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集中居住意愿研究

2016-12-03孙帅乐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3期

□孙帅乐

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集中居住意愿研究

□孙帅乐

本文基于安徽省内16个地市的1010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t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集中居住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开展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外出务工状况、对相关政策认知与参与状况对于集中居住意愿有显著影响，其中身体状况非常好、收入来源于土地承包费、平均月工资在4-5千元、加入商业保险、微观政治参与意愿对集中居住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文化程度为高中或中专、身体状况较差、希望养老方式是储蓄和商业保险养老、收入来源于种植和养殖业、宏观政治参与度对集中居住意愿有显著负面影响。

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集中居住；logit方法

一、引言与相关文献回顾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那些出生80、90后进城务工的农民，他们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会有更高的文化程度，对职业有更高的追求，与土地的联系更加疏远。由于农民外出打工、经商、求学，造成了严重的“空心村”现象，当前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是集中居住，部分地区政府已经开始将小村撤去并入大的村庄，或者将农民集中到集中建设的小区内居住。农民集中居住有利于缓解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在改善居住条件、促进城乡一体化、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改善资源的供给方式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目前有关文献对于集中居住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集中居住类型，按照主导力量把集中居住类型分为村社主导型、政府主导型和资本主导型[1]；根据农民迁移方向将集中居住方式分双放弃——退出进城、场镇周边集中居住、新型社区集中居住[2]；根据驱动力的不同概括为城镇发展带动型、移民安置型、农业园区催生型、灾后重建型、乡村旅游发展型、地理整理驱动型[3]。现状主要表现为经济实力雄厚苏南地区，与经济不发达苏北地区，在进行集中居住改革的过程中的差异[4,5]。居住意愿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个人方面、家庭方面以及社会政策方面，得到的结论主要有：非农人口比例、住房条件、集中居住政策了解程度、文化程度、家庭收入源于非农收入、月收入水平、与城镇的距离近、交通状况、拆迁补偿以及与邻里相

处适应度对集中居住的意愿有显著的影响[6-10]。集中居住前后福利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11,12]也大多从个人因素、家庭状况和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考虑。所遇到的问题及其对策的研究[13,1,5],问题主要集中在个人方面和政府方面，个人方面主要是收入的问题，而政府方面主要是强制推进的问题和资金问题，对策主要有增加农民的参与度，保证农民的知情权，多元化的筹集资金等措施。现有的对于农民集中居住的相关问题的研究也为以后的研究和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比如说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东部经济发达的地区，缺乏对中西部地区的研究，因此对于这一问题还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

安徽地区作为农民工输出较大的省份，农民工问题也相应的较为突出，并且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当前农民工作的主体，他们的决策对于整个农民工来说具有很大的示范效应，因此本文选择以经济欠发达的安徽省为例，通过对各个地市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中居住意愿进行相关的研究分析。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根据已有的文献，本文认为，结合被调查者的特点，分析对新生代农民工集中居住的影响因素时应该考虑以下的几个方面：个人因素、家庭状况、农民在外工作的状况以及对政策的认知和参与度，并提出了以下研究假说：

首先，个人因素。就个人因素方面选取了年龄、文化程度、身体状况以及未来自己所希望的养老方式这四项指标。根据以前对于集中居住意愿的分析，年龄越大的人因为较为严重的故土情节他们不愿意集中居住[10]；文化程度越高的人，他们希望追求更好的生活环境从而更加赞同集中居住[8]；身体状况较好的人，他们赞同集中居住，因为他们有足够的收入保障集中居住后的生活。基于上述分析做出以下假说：年龄越大、文化程度越低、身体状况比较差的人更加不赞同集中居住；所希望的养老方式为子女和储蓄养老的人更加不赞同集中居住，而希望政府救济和商业保险养老的人赞同集中居住。

其次，家庭状况。因为集中居住后意味着生活方式的转变，家庭的生活成本会有所改变，集中居住后因为基于农业的收入减少，各方面的支出也会增加，从而给农户造成一定的生活压力。虽然新生代农民与第一代农民相比会拥有更多的知识，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仍然需要更多的技术来保证就业进而承担集中居住后的生活支出。家庭特征变量，本文选取了收入来源作为衡量集中居住意愿的家庭变量。假设收入来源于种植和养殖业、土地承包费的家庭，集中居住意愿越强；相反收入来源是个体经营或创业的农户，集中居住意愿较弱。

然后，农民工外出打工的状况。新生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对于农业的认知程度很低，对于农业的依赖程度很少，他们更倾向于离开土地，去追求更多的非农业收入。针对这一影响因素本文选取的变量是在外务工的平均月工资以及在务工地加入的医保类型。假设工资越高的人更加赞同集中居住，而工资越低的人却不赞同集中居住；加入居民医保、商业保险的人更加赞同居中居住。

最后，是人们对于政策的认知和参与度。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智能机的普及，人们了解信息也更加的方便及时，所以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中居住意愿时也应该考虑政策因素对农民工集中居住意愿的影响。关于政策的认知和参与度，本文选取了两个指标，村里换届是否愿意参选和是否关注十八大。假设愿意参加村委会选举、关注十八大的居民赞同集中居住。

三、数据来源及模型的设定

(一)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安徽大学组织的春节调研项目，原始数据是2013-2015年对中国各个地区包括安徽、河南、湖南、湖北、黑龙江、江苏、福建等多个省份的调查，本文提取出2013-2015年的1010份有效数据。

(二)变量说明与特征化事实

本文结合数据以及农民工的实际情况，把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集中居住的因素分为四类，分别为个人因素、家庭状况、农民在外工作的状况以及对政策的认知和参与度，其中个人因素包括年龄、文化程度、身体状况、所希望的养老方式，家庭状况包括收入的主要来源，在外工作的状况包括在外务工的平均月工资、加入的医保类型，对政策的认知和参与度主要是微观政治参与意愿和宏观政治参与度。为了进一步衡量相关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集中居住意愿的影响，本文选取文化程度为小学、身体状况一般、所希望养老方式为新农保、收入来源为外出打工、平均月工资2000元以下、没有加入任何医保作为参照组，在此基础上具体的衡量变量及其描述见表1。

表1 变量的选取与描述

根据表1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对于集中居住的认知程度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可以看出愿意集中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较高，占比为74.26%，体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中居住意愿明显较高的特点。第二，皖南、皖中、皖北的有效数据中，赞同集中居住的新生代农民工分别有224、302、224所占比重依次为74.17%、74.02%、74.67%，没有表现出经济发达地区比经济欠发达地区有更高的集中居住意愿[7]的特点。第三，调查者初中文化程度居多占47.43%，而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的较少只有15.25%。有71.59%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的身体状况处于一般水平以上。新生代农民工所希望的养老方式还主要是以子女养老和自己以前的储蓄养老为主分别为34.95%、35.35%，而以商业保险养老的人较少只有6.14%，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投保意识还不强。第四，农民的收入来源于种植和养殖业、土地承包费、个体经营或创业的比例分别占8.61%、8.61%、9.50%，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外出打工的收入。第五，外出打工的平均月工资在2-3千元、3-4千元的务工者占大多数，表示，农民外出务工的工资还不是很高，只有较少的外出务工的农民能得到相对较高的收入。另外，进城务工的农民的医疗保障还基本是基于新农合，说明新农合是当前农民工最主要的医保方式，但是依然有3.96%的进城务工的农民是没有加入任何的医保。第六，有58.81%的农民工是选择不参加村里换届选举，有73.47的人对十八大是不关注的，说明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对政策的认知和参与较度不强。

(三)模型选择

集中居住意愿只有两种情况：赞同或者不赞同，因为因变量是纯粹的二分类变量，所以本文采用非线性回归模型——logit模型进行分析，把回答“赞同”的设为1，“不赞同”的设为0.模型的形式为：

其中p新生代农民工赞同集中居住意愿的概率是因变量，β0为常数项，xi为自变量代表年龄；文化程度为初中、高中及中专、大专及大专以上；身体状况非常差、比较差、比较好、非常好；养老方式子女养老、以前的储蓄养老、政府集体救助、商业保险；收入来源于种植和养殖业、土地承包费、个体经营或创业；平均月工资2-3千元、3-4千元、4-5千元、5千元以上；加入的医保类型为新农合、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商业保险；村里换届是否愿意参选；是否关注十八大，βi为自变量系数，εi为随机扰动项。

四、基于安徽地区的实证分析

(一)估计结果

根据上述的变量设定，本文借助stata14.0进行估计，将上述不显著的因素依次剔除后，得到如下表的估计结果，根据模型的估计结果，模型的正确预测百分比为73.96%，说明模型的预测结果还是可信的。具体的影响系数及估计结果见表2。

表2 估计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

(二)检验结果解释说明

1.个人因素中，年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中居住意愿影响不显著，这结果不同于以往对于农民工的研究：年龄与集中居住的意愿成显著负相关[10]。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比较年轻，不像第一代农民工有那么严重的故土情节，因此年龄并不构成集中居住主要的影响因素。初中学历、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这两组对集中居住意愿的影响都是不显著的，高中或中专学历对集中居住意愿在10%的水平下是显著的，估计值为负值，表示高中或中专学历的农民工更加不赞同集中。出现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是，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下，高中或中专学历的农民工他们有更高的专业知识并且拥有土地资源，他们更加愿意投身于农业，因而不赞同集中居住。高中或中专学历的Exp(B)值分别为0.73，表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相对于小学学历的农民工，高中或中专的农民工相应的集中居住的概率会减少27%。身体状况对集中居住意愿较复杂，认为自己身体较差的估计系数为负值，在5%的水平下有显著的影响，表明身体状况越差，就越不同意集中居住。而认为自己身体状况非常好的估计的系数为正，并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身体状况不管是对于农业还是外出务工都有很重要的影响，身体越好的人，他们更加愿意集中居住，因为他们有能力离开土地追求更好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而身体不好的人他们不同意集中居住，主要是因为一旦他们离开土地无法保证能够有足够的劳力养活自己。其Exp(B)依次为0.29、1.45，表示在其他因素固定不变的情况下，与那些认为身体状况一般的农民工相比相应的集中居住概率会分别减少83%、增加0.45倍。关于自己未来的养老方式与集中居住呈现负相关关系，储蓄养老和商业保险养老的估计系数均为负值，并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考虑到养老的问题，所有人都希望在老年的时候能待在一个环境幽美、邻里和睦的地方，新型城镇化的小区不是他们最好的养老处所。它们的Exp(B)依次为0.70、0.48，与新农保方式养老的人相比，相应的集中居住概率会减少30%、52%。

家庭状况的影响。收入来源对于集中居住意愿的影响较复杂，收入来源于种植和养殖业的估计系数为负值，并在10%的水平下显著，表示家庭收入来源于种植和养殖业的农户更加不赞同集中居住，也就是说收入来源主要是基于农业收入的人集中居住意愿较弱，与以前的研究结果相似[8]，它的Exp(B)是0.66，表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收入来源于外出打工的农户相比，收入来源于种植和养殖业的农户赞同集中居住的概率会减少34%。而收入来源于土地承包费的估计系数为正，并在1%的条件下显著，表示家庭收入来源于土地承包费的人赞同集中居住，这部分农户他们将自己的土地承包出去，这样就减少了进城的后顾之忧，因此他们更加赞同集中居住，它的Exp(B)是3.25，表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收入来源于外出打工的农户相比，收入来源于土地承包费的农户赞同集中居住的概率会增加2.25倍。

3.在外务工的情况，平均月工资是4-5千元的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下，对集中居住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示收入越高的人越赞同集中居住，其Exp(B)值为1.58，表示在其他要素固定不变的条件下，相比于平均收入在2千元以下的农户，集中居住的概率会增加0.58倍。收入是确保一个家庭的消费水平的重要指标，收入越高他们就更愿意离开土地，选择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根据当前的收入直接在县城买房还是有一定的压力，这时候最好的选择就是在有政府补贴的条件下选择集中居住。在工作地加入的医保类型对集中居住意愿表现出正向影响，系数估计值都表现为正值，但只有商业保险在5%的水平下表现出显著影响，商业保险的Exp(B)值分别为3.20，表示在其他因素固定不变的条件下，相对于没有加入任何医保的人来说，拥有商业保险的人赞同集中居住的概率增加2.20倍。医保解决了农民看病贵的问题，也成为推动农民集中居住的动力之一。

4.农民对于政策的认知和参与度，村里换届是否愿意参选的估计系数为正，并且在1%的水平下影响是显著的，愿意在村里担任职务的人更加愿意集中居住，其Exp(B)值分别为1.98，在其他影响因素固定不变的前提下，愿意参选的人比不愿意参选的人的集中居住概率会增加1.25倍。而是否关注十八大的估计系数为负，表示关注十八大的农民越不愿意集中居住，不支持假说的观点，这部分人不愿意集中居住的可能原因是受到国家提出的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优惠政策的影响，集中居住后与土地的联系就会减弱，不利于创业。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集中居住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文化程度、健康状况、所希望的养老方式、家庭收入来源、平均月工资、加入的医保类型、宏观政治参与度、微观政治参与意愿对集中居住意愿有显著的影响。因此，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的政策含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让集中居住后的农民工依法享有当地的义务教育、就业、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提高他们集中居住后的生活水平,让他们进城后的生活更加有保障，减少他们的后顾之忧,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有更大的吸引力，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使生活方式更加的多样化。其次，提高非农收入的比重。非农收入直接影响集中居住后的生活质量，因此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增加其非农收入是关键问题，政府要建立更加完善的农民工就业体系，帮助农民工做好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工作竞争力。最后，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对政策的认知和参与度。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政治的认知和参与度不强,政府可以采取一些措施 ,比如可以通过微信、网络宣传等方式，让农民工更多的了解关于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增强对各种政策的了解，从而积极响应国家的政策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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