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利锋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州 510053)



政府支出的构成、宏观经济波动与社会福利
——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视角

陈利锋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州 510053)

基于包含政府支出不同构成成分的NK-DSGE模型，本文对政府支出不同构成成分的宏观经济效应以及社会福利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生产性政府支出对于产出具有最大且持续性最强的冲击效应，并且对于消费具有“挤入效应”；(2)相对而言，教育和医疗等对于私人消费具有完全替代性的政府支出对于私人消费具有最大且持续性最强的冲击效应；(3)相对而言，生产性政府支出冲击引起了最大的社会福利损失，而教育和医疗等对于私人消费具有完全替代性的政府支出冲击引起的社会福利损失则相对较小。由于我国政府偏好于生产性政府支出，因而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当前内需不足的背景下，增加教育和医疗等对于私人消费具有完全替代性的政府支出有利于促进消费、拉动内需，并且这一方面政府支出的增加也有利于降低政策引起的社会福利损失。

生产性政府支出 消费性政府支出 社会福利 新凯恩斯主义

引 言

作为经济活动的参与主体之一，政府的行为对于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以及社会福利均具有显著的影响(Céspedes和Galí，2012)。政府影响宏观经济的行为往往表现为政府支出的变化。新凯恩斯主义研究者认为政府支出影响宏观经济的传导机制表现为：政府支出的变化影响了总需求，进而通过总需求的变化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基于这一思路，新凯恩斯主义研究者在建模过程中，往往将政府支出作为一个整体，进而考察政府支出冲击的传导机制及其对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在其所建立的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即NK-DSGE)模型中，政府支出仅仅作为一个外生冲击，其对于生产和消费并不存在直接的影响。因而，大多数已有的NK-DSGE模型如Smets和Wouters(2007)、Christiano等(2005)以及Galí(2013)等均忽略了对于政府支出的考察，而把政府的角色仅仅限定为货币政策的执行者。

事实上，政府支出具有不同的构成成分，并且大体上可以分为生产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Barro(1990)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的框架分析了政府支出不同构成成分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政府的生产性支出与消费性支出对于宏观经济的平衡增长路径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差异。这一研究意味着在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时考虑政府支出的不同构成成分是合理的。之后的相关研究如Furceri和Sousa(2009)等均在内生经济增长的框架内对生产性政府支出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这些研究均认为生产性政府支出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作用，但却往往引起产出较大的波动，并且这些研究均指出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产生了较大的挤出效应①。然而，Galí等(2007)则指出已有的相关研究均基于内生增长的框架研究政府支出的宏观经济效应，其建模的内在依据仍然是新古典范式，但就分析考察政府支出的宏观经济效应而言，新古典的分析范式可能并不适合。在Galí等(2007)的基础上，Christiano等(2011)、Wesselbaum(2014)以及Leith(2015)等均基于NK-DSGE模型考察政府支出冲击的效应②。不过，这些研究仅仅在NK-DSGE模型框架内将政府支出内生化，而仍未对政府支出不同构成成分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深入的分析。另外，还有一些研究如Linnemann和Schabert(2006)、Roulleau-Pasdeloup(2013)以及饶晓辉和刘方(2014)等侧重分析生产性政府支出的宏观经济效应。尽管这些研究分析了生产性政府支出的宏观经济效应，但政府支出包含了不同的构成成分，那么政府支出的其余构成成分对于宏观经济具有怎样的影响呢③？

基于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本文建立了一个同时包含生产性政府支出与消费性政府支出的NK-DSGE模型，并基于这一模型考察政府支出不同构成成分对于宏观经济以及社会福利的影响④。基于政府支出冲击的贝叶斯脉冲响应函数可以发现：(1)生产性政府支出对于产出具有最强的冲击效应，并且这一冲击效应具有较强的持续性；但这一冲击对于消费具有较小但正向的冲击效应，这意味着生产性政府支出对于消费具有一定的“挤入效应”；(2)教育和医疗等对于私人消费具有完全替代性的政府支出对于消费具有最大且持续性较强的冲击效应，原因在于政府增加这一方面的支出可以节约家庭的支出，进而推动了家庭消费更大幅度的增加；不过，这一方面政府支出的增加对于产出具有较小且持续性较差的冲击效应。社会福利分析表明，仅包含生产性政府支出的模型引起了最大的社会福利损失，而仅包含教育和医疗等对于私人消费具有完全替代性的政府支出的模型引起的社会福利损失则相对较小。因此，当经济遭遇逆向外生冲击进而导致产出下行和社会就业形势严峻时，政府可以通过增加生产性政府支出以形成积极的政府支出冲击，进而部分抵消逆向外生冲击的影响。依据本文的研究，这一政策缓解了产出下行以及劳动力市场失业上升的压力，但是却可能引起社会福利的恶化。而当内需不足时，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教育和医疗等对于私人消费具有完全替代性的政府支出以促进家庭消费，进而拉动内需。显然，这一政策改善了社会福利。已有的经验研究均表明，我国政府偏好于生产性政府支出。那么，依据本文的结论可知，在当前内需不足的背景下，通过增加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政府支出，对于拉动内需将具有积极的意义。

1 基准模型设定

本部分所建立的NK-DSGE模型中包含了代表性家庭、生产企业以及政策当局(包括财政政策当局与货币政策当局)等经济主体。与已有的研究不同，在本文的模型框架中包含了政府支出的不同构成(即消费性支出与生产性支出)。

1.1 代表性家庭

代表性家庭的效用函数关于总消费(由私人消费和消费性政府支出构成)与就业加性可分，这一设定意味着部分政府支出与私人消费具有完全替代性。与Merz(1995)以及Erceg等(2000)类似，代表性家庭最大化如下目标函数：

代表性家庭的预算约束为：

PtCt+Bt≤Rt-1Bt-1+WtNt+Ft+Ot

其中：Pt为价格总水平；Rt为名义利率；Wt为名义工资；Bt为债券；Ft为企业转移的利润；Ot为其他收入。代表性家庭优化行为一阶条件为：

(1)

(2)

1.2 企业的行为

最终产品生产企业的生产技术为Dixit-Stiglitz型，其利润最大化一阶条件为：

中间产品生产企业雇佣劳动力并使用政府提供的生产性支出进行生产，与Linnemann和Schabert(2006)以及Bouakez等(2014)等类似，中间产品生产企业对应的生产技术为如下Cobb-Douglas型：

(3)

(4)

因此，决定中间产品价格是否调整的条件为：

(5)

(6)

1.3 财政政策当局与货币政策当局

货币政策当局执行Taylor(1993)的“泰勒规则”，即名义利率对产出缺口与通胀做出反应。李成等(2010)、贾俊雪和郭庆旺(2013)等指出我国货币政策当局依据这一政策机制行事。具体的，货币政策当局执行的政策机制为：

(7)

1.4 市场出清

由于模型经济中包含了私人消费与政府支出，因而模型经济的总需求满足：

ADt=Ct+Gt

而经济中的总供给即为总产出，即：ASt=Yt。显然，市场出清的条件为总供求平衡，即：ADt=ASt。因此，市场出清条件意味着：

Ct+Gt=Yt

(8)

至此模型介绍完毕。模型经济中包含了总需求冲击、劳动力供给冲击、技术冲击、政府支出冲击以及货币政策冲击等5个外生冲击，这些外生冲击均服从如下平稳的AR(1)过程：

(9)

2 模型的参数化

2.1 部分参数的校准

稳态就业N依据2002～2013年我国历年总就业与总人口比值的平均值表示，因此其取值为0.8；完全替代消费的政府支出在总支出中的占比γ1已有的研究并未进行估计，我们采用政府在健康与教育上的支出与政府总支出之比表示。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之所以选取这两组政府支出数据原因在于，教育和医疗支出对于私人消费的替代性较强，因为政府这两项支出越少，则私人负担的比重越大，进而挤出了私人消费。依据2002～2013年的相关数据，可以发现其平均值约为13.09%，因此本文选取γ1的取值为13%。政府生产性支出与政府支出的比值γ2，依据2002～2013年我国生产性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占比的平均值表示，因而其取值约为38%；那么，与私人消费不完全替代的政府消费性支出占比约为49%。政府支出与产出的比值γg=G/Y，采用2002～2013年政府支出与GDP比值的平均值表示，因而其取值约为21%。折现因子β采用2002～2013年的物价数据进行估算可以得到其取值约为0.98。

2.2 参数的贝叶斯估计

我们在参数贝叶斯估计过程中选取消费、政府支出、名义利率、通胀以及实际工资等5组观测数据⑧。具体的贝叶斯估计的结果见表1⑨。

表1 参数的贝叶斯估计

3 模型动态分析

基于参数化的模型，为了考察政府支出不同构成成分对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本部分分别考察了由政府支出不同构成成分所独立构成的模型中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特征。

3.1 贝叶斯脉冲响应

图1 不同模型下政府支出冲击的贝叶斯脉冲响应

图1分别给出了不同模型中政府支出冲击下消费、产出、就业和通胀随时间变化的路径。显然，基于图1可以发现：(1)仅包含生产性支出的模型2中，政府支出冲击对于产出、就业以及通胀等变量具有更大的冲击效应；并且在这一模型中，政府支出冲击引起消费、产出和就业的增加，但引起通胀的下降。原因在于，模型2中政府支出仅包含生产性支出，进而推动了产出的增长，产出的增长增加了企业的利润，进而刺激企业增加劳动力的雇佣，因而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增加引起就业增加以及产出和消费的增长，这一发现与Turnovshy(2004)以及张治觉和吴定玉(2007)等类似，二者分别基于内生增长模型和我国实际数据均发现生产性支出的增加对于消费存在“挤入效应”。同时，产出的增长抑制了物价的上涨，进而使得政府支出冲击下通胀呈现下降的趋势；(2)基准模型中政府支出冲击引起通胀的下降以及产出、消费和就业的增加，但是就冲击效应的大小而言，基准模型中政府支出冲击对于消费的效应小于模型3，而其对于产出的冲击效应小于模型2。原因在于，基准模型中政府支出包括生产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而消费性支出中部分支出与私人消费具有完全的替代性，政府增加这一方面的消费支出(如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支出)会节约家庭在这一方面的支出，进而私人消费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升；与模型2类似，基准模型中生产性支出推动了产出的增长，不过由于基准模型中生产性支出在政府支出中的占比小于模型2，因而在这一模型中产出增长的幅度相对较小；(3)模型3中，政府支出冲击引起消费最大幅度的增加以及产出和就业最小幅度的增加。原因在于在这一模型中政府支出的增加完全替代了家庭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支出，进而增加了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因而使得政府支出冲击下私人消费表现出最大幅度的增加；政府这一支出的增加对于生产并没有直接的刺激作用，仅通过对社会总需求的拉动而带动产出的增加，因而使得产出和就业仅表现较小幅度的增长；(4)与模型3类似，模型1中政府支出冲击也引起消费的较大幅度增加以及产出、就业和通胀较小幅度的增加。原因在于这一模型中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不具有完全替代性，因而在政府支出冲击对于消费的效应小于模型3。为了更清晰的反映不同模型中政府支出冲击的效应，我们在表2中给出了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变化的方向和挤出效应的大小。另外，基于图1还可以发现，政府支出的不同构成成分对于产出、消费、就业以及通胀等宏观经济变量均具有不同的效应。因而，在NK-DSGE模型中对政府支出进行分类考察可能更为合理。

在此基础上，与Galí(2011)等已有的研究类似，我们以模型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一阶自回归系数作为其持续性(Persisitence)，具体的结果在表2中。

表2 不同模型中政府支出冲击的效应

注：(1)“+”、“-”分别表示增加和减少；(2)变量持续性参数均为保留小数点后两位之后的数值。

显然，基准模型中产出的持续性为0.60，小于模型2中产出的持续性(数值为0.93)；而模型1和模型3中产出的持续性仅为0.31和0.11。因而，基于产出持续性分析的结果可以发现，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增加可以提高产出的持续性。这一结论意味着，在经济遭遇逆向外生冲击时，政府可以通过增加生产性支出形成积极的政府支出冲击，进而可以部分抵消逆向外生冲击对于我国产出(或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同时也可以提高我国产出的持续性。

另外，生产性支出冲击还引起了通胀的下降，并且使得通胀的下降表现出较强的持续性特征，这与未包含生产性支出的模型1和模型3不同。显然，模型1和模型3中政府支出冲击均引起通胀的上升，但持续性相对较弱。已有的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增加总需求，进而会推动物价的上涨。但是，本文的研究发现，这一结论仅在政府消费性支出增加的背景下才是成立的。已有的包含财政政策的NK-DSGE模型如陈利锋(2015)等均未对政府支出进行区分，因而其所得到的结论可能存在一定的偏误。

就消费的持续性而言，模型3与基准模型对应的数值为0.87和0.81，而仅包含生产性支出的模型2对应的数值仅为0.36。这一发现表明，尽管生产性支出对于私人消费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挤入效应”，但是其持续性相对较差。而对私人消费具有完全替代性的政府支出对于私人消费的影响不仅在数值上相对较大，并且也具有相对较强的持续性。这意味着当私人消费乏力进而引起内需不足时，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教育和医疗等对于私人消费具有完全替代性的支出推动私人消费的增加，这一做法不仅可以扩大内需进而保障经济增长，并且也有利于提高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3.2 福利分析

表2仅仅给出的是政府支出冲击下产出等变量的持续性。那么，从模型整体的角度，政府支出的不同构成成分具有怎样的影响呢？已有的NK-DSGE模型大多基于社会福利损失对政策机制的效果进行考察，借鉴这一做法，我们可以分析不同模型的整体福利损失，进而可以得到政府支出不同构成成分对于社会福利损失的影响。已有的研究一般基于效用函数的线性二次型逼近(Linear-Quadric Approximation)来获得社会福利损失函数，因而，通过在稳态处对基准模型中家庭的效用函数进行逼近可以得到本文的社会福利损失函数为：

(10)

基于式(10)可以得到平均每期社会福利损失为⑩：

(11)

基于式(11)以及表1贝叶斯估计的参数，我们对不同模型中产出和通胀的波动性以及对应的平均每期社会福利损失分别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在表3中。显然，在本文考察的模型中，模型2中产出与通胀表现出最大的波动性(二者的波动值分别为0.56和0.43)，这一发现与饶晓辉和刘芳(2014)是一致的，后者在考察生产性政府支出与经济波动的协动关系时发现，政府生产性支出是推动我国产出波动最为重要的推动力。模型3中产出的波动性为0.26，小于基准模型中产出的波动性(数值为0.38)，但是其通胀的波动性(数值为0.33)大于基准模型中通胀的波动性(数值为0.22)。模型1中产出和通胀的波动性(数值分别为0.29和0.35)均大于模型3，不过其产出的波动性小于基准模型。

表3 不同模型的整体社会福利损失

注：表中各数据均为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之后的数值。

依据式(11)以及各个模型中产出和通胀的波动性，我们分别计算了各个模型对应的平均每期社会福利损失。基于表3可以发现：(1)模型2对应的社会福利损失为7.02，因此，在本文考察的范围内，模型2具有最大的社会福利损失；与之对应的是，基准模型对应的社会福利损失为2.62。比较的结果表明，尽管通过增加生产性政府支出可以带来产出的增长，但是在排除消费性政府支出之后(即模型2)，社会福利损失也随之变大。这一发现实际上涉及的是公共经济学中一个传统的话题——增长的最大化与福利的最大化之间的不一致性。(2)在排除生产性政府支出之后，模型1的社会福利损失为3.09，大于基准模型的社会福利损失。不过，由于模型1中政府支出为与私人消费不完全替代的支出，因而这一模型中的社会福利损失与模型3不同。(3)同样，在排除生产性政府支出之后，模型3的社会福利损失为2.66，小于仅包含生产性支出的模型2的社会福利损失。由于模型3中包含的政府支出为对私人消费具有完全替代的支出，其对于消费具有较大的影响，由于社会福利损失来源于效用函数，因而政府这一方面支出的增加对于社会福利损失也具有显著影响。

本文研究表明，基于经济增长的角度应该增加政府生产性支出；但基于社会福利损失最小化的角度，应该增加政府消费性支出尤其是教育和医疗等对于私人消费具有完全替代性的支出。当然，现实经济中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支出中均同时包含生产性支出与消费性支出，只是在二者所占的比例上存在一定的差别。因而，本文基于社会福利损失比较分析的结果表明，政府生产性支出所占的比例不宜过大，否则将会导致更大的社会福利损失。事实上，我国政府自2002年以来不断完善财政支出的结果，财政支出中生产性支出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而在教育医疗卫生领域的支出所占的比重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进而使得我国政府支出逐渐由生产性政府支出向公共财政转变。依据本文社会福利损失比较的结果可知，这一做法有利于社会福利的改善。不过，由于我国教育医疗卫生资源仍相对紧张，因而政府加大这些领域的支出，可以替代家庭在这些领域的消费支出，因而增加了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并促进了私人消费的增长。本文社会福利损失比较的结果表明，这一做法所引起的社会福利损失低于仅包括生产性支出的模型中的社会福利损失。

4 结 论

在一个包含政府支出不同构成成分的NK-DSGE模型中，我们考察了政府支出的不同构成成分对于产出、消费、就业和通胀等宏观经济变量冲击效应以及各自所引起的社会福利损失。研究发现：(1)政府生产性支出对于消费具有积极的“挤入效应”，并且在本文考察的各种政府支出构成中，其对于产出具有最大的冲击效应；(2)教育和医疗等对私人消费具有完全替代性的政府支出对于私人消费具有较强的冲击效应，并且这一冲击效应具有较强的持续性。而基于社会福利损失分析的结果则可以发现：(1)仅包含生产性政府支出的模型引起了最大的社会福利损失；(2)同时包含生产性政府支出与消费性政府支出的基准模型则具有最小的社会福利损失；(3)仅包含教育和医疗等对私人消费具有完全替代性的政府支出的模型3引起的社会福利损失与基准模型较为接近。这一发现意味着当经济遭遇逆向外生冲击，进而引起产出与就业下降时，政府可以通过增加生产性开支以缓解产出下行和失业增加的趋势，但是这一做法往往导致较大的社会福利损失；而当内需不足引起产出增长乏力时，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支出，由于这一支出与私人消费具有完全的替代性特征，因而依据本文的结论，其对于促进私人消费和扩大内需具有积极的意义，并且这一做法引起的社会福利损失也相对较小。

注释：

①胡永刚和郭新强(2012)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的范式研究了政府生产性支出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得到了类似的研究结论。

②Mattinasi和Rossi(2012)指出，已有的NK-DSGE模型主要进行货币政策分析，采用这一框架进行财政政策分析的研究仍相对较少，而采用这一框架考察政府支出结构或税收结构对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的研究则少之又少。在国内的研究中，吴晓利(2014)以及陈利锋(2015)等采用NK-DSGE框架分别对累进性个人所得税与税收结构调整对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进行了考察。

③郭新强和胡永刚(2012)将政府支出分为投资性支出与服务性支出，并分析了各自的宏观经济效应。这一做法与本文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依据大多数已有研究的惯例，将政府支出分为生产性支出与消费性支出。

④由于教育和医疗支出对于私人消费具有完全的替代作用，因而本文将其界定为对私人消费具有完全替代作用的政府支出，如果政府增加这一方面的支出，那么家庭这一方面的支出将减少，进而有利于促进私人消费的增加。本文将消费性政府支出细分为教育和医疗支出以及不完全替代私人消费的政府支出。

⑥产品的差异使得企业生产的产品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进而使得企业在产品的定价上具有一定的垄断势力，企业凭借这一垄断势力可以对价格进行调整以实现其利润最大化的目的。

⑧贝叶斯估计的秩条件要求贝叶斯估计过程中所使用的观测值个数不超过外生冲击的个数，因此本文贝叶斯估计过程中最多可以选择5组观测值。消费采用全国消费总额，名义利率采用银行业同业拆借利率数据；通胀采用CPI数据，并采用环比方法进行处理；实际工资采用全国工资总额，并采用CPI进行调整。全国消费总额、政府支出以及全国实际工资总额均取其自然对数。在此基础上，所有数据全部采用Census X12方法剔除各组观测值的季节性趋势，然后使用CF滤波法得到各组观测值的周期成分。

⑨基于贝叶斯估计的稳健性考虑，我们同时采用贝叶斯与贝叶斯极大似然估计(BMLE)方法；为了提高估计的精确性，我们设定贝Metropolis-Hastings程序在计算结构性参数的后验均值过程中同时使用5个平行马尔科夫和进行20000次马尔科夫蒙特卡洛模拟(即MCMC)，并且剔除最初5000个与最后5000个MCMC的结果以消除宏观经济变量的滞后性和习惯性。表1中，Beta、Gamma和InvGamma分别指贝塔分布、伽马分布和逆伽马分布；并且依据惯例，本文将外生冲击的标准差参数贝叶斯估计的先验标准差全部设定为INF(无限)。最后，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同时采用了贝叶斯估计与贝叶斯极大似然估计(即BMLE)两种估计方法。

⑩关于线性二次型逼近以及社会福利损失函数的导出可以参见Giannoni和Woodford(2005)、Ravenna和Walsh(201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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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 平)

1)将这一冲击定义为偏好冲击(P

hocks)。

The Components of Government Spending， 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 and Social Welfare ——A DSGE Perspective

Chen Lifeng

(Party School of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Guangzhou 510053，China)

In this paper,we consider a new Keynesian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with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government spending,and analyze its effect on macro-economy and social welfare.The Bayesian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s of government spending shows that,the effect of productive government spending on output is the biggest in quantity and longest in persistence,further,it has a crowned in effect on private consumption.The spending which can be perfectly substitute by private consumption has a biggest and longest persistence effect on private consumption.The result of social welfare analysis argues that,if government spending equals productive government spending,the social welfare loss is much higher.And if government spending equals government consumption spending which can be perfectly substitute by private consumption,the social welfare loss is much lower.Therefore,change the structure of government spending,and increase the spending which can be perfectly substitute by private consumption,may be helpful for stimulating domestic demand and improving social welfare.

productive government spending;government consumption spending;social welfare;new Keynesian

2016—01—02

陈利锋，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货币与金融经济学。

10．3969/j．issn．1004-910X．2016．05．009

F81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