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达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不思量自难忘
——忆千帆老师的几件事

吴志达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本文以回忆方式，叙述原武大中文系教授程千帆先生为人师的品格。渊博的学识，既受家学传承，更主要的是在南京两所名师云集的大学接受正规的现代教育，具有广纳百家、汲取古今中外文化之精华的开放意识。他极其勤奋，忠于祖国的教育事业，深受学生欢迎，在学界成名早。中年虽经“非罪获严谴”的沉重打击，晚年又遭患难结发妻沈祖棻惨死于车祸之痛，仍能发愤著书。65岁时以街道居民身份应南京大学之聘，大展宏图，开创三个博士点，培养出新中国第一个文学博士。著作等身，成为公认的传统文化大师，在声望最隆盛之际主动上书引退。

程千帆博学卓识讲课艺术学术帅才善带学生

1956年，在“向科学进军”的氛围中，我和北师大的同窗郝延霖君，同时考取了武汉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当时学习苏联称副博士研究生），导师就是我们仰慕的程千帆教授。我们的研究方向是宋元明清文学史。还有两位“老武大”吴代芳、苏德云君，也是程门弟子，而研究方向则是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史。在我们报到后的第二天晚上，由代芳陪同我和延霖，登程门拜见导师。

一、热情爽朗，博学卓识

程先生当时才四十出头，容光焕发，风度潇洒，热情爽朗，和蔼可亲。而对我们学业上的要求，又是极其严格的。在他听了我们简要的情况介绍后，明确地指出：第一，在对本研究方向学术领域有较全面了解的基础上，结合国家所赋予的使命——在高校独立任课或科研机构承担科研任务，拟订研究计划，交一份给他，然后约定时间专谈研究计划的问题。第二，学术研究，当然要出成果，但是切不可急功近利，把基础打得宽厚一些，要像金字塔那样，绝不能像根电线杆。你们是经高教部统一命题考试录取经我考察同意才进来的，无论你们在读本科时期的成绩如何，但研究生是一个新的起点，要有新的奋斗目标。你们的研究方向是宋元明清文学，但也须熟悉先秦两汉的主要典籍，不然，以后就会吃亏。汉魏六朝小说，唐人传奇，对后来的戏曲、小说，影响深远，不溯源难以穷流，广博才能专精。第三，视野要宽阔，从事古代文学研究，要懂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外国的文艺理论也要学，但是不能生搬硬套，中国有自己的理论批评特色，系里特请刘弘老（永济先生）为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讲授《文心雕龙》，认真学，必有收获。理论批评要与文献考据相结合，既不能作空疏之论，也要避免烦琐的史料堆砌。他强调要注意文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把文学放到一个特定的文化背景中来研究。听师一席话，颇有茅塞顿开之感。

我们每周听他讲三次宋元文学史课，隔一周汇报一次学习情况，谈学习心得和有关问题。从他的讲话和布置的工作中，我们感受到程先生既重视培养研究生独立思考和研究问题的能力，又重视基本功的严格训练。先从分析某篇有一定难度的具体作品做起，然后写读一个作家集的札记，对他的《宋代文学史》写出最简炼的《四库全书提要》式的评述，能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进而选择一个作家或某个有争论的学术问题写论文。尽管他的工作很繁重，但凡是我们交的各类性质的文稿，他都仔细批阅。我的课程论文选题是《王安石诗初探》，郝延霖的选题是《论苏轼诗》，他赞同我们的选题，随即从他的藏书中抽出李壁《王荆文公诗集笺注》和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借给我；将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和《苏诗总案》借给郝延霖，这些都是线装善本书。他还用大牛皮纸资料袋装了一大袋芝麻花生糖给我们。临别时饶有风趣地说：“各有所携，满载而归。”爽朗的笑声，仿佛犹在耳际。

我的处女作《王安石诗初探》，他批阅后亲自送到我们的宿舍来。在他的鼓励下，我将文稿寄到《文史哲》编辑部，当年（1957）12月号就发表了，而程先生却因误入“阳谋”的罗网已被贬至系资料室工作。据在场的人说：“当时程先生看到你在《文史哲》上发表的文章，真是喜颜于色，好像比他自己发表文章更高兴。”这就是一个教师的心情。

程先生很注意学术动态，为了准确掌握学术发展历程，培养我们写卡片的习惯。他设计了卡片样式，印发给我们研究生和几位助教，在他指导下，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从辛亥革命以来的研究资料，作了普查，分工协作，做出系统的、较为完整的资料索引卡，经复制，我们每人都有一套。我参加工作后，住在湖边三舍，在“文革”中，把教师集中到学生宿舍，让学生监管教师，而“宣传队”占住湖边教师宿舍，把我积累十年满抽屜的卡片，当作生炉子的佳品烧光了。

二、谆谆善诱，才华横溢

听程先生讲课，真是高层次的艺术享受。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语言雄辩，使听众深为感佩。他总是在讲课前，把讲义铅印发给学生。这对学生来说，无疑是方便多了。但对教师来说，把自己的“秘密武器”事前交给学生，却是一种高度自信的表现。在当时（1956—1957）我们所见到过的文学史著作中，还没有如此详备丰赡的同类著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部到1988年10月才定稿的《两宋文学史》和2013年才出版的《元代文学史》，虽然前者经吴新雷教授、后者经我协助修订，对某些章节“做了填平补缺的工作”，宋元文学史总字数近八十万，但其初稿即当年所印发给学生的讲义规模，已颇为宏大，涉及此前同类著作中许多不曾或甚少论述的领域。尽管论点、史料、考据、鉴析诸方面，在讲义上都已备载，而千帆老师的讲课却仍然具有很强的魅力，总觉得听他讲课有新的收获，讲义之外还大有学问。他的课堂语言，流畅精警而游刃有馀，抑扬顿挫，触处生春；比譬形象生动，而又具有雄辩的逻辑力量；批判反面人物或丑恶现象语言犀利而又富幽默感。神态严肃而又自然。内容比讲义上所写的更深化、更丰富了。“老武大”的友人说：“程先生上课，三分钟就可以把学生带进艺术的境界。”信不虚也。

千帆先生才思之敏捷、记忆力之强，也是令人佩服的。如果说在课堂上很少看讲稿，能把讲义的内容既熟练又生动、引人入胜、条理清晰，有如行云流水似地表述出来，可以理解为备课充分；那么在课外，例如我们和他谈研究计划、论文纲要，或是谈某个学术问题，每当涉及某个作家的作品或相关史料，他随口就能指出见于某书第几卷，甚至把原文背了出来，对版本的优劣，也很熟悉。这固然与他早年在堂伯父君硕先生办的“有恒斋”私塾学习我国古代主要经典著作有关，即所谓“童子功”很扎实①详见《程千帆全集》，第十五卷《桑榆忆往》，第7页。，也与天赋的聪明才智分不开。我们今天没有重走读私塾的可能与必要，但凡有志于研究我国传统文化之士，在上中学、乃至大学时期，在我国古代主要典籍方面，多下点功夫，也是能见成效的。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程先生之所以能成为当代大师级的学者，具有广阔视野和高度开放的现代意识的学界领军人物，与他从初中三年级开始到大学毕业，去南京接受现代教育密切相关。当时的金陵大学（包括附中）和中央大学可谓大师云集，教师可以在两校兼课，学生可以在两校听课，像黄季刚、胡小石、刘衡如、胡翔冬、吴梅、汪辟疆、林公铎、汪东、王晓湘等名师的课，他都认真的听了，转益多师，融会贯通，与时俱进，终成大家。他的专业是古代文学，但对中外文艺理论和现当代文学创作都很关注。因此，在他（1947—1952）当系主任期间，凡是无人肯教的课，他都自己来承担，例如应历史系系主任吴于廑之邀，讲一年制每周三节课《中国文学通史》，没有人愿意接受这种制作“压缩饼干”似的任务，吴于廑先生是他的好友，盛情难却，他就自己去讲这门课，因他取舍得当，突出重点，讲授生动，效果很好。收在他的全集第十二卷的《程氏汉语中国文学通史》，就是在当年讲义基础上修订的，具有鲜明的特色。例如明代兴起的八股文，以往的文学史著作大都视八股文为反面教材，花极少篇幅，点到为止；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接受教育部授予编写《明清文学史·明代卷》的任务，千帆老师就曾嘱咐我：“应将八股文列专章”，我从明代文学的全局考虑，原则上接受老师的意见，八股文的篇幅、内容相当于一章，但在编目上却列为节。程氏著文学史则把八股文列为专章，叙论允当，在众多文学史著作中可谓首创。再如原由丽尼（郭安仁）教文艺学，人调北京后，这门课没人承担，程先生就自己来教。还有当时四年级的写作课，教写总结、写报告之类，也没人愿意干，他也就自己去教，效果都很好。这都与他丰富的知识结构、广阔的视野、接受新事物新知识的能力密切相关。

三、学术帅才，善于创新

在上个世纪那场“扩大化”运动之前，武大中文系教师阵容之强盛，在全国都是颇有名望的。老先生有以刘永济、刘博平、徐天闵、黄焯、席鲁思为代表的“五老”，中年教师有以程千帆、刘绶松、袁昌英、沈祖棻、李健章、周大璞、胡国瑞、李格非为代表的“八中”。1956年《文学研究》（后来改名为《文学评论》）初创，特聘刘永济、程千帆两先生为编委，由此可见一斑。“反右”之后的所谓“五老”、“八中”，恕我直言，已有降格凑数之嫌，有的“老”或“中”，实在不敢恭维。从发展的角度看，现在文学院的教师队伍颇为可观，不乏名师、大家，稍感不足的就是尚缺大师级的领军人物。其实现在的物质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为什么从全国高校或社科系统来看，似罕见公认的正活跃于文坛的大师呢？（但愿这纯属我的孤陋寡闻）也许受一些不必要的干扰、流于形式的繁文缛节有关。

程先生既是学识广博的通才，又是由博返约，学有专精的专家，毕生著作等身。他作为教师，与科学院的学者在科研项目方面有明显的区别。教师所面临的任务，首先是教学，科研方向与教学活动密切相关。宋代思想家、文学家朱熹《观书有感》诗云：“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教学活动过程，正是教师从事学术研究的“源头活水”，程老师的绝大多数学术著作是在授课的讲义基础上，不断修订、充实、提高而成为佳作的。每部著作都有其鲜明的特色，具有学术个性。特别是像文学史这类著作，无论是通史还是断代史，在有几家著作问世的情况下，难免会有所雷同，而他却能在略有所同的情况下突出其所异。这在前面提及的《程氏汉语文学通史》、《两宋文学史》、《元代文学史》等著作中，就足以见出其学术共性与个性。武大在四川乐山时期，他为教学而写的《文论十笺》、《史通笺记》、《校雠广义》等专著，别人似无同类著作，其学术个性似更突出。1957年参与“鸣放”而获罪，冠以“右派元帅”称号，先后下放八里湖、沙洋农场劳动，其间有一段时间，正是1961年大饥荒之时，放宽政策，让“右派”回校做教辅工作，程先生回到中文系资料室，他不仅把资料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各个学术专题剪报、资料卡片齐全，还利用掌握学术信息的有利条件，在业余时间作学术研究。收在先生《全集》第八卷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和《古诗考索》中的若干具有代表性的考据文章，就是在这期间写的（每篇末尾，标明写作年月）。他是那种得一支点就能创造奇迹的人。“史无前例的浩劫”，他当然在劫难逃，丰富的藏书被抄散，《金瓶梅》、《西厢记》之类小说、戏曲通俗读物，被造反者抢劫，著作手稿当作罪证没收。大约1973年前后，原中文系所在地“工农楼”一间堆放杂物的房子，发现一口铁锅中堆满写有程先生姓名的手稿，沈先生得知，如获失而复得的至宝，抱回家去，其中就包括上述书稿，《校雠广义》稿已霉烂不堪①《校雠广义》分版本、校勘、目录、典藏四卷，晚年由其弟子徐有富协助重写。，劫后幸存，亦是奇迹。

他文史哲兼修，学贯古今中外，在文献学、古代文学、古代文论三大专业领域，都取得被学术界公认的建树。在古代文学方面，贯通文学史，尤精于诗，特别是唐宋诗，这是有丰厚家学渊源的，他的叔伯祖父、父亲，都是著名的诗人。他不愿意搞选本，只因为教学工作需要，才与先师母沈祖棻合作搞了从汉魏六朝以迄唐宋的《古诗今选》，具有鲜明的特色，选篇精当，一些艺术性可谓上乘而一般人认为思想性不强的，他们选了，例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程先生曾多次讲授《杜甫研究》，也出版过《宋诗选》，但最后作为专项科研成果收入《程千帆全集》的是《杜诗镜铨批钞》、《读宋诗隨笔》。还值得一提的是《被开拓的诗世界》一书，是与莫砺锋、张宏生合作的，但最具创意的一篇，《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读杜甫《饮中八仙歌〉》，为程先生所独撰。据我所知，还有一些论文，例如研究辛弃疾、元好问的论文，均未收入《全集》，我体会其用意是：去除一般，独存精髓，不追求字数之多，而重视质量之高，保留真正是独创性的成果。前《文学遗产》主编徐公持曾说：“当代学者，研究中国文学取得最高成就的是南方程千帆，北方钱钟书。”这是很公允的评价。

无论在武大，还是晚年到南大，凡是经他传授的入门弟子，在教学与科研事业上都有所成。我国的第一个文学博士莫砺锋，就是他培养的。他的人格魅力，具有极强的凝聚力。诚如王瑶先生所称赞：“程千帆很善于带学生。”在他指导下学习和工作，有如沐春风之感。每当我在治学上遇到困难或有所犹豫时，他就用巧妙的方法开导我。例如我感到撰著《中国文言小说史》战线太长时，他就引用荀卿名言写了条幅“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托张三夕师弟带给我，并题写我的书斋名为“穿石居”，每当抬头见此教诲，懈怠顿消。此书完稿后，他审阅了书稿，并撰序一篇，以示鼓励；同时交给我一副重担：任《中华大典·文学典·明清文学分典》主编，1200万字，由我推荐副主编和选聘编纂人员，经费包干，并嘱我去南京参加相关学术会议。其间我向他提及一些棘手的问题，临别时他将宋人方子通的一首七绝，写成条幅赠给我：“溪流乱石碍通津，一一操舟若有神。自是世间无妙手，古来何事不由人。”我当然心领神会，要有善于处理复杂困难问题的方法和毅力。在一定的时间内，要完成巨大的文化工程，必须掌握一个方向性的基本原则，以确保《大典》的质量。他在来信中明确地提出衡量与把握质量的标准是：不误、不漏，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力求不出错误是第一位的，因受字数限制，绝对不漏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不该漏的尽可能不漏。我算是比较勤奋的，但也不免有偷闲懒散之时，为免误《大典》重任，在给先生的信中，我请他写一副鞭策性的对联，他认为我有这种精神很合他的心意，很快就把对联寄来了：“恪勤在朝夕；俯仰愧古今。”程先生组织、协调、领导学术群体的才能，确实不同凡响，具有大师超凡的气度，是学术上真正的帅才。可告慰老师的是：付出我们四代人辛劳的文化工程——整个《文学典》的六个分典，均已如期出版。

四、执着忠诚，穷而弥坚

千帆老师的心，是灼热赤诚的，像炉火似的热，又像秋水似的清。他的心总是那样坦荡透明，年逾不惑而心无城府。对家人温馨忠诚，对学生友人重信谊、笃真情，对事业执着追求，对国家和人民，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从1952年秋到1956年9月，沈祖棻先生应邀先后在苏州江苏师范学院和南京师大任教。沈先生的健康状况不太好，所以总是程先生去苏州或南京相聚。但他工作很忙，有一次为了能按约定的日期赶到南京，（当时一般只能坐船，需要两天一夜34小时），他就急忙乘飞机如期赴约，那年代乘飞机可不像现在这样容易。

1956年10月，沈先生调回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为祝贺他们全家团聚，全系教师和研究生在行政大楼第一会议室举行联欢会。系领导和老师们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一片掌声中，程先生神采飞扬、满腔激情地吟唱了沈先生作的一首词[浪淘沙]四首中的第一首，以表达沈先生抗战时期的忧国之情，而与眼前的幸福欢快作对照。这也是当代文坛佳话。在家庭生活中，正是这种高雅温馨之爱的力量和传统文化的精神支撑，使程先生在遭遇“扩大化”运动的沉重打击，以及“史无前例”的浩劫中，能够坚强地度越困阨不堪之境。千帆师被贬谪到农场从事惩罚性的劳动，在他们来往的书信或所作的诗歌中，抑或偶获恩准得以回到学校最荒僻的穷巷陋室少聚，都洋溢着人间苦涩而又深挚的至情。他们既是患难夫妻，又是文章知己。先生秉性旷达爽朗，对于“以非罪获严谴，厕身芻牧者垂二十年”的不公正待遇，并不十分介意。唯沈先生的不幸车祸惨死，心灵受到重创，既悲且愤。那是在1977年6月间，我闻此噩耗，顾不得会不会挨批判，前往他家吊唁。先生的爱女丽则在门外洗衣服，双眼红肿，哽咽着说：“爸爸在屋里。”我走进房门，只见千帆师孤零凄凉地坐在书桌旁，左手缠着绷带悬挂在脖子上。目视此情此景，黯然神伤。我们紧握着手，好一阵子说不出话来，唯泪眼相对，心灵共鸣，同命相怜。我们师生两代人的命运何其相似，苍天为什么这样冷酷！

我国自古以来正直的知识分子，有关心国事民瘼、直言敢谏的传统，而这种诤谏精神，又往往与对“圣君英主”的理想和希望联系起来。有一次，我和延霖去程先生家，与他谈学术问题，谈及宋明理学与士大夫的精神面貌，他对明代嘉靖年间一批正派士大夫为国家民生大计“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品格，深为赞赏。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每个时代，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忠臣。所谓忠臣，就是意识到社会的忧患，具有责任心和使命感，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置个人荣辱得失于度外。正基于这种思想认识，当1957年春邀请知名人士出席整风座谈会的时候，很多人都和程先生一样，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坦诚地直抒己见，谁也没有料想到，会上发的谠言，竟成了入另册的罪状。

直到1975年，终于盼到了“乌头白，马生角”，程先生戴了十八年之久的右派大帽终于摘掉了。又立即奉命“自愿退休”。说起摘帽，不能不令人对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产生由衷的敬意。那是在沙洋农场，程先生驾着牛车顺着下坡路疾奔，前面却来了一群放学归家的小学生，眼看就将出现牛车撞倒一群小学生的惨剧，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先生毅然跳下牛车，牵着牛鼻子拐个弯，小学生免遭横祸，而程先生自己却折断了腿骨，受重伤卧床几近一年。正是这种舍己救人的壮烈行动，感动了“上帝”，在他所属那个班组群众的强烈呼吁下，才摘掉那个帽子。

一个长于治学、才华出众的学者，正当年富力强之时，被迫“放下了笔杆子，拿起了放牛鞭和粪耙子”，确实是非常令人惋惜的。我感到钦佩的是，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只要有可能，他就悄悄地拿起书本或挥动笔杆。在十八年间，大约将近一半时间是在校内农场或中文系资料室工作，白天放牧或到资料室坐班，晚间回家，与沈先生论诗谈文，读书写作，照旧不误。在沙洋农场劳动时，还利用晚上开放图书馆之机，认真地读了汉隋八代史。特别是在奉命退休，成为街道居民后，更加专心致志地从事学术耕耘。1978年春，我去看望他时，看见在他书桌右侧墙壁上，贴着一张毛笔写的纸条，上书“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他对我说：“这看似老生常谈，我就是要以惜分阴的精神，把失去的时光夺回来。”这不是空话。我每次去看他，他都在伏案写作，以每天写三千字左右的速度，整理沈先生遗留的论著和诗词创作稿。左丘明、屈原、史马迁等古人发愤著书，大概就是这种精神。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从1979年至1999年二十年间，程先生的学术成果，真可谓著作等身，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十五卷本《程千帆全集》是他生前定稿的，为纪念他百岁诞辰，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经修订的《元代文学史》，还有由师母陶芸编的《闲堂书简》，从中可见对友人和学生的真挚情谊以及治学之道。他曾经用形象化的语言对我说：“一棵扎根深土的树，即使把它的枝干砍光了，也会萌发出新芽的”，实践证明，这也是真理。

在1957年之前，沈先生就曾与程先生相约：“要在喝采声中退场。”于是程先生于1990年在一级教授的岗位上，声望最为隆高之际，主动上书引退；而对培养青年学者和著书立说工作，仍然孜孜不倦。他是在2000年5月中旬主持通过《中华大典·文学典》最后两个分典《魏晋南北朝文学》和《文学理论》的样稿论证会后，于6月3日溘然长逝的。他对学生的遗嘱是：“在我身后仍能恪守敬业、乐群、勤奋、谦虚之教，不坠宗风。”弟子们都铭记于心。

Recalling the Lost Events Related to Prof.Cheng Qianfan,My Teacher

Wu Zhida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Hubei,China）

This article is a shortmemoir aboutlate Prof.Cheng Qianfan,who once worked at Wuhan University.As a preeminent and scholar of the Chinese classic literature,ProfCheng has been most highly esteemed for his encyclopedic mastery of Chinese classics,partly due to his family of traditional scholars,and partly to his unrivalled training in modern western academic.Though he suffered from harsh politic injustice and loss of his beloved wife,Prof.Shen Zufen,the extraordinary ci poetess,he kept on his research and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both in furthering classic literature studies and educating new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Cheng Qianfan;Classic Literature Studies;Encyclopedic Learning;Teaching

责任编辑：陈文新

吴志达（1931—），男，生于南京，原籍浙江东阳，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国家级文化工程《中华大典·文学典》副主编兼《明清文学分典》主编。著有教育部“七·五”社科规划项目《中国文言小说史》及《明代文学史》《明代文学与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