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强



论英国圈地运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石 强

英国圈地运动逐步瓦解了中世纪以来的敞田制，改变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及分配体制，确立起了近代的土地所有及占有体制。持续几个世纪的圈地运动以和缓渐进的方式对农业生产关系、农业经营体制、农业生产规模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圈地运动使英国的农业生产走上了资本主义“大农业”发展之路，到十九世纪初期，规模较大的资本主义租地农场已成为农牧业生产的主要形式，不仅满足了国内的粮食需求，也适应了以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为主要特征的近代化进程的要求，从而为英国在近代世界的率先发展奠定了基础。

英国；圈地运动；农业；敞田制；农业革命

一、圈地运动对农业生产关系的影响

持续几个世纪的英国圈地运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最为明显和深刻。圈地运动首先改变了中世纪以来的农业生产方式，也促使农业和畜牧业在近代化过程中发生了全面的变革，并在变革过程中率先实现了资本主义化，这是英国农牧业发展道路的显著特点，同欧洲大陆各国农牧业发展道路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自给自足农场的衰微、农场规模的扩大、农村无产阶级的形成、租佃制农场的盛行，意味着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明显地具有了清楚的或不太清楚的契约关系。”[1]到1831年时，雇用工人进行农牧业生产的土地占有者的人数已大大超过了依靠自己劳动进行生产的土地占有者，“雇主人数达到了187,075人，而农业雇佣工人多达887,167人。”[2]农业雇佣工人占到了农业总人口的71.4%。这种以契约关系为主导的生产方式的形成，意味着农业生产关系已经告别中世纪的人身依附关系，已经完成了近代化的变革。这种“对传统的土地占有关系的逐渐废止并代之以租佃制农场，这为地主阶层谋取更多的租金创造了机会。公共权利的消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却从根本上反映了市场经济在逐步取代着基于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私有财产权的建立起初并非通过非法与强制的手段，而是国家经济的发展趋势与各地传统的实际情况通过各种形式的相互作用。但

在一些地方，比如低地地区，也采用了暴力与强制的手段，但似乎只是特例。”[3]圈地运动使英国农业和畜牧业在社会转型时期较早地确立起了市场运行机制，商品及价值规律较早地开始发挥作用，这成为农牧业进一步发生变革的内在动力。英国的农业和畜牧业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相比较，英国较早地突破了农奴制经济，土地等生产资本较早地开始集中并雇用劳动力进行生产，其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更加充分，这正是英国农业和畜牧业快速发展的原因之所在。市场及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使农牧业同其他领域较早地建立起了商品交换关系，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对其他部门，特别是对工业的发展提出了要求，因之也推动着工业的发展。一方面，圈地运动使土地等生产资料日趋集中并且市场化，也使部分农民失去了土地，这就建立起了劳动力市场、生活及生产资料市场，必然要求工业有相应的发展，以便吸纳从农牧业中分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和商品化的农畜产品，这样既可以提高农业和畜牧业的生产效率，又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另一方面，农业和畜牧业的充分发展必然提高农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也需要更多的非农产品以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求。因而工业的发展对农牧业来说也必不可少。也就是“农牧业的发展对工业的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推动力，农牧业同手工业之间的这种供求关系的矛盾达到一定程度，必然要突破手工业的框架，建立起近代的机器大工业。”[4]

英国中世纪晚期兴起的圈地运动，对日趋衰落的封建主义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圈地运动不仅削弱了封建的经济基础，而且在农业领域里培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瓦解着封建的土地占有关系，而且消灭了封建土地占有制下公有制的残余；不仅确立起完全的土地私有制，而且培植了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业和畜牧业的租地农场主，并且使封建的土地所有者与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结成了新贵族与资产阶级的联盟，成为战胜封建主义的决定性力量，也成为发展资本主义的领导性力量。圈动运动不仅改革了中世纪的农业社会，而且催生了近代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哺育了借贷资本市场，促进了商业与城市的发展，从而加速了封建生产方式的解体，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圈地运动从变革经济基础入手，从各个方面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的生产方式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大农业”经营体制的确立

英国圈地运动逐步瓦解了英国中世纪以来敞田制下条块分割的土地所有及占有体制，土地所有权渐趋集中，土地经营的规模日益扩大。到16世纪中期时，英国农业生产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已非常明显，农业生产的规模已经显著扩大，英国农业走上了“大农业”发展之路，明显地不同于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这里的“大农业”经营体制至少有两重含义，一是农业生产的规模不仅突破了自给自足的小农模式，而且出现了规模较大的租地农场；二是农业发展的趋向是农业资本主义。“随着圈地运动的开始，许多领主买下佃农自由持有的土地，同时驱逐老的佃户，推倒其房屋。领主自营地得到扩大。领主遂将自营地作为租地农场加以出租。租地农场的发展非常迅速。在诺福克郡16个庄园的土地上共形成了18处租地农场。在威尔特郡23个庄园的土地上形成了31个租地农场。在其他13个郡的庄园中形成了18个租地农场。这样，在上述52个庄园中共建立了67个租地农场。在这67个租地农场中，有37个面积超过200英亩，有1/4以上的农场面积超过了350英亩。”[5]也就是说，在这些租地农场中，有一半以上的农场都是面积超过200英亩的大型农场，还有相当数量的特大型农场。圈地以后的大土地所有者或者自己雇用劳动力进行生产，或者把整个农场、牧场出租以收取地租。其在农场经营上的共同特点是：无论是生产资料的来源还是农场上的产品，都与市场发生着密切的联系。最主要的还是农场上的劳动力，也要依赖劳动力市场。规模较大的农场都要以雇佣劳动作为主要的劳动形式，因为在机械化程度还比较低的近代早期，在规模如此庞大的农场里，仅仅依靠家庭成员根本无法完成农场上的耕作及生产，在旧的劳役制已经崩溃的前提下，只有采取雇佣劳动的方式，才能保证农场上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彼特·鲍登作了一个估算，即一个农户凭借自己一家的力量最大限度可耕种面积30英亩的农场。如果经营规模比此更大的农场就必须使用雇佣劳动力，按照鲍登的标准，上述那些面积在30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在经营时必定要使用雇佣劳动力，也就是说，那些面积超过30英亩的租地农场在经营时实际上已包含了资本主义成分。”[6]即使农民依靠自己家庭劳动力能耕种的农场面积还能更大一些，至少也有一半以上的农场必须依靠雇佣劳动力。这就使英国的农业生产走上了“大农业”发展之路，而这种“大农业”发展之路也培育了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使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日渐成熟。而这种以资本和劳动力的商品化为基础产生的雇佣关系，正是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发展。这种农业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果是到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时，英国形成了以资本主义大农场为主要生产单位的“大农业”经营体制。“圈地运动在中世纪的基础上不断变革着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敞田制下共同占有的耕作方式，逐步转变成为个体农民大规模占有的现代土地占有方式，而且在生产上精耕细作、生产单位日益合并扩大。”[7]这就充分说明了圈地运动不仅改变了英国农牧业生产关系，也改变了英国农牧业生产的经营方式，在土地所有制上改变了中世纪以来那种以小土地占有为基础的条块分割的模式，也消除了敞田制下在土地占有上的公有制残余，资本主义“大农业”生产方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就推动了英国社会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以市场化和工业化为基本特征的近代社会。

剑桥郡的索汉姆(Soham)教区是小土地所有者得以充分发展并延续的一个特例。并不像剑桥郡大部分教区，索汉姆教区从未受议会圈地法令的影响。“什一税图册表明其总土地面积有12,706英亩，其中有敞田1,100英亩，公用土地456英亩。”[8]查尔斯·比德维尔先生向成立于1889年的议会下院关于小土地占有问题特别委员会递交了索汉姆教区土地占有情况，见表1。[9]

从表1可以看出，整个教区的土地分属457名土地占有人，平均每户占有土地28英亩。占有土地在20英亩以下的农民有349户，占总户数的76.3%；而占有土地在100亩以上的农民仅有19户，占总户数的4.2%。因而在实行敞田制的索汉姆教区，土地的占有情况相对分散，依然以小土地占有为主。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占有土地数量较多的农民，其占有的土地也是分散在各处，由条块分割的条田构成，并未形成集约化的大农场，在土地的实际占有上，仍然未改变小土地占有制的局面，农业生产方式未有根本性的改变。

表1 索汉姆教区土地占有情况

三、圈地运动对农场规模的影响

在后期的圈地运动中，租地农场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埃伦的研究结果表明，“1800年，英国农场的平均面积约为145英亩，其中60英亩以下的农场面积占全国农场总面积的比例仅为11.7%，60-100英亩的农场面积占全国农场总面积的7%，而100英亩以上的大中型农场的面积占到了全国农场总面积的85.1%。”[10]通过埃伦的研究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到19世纪初期时，面积在100英亩以上的大中型农场已占绝对优势。

利文森-高尔家族(the Leveson-Gower)是英国较为著名的土地贵族，其贵族血统一脉相承而经久不衰，通过各种手段不断扩大其家族地产。18、19世纪时，该家族在斯坦福德郡(Staffordshire)、什罗普郡(Shropshire)、约克郡(Yorkshire)地产上的农场规模也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见表2。[11]

表2 利文森-高尔家族地产的农场规模表农场面积分布的百分比

由表2可见，在利文森-高尔家族地产上，面积在20英亩以下的农场所占的比例变化并不大，变化最大的是占地在200英亩以上的大农场，其所占的比例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由18.8%上升到59.3%，而占地在20-200英亩的中小型农场所占的比例却有较大的降低。在地产的分化与整合中，中小型农场逐步合并为大农场，“大农业”经营体制逐步成为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关于全国农场规模的数字，最早的来自1851年的调查统计。但是1851年的数字有不太可靠的成分，因为1851年调查统计依靠农场主的义务报告，而许多小农场主不堪烦扰而拒绝提供数据。比较可靠的关于全国农场规模的数字来源于1870年的农业普查，但是1870年的统计没有关于100英亩以上规模的农场的资料，因而300英亩以上农场的数据只能采用1851年的统计数字，见表3。[12]

由表3可见，规模在50英亩以上农场的数量占到了农场总数量的40%，而占地面积在5英亩以下的小农场的数量仅占农场总数量的26%，同比显然大农场远远超过了小农场。大农场在农场总数量中的比例尽管占不到一半，但是大农场所占的土地面积毕竟要大大超过小农场，一个300英亩农场的面积相当于60个面积是5英亩的农场。而且大农场数量所占的比例也超过小农场，说明了大农场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占有的土地面积上，均超过了小农场，也说明了“大农业”经营体制在19世纪中期时已占据主导地位。另据1851年的统计资料，英国当时已有“7,771个农场的面积超过了1,000英亩。贝克汉姆郡在南部各郡中是具有代表性的郡，在1,810个农场中，已证实其中有872个农场的面积在100-300英亩之间，有229个农场的面积已超过300英亩，农场的平均面积也达到了179英亩。”[13]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农场面积也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到1845年时，“面积在1-5英亩之间的农场数量占农场总数的25%，而面积在5-15英亩之间的农场数量的比例则达到了40%。”[14]

马克·奥弗顿认为，英国农场规模格局的形成与圈地运动并无直接的联系，主要是商品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但也承认1750-1850年的议会圈地的确驱逐了土地上的小农，造就了无地的劳动者阶层。我们通过对比议会圈地数量较大的郡与上述大农场比例较大的郡就可以发现，二者基本一致。以较为准确的1870年的统计数据为准，在圈地份额较大的一些郡中，其50英亩以上农场所占的比例也较高，例如：蒙茅斯郡(31%)北安普顿郡(40%)、沃里克郡(32%)、莱斯特郡(32%)、贝克汉姆郡(35%)、牛津郡(41%)、亨廷顿郡(31%)、埃塞克斯郡(43%)等，这些郡大农场所占的份额均高于全国的平均比例的30%。其原因是在商品与市场经济的刺激下，圈地运动成为小土地所有者不断破产、大农场规模日趋扩大的有力杠杆。圈地运动不能仅视为一种单纯的超经济的强制手段。议会的圈地运动并非单纯的暴力驱逐小农、掠夺土地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手段，其间“经历了一个从自发诱致性制度到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的转换过程，同时经历了一个从非正式制度变迁到正式制度的转换过程。”[15]在历时久远的圈地运动中，其进程和缓有序，张驰有度，将土地所有及占有制度的改革与土地的相对集中、高效合理利用结合起来，将资本的原始积累与土地、劳动力等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结合起来，将土地经营管理与市场及价值规律结合起来，同时妥善地协调了各方的利益，将各种社会矛盾控制在不会引发大的社会对抗的范围之内。在圈地的手段上，发挥主要作用的不是“暴力”，而是经济力量，加之议会和政府因势利导，通过法制手段制定了一些配套制度，也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圈地运动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先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取代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有力手段。

英国议会的圈地运动是一种以法制化为手段的渐进式的土地变革运动，与资本主义经济、农业革命、工业革命等因素一起塑造了英国近代化农场的格局。以圈地制为主宰的资本主义大农场最终战胜了敞田制下条块分割的条田，使农业生产走上了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的发展道路，不仅为工业化、城市化及海外扩张移民等解放了劳动力，还成功地解决了国内日益增长的城乡人口的吃饭问题，而且还能为工业生产提供部分原料并向海外出口粮食。

通过圈地运动，在英国农村建立起了近代化的个体独立所有和经营土地的所有及占有体制，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历经圈地，土地占有者数量减少而土地占有规模增大，大量的农民被从农村驱逐出去，有些则成为无地流浪的农业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农业雇工人数调查表明，“从1811-1851年40年间农业雇工人数增长了11%。”[16]农业雇工人数的增长主要“取决于对地区性农产品需求的增长，也取决于圈地在多大程度上改造了在农村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敞田制及公用土地。归根到底，取决于土地的所有权关系及与市场的联系。农业雇工人数的增长也表明了资本主义大农场有了较快的发展。”[17]据1851年的官方调查，“在英格兰和威尔士，200英亩以上的大型农场占耕地面积一半以上，100～200英亩的中型农场占耕地面积20%以上，“大农业”经营体制已占据了统治地位。”[18]

表3 英国不同规模农场的分布情况表(1870年)

注：①300英亩以上农场的百分比采用1851年的统计数据。

阿瑟·杨认为大农场是诺福克郡农业成功变革的灵魂，“圈地、改良土壤、大规模改良畜种，只有大农场主才能做成这些事。小农场主不能有效地完成其中一件事情，或者说其他地方的中等农场主也不能完成。不要忘记，诺福克最好的农牧业是属于大农场主的。”[19]这些大农场主不仅能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对土地进行投资改良，改革生产技术和提高生产效率，而且已处于“商业化农场模式的支配之下。农场主视他们的生产活动为一种商业活动，这种商业活动要求以最低的价格在市场上购进原材料，然后像工厂一样进行加工，最后将产品在最贵的市场上出售。”[20]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也深受英国事例的鼓舞，认为“富有的大农场主能进行大规模的耕作，才能利用其资本获得进步，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农业产量的增加，贫困的小农及小规模农业生产的净产出几乎为零。”[21]

英国圈地运动与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农业革命、工业革命等因素一起塑造了英国近代化农场的格局。以圈地制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大农场最终战胜了敞田制下条块分割的条田，使农场规模与地产经营规模显著扩大，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圈地运动不仅变革了中世纪以来的农业生产关系，改变了农业生产的方式，也使农业经营走上了资本主义“大农业”发展之路。这种发展道路促进了对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也推动了英国较早地发生了农业革命，提高了农牧业生产的效率，同时也扩大了国内市场，从供需两方面都有利于扩大再生产，而农业革命又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到来。“大农业”经营体制也更有利于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英国“大农业”的发展不仅为工业化、城市化及海外扩张移民等提供了劳动力，还成功地解决了国内日益增长的城乡人口的吃饭问题，而且还能为工业生产提供部分原料并一度向海外出口粮食。圈地运动、农业革命、工业革命这三个因素相互影响而层层推进，实际上成为以工业化与城市化为主要特征的英国近代化过程中并驾齐驱的“三驾马车”，其中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的正是圈地运动。

[1] Mark Overto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and[M]. (马克·奥弗顿.《英国农业革命》)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182.

[2] A.Aspinall, E. Anthony Smith.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umeⅧ 1783—1832[C]. (A.阿斯皮诺尔，安东尼·斯密斯.《英国历史文献》第八卷1783-1832).London: Routledge, 1959：628.

[3] Mark Overto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and[M]. (马克·奥弗顿.《英国农业革命》)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191.

[4] 王觉非.近代英国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7：218.

[5] 沈汉.英国土地制度史[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12：78.

[6] 沈汉.英国土地制度史[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12：81.

[7] P.K.O’Brien. Agricultur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J].(奥布赖恩.农业与工业革命.)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30, No.1.(Feb.,1977)：167.

[8] Gilbert Slate.The English Peasantry and the Enclosure of Common Fields[M]. (吉尔伯特·斯莱特.《英国农民与公用土地的圈占》) Augstus M. Kelley Publishers，New York，1968：61.

[9] 译自Gilbert Slate.The English Peasantry and the Enclosure of Common Fields[M]. (吉尔伯特·斯莱特.《英国农民与公用土地的圈占》) Augstus M. Kelley Publishers，New York，1968：61.

[10] R.C.Allen. Enclosure and the Yeoman: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Britain and Ireland (1500一1850)[M].(埃伦.《圈地与约曼——不列颠和爱尔兰人口史》)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73.

[11] Mark Overto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and[M]. (马克·奥弗顿.《英国农业革命》)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174.

[12] Mark Overto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and[M]. (马克·奥弗顿.《英国农业革命》)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175.

[13] Richard Brown. Society and Economy in Modern Britain 1700-1850[M]. (理查德·布朗.《近代英国经济与社会》).Routledge,London ,1991：58.

[14] Richard Brown. Society and Economy in Modern Britain 1700-1850[M]. (理查德·布朗.《近代英国经济与社会》).Routledge,London ,1991：58.

[15] 胡乐明.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纵览[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259.

[16] G.E.Mingay.Parliamentary Enclosure in England:An Introduction to its Causes,Incidence and Impact 1750—1850[M].G.E.明盖.《英国议会圈地——1750-1850议会圈地的起因、发生及影响介绍》)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y Addison Wesley Longman,New York.1997：142.

[17] Gilbert Slate.The English Peasantry and the Enclosure of Common Fields[M]. (吉尔伯特·斯莱特.《英国农民与公用土地的圈占》) Augstus M. Kelley Publishers，New York，1968：4.

[18] 王觉非.近代英国史[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7：255.

[19] D.B.Horn, Mary Ransome.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ume Ⅶ 1714—1783[C].(D.B.霍恩，玛丽·兰瑟姆.《英国历史文献》第七卷1714-1783). London: Routledge, 1957：443.

[20] J.P.Cooper.In Search of Agrarian Capitalism[J].Past and present,No.80(Aug.,1978)：65.

[21] J.P.Cooper.In Search of Agrarian Capitalism[J].Past and present,No.80(Aug.,1978)：27.

2016-04-20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名称：近代英国文化发展与国家崛起的互动关系及启示研究(项目编号：12XSS002)。

陇东学院历史与地理学院，甘肃 庆阳，745000

石 强(1970- )，男，甘肃宁县人，陇东学院历史与地理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2015年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英国留学归国人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英国史。

K504

A

1008-8091(2016)03-00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