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寿柏

孙中山先生的地位和作用，需要从世界大格局演变的历史视野来审视。他领导的辛亥革命，不仅仅是中华民族从积弱走向富强的历史分水岭，也是整个亚洲从百年衰落走向百年复兴的一个新起点。

二十世纪是中华民族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的世纪。而作为世纪的发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并没有演变成一场千万人头落地的血腥革命。辛亥革命发生在一个民族构成相当复杂的帝国，最初的有力革命诉求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是类似欧洲民族主义的汉民族建国运动。在世界近代史上，多民族帝国的共和革命极易造成国家分裂，无论是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还是奥斯曼帝国，都无法逃脱此一命运。但辛亥革命作为结束古老中国千年帝制的深刻变革，最终并未造成国家解体以及民族冲突，基本上继承了清帝国的版图与人口。共和的建立主要是通过政治协商让清帝逊位，避免了国家的分崩离析、生灵涂炭。这场中外古今历史所罕见的“迂回和妥协”，充满着革命理念与斗争方略的完美结合，不能不说是个政治奇迹。

后来孙中山又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提出“大中华”的思想，把“中华民族”拓展为国家凝聚力核心文化理念。这充分表现出孙中山在历史转折关头高度的政治智慧，顺应和把握时势的能力，和他作为革命家的雄才大略和卓越历史眼光。

孙中山一生干了四件大事：推翻清朝终结帝制，反对袁世凯称帝，护法斗争，筹划武力，统一全国的北伐战争。这四件大事奠定了其先行者的地位。表象上看，辛亥革命之后，中央政权空洞化，传统体制崩解，军阀割据，拥兵自重，狼烟四起。但国家这种分崩离析局面，燃起了中国政治精英对于重建统一秩序以及加速现代国家体制建设的激情；外敌入侵的变本加厉，更加速了国家观念的巩固与民族主义的凝聚和申张。尤其是，中国政治精英在其聚合、分化、重组的过程中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这对中华民族的未来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漫长、曲折、充满迷茫与奋争的历史进程中，民族振兴和社会变革成为主旋律，各种新旧思潮的激烈碰撞唤醒了千年沉睡的古老大地，成为不可抗拒的浩荡潮流，这为日后的中国社会全面政治动员积蓄了巨大的动力。在内忧外患、战乱纷飞、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历史时期，孙中山的思想始终是中国政治精英深明大义、求同存异的旗帜。

1917～1919年，孙中山写了《建国方略》一书，构想了未来中国的蓝图。但他描绘的宏伟愿景与乌托邦式的理想天国毫无共同之处，后者的孪生兄弟往往是独裁，被哈耶克警示为是通向奴役的道路；而孙中山的理论基础是著名的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基石的“三民主义”，他的这一思想影响了多少代致力于民主、自由的志士仁人，时至今天仍然闪烁着先知的光芒。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实现共和的国家。结束皇帝的专制统治，古老皇权帝国的坍陷具有极大的示范作用，从这个意义上，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他的理论和实践，其影响力远远跨越了国界，展现了东方新世纪的曙光，揭示了亚洲各国历史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