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曦

自带“干粮”打赢选战的特朗普，把大量的高层政治“局外人”带进白宫，开罪了一众既得利益者，难免受到自由派媒体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揶揄。

11月23日，特朗普选定印度裔女州长妮基·海利出使联合国，提名女慈善家贝齐为教育部长。

当大选之夜唐纳德·特朗普以多出74张选举人票“侥幸大胜”（普选票比希拉里少上百万张）时，希拉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垂泪不已”，第二天中午才勉强发表败选演说。此后，奥巴马主动邀请特朗普去白宫谈政权交接，以回归中立的姿态，让大为受用的特朗普做出保留“奥巴马医改”两项关键条款的宣示。

特朗普选后的“变脸”还包括：在边境建墙计划里，加入了国会共和党人希望的“栅栏”选项;说克林顿夫妇是“好人”，自己“没有特别认真考虑（任命特别检察官调查希拉里）这个问题”，甚至其团队放风说“将不再调查希拉里的邮件门和基金会丑闻”;暗示要放宽对华尔街的严苛监管，并延揽投资银行的高管入阁;坦承针对华盛顿腐败政客的“排干沼泽”计划只能一步步落实，此前他的过渡班子里充斥着说客，是因为“华盛顿只有这些人”。

然而，包括他最近偏向反建制一方的人事安排，特朗普总会以让媒体意想不到的方式推进他的政策议程。所以，尽管人们觉得“成熟”的宪政民主最终会压迫他“接受体制”，但心里还是会打着鼓问：特朗普总统会颠覆美国官僚体系么？

换马与平衡

胜选后没几天，特朗普就让候任副总统彭斯接管政权过渡委员会，而此前数月执掌该团队的克里斯蒂降格为副主席。

此举引发两种解读，一是克里斯蒂在新泽西州州长任内涉嫌以局部封闭大桥“刁难”民主党市长，该丑闻由于最近法官对克里斯蒂助手的判决而升级，特朗普是让克里斯蒂“避风头”;二是克里斯蒂做联邦检察官时，曾把特朗普的犹太亲家公（即伊万卡老公贾里德·库什纳的父亲）送进监狱，现在贾里德要“报私仇”踢走特朗普的“竞选功臣”克里斯蒂—旁证就是过渡委员会里的克里斯蒂人马基本被清退。

上述两种解读都不能说错，但不够全局观。实际上，特朗普在玩一种共和党内部建制与反建制势力的平衡。

克里斯蒂作为最早背书特朗普的重量级政客，在当时共和党上层还很排斥特朗普的情况下，此举令他过早失去建制派的身份，而沦为特朗普的“小跟班”。彭斯就不一样，他是在特朗普赢得党内初选后，由共和党建制派旗手瑞安“推荐”给特朗普的副手人选，并且在与希拉里副手凯恩的辩论中给特朗普“长了面子”。

赢得白宫后，特朗普需要与国会共和党人合作，才能顺利施政，所以赋予副手彭斯“实权”，以及任命议长瑞安的盟友、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雷恩斯·普利巴斯为白宫幕僚长，都是在向本党建制派示好，同时也旨在平衡其他带有反建制色彩的人事决策。

这些决策包括：任命“阴谋论天堂”布莱巴特新闻网的执行董事长斯蒂芬·班农为总统的首席策略师，任命与奥巴马政府闹翻的前国防部情报局长迈克尔·弗林将军为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提名主张严打非法移民的联邦参议员杰夫·赛辛斯为司法部长，提名曾在班加西恐袭调查中炮轰希拉里的国会众议员麦克·蓬佩奥为中情局局长。

这当中，班农是在特朗普选情不妙的8月被挖来做竞选团队CEO的;而弗林与赛辛斯两人早在特朗普竞选初期就成了他的盟友，弗林还是一位陆军出身的民主党人。所以，这些人事安排代表了特朗普的个人好恶;为了让共和党建制派宽心，由彭斯与普利巴斯“居中调和”再合适不过。

而对整个华盛顿主流政治圈来说，特朗普当选的“黑天鹅事件”破坏了既有的政治利益分配格局。特别是自带“干粮”打赢选战的特朗普，把大量的高层政治“局外人”带进白宫，开罪了一众既得利益者，难免受到自由派媒体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揶揄。

但撇开这些党派攻讦，仔细观察会发现，特朗普已做的一系列人事安排，还是在有限条件（如外交、国防等高度职业化的技术官僚整体上不信任他）下的较好选择。

被提名为司法部长的赛辛斯是州总检察长出身，和候任国安顾问弗林的原军事情报局长身份一道，出自美国影响力最大的两个技术官僚系统—司法系统和情报系统。而这两个系统，在奥巴马治下已经被高度政治化，失去了应有的专业水准。例如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前，联邦调查局（FBI）和国土安全部都没有重视俄方提供的两名嫌犯信息，而弗林主张吸取教训，加强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各国的情报合作。至于在希拉里邮件门调查中“进退失据”的FBI局长科米，特朗普要在跟他详谈之后，再决定是否找人替换他。

特朗普的人事安排不尽完美，但还是努力在向技术官僚系统释放善意，以期加强同技术官僚集团的沟通和整合，利用他们制衡失势的部分民选政客。

11月23日，特朗普选定印度裔女州长妮基·海利出使联合国，提名女慈善家贝齐为教育部长。

红与黑，罪与罚

与任命“另类右翼”班农几乎同时，特朗普同意支付2500万美元和解费，解决“特朗普大学”所涉3宗欺诈案（加州两起集体诉讼，以及一起由纽约州总检察长提起的公诉）。这一消息再次提醒人们，这场美国“近30年来最丑陋选战”并没有真正的赢家;当选第58届、第45任总统的特朗普并不是那么“红”，败走麦城的希拉里也可能没有那么“黑”。

竞选期间，“主流媒体”一边倒地支持希拉里，而维基解密等黑客势力对希拉里的穷追猛打也蔚为壮观。希拉里初选“作弊”的黑幕被匿名爆料，而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选民扩展数据总监”赛斯·里奇的离奇身亡被右翼大肆渲染。阴谋论第一次如此逼近现实，阴谋论者不知是该更加忧心还是“共襄盛举”？

直到现在，奥巴马政府言之凿凿的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以及美国媒体连载的对特朗普的性骚扰控诉，都还是一笔笔糊涂账。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即便自己支持的候选人获胜，不少选民的心情与其说是激动，还不如说是解脱。

以美国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度而言，自由派精英掌握“主流媒体”，传达那些陈义甚高的所谓主流价值，以及对保守派的长期敌视与蔑视，强化了保守派的对抗意识。如果你总是不能认真听别人说话，就不要怪罪别人喊出来。表达的渠道受到压制，这些愤怒的能量只能在选举中释放出来。

蔡桓公曾经揶揄扁鹊是“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而同样讳疾忌医的美国自由派，选择以口号式的“政治正确”掩盖真正的问题，试图以拖待变，是一种政治决策和社会管理的思维惰性。对于保守派中“沉默的大多数”来说，手中的选票是惩罚病态政治正确和某些自由派旗手的唯一也最有效的武器。而对于深受打击的自由派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反思的机会，否则下次可能会输得更惨。

从选后美国街头的连番骚乱来看，自由派在“团结”和“尊重”这两个考场上已经不及格了。近年来，保守派通过各种渠道警告过自由派“别走得太远”，但是失去自我批判精神的自由派置若罔闻。

2015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以5：4裁定同性婚姻在全国合法。这被自由派视为司法领域争取平权的伟大胜利。但是在他们欢呼雀跃的同时，投了反对票的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提交的意见书也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在这篇长达30页的意见书中，罗伯茨大法官力陈以下几点被自由派忽略的事实：

首先，在过去10年中，美国各州的法律都针对同性恋婚姻做出了积极的修改，以回应同性恋群体的合理诉求;其次，根据宪法，法官有权陈述法律是什么，但不该评判法律应该怎样;最后，多数法官明确拒绝了司法审慎，忽略了谦逊，公开依赖于他们想根据自己的“新见解”重塑社会的欲望。综上，最高院宣布超过半数州的婚姻法无效，强制改变一个形成人类社会基础的社会制度，是非常危险的先例。

然而，这番苦口婆心的劝导和警示，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尊重和重视。奥巴马执政8年来，自由派始终没有放弃将诸如LGBT、持枪权、堕胎权等私域议题引入公共话语空间，逼迫站队的舆论压力甚嚣尘上。某些自由派旗手可能认为，全社会都应当对这些私权利和个人倾向表达足够的认同，才能算是真正尊重少数群体的权益。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尊重他人“不主张权利的自由”、“不认同你主张权利的形式的自由”也是自由的题中之意。

正是自由派对这些敏感议题的过度消费，引起那些有保守倾向的普通民众的过激反弹。这是美国政治极化背景下，双方都需要承担的“罪与罚”。

傲慢与偏见

从宣布参选到熬过初选再到最终问鼎白宫，特朗普不断突破了主流政治圈给他贴的标签，一路黑马，一路让观察者们大跌眼镜。但是对于熟悉美国社会政治结构和矛盾根源的人来说，特朗普的成功不过是又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美国主流政治圈所主宰的文化，已经导致了政治精英、媒体精英与社会精英的合流。这种“合流”在固化、利益阶层化之后，就变成了一种共谋政治。特别是2008年美国整个国势下降之后，精英抱团内收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政治权力的循环运行也就难免陷入小圈子中。直到这次特朗普的成功逆袭，颠覆了两党过去的传统支持者结构，也颠覆了选举政治的格局。

精英主导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自然消除反智、反体制、反权威的政治文化。特别是全球化背景下人流、物流、资金流的自由流动，加剧了普通民众的不安全感和相对剥夺感，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一次预警。

一般社会公众所反对的全球化，实际上是传统精英主导的全球化，是利益集团化的全球化。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利益集团对社会财富的虹吸效应和马太效应会愈演愈烈，在越过社会忍耐的阈值时会遭遇强烈的反弹。

过去没有特朗普这样“画风不一样”的反精英政治领袖，不代表民间没有反精英的政治文化。特朗普只是迎合了反精英的政治文化，暂时成了反精英浪潮的代言人。本来这应该引起政治精英和媒体精英的重视，但是他们依然选择漠视和嗤之以鼻，这种傲慢反过来成全了特朗普这样的人物。

傲慢之外，更有偏见。在主流语境中，“政治不正确”是特朗普的原罪，而特朗普的支持者被描述为低收入、低教育水平、低社会地位的群体，是一群粗鄙、愚蠢、落后于时代的“愤怒的野蛮人”，但是现实怎样呢？

从《华盛顿邮报》发布的出口民调来看，特朗普的支持者中45%有大学学历，并未显著低于希拉里支持者的49%。年收入5万美元以下的低收入人群其实更偏爱希拉里，有52%的人支持她，显著高于特朗普的41%;年收入5万到10万美元的中高收入人群中，有50%投票给特朗普，高于希拉里的46%;年收入10万美元以上的投票者中，特朗普以一个百分点的优势微弱领先。

显然，当初自由派媒体对特朗普的支持者群体是怀有偏见的。不仅如此，它们抓住特朗普一些明显偏颇、意在吸引眼球的发言，不厌其烦地轰炸式报道，甚至从报道和传播观点的立场，转到炮制和加工观点的立场。这种明显受到自由派媒体精英引领的诡异氛围笼罩着整个竞选过程，让特朗普的支持者遁入“沉默的螺旋”，也让黑天鹅事件最终上演。

现在，特朗普没有能力颠覆整个官僚体系，但足以让这些传统的自由派媒体精英靠边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