为可能在不同的群体间产生差异，如果某一群体在经济能力和休闲态度上处于劣势，则限制了其高等级生活需求，就形成了新型的社会排斥。

时间地理学对人本身、行为本质的认识更为深入，但已有研究对城市休闲行为的分析仍不充分，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实证分析仍然坚持行为简单分类后，机械性地以休闲反映不同群体的时空制约程度，较少涉及对休闲行为本质的讨论，更没有考虑活动之间、活动与出行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2）休闲行为的记录和刻画仍然非常粗略。休闲的产生通常是短时而随意的，传统回顾式问卷通常忽略较多细节而造成信息不准确；休闲行为的分析方法也基本沿袭通勤和购物的方法，对其时空制约的独特性仍难以刻画。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进展，城市休闲时空行为的已有研究主要有4个方面的特征和问题。首先，国内研究的应用导向性明显，配合快速城镇化的发展需求，城市休闲空间的讨论相对充分。地理学和交通学均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休闲行为的原动力和复杂性。其次，大量实证研究集中在宏观层面的规律把握，微观个体的休闲时空行为分析仍相对缺乏。地理学、交通学至时间地理学的视角转变，提供了一个从宏观到微观演变的理论框架。再次，时空行为作为休闲行为研究的分支，尚缺少多学科交融的讨论，对休闲心理学、休闲经济学等视角关注不足。现有研究大多处于理解过去事实的阶段，对行为的预测和模拟研究仍相对薄弱。第四，大数据和GIs技术的变革对休闲行为将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时空行为数据的丰富和分析手段的提升，还会改变城市居民的休闲思维与休闲方式。

2.城市休闲时空行为研究的若干前沿命题

2.1结合休闲行为本质的认识

社会心理学对休闲本质和休闲动机的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入的认识。休闲最早可追溯到希腊文明，亚里士多德认为，休闲是从必要劳动中解除出来的一种自由状态，幸福与生活质量是源于休闲的。人开展工作是外部驱使的，最终目标是获得休闲。由此，休闲理论发展融入了社会心理学方面的解释，休闲动机是受到外部的社会动力和内部的性格特征共同影响的。研究主题以个性和心理研究为主导，围绕儿童、青少年、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开展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既阐释了休闲社会化的关键阶段，又回应了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对休闲本质的认识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休闲行为本质的探索将加深甚至颠覆对休闲行为表象的理解，为诸多学科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手段。关于休闲定义的分歧，是北美休闲研究领域面临的棘手问题之一。从概念层面来说，休闲的本质可以理解为闲暇时间、自由选择的活动、特定场所或主观感受，即休闲行为作为研究对象，通常由学者定义，所以机械地将明显具有自由放松功能的日常活动（如运动、社交、观看文化表演等）归类为休闲行为。然而，从操作层面来说，定义休闲的主体可以分为研究者和参与者两种视角，即休闲行为定义不仅包括客观的活动类型和时间，还包括主观的活动含义与体验等。这一观点指出休闲体验和功效可能存在于多种活动类型中，甚至是购物、工作、家务的过程中。实证研究表明，不同个体对日常活动中的休闲定义差异显著，如男性将家务视为休闲的可能性高于女性。这样就形成了学者/参与者、主观/客观等多重的休闲定义维度，丰富了休闲行为内涵的理解。

社会心理学的休闲讨论推动了中国城市居民休闲时空行为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开展东亚和北美的跨文化休闲比较研究。中国城市居民时空行为调查中，休闲是经常被提及的活动，但中国城市居民的主要休闲方式为看电视、锻炼身体、棋牌、看书等，这些方式的核心动机是放松和娱乐。而西方城市居民的主要休闲方式则为运动、社交聚会等，这些方式的核心动机是挑战和刺激。以老年人参加太极运动的目的为例，中国人相对一致的描述是“为了健康”，而美国人则倾向于“自我实现、锻炼意志力”。因此，中国人的休闲行为方式表现为低成本、方便型居多的“被动休闲”，而西方人则为有积极意识的“主动休闲”。

休闲方式差异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城市休闲空间选择。中国城市居民被动休闲的空间表现为家内休闲或近家休闲的活动比例较高，这一特征在中国时空行为研究的20年间，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西方城市居民的休闲行为空间则更为发散，中美城市比较中发现美国居民的休闲出行距离更长，中欧城市比较研究中发现欧洲城市居民对家空间的休闲活动持更为开放的态度、休闲空间选择更为多样。这些研究试图跳出“就中国而论中国”的研究弊端，建立对休闲行为分析的国际视野，以行为特征描述为开端，逐步引入社会心理学、文化价值观对日常时空行为影响的讨论。

2.2关联休闲行为与社交网络

休闲行为是城市居民日常社会交往的主要载体。已有研究表明，休闲目的的活动和出行最有可能与他人共同完成，即同伴陪伴。个体居民与同伴共同活动或出行的过程中，能够实现交换信息、交流情感的目的，因此对维系社交网络关系具有重要作用。休闲产生与同伴选择具有互为因果的关系，也就是可能因为休闲活动而引起多人共同活动，也可能因为重要的同伴而产生休闲。时间地理学中对于“组合制约”的解读，强调了多人活动中需要共处同一时空而带来的多重制约，但实证研究对这一理论的回应并不多见，仅有部分研究讨论了同伴居住空间与休闲活动空间选择的关系。

休闲行为同伴的选择深受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有助于理解不同社会中社会关系网络的差异。从大背景讲，东方社会偏向于集体主义价值观，而西方社会倾向于个人主义价值观，这在时空行为上反映为日常活动单独/共同完成的比例差别。中国社会重视亲缘和血缘的文化传统，使得家庭观念在日常休闲中得以观察，即家庭成员成为休闲同伴的主体，社会关系网络中家庭成员的比重较高且地位较核。休闲行为同伴研究拓展了时空行为分析的广度与深度，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已有理论中过于重视行为客观表象、缺乏行为机制理解的不足，推动了日常休闲行为与社会文化理论的结合。

2.3理解信息时代的休闲行为

信息通讯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ICT）而形成的“时空压缩”对休闲行为有着错综复杂的影响。如前所述，休闲行为本身的定义就具有复杂性，例如与其他活动的边界不清晰（如购物一休闲、家务一休闲等），并且其时空行为特征具有多任务化（如通勤路上与朋友闲聊）、破碎化（如看电视过程中经常中断处理其他事务）等，而ICT的广泛使用加剧了这些特征表现。已有研究表明，ICT对时空行为的改变主要体现在时空约束性的减弱，而行为本质特征并未改变；针对休闲行为，ICT的初步影响是增加了个体居民的选择机会，但这些机会是否会被实践，则取决于活动J隋境和个人决策，因此这种影响机制仍有待商榷。总体而言，ICT的休闲影响可能巨大而广泛，但由于行为的复杂性，现有研究仍仅从理论模型上讨论居多，而实证验证相对匮乏。

城市居民在ICT使用过程中留下的大数据痕迹，为休闲行为的科学化分析及商业化应用提供了基础。大数据作为社会感知的一种描述形式，其具有“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双重功能。作为“望远镜”的大数据是跨学科、跨尺度的。例如根据银行刷卡数据分析休闲消费行为习惯，是跨越金融与休闲的领域，并实现了大至全国、小至景区的尺度转换。大数据的这一功能得到了商界和学界的广泛认可，并开展了大量的分析。“显微镜”的功能是指ICT数据采集技术能够提供个体化、实时化且高精度的信息。例如城市大型活动期间的手机信令、蓝牙等数据，提供了基于个体的休闲行为群体性特征信息。现有研究相对重视大数据对于休闲行为模式的刻画能力，而对精确详细的个体休闲行为机理剖析不足。

3.研究内容与方法

3.1对象：重新审视日常休闲的时空尺度

城市是日常休闲行为的主要载体，休闲是城市的重要功能。城市休闲行为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休闲行为是指除了工作和家务以外的消遣型活动，如旅游、娱乐、文化活动、运动和社交；而狭义休闲行为是日常休闲行为，其时间性和空间性具有相对明确的边界，即居民在一天24小时内在城区及周边郊区范围内完成的休闲活动。然而，随着对休闲行为本质认识的深入，以及居民的行为实践向都市圈或城市群的扩展，日常休闲与非日常旅游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因此，这就要求城市休闲行为的研究要从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两个角度重新审视。

日常休闲的时间尺度应当从“日”扩展至“周”。休闲行为与工作、购物、家务具有替代或制约的关系，其行为具有随意性强、规律不易掌握，居民经常在一周或一月内进行统筹安排。以往研究多数采用1个工作日和1个休息日的活动日志调查法，以日为单元，兼顾周末与周中的休闲行为差异。这些努力对认识休闲行为特征起到了重要推动，但对休闲行为机制及与其他活动的关系分析上仍显不足。因此，休闲行为调查应当扩展时间尺度，加强以“周”为时间单元的调查和分析，利于认识居民休闲行为安排的系统性和统筹性。

日常休闲的空间尺度应当从“城市”扩展至都市圈。随着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交通设施的建设，以及私家车等交通工具的改善，城市居民的活动范围明显扩大，休闲空间也从城市、环城游憩带扩展到都市圈。以广州为例，伴随着珠三角2小时交通圈、城市间1小时通达的建设，日常休闲的选择不再囿于单个城市的边界，形成了休闲圈的多尺度重构。因此，城市居民休闲行为的调查分析应当兼顾都市圈的活动机会及行为实践，并分析需求和供给在城市间的结构性特征。

3.2内容：从实际行为到潜在行为

休闲行为的实际发生特征是休闲行为研究的基础。休闲行为具有时空非固定、决策随意性和出行即目的的特征，因此需要有针对性的行为指标或刻画方法。休闲行为的时空特征可以从行为产生、频率、时间利用、空间分布、出行链和交通方式选择等来进行过程分析。时间地理学的时空路径分析，建立三维可视化技术整合时间与空间维度，利于分析固定性活动的部分及其对休闲行为时空特征的制约。

休闲行为的潜在机会是未来研究的重点之一。潜在行为的测量基于时空棱柱、时空可达性的概念，最早是由Lenntorp提出的，后经Miller、Kwan、Dijst发展与改进，形成了GIS技术支持和交通应用导向的算法和应用。在给定时空制约条件下，个体能够物理到达的时空范围，在时空间中被表达为时空棱柱或潜在路径空间（potential pathspace，PPS）。将时空棱柱的体积投影到二维空平面上，即潜在路径区域（potential path area，PPA）。从休闲行为角度来理解，指在一个固定活动结束后，在保证能够准时到达下一个固定活动的条件下，个体能够物理到达的休闲活动区域。PPS的体积、PPA的面积或PPA内城市机会的数量，都可能作为可达性的测度指标。潜在行为对休闲的研究意义在于：在客观制约方面，城市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城市交通拥堵的出行能力制约，都造成了休闲机会供给的不平等；在主观制约方面，由于个体活动安排偏好的差异，休闲机会需求因人而异。因此，潜在行为研究是窥视休闲行为主观和客观制约的重要手段，是社会公平、主观幸福感等社会热点的讨论基础。

3.3方法：因果关系与情境模拟相结合

在城市休闲行为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是对行为影响因素的挖掘，运用制约模型、效用模型、计算机模型，主要针对因果关系的分析与解释。影响机制分析中主要考虑的因素包括：（1）空间因素：居住地周边土地利用混合程度、休闲设施的可达性等，这些因素可能影响休闲活动目的地的选择、休闲出行的距离、休闲行为产生的时间等。（2）社会因素：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个体社会经济属性等，这些因素可能代表了社会整体的休闲需求、个体差异化的休闲需求，从而影响休闲行为的频率及模式。（3）个人因素：个体行为偏好、情感偏好等，这些因素可能形成居民差异化的休闲态度、休闲时间分配及休闲同伴的重要性等，是休闲行为决策的软性影响因素。

因果分析基础上的休闲行为情境模拟，更直接地将休闲行为的分析结果与政策应用建立连接。这种努力的宗旨是通过空间改善和行为引导，来实现城市“物质空间”和居民“行为空间”相互匹配的理想状态。具体方法包括采用假设偏好法开展调查、利用Netlogo等软件建立多代理人模型，改变相关变量观察行为因变量的变化趋势等。通常的操作为设置情境，如休闲设施密度增加、居民工作或通勤时间缩短、娱乐消遣型信息高效传递等条件变化，分析居民休闲行为的产生及分布随之发生怎样的变化，以评判或指导城市相关政策的制定与改进。

4.结论与展望

在“十三五”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背景下，城市居民的休闲需求将进一步释放。本文从学科视角、研究命题和内容方法3个方面对城市休闲时空行为研究进行了全面讨论。首先，从地理学、交通学和时间地理学3个学科与理论视角，梳理对城市休闲行为从宏观到微观的认识过程。其次，强调加强对休闲行为的本质认识是开展前沿研究、实现理论创新的有效途径，并讨论了休闲行为的国际比较、休闲行为与社交网络的关系以及ICT与大数据的休闲分析是近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最后，讨论了从操作层面上，如何通过扩展时间与空间尺度、加强潜在休闲行为分析并开展情境模拟研究，实现有效的城市休闲行为研究，建立了基于个体行为的城市空间研究框架。

休闲时空行为是认识快速城镇化变化、贡献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视角，但本文并不能全面覆盖中国城市休闲行为的研究领域。时空行为研究立足于空间与行为的互动，因此在城市空间发展上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然而，休闲时空行为并不等同于休闲行为，休闲行为是一个更为宽泛的领域。在欧美，休闲行为过程可包含动机、决策、参与、满意度等分析；休闲行为心理可包含偏好、制约、参与、意象等研究。中国的休闲行为讨论也广泛涉及休息制度变化、家庭收入增加等经济与政策议题。休闲时空行为研究在坚持时间性和空间性讨论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涉及上述领域，但暂时难以用时空统领全部的行为与心理过程。这将是未来需要深入研究的话题。

未来，中国城市的休闲时空行为研究将涉及休闲经济、公共健康等多学科领域。本文提出休闲时空行为的主观选择与客观制约并重的研究立场，讨论了休闲社会心理学范式的借鉴与应用。基于此，休闲需求增长、休闲选择多元及时空压缩下的跨境旅游，形成了休闲经济，并在新型城镇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休闲行为与健康的讨论，可以涉及运动休闲与个体身体健康、休闲习惯与个体心理健康、户外休闲与城市公共健康、休闲参与与社会公平等。休闲时空行为重视每个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以休闲行为剖析其在城市中的社会融入和社会资本，有助于清晰城市快速发展中空间与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