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明

通过法治手段实现对网络社会的有效治理，迅速推进和加强网络立法工作，是当前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任务。

就互联网立法而言，我国应当采取专门立法的模式，不宜制定一部大而全的“互联网管理法”，具体理由在于：第一，互联网技术和应用的涉及范围过于广泛，很难抽象出一套普遍适用的治理原则和行为规范。第二，互联网本质上是一种信息技术手段和社会公共资源。第三，统一立法可能影响法律制度的实效，造成立法资源的浪费和法律适用的困难。当前网络安全、网络侵权、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电子商务等领域问题相对突出，且法律规范存在缺失，有必要在这些方面制定专门的法律。

互联网立法中应处理好三对关系：第一，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关系。对于不涉及公共利益的网络空间内容，公权力应当保持谦抑性。在主要涉及私人利益的情况下，应充分发挥公民自动行使权利的积极性。第二，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资源高效利用的关系，应当尽快确立个人信息权与个人信息利用的规则。第三，市场、技术与制度的关系。立法应当考虑技术和市场发展的需要，确保立法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为新型业态的产生和发展预留制度空间，使各种新的产业能够纳入制度调整范围。

互联网立法的重心在于规范网络服务提供者。第一，网络平台是网络信息传播的中枢。第二，许多网络平台具有参与网络社会治理的技术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