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商人》第四幕艺术美赏析及朱生豪和方平译本对比分析

2016-12-06张珊

小品文选刊 2016年16期

关键词：朱生豪莎剧方平

张珊

(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昆明 650000)

《威尼斯商人》第四幕艺术美赏析及朱生豪和方平译本对比分析

张珊

(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昆明 650000)

1 《威尼斯商人》简介

1.1 作者。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四大喜剧之一,约写成于1596年，根据意大利短篇小说《呆子》编成。莎士比亚喜剧系列中第一个以较多的现实主义手法接触社会阴暗面的优秀作品。

1.2 主题。歌颂仁爱、友谊和爱情，同时也反映了资本主义早期商业资产阶级与高利贷者之间的矛盾，表现了作者对资产阶级社会中金钱、法律和宗教等问题的人文主义思想。

2 《威尼斯商人》美感分析

2.1 形象美。莎翁用幽默而不失简练的语言塑造出个性各异且惟妙惟肖的人物形象，以鲍西娅和夏洛克为例：

——既然你要求公道，我就给你公道，而且比你所要求的更地道。

莎翁的语言，言中有画，就如王维之诗，诗画合一，给人立体，鲜明而饱满的形象感。

2.2 修辞美。本幕运用贴切而又新颖的修辞手法，大量修辞的运用，使文新颖独特、喻义深邃。

比喻：如安东尼奥连续用“大海的怒涛”无法减低威力，豺狼害得母羊为失去羔羊而哀啼，以及松柏受到天风的吹拂不能不发出声音等比喻，来强调夏洛克的残忍之无法改变。

2.3 节奏美。文章大量感叹句的运用，气势大气二不是韵律，恢弘二慷慨激昂，让人不住为恶势力唏嘘，为不像恶势力妥协的正义一派拍手叫好。

如最后几句夏洛克的话的出现就是如此：公平正直的法官！博学多才的法官！判得好！来，预备！

2.4 英语同音词的运用美。本幕最大的悬念就在于金钱和契约的关系，这两个词就体现了莎翁选词的巧妙，即：bond与bound。这一条暗线的存在让人不禁为本文伏笔的设置的运用美加分。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的《约/束》凸显了莎士比亚原剧中的“bond”主题。“bond”既有“契约”的意思，也有“束缚”的意思。莎士比亚词汇量丰富，并善于利用置换同音词来营造独特的戏剧效果，“bond”和“bound”就是这样一组被莎士比亚看中并频繁使用的同音词。在《威尼斯商人》一剧中，“bond”和“bound”则作为高频词汇反复出现，并且经常互换性地出现在夏洛克的词汇库里。

在《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和安东尼奥的约/束关系就体现在与金钱更相关的bond和与人更相关的bound之间可互换和不可互换的矛盾关系之中。夏洛克的话语“three thousand ducats，for three months，and antonio bound”和“the man[antonio]is，notwithstanding，sufficient.three thousand ducats；i think，i may take his bond”表明，夏洛克之所以愿意签订金钱约/束(bond)就是因为他有可能得以约束(bound)和掌握安东尼奥的人身自由。夏洛克不下五次地坚持“i’ll have my bond”就是为了能如约约束(bound)安东尼奥并割去其身上的一磅肉以泄其恨。不过，“约/束”在以契约的形式保障夏洛克割肉的权益的同时又给他构成了束缚。一磅肉就是一磅肉，多一点少一点都是违约的。夏洛克深知犹太人和基督教徒一样，都是人，都能感知冷暖和生死情仇，而且在表达他的仇恨之情时，夏洛克可以无视金钱。

3 朱生豪和方平译本对比分析

两位译者共同点：直译、直译加注与意译的运用。

所谓直译，就是在译文语言条件许可时，在译文中既保持原文的内容，又保持原文的形式一一特别指保持原文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等;直译加注指如果直译不能让目的语读者理解原文的指定含义，甚至会误解原文含义，但同时译者又想保留原文的形式，那么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以选择直译加注的策略;而意译则从意义出发，只要求将原文大意表达出来。不注意细节,译文自然流畅即可。

不同点：

其一，在这众多译本中，历来有两种译法:散文体和诗体。采用散文体的最突出的例子可以说是朱生豪，朱生豪译本以“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为宗旨，译笔流畅，文词华瞻，其以通俗流畅著称，因而流传甚广。随后，我国也有不少莎学专家尝试用诗歌体翻译，方平的译本就是杰出的代表，因其采用了格律诗体的译法，更接近莎剧的本来面貌，更能体现莎剧的原汁原味。

其二，从思想内容方面来看，两位译家学贯中西，有良好的语言基本功，在原作内容的理解上不会有很大的出入。方平多年致力于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和研究，而从事莎剧翻译的时间与朱生豪开始翻译莎剧的时间相隔甚久，所以两人的翻译条件和社会背景很不相同。朱生豪翻译莎剧时正逢国难当头(1935年至1944年)，环境和条件极其恶劣与艰苦，他“乡居僻陋，既无参考之书籍，又鲜质疑之师友。”(莎士比亚，2001:2)对血气方刚的朱生豪来说，此时的译莎已超越了艺术与文学范围，成了国力和民族较量的象征。正是在这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的爱国情怀和实现鲁迅“于中国有益，在中国留存”的殷切期望使得朱生豪将青春和生命都熔铸在了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中。

其三，从译文的艺术风格角度来看，两个译作在语言特点上有很大的不同。两家译文语言风格迥异:朱生豪的散文体语言比较含蓄正式，且注意内在的节奏和神韵，如例中“我的妻子，”“我自己的生命”等:而方平的诗体语言趋于口语化、戏剧化，如“媳妇儿”“自个儿的生命”“呢”等，把握了台词的整体节奏和易讲性。从这些差异中我们又能看出译者译剧时的不同价值取向。朱生豪曾坦言道“中国读者耳闻莎翁大名已久，文坛知名之士，亦曾将其作品，译出多种，然而观坊间各译本，失之于粗疏草率者尚少，失之于拘泥生硬者实繁有徒。拘泥字句之结果，不仅原作神味，荡然无存，甚至艰深晦涩，有若天书，令人不能阅读，此则译者之过，莎翁不能任其咎者也。”(莎士比亚，2001:1)正是当时无一可供大众阅读的莎剧译本，朱译莎剧时才以“忠实”，“通顺”作为审美标准，以典雅的、富于东方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