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亮

（安徽建筑大学，安徽 合肥 230601）

江淮圩堡遗产的历史变迁及其类型分析

张亮

（安徽建筑大学，安徽 合肥 230601）

圩堡，亦称圩寨，是皖中、皖北、豫东、鲁西、苏北一带曾广泛存在的一种民居形式。江淮圩堡是伴随着清朝中晚期农民运动和地方士绅团练而兴起的一种防御性聚落，现存遗迹主要分布于安徽省的肥西、霍邱、六安市金安区和河南东部等地。2014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编纂的《中国传统民居类型全集》将其列为江淮地区特色的传统民居形式之一。在建筑形制上，圩堡是以“外壕内宅”为主要特征，由水利系统、防御系统和居住系统共同组成的集生活、军事、防洪、生产等功能于一体的防御性聚落。从类型上看，现存遗迹多为地主庄园圩。文章主要选择合肥地区兼及部分皖西地区的圩堡作为研究对象，对圩堡的概念、形成与历史变迁进行了长时段的研究。

江淮；圩堡；保护；利用

目前系统研究江淮圩堡群分布、数量、保存现状的文章及专著较少，相关的研究主要涉及圩堡的保护、旅游等，缺少整体状况研究。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一是从建筑学角度探讨了圩堡建筑形制，认为圩堡建筑作为水圩式民居具有较强的防御性[1]，是中国相对较为保守的民居建筑之一[2]，它是以宗族为主体的封建家族制的建筑军事堡垒[3]；二是关于圩堡保护与利用的研究，研究主要集中在刘铭传故居的研究以及肥西四大圩堡（刘老圩、张老圩、周老圩和唐老圩）的保护与利用上，积极探索圩堡旅游开发的独特模式[4]；三是关于圩寨的研究，对圩堡的历史形成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较早研究圩寨的学者傅衣凌先生从社会史的角度曾探讨了捻圩的情况[5]，顾建娣对河南的“官圩”[6]、张珊对皖北、苏北、河南、山东的圩寨[7]、张研、牛贯杰对皖北圩寨[8]、王昌宜对合肥地区圩寨[9]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了解圩堡的形成、变迁具有重要的价值。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圩堡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建筑史和旅游开发方面，对圩堡的文化内涵和遗产价值研究仍有待加强。

1 圩堡建筑起源、演变

圩堡建筑始于何时难考，它是由城郭村落演变而来。“城郭村落，并不是近代才‘冒’出来的，古代也屡见不鲜，它是‘兵法社会’的产物。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当不能期待政府来维持治安时，人民往往在村落周围深沟高垒，用以自卫。”[10]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就是最好的例证。清朝“筑圩自保”的做法是在清嘉庆年间，清史稿中载：“乡兵始自雍、乾，旋募旋散，初非经制之师。嘉庆间，平川、楚教匪，乡兵之功始著。”[11]时值白莲教起义，德楞泰、龚景瀚等针对起义军活动作战的特点，提出在大的乡村市镇劝导居民修筑土堡，四周要环以深濠，堡中搭盖草棚以便寓居；其他较分散的村庄按照人口多少，十余村或数十村联为一堡，并提出较为齐备的圩寨修筑办法。德楞泰等进呈《筹令民筑堡御贼疏》方法如下：“为今之计，欲筹恤难民而困贼匪，莫若饬近贼州县于大市镇处所，劝民修筑土堡，环以深壕；其余散处村落，酌量户口多寡，以一堡集居民三四万为率，因地之宜，就民之便，或十余村联为一堡，或数十村联为一堡；更有山村僻远，不能合并作堡者，即移入附近堡内。”[12]这种筑圩自保措施在镇压白莲教起义中起到很好的作用，四川、陕甘、湖北等地迅速肃清了农民起义的影响。“川、楚教匪之役，官兵征讨，而乡兵之功为多”，“嘉庆间，四川举办乡团，行坚壁清野之法，著有成效”[11]。

圩寨大规模的修筑是清咸、同年间。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为应付农民运动，清政府再次使用筑圩堡之法，“道光之季，粤西寇起，各省举办团练，……而边徼之地，剿有乡兵”[11]；1853年咸丰帝谕令“武英殿刊刻明亮、德楞泰筑堡御贼疏、龚景瀚坚壁清野议及示谕条款办法通行”，要求将样本“即颁发各省督抚广为刊布，督同在籍帮办团练之绅士实力奉行，各就地方情形妥为布置，但期守卫乡闾，不必拘执成法”[13]。清政府的圩寨清乡政策得到全面推行，其范围涉及之广远超白莲教起义，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甚至浙江、广东亦用筑堡之法，它对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收到了积极成效，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1868年捻军主力被消灭。

圩寨在农民运动失败后去留成为清政府在讨论善后政策时的一个重要问题。自团练与筑圩实行以来，圩寨政策在清政府统治内部也存在一定的争议。“（同治元年）乡团之设，原以使民自卫身家，藉可保全地方，以辅官兵。前因各路办理团练大臣随带多员，任意骚扰，有害无利，是以陆续裁撤，仍责令地方官切实经理。”[11]但考虑到安徽、江苏、河南、山东等地是捻军起义的中心地带，且民风犷悍，散勇回去极易因为生计艰难而重新滋事，清廷饬令各督抚在徐州、海州、颍州、亳州、归德、汝州、曹州、沂州等处仍旧筑圩自保。“（同治）七年，谕各疆臣：‘捻寇荡平，勇丁亦各还乡里，诚恐江南、安徽、河南、山东从前被兵处所，不免伏莽潜匿，乘隙为害。江、皖等省督抚，于徐、海、颍、亳、归、汝、曹、沂等处，饬各地方官劝谕民间照旧修理圩寨，整顿乡团，互相保卫。此外各处民团，亦应一律整饬，慎选牧令，安良除暴，以靖地方。’”[11]只是由于长期战事，民穷财尽，筑圩的要求很难全面推行，圩寨多任其荒废，圩寨与村庄的区别逐渐模糊，被清政府一起纳入常规的里甲。

2 江淮圩堡形成及其历史变迁

江淮圩堡主要集中在合肥及其周边地区，是以晚清淮军将领为主营造的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民居建筑，它的大量修建与团练势力的发展关系密切。这一方面是由于应对社会动荡，合肥地区的团练势力纷纷筑圩自保；另一方面，合肥的团练势力在镇压农民起义后将传统的 “城郭村落”转变为兼有防御功能的居住设施——地主庄园。

“（咸丰）八年，安徽巡抚翁同书疏言皖省定远、寿州、合肥等县举办团练，旬日之间，远近响应。”[11]李鸿章在《张荫谷墓表》中对合肥圩堡建设情况做了记载：“公始闻贼警，即大出资，振贫户，倡率团练……于是公知兵祸且亟。诏乡人保境待时，筑堡于周公山下殷家畈。峙粮储器，阻河以为险。”[14]通过这段文字，可以判断的是，肥西地区的圩堡始自张树声家族应该较为确信，相关史料也较为丰富。张荫谷是淮军将领张树声、张树珊、张树屏的父亲，通过资料可以看出圩堡修建是为了应对农民起义，至于圩堡的形制更多的是利用自然河流和山体作为屏障。“始诸将初起，皆散出田野。树声（指淮军将领张树声）独以寇来无方，不据形要，不足自完。于是创设堡坞，阻河山为险，尝据砦击却悍寇陈玉成，由是诸团先后仿依为堡，百数十里间，连屯相望，淮甸以是得保半壁。”[15]在张树珊传文中亦有记载：“乃筑堡殷家畈，阻河环山以为险。陈玉成两围堡，皆败之，远近归者万计。”[15]正是在张树声等的倡导下，肥西三山地区的团练创办起来，广筑圩堡，数量较多，“于是邑人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周盛传及董凤高等均相率筑堡坞峙，糗粮储械，百余里相望不绝”[15]，“其时刘铭传、周盛波、潘鼎新辈皆相继筑堡，联为一气，皖北破碎，独合肥西乡差全。”[11]濮鈆《解先亮纪略》载：“公居介舒、合之间，自咸丰癸丑冬十二月，粤寇初陷庐州，以即劝集乡邻筑堡御寇。”[16]根据当时的史料，合肥三山地区的圩堡数量较多，彼此间亦有攻伐。在《刘壮肃公家传》中载：“咸丰四年，粤匪踞安徽，陷庐州六安。公倡团筑堡，贼惮之。西乡豪杰蠭午起，数十里间，往往堡寨棊置，互相雄长。亦时有攻伐。”[17]初期的圩堡建筑是在团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受财力影响，对早期圩堡的形状和结构特征并无详细规定，结构较为简单粗糙，更多的是依据地形，并无后期规整的形制，如刘铭传早期所筑鸽子笼圩子，即为旱圩，并无壕沟。但圩堡建筑在维护乡村稳定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皖省为发、捻蹂躏殆遍，惟合肥恃民团苦战，得独全。”[18]

圩堡建筑第二次的建设高潮得益于淮军崛起，在合肥西乡团练基础上建立起的淮军成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的主要力量之一，1864年后，大批淮军将领荣归故里，受皖西北圩寨建造经验启发，在原有堡寨的基础上对其翻修、扩建，或另选新址重建，圩堡建筑逐渐由军事防御设施向将门府第转变。“惟吾族僻处山隅，得余筑圩守卫，受灾甚浅，子弟有随军从事者，多名成业就，家室一新。”[15]代表性的如两广总督张树声的张老圩、淮军记名提督张树屏的张新圩、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刘老圩、直隶天津镇总兵周盛传的周老圩、直隶提督叶志超家族的叶大圩、福建陆路提督唐定奎家族的唐五房圩、徐州镇总兵董凤高家族的董大圩都建于这一时期。从建造时间和功能上看，此时的圩子由战时的防御功能向具有防御功能的地主庄园转变，更加强调其居住功能。此时期圩堡建筑变化是采用外挖壕沟内筑堡墙的做法，四角建有碉堡，平面规整，呈矩形，与外通行则利用吊桥，这是江淮圩堡的显著特征之一；另外，这一时期，圩堡内开始大兴土木，广泛采用砖瓦结构，圩堡内建筑房屋数量多达百间，并根据生活功能分区做了一定布置。“圩堡由早期的泥、石结构向砖、瓦结构转变，由‘草圩子’（乡民称没有砖瓦的房屋建筑）向朱门豪宅的建筑方向发展。”[19]当然，由于许多淮军将领当时居清军要职，戍守边疆，圩堡的兴建多为其后代或兄弟所建。这一时期的圩堡主要集中在19世纪六十年代至20世纪初的三四十年间，亦有民国初年兴建的。20世纪初年，随着李鸿章为首的淮军兴衰更替以及清政府的覆灭，淮军将领后代的政治地位发生变化，圩堡建筑的文化内涵由将门府第演变为普通的地主庄园。

新中国成立后，圩堡被视为地主阶级的产物而被没收，特别是在淮军历史问题上缺乏科学认识，过多的强调其镇压农民起义和清王朝腐朽统治维护者的角色定位而将其彻底否定。圩堡建筑没收后被充公，将其改建为学校、粮站、农场、医院和养老院等，圩堡由私有资产转变为社会公共资源，原有建筑因不符合社会功能的需要而被逐步拆除，圩堡内的建筑所剩无几，但圩堡的壕沟在使用过程中具备了围墙和居居用水的价值而得以保留，此为圩堡建筑的第三个阶段。

江淮圩堡从19世纪五十年代团练圩寨开始兴起，经历了将门府第和地主庄园角色的转变，20世纪五十年代被拆除，由私家庄园变为社会公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圩堡经历了兴起、发展、衰落的全过程，虽然大部建筑已损毁，但圩堡遗产是那段特殊历史的见证，充满了丰富的、动态的历史信息。

3 江淮圩堡的类型

从形态上看，江淮地区的圩堡分为旱圩和水圩，旱圩是村落四周筑堤，选址多在岗地，而水圩则是利用水系或开挖壕沟，内外以吊桥连通出入道路。从壕沟的形制上看，有单层壕沟、双层壕沟和多层壕沟的区别。现存的圩堡数量中以水圩为主，单层壕沟的圩堡数量较双层壕沟的圩堡数量多。在河南东部固始等地，存在联圩型的圩子，“几个单圩簇拥在一起，外部由一片大的水域包围，内部由数个台地和坝子划分的多处小水域构成的圩子类型……多是由自然形成的大面积积水洼地，经人工改造而形成聚居之所。”[20]代表性的圩子如河南固始县陈淋子镇北一公里左右的李后楼圩，分别由后楼圩、破楼圩、戏楼圩、双圩等组成，其特点是各圩独立，又同处同一片畈地或水域，功能分区，构成多层次的圩子群空间。

从属性上看，圩子根据其建造者的差异可分为地主庄园圩、村民圩和捻圩。地主庄园圩是从安全、舒适的角度，地方上的地主士绅采取传统的圩寨的方式建造的地主庄园，代表性的如霍邱的李家圩，肥西淮军将领故居也多为地主庄园圩；村民圩多为动乱时期村民为自保而在村庄周围挖壕筑圩抵御进攻的屏障，圩寨依托于自然村庄或联村修筑圩寨。“如柳堂在《蒙难追笔》中所描述的临湖铺贾家围子，‘一小村落，围以土墙，南开一门吊桥以木板为之，仅通行人。贾姓居大半，故呼曰贾家围子’。”[21]村民圩多为一道壕沟和土围墙，少可容纳千人以上，大可容纳万人，内有街市。村民圩和地主庄园圩多集中产生于19世纪中叶（咸同年间），清政府推行“坚壁清野”政策，作为应对太平军和捻军的重要手段，命令各地组织团练和修筑圩寨，圩寨得以兴起。从属性上看他们获得官方的认可，因此称之为“官圩”。捻军在面对圩寨这种形式时，展开了激烈的圩寨战，“起义初，疏忽防守，所以每至一地，便拆墙平圩。之后，多次败于清军骑兵，才思及挖壕、筑圩”[22]，形成了捻圩，为第三种类型的圩子。

圩寨通常的做法是在集镇或村庄周围修筑圩墙，挖筑壕沟，实际中形态、大小存在极大差异。 “圩大不过四里，小以二三里为度。门留二处，须安吊桥。枪炮宜二百根。圩基宜就集镇，大村庄挖废地亩，大户捐办，中户给半价，下户给全价。安设炮台。定须出角，可打三面。圩墙底挖壕土上用泥墙。作垛高宜丈许，圩隍宽宜三四尺，垛口约五尺一个，壕深如之，外壕宽宜一丈五六尺，深一丈，底宽丈许。……圩内盖屋，宜用泥墁防火。”[23]这是村民圩典型做法。合肥地区的圩堡多为地主庄园圩，圩堡的形制规整，大多为方形，部分圩堡在壕沟内侧砌筑土墙和石质圩墙，以单层壕沟为主，双层圩沟在肥西几大圩堡中有吴大圩、张新圩、刘老圩等，面积30—200亩，以水圩为主，内外以吊桥连通出入道路。

总之，江淮地区的圩堡规划整齐，与皖北的村民圩存在很大差异，它主要是淮军将领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受到皖北“圩寨”启发后建造的地主庄园。外部采取“深壕内围”的形式加强防御，内部通过宅院建造住宅群，与北方四合院具有类似之处；而在建筑装饰上吸取徽州建筑的防火墙、三雕技术，体现出南北文化交融的特征。从时间上看，江淮圩堡始自咸丰年间的团练，集中修建于同治年间或光绪年间，大部为淮军将领荣归故里后所修。因此，在功能上肥西圩堡虽然强调防御，但针对的对象并非是太平天国运动或捻军中农民起义军，更多的是强调防御与居住并存，它是满足地主生活功能为主的防御性民居。

[1]甄新生，张咏梅.水圩式民居建筑研究[J].装饰，2006，(4)：45-46.

[2]甄新生，陈锐.水圩式民居建筑[J].建筑知识，2005，（5）：15-17.

[3]甄新生，朱君.淮军民居建筑研究[J].山西建筑，2005，（2）：19-20.

[4]车珠琳.江淮圩堡文化景观旅游开发研究——以肥西县四大圩堡为例[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14，（4）：54-59.

[5]傅衣凌.关于捻变的新解释[C]//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418.

[6]顾建娣.咸同年间河南的圩寨[J].近代史研究，2004，（1）：100-128.

[7]张珊.清军野寨清乡政策与检军失败的关系[J].安徽史学通讯，1958，（2）：26-34.

[8]牛贯杰.十九世纪中期皖北的圩寨[J].清史研究，2001，（4）：24-32.

[9]王昌宜.社会动荡与19世纪中期安徽的圩寨[J].合肥学院学报，2015，（2）：41-44.

[10]池子华.淮北村庄的“圩寨化”：近代农村社会变迁的一个侧影[C]//程必定，吴春梅.淮河文化纵论：“第四届淮河文化研讨会”论文选编.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176.

[11]赵尔巽.清史稿：卷133、卷447[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2]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89[C]//魏源.魏源全集：第17册.长沙：岳麓书社，2005：825.

[13]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15[Z].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9619.

[14]李鸿章.张荫谷墓表[C]//肥西淮军人物·肥西县文史资料之三.合肥：黄山书社，1992：15.

[15]刘铭传.刘铭传文集[M].合肥：黄山书社，1997：915、949、475.

[16]濮鈆.解先亮纪略[M]//马骐.淮军故里史料集.合肥：黄山书社，2009：306.

[17]程先甲.刘壮肃公家传[M]//马骐.淮军故里史料集.合肥：黄山书社，2009：109.

[18]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李鸿章传：卷65[M].北京：中华书局，1987:48.

[19]淮军军将领旧居[EB/OL].（2009-04-08）.http://www.ahfeixi.gov.cn/content/detail/52e23aa80cad8502a7b5bdf1.html.

[20]程炎焱.豫东南、皖西圩子聚落的形态构成与保护更新[D].郑州：郑州大学，2006：20.

[21]翁飞.安徽近代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129.

[22]安徽省涡阳县志编纂委员会.涡阳县志[M].合肥：黄山书社，1989：298.

[23]吴堂.劝谕淮海各属筑圩保卫示[C]//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六）.1957：231.

THE HISTORICAL CHANGES AND THE TYPES OF JIANGHUAI EMBANKMENT FORT

ZHANG Liang
（Anhui Jianzhu University,Hefei Anhui 230601）

The embankment fort,also called fortresses,is a kind of residential form and has been widespread in areas of Anhui, eastern Henan,western Shandong and northern Jiangsu.It is a kind of defensive settlement existing when the peasant movement and local gentry militia arouse in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The existing relic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Anhui Feixi,Lu'an Huoqiu,Jin'an District and eastern Henan etc..In 2014,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Dwelling Houses compiled by the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listed the embankment fort as one of the traditional dwelling houses in Jianghuai area.In the architectural form,the fortresses are mainly composed of water conservancy system,defense system and dwelling system,with the functions of life,military,flood control,production and soon on in one defensive settlement.From the type point of view,the existing relics are mostly manor dike.In this paper,we choose the Forks in Hefei and the part of the Western Anhui region as a research object to study the concept,formation and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e embankment fort.

Jiang-Huai areas；the embankment fort；protection；utilization

K878

A

1672-2868（2016）05-0008-05

2016-06-15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SK2016A0242）

张亮（1978-），男，安徽肥西人。安徽建筑大学，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文化遗产、安徽城市史研究。

责任编辑：杨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