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态足迹理论的京津冀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2016-12-05程颖慧
段 铸 程颖慧
1(河北金融学院，保定 071051) 2(河北省科技金融重点实验室，保定 071051)
基于生态足迹理论的京津冀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段 铸1，2程颖慧1，2
1(河北金融学院，保定 071051)2(河北省科技金融重点实验室，保定 071051)
京津冀地缘相接，拥有着共同的生态环境，区域内每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都与其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生态环境的恶化势必会为经济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为达到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必须开展跨区域横向生态补偿以及生态项目合作。本文通过引入生态足迹的概念及其分析方法，在京津冀地区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核算的基础上，计算了各省市2004～2013年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受力，设计了一套适合京津冀发展的横向生态补偿核算体系，并构建京津冀横向生态补偿新机制。
生态足迹理论 生态补偿 横向转移支付 生态承受力 核算体系 京津冀
引 言
长期以来，我国更加重视经济增长的速度，而较少顾及经济增长的质量。单位GDP能耗、物耗、废水、废弃物排放量一直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对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造成严重威胁。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欲求木之长，必固其本；欲求流之远，必浚其泉”，必须将生态作为切入点。2006年温家宝总理在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完善生态补偿政策。但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地方政府从生态补偿方面得到的激励效果并不显著，以生态环境保护来实现可持续发展性也就无法完全实现。京津冀地缘相接，拥有着共同的生态环境，区域内每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都与其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生态环境的恶化势必会为经济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为达到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必须开展跨区域横向生态补偿以及生态项目合作。京津冀三地从竞争走向合作，引进横向生态转移支付成为一种必然，是京津冀区域财政行为的基本趋势，这样的转变将对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1 相关文献综述
环境污染问题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应运而生的，众多国外学者聚焦研究生态补偿，他们认为因经济发展而为生态环境带来的负效应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消除掉。马歇尔(1910)首次提出生态环境的外部性问题，庇古在此理论基础上，提出单纯靠市场机制消除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负的外部性”作用甚微，此时必须依靠政府，采用行政、法律和经济手段实施干预。理查德·阿贝尔·马斯格雷夫(1996)提出的“谁受益谁付费”思想，为后来学者们研究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奠定了重要的理论依据。Daily(1999)在其编写的《自然服务功能：人类社会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依赖性》一书中掀起了生态功能与效益研究的热潮。生态环境价值理论也在生态经济学、环境和自然资源经济学发展的基础上应运而生，将生态环境的价值进行量化评估，Robert Costanza(1997)[1]利用生态环境价值理论将全球自然生态系统的17种服务功能进行了价值评价。
20世纪90年代初期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问题逐渐进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范围。周珂、王典权(2003)[2]提出可以根据区域的主体功能进行生态补偿，使得各生态区域的生态服务功能的价值得到最大化体现。陈瑞莲、胡熠(2005)[3]以我国流域区际为研究对象，提出构建跨区域横向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开征流域生态建设税、搭建流域区际产权市场等多种并存的生态补偿方式。黄锡生(2006)[4]对我国当前矿产资源生态补偿价值进行分析，指出只认定于其经济价值的偏颇性，而忽视了其产生的公平价值和环境价值。徐健、崔晓红(2008)[5]通过建构AHP模型，以补偿标准为准则层，同一层次上的各因素相对于上层单个目标的重要性进行量化形成权重，在进行权重分配的基础上，建立生态补偿资金量化评价体系，对生态补偿进行投入分析。徐大伟、郑海霞等(2008)[6]针对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中存在的利益主体责任不清、补偿执行不力等缺陷，构建了相应的生态补偿额测算的模型，结合实际数据测算验证，有效弥补了流域生态补偿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国内学者在生态补偿方面的探究，大量借鉴了国外学者的既有研究成果，收获颇丰。但将以外国经济社会发展为背景的研究成果，完全移植到我国仍然困难重重。而我国众多学者已通过构建多种分析模型对生态补偿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研究，但大多数研究还只停留在对特定区域进行的生态补偿上，鉴于我国生态环境较为多样化，地区间差距较大，如果无法选取合适的模型和指标，那么得出的结论就不存在推广和实践性。
本文认为外部效应内生化要求建立京津冀三地之间的要素市场交换关系，而现实中京津冀三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及协同发展状况却不容乐观，辖区间财力发展不均衡而造成的生态环境冲突成为了较大的制约因素。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基于此，本文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下财政合作研究作为切入点，以生态补偿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构建为落脚点，旨在促进财政合作的方式下实现京津冀的协同发展。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威廉·里斯和他的学生Wackemagel共同提出了生态足迹(EF)这个衡量可持续发展的指标概念。生态足迹分析法(Ecological Footprint)已成为一种定量度量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程度的方法。根据生态足迹理论，区域被划分成生态赤字区和生态盈余区，生态赤字区中的居民对环境的消费需求大于区域内的生态容量，居民的生活水平无法维持现状，要平衡生态足迹就需要该地区扩大生态容量，要么从其他地区输入，要么通过自身消耗弥补，以解决环境供给流量的不足。相对而言盈余区的生态承载力是能够满足当地居民对环境的消费需求的，经济发展可持续性良好。但是随着当地大量生态资源的输出，当地生态系统承受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可持续发展局面也会改变。生态赤字区占用生态盈余区的生态资源，造成社会不公平性，马太效应使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愈拉愈大。为了保证各地区公平、和谐的发展，生态赤字区理应给予生态盈余区一定的补偿。
2.1 研究方法
2.1.1 生态足迹
生态足迹是指在一个地区或国家中，居民所需消费的生态资源和处理居民所产生的所有废弃物需要的生态生产面积。人口规模及消费水平越高，经济活动所需空间越复杂，生态足迹指标测算结果越大。计算公式为：
其中，ef—为区域人均生态足迹；
j—生态生产性土地的类别(具体包括林地、耕地、牧草地、渔业空间、建筑用地和能源用地)；
i—消费资源类别(具体包括农产品、动物产品、水产品等生物资源和原煤、原油、天然气及水电等能源资源)；
rj—第j种生态生产性土地的均衡因子(可将不同生产力水平的各类生态生产性土地转化为统一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进行比较)；
ci—第i种消费资源人均生产量；
Pi—生产第i种消费资源的世界平均产量。
2.1.2 生态承载力
生态承载力的计算公式：
其中，ec—区域实际人均生态承载量；
Aj—第j种生态生产性土地的人均面积；
yj—第j种生态生产性土地的产量因子(可实现地区间生态承载力的比较)。
2.1.3 生态盈余或生态赤字
生态盈余(或生态赤字)的计算公式：
er(ed)=ec-ef
如ec
2.2 数据来源
在生态足迹模型中，生产性空间的类型很多，在参照了WWF的分类标准后选取了其中6种类型，具体包括林地、耕地、牧草地、渔业空间、建筑用地和能源用地。不同类型土地的生产力会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管理水平提升而发生改变，同时也会受到环境污染、土壤退化等因素的影响而有所变化，所以研究的年份不同，与世界平均生产力之比(即均衡因子)也可能不同。
本文所统计的数据(产量数据以及实际土地承载数据)均来源于2004～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及京津冀三地的地方统计年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及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的数据库。生态生产性土地的产量因子和均衡因子均来源于WWF公布的全球核算标准，采用的是自2000年起每两年发布一次的《LivingPlanetReport》中的均衡因子(表1)。同时，根据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ACED)的建议，按照世界通行的计算标准，本文是在扣除了12%生物多样性保护面积的基础上计算出的生态承载力。
表1 各年产量因子及均衡因子数值(2004～2013年)
3 实证分析结果
应用生态足迹测算方法，本文以京津冀三地2004～2013年数据为例，尝试性测算京津冀生态补偿类横向财政转移支付的运行框架。
3.1 京津冀各省市生态足迹状况分析
3.1.1 京津冀三地人均生态足迹状态分析
人均生态足迹指标数值越大，说明居民在生产过程中所占用的资源越多。所以生态足迹这个指标可以综合测度出当地居民生活质量水平、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以及资源利用效率的高低。观测2004～2013年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人均生态足迹数据(图1)可以看出，增长趋势较为明显，三地区在十年间人均生态足迹数值分别增长了0.24hm2、0.60hm2和0.47hm2，增长幅度分别达到18.5%、32.4%和61.8%。十年间京津冀三地的经济水平迅速提升，同时带给三地的生态压力也在逐渐增大；北京、天津的人均生态足迹明显高于河北省(表2)，但是从增速上看河北省人均生态足迹的增长速度比两大直辖市要快很多，分别是北京的3.34倍、是天津的1.91倍。北京和天津是京津冀经济圈核心城市，在经济上领跑于河北省，但两个直辖市的辖区土地面积却小于河北省，因此测算出的生态足迹数值较高，这一指标说明这两个城市的经济发展空间压力比河北省更大。由此可见，京津冀经济圈的经济增长均是以消耗自然资源为基础，且京津两市的增长方式较河北省更为粗放。
图1 京津冀人均生态足迹分析
平方公顷，hm2
3.1.2 京津冀三地人均生态承载力分析
生态承载力是指一个地区的生态系统在一定的条件下为人类活动和生物生存所能持续提供的最大生态服务能力。从图2可以看出京津冀三地的人均生态承载力自2005年较上年有大幅下降后，至2013年基本呈稳定状态。北京稳定在0.34～0.27hm2之间，天津在0.46～0.37hm2之间，河北在1.90～1.80hm2之间，北京最高年份和最低年份的变化幅度为77.8%，天津为59.5%，河北为12.2%。京津两市的人均生态承载力相对河北省略低(表2)，这说明北京和天津这两大核心城市经济发展的生态空间是有限的。
图2 京津冀人均生态承载力分析
3.1.3 京津冀三地生态盈余(赤字)分析
从图3中可以看出2004～2013年北京和天津的人均生态盈余(赤字)指标均处于生态赤字状态，并且逐年增加，河北处于生态盈余状态且呈现逐年减少态势。2004～2013年，北京的人均生态赤字从0.82hm2增加到1.27hm2，天津从1.26hm2增加到2.08hm2，分别增加了154.88%和165.08%;而河北省的生态盈余却从1.26减少到0.57，减少了221.05%。北京、天津两个核心城市的人均生态赤字远高于河北省同期(表2)。作为我国北方经济发展的核心区，京津冀地区拥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资源密集型产业是经济结构中的主体，但是伴随着经济发展的资源消耗量已远远超出了环境的承载力。
图3 京津冀人均生态盈余/赤字分析
3.2 京津冀政府间生态补偿类横向转移支付金额的计算
在我国，相比于有着完整的制度规范和支付标准的纵向转移支付，横向转移支付的发展略显差强人意。尤其是在生态补偿方面，科学统一的支付标准迟迟无法正式出台，目前在我国实行的横向生态补偿还仅限于按照固定的数额或比例进行补偿，或者是以帮助利益受损区异地集中开发的形式进行补偿，总体上看形式略显单一，还未形成科学的标准指标。生态补偿形式产生的效果甚微，应用上无法推广，所以要建立一套标准的，更具针对性的政府间横向生态补偿的核算体系，就要将生态补偿的性质、受益主体、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考虑进去，利用加权平均计算确定横向生态补偿支付的金额。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金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HTPi=[(C1+C2+C3+C4)+∑Sj*Vj*Pj]/f(xi)-VTPi
其中，HTPi—i地区的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金额；
C1—生态利益受损方的生产成本；
C2—生态利益受损方的恢复成本；
C3—生态恶化给利益受损方带来的直接损失；
C4—生态恶化给利益受损方带来的间接损失；
(C1+C2+C3+C4)的和即为生态环境开发成本；
Sj—第j种生态功能所占比重；
Vj—第j种生态功能的单位产值；
Pj—第j种生态功能的单位市场价格；
∑Sj*Vj*Pj的计算结果是生态经济服务价值(生态功能包括延续生命功能、调节功能、防灾减灾功能、维持生态平衡功能、净化功能、美化生活功能)；
f(xi)—分摊因素(即转移支付的接受方人口、面积占总产值的比重)；
VTPi—i地区的生态补偿纵向财政转移支付。
表3 京津冀生态补偿类横向财政转移支付进出金额
注：支付补偿量“+”为支付，“-”为获得。
数据来源：根据2004～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天津、河北省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出。
3.3 结论分析
通过对比分析2004～2013年京津冀经济圈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可以看出：
(1)虽然十年间京津冀三地经济发展迅速，居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大幅提高，但在生态资源利用效率上明显偏低，所以在人均生态足迹这组数据上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均呈上升趋势。在人均生态盈余(赤字)数据中明显看到北京和天津十年间均为生态赤字，且赤字额逐年上升，反映出这两个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对外部资源及环境的依赖性逐步增强。
(2)北京和天津两大直辖市也是京津冀区域内的经济中心城市，他们生态足迹的各项指标数值都高于同区域的河北省，但是从增长速度上看河北省的人均生态足迹增长幅度要远高于北京和天津。从统计数据反映出的人均生态足迹和人均生态赤字两项指标较高，而人均承载力指标较低这个特征来看，北京和天津经济的高速发展状态与他们有限的生态容纳能力是不相匹配的，所以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两个城市就要向外借用相邻河北省的大量资源，而同时在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废物还要让河北省帮助共同消除，这样就造成河北省的生态压力倍增，生态承载力变弱。
(3)京津冀经济圈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兴增长极，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只有降低生态足迹，提高生态承载力，才能保证其经济发展的良好可持续性。京津冀三地进行产业地区间转移时，应避免因产业转移带来的污染及资源高耗的问题。北京和天津作为经济圈中的核心城市本身具有得天独厚的人才和技术集聚优势，所以两市在将产业向河北省转移前一定要完成技术改造，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形成共赢的局面。京津冀经济圈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只单方面依赖其经济优势是不行的，一定要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使整个区域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
4 京津冀生态补偿类横向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渠道
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政府间的财政合作离不开强有力的资金作保障，但是仅靠京津冀现有的政府财力和既有的投融资方式，很难满足京津冀迫切的协同发展，尤其是在外部性很强的“搭便车”生态环境补偿上，为此，如何扩大财源，创新投融资模式，就成了促进京津冀政府合作，保证生态类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得以实施重要问题之一。借鉴其他国家生态补偿先进经验，结合我国京津冀实际情况，京津冀生态补偿类横向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来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筹集。
4.1 开征生态补偿税收
可根据生态保护地区成本及生态受益水平征收 “生态补偿累进税”，对京津冀三地根据生态受益水平征收超额累进税，补偿保护生态而放弃经济发展的地区。税收具有强制性和规范性特征，如果开征，将一方面补充生态类横向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问题，另一方面又不会过于影响受益地区的财政能动性。
4.2 顶层设计，财政预算列支
当前横向类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规模和数量更多的是地方政府间协商的结果，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国家战略问题，应该从顶层设计，通过立法，科学测算并确定需要资金补偿转出的地区，实施专项预算列支。
4.3 发行生态保护类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彩票，拓展生态保护资金来源
近年来通过有计划的体育彩票、福利彩票发行，我国的体育、社会福利事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有效缓解了市场分配失灵带来的马太效应以及社会公众强体健身的设备需求。为此，可以借鉴发行生态保护类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彩票，彩票一部分返还于彩民一部分形成生态保护类横向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同时生态保护彩票的推出还可以引发大家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和养成生态保护的热情。目前我国彩票发行规模还有很大的空间，如能科学设计，发行得当，将有效拓展生态保护类横向财政资金渠道。
5 京津冀生态补偿类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构建
5.1 顶层设计，建立健全生态补偿相关法律法规
横向类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属于省际间的一种利益补偿制度，当前受制于我国行政辖区的财力、生态环境禀赋的差距，一方面需要生态补偿辖区内地方政府间达成共识，联合行动；另一方面要从顶层设计出发，建立健全生态补偿相关法律法规，为京津冀政府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供必要的法律支撑，国际上成功的横向生态补偿经验应在出台京津冀生态补偿类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实施指导意见时予以借鉴，将京津冀横向生态补偿的对象、资金来源渠道、支付的标准进行进一步的规范，使京津冀生态补偿类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有规可依，时机成熟时，提请全国人大尽快立法，出台生态补偿法，使京津冀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有法可依。
5.2 建立京津冀生态补偿类横向转移支付的管理机制
科学的管理机构和制度设计是横向财政转移支付能否顺利运行并发挥效能的关键，当前我国现有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主要是以“对口支援”的形式存在，处于摸索行进阶段，地方政府间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缺乏法律支撑多为中央行政命令和地方政府间协商的结果。为此，京津冀生态类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应设立专门的政府机构予以协调和管理，可以由中央副总理挂帅，成员包括京津冀三地省级主要领导，同时配置以民间非政府组织的监督，在生态补偿类横向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补偿方、受益方、协调方以及监督方之间建立一种有京津冀特色的管理机制。
5.3 引导民间投资进入生态补偿类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领域
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我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地位，“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为此，政府应科学利用财税政策，通过财政补贴，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进入生态补偿类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领域，对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实施生态保护的民间企业给予诸如财政贴息、税收支出等财政补贴，从而一方面缓解生态补偿辖区财政资金压力；另一方面也能发挥民间监督作用，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从而保障横向财政转移支付的顺利实施。
5.4 完善当前实施的纵向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目前实施的纵向财政转移支付是解决辖区外溢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引导地方政府合理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手段，我国当前生态补偿类纵向财政转移支付主要按生态面积、林木数量进行补偿，过于重视数量的补偿，而在一些需反映生态保护质量诸如森林覆盖率、森林结构等重要生态指标方面考虑并不多，出现了生态保护地区更看重于短期生态补偿的金额及规模，而在生态文明的建设上各方的反映平平，缺乏生态保护长效激励机制。为此在测算纵向财政转移支付金额时应使用因素法，考虑各生态补偿要素的比重，这些要素主要包括区域内居民的民生福利支出、机会发展成本、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把生态效应作为补偿标准、增加主体功能区因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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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 平)
Research on Horizontal Eco-compensation Mechanism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Based on Ecological Footprint Method
Duan Zhu1，2Cheng Yinghui1，2
(1．Hebei Fiance University，Baoding 071051，China； 2．Technology and Finance Key Laboratory of Hebei Province，Baoding 071051，China)
Beijing-Tianjin-Hebei adjacent geographical position,having a comm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Each region’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The deterior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bound to a negative impa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In order to reach the goal of improv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we must carry out horizont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and across the region for ecological project cooperation.Based on the analyses of ecological footprint method,accounting balance factor and production factors,this paper calcuates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and ecological tolerances during 2004-2013 of Beijing-Tianjin-Hebei.We design a set of horizont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ystem and build horizont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which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ecological footprint method;eco-compensation;horizontal transfer payment;ecological tolerances;accounting system;Beijing-Tianjin-Hebei
2015—01—15
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5YJA790012)；2015年河北省科技金融重点实验室/科技金融协同创新中心开放基金项目(项目编号：HBTFKL201519)。
段铸，河北金融学院保险系副教授，河北省科技金融重点实验室研究人员，硕士。研究方向：区域财政理论。程颖慧，河北金融学院经济贸易系副教授，河北省科技金融重点实验室研究人员，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产业经济。
10．3969/j．issn．1004-910X．2016．05．014
F205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