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倩

[摘要]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是新经济形势下有效保障中国人民发展权益的重要理论成果。富有浓厚的文化意蕴。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理论的实质是探讨文化转型问题，须处理好中西文化的关系。本文以20世纪30年代中西文化论争为例，深入研究文化传承与经济权益持续发展的关系，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中。经济问题背后隐含的是如何处理中西文化的重大命题，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建设路径必须保有中国特色，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经验。本文还为中国人权建设提供历史经验与启示。

[关键词]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权益；文化传承；文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16）05-0014-06

一、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理论的文化意蕴与人权意义

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人权。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其基本保障。中国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即人的全面解放，要实现人的全面自由，这与人权的至高追求不谋而合。故此，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权问题高度重视，连续发表讲话，提出在人权问题上，中国“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习近平总书记阐发的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理论是新经济形势下有效保障中国人民发展权益的重要理论成果，富有浓厚的文化意蕴，有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进中国的人权建设进程。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理论主动提出放缓经济发展速度，用以保障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中首次系统阐述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三大特征：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应对世界经济发展整体趋势所带来的挑战。中国在此没有盲目采信西方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而是借鉴其经验主动调整，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应对之策。中国政府在充分把握中国实际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对经济的指导作用和影响力，使中国安然度过这一经济转型期。这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指明方向，也将丰富世界经济理论体系。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理论的提出。充分显示中国有顺利度过经济转型期的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西方社会对金融危机多持悲观态度，甚至认为世界经济或许再也无法回到之前稳步发展的状态。与之相较，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理论面对危机却充满信心。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做出系统性阐述，提出要认识、适应，甚至引领新常态。中国经济转入新常态发展阶段，既是挑战，也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面对危机，中国没有被动地接受，而是勇于化挑战为机遇，展现了中国政府的气魄与担当。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理论是建构自身经济话语体系、全面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尝试。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日渐清晰，恢弘的全局观及理论系统性是其典型特征。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而“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艰辛探索，中国共产党“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梦就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需要在世界政治经济生活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下，既要融入现代社会，又须保有中国特色。这成为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要旨，是各项改革工作的终极目标。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理论便是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在经济领域的重要探索。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理论实际上已超出了单纯经济理论的范畴。富有浓厚的文化意涵和人权价值。建设和谐稳定的社会，充分保障中国人民的利益，仍需在文化转型问题上深入探讨，处理好中西文化关系。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界关于中西文化的大辩论。对中国文化转型多有真知灼见并极具借鉴价值。

二、“追摹西方”与全盘西化论的思想逻辑

中国文化转型何去何从的问题由来已久。近代中国屡遭侵略，为解亡国灭种之倒悬，推行现代化以自强成为爱国志士的共识。如何妥善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是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具争议的话题。20世纪30年代的中西文化论争达到其理论高峰，是对近代中国盲目“追摹西方”的深刻反思。

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曲折不断，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接连失败，渐使中国人失去了民族自信心。“五四”时期，批判传统、“追摹西方”被视作救国的良药，成为思想界的主流话语和社会新风向。新文化运动全力倡导科学、民主，西方的思想理论被译介进入中国。现代化（西化）被视作中国发展的唯一选择和必经之路，成为各种运动的理论基础和潜在动力。知识精英将中国传统和西方文明对立起来。西方文明是进步的、科学的，而中国文化却是愚昧的、落后的。中国的发展前景必然是西方的文明社会。知识精英毅然决然地逼迫自己和传统切割开来，迫切期望中国能够复制西方模式。其言辞激进、不惜贬斥中国文化，陷入到“自我殖民”的诡异境地。同时，知识精英推己及人，将自己的学术理想用以兼济天下。他们要求普罗大众遵循其规划的道路共同走向现代化。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单线一元进化史观渐获认同。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影响至巨。“五四”时期已在学界占据主流地位。西方学说的采择和理论思想的建构，无不以此为出发点。成为潜在的理论预设，鲜有人去反思和修正这一观念。即便是强调传统的“玄学派”与“本位文化派”，其理论实际上也是建立在这种单线一元进化的文化观念上。他们在尊重、肯定中国传统文化优点的同时，也少有人否认西方文化是未来中国发展的方向。而梁漱溟虽然认为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但西方、中国、印度文化的递进仍是遵循单线、一元的进化模式。多元文化观念迟至20世纪后半期才在学界兴起。单线一元进化观是近代思想界构建中国社会与文化现代转型的理论基础。这不是新文化运动短时间的理论热潮，也不是个体或少数人行为的理论模式。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多数文化思想都建筑在“五四”运动启蒙的基础上，并逐渐向实践和微观层面发展。如现代学术体制的建立便极为典型。而社会教育、公共卫生等转变民众生活方式的工作，多是“五四”时期“眼光向下”的衍生品，同样受一元进化史观的支配和影响。

科学主义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形成。“五四”运动的健将在批判传统、疾呼“打到孔家店”的同时，试图以科学挽救中国意识的危机，填补信仰真空。科学不仅指具体的技术和知识，还被视作一种思维方式，即认识和判断事物的科学方法。科学上升为主义，变成新的偶像或“菩萨”。胡适曾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思想界对科学的盲目信从，使它逐渐成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只要是“科学的”理论和实践便应具备大力推广的资格，成为各种学说建构道德优越感的重要依据。

以单线进化史观和科学主义为理论支撑。加之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驱使，“追摹西方”渐成思想界的强势话语。反思这一倾向的不乏其人，但几乎都被贴上了保守主义的标签。1923年的科玄论战中，张君劢等人被称为“玄学鬼”即是典型例证。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做《人生观》的讲演，比较了科学与人生观的异同，明确指出：“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日主观的，日直觉的，日综合的，日自由意志的，日单一性的。惟其有此五点，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此言一出，迅速引发中国思想界的大讨论。科学是否能够解决人生观的问题，科学有效性的限度在哪里等问题成为双方论战的焦点。

丁文江率先发难，撰写长文回应。篇首即将张君劢讥为“玄学鬼”。他说：“玄学真是个无赖鬼——在欧洲鬼混了二千多年。到近来渐渐没有地方混饭吃，忽然装起假幌子，挂起新招牌，大摇大摆地跑到中国来招摇撞骗……玄学的鬼附在张君劢身上，我们学科学的人不能不去打他。”文末，丁文江引用胡适在《五十年世界之哲学》上的一句话做结论：“我们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不能不承认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

除张君劢外。梁启超也成为科学派攻击的标靶。一战后，梁启超游历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和德国等国，对战后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做了全面细致的考察。回国后，他撰写《欧游心影录》一书，开始质疑、批判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科学万能论。梁启超将一战爆发的根源归咎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他认为，“谓爱他主义为奴隶的道德，谓剿绝弱者为强者之天职，且为世运进化所必要。这种怪论，就是借达尔文的生物学做个基础，恰好投合当代人的心理。所以，就私人方面论，崇拜势力、崇拜黄金，成了天经地义；就国家方面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变了最时髦的政治方针。这回全世界国际大战争，其起原实由于此。将来各国内阶级大战争，其起原也实由于此”。

梁启超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同样尖锐。他说：“现今思想界最大的危机就在这一点。宗教和旧哲学既已被科学打得个旗靡辙乱，这位‘科学先生便自当仁不让起来，要凭他的试验发明个宇宙新大原理。却是那大原理且不消说。敢是各科的小原理也是日新月异。今日认为真理，明日已成谬见。新权威到底树立不来，旧权威却是不可恢复了。所以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梁启超感慨道：“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

梁启超的公开质疑，流播甚广。胡适对此极为忧虑，他认为，“自从《欧游心影录》发表之后，科学在中国的尊严就远不如前了。一般不曾出国门的老先生很高兴地喊着。‘欧洲科学破产了！梁任公这样说的。……我们不能不说梁先生的话在国内确曾替反科学的势力助长不少的威风。梁先生的声望，梁先生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都能使他的读者容易感受他的言论的影响”。科玄论战中，梁启超在《晨报副刊》发表了《人生观与科学》一文参与讨论。他不赞成张君劢把科学与人生观做绝然的划分，也不认可丁文江把科学的力量扩展到纯感情方面的做法。梁启超的结论是：“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于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

科玄论战中。无论是参与人数还是社会舆论方面，胡适、丁文江为首的科学派均占尽优势。梁启超和张君劢等人对达尔文进化论和科学万能论的批判，并未动摇中国思想界对科学地位的崇信和“追摹西方”的决心。这一倾向发展到极致，即是全盘西化论的提出。1929年，胡适用英文撰写《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一文，使用了“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和“wholehearted modemization”两个关键词。前者可被译为“全盘西化”，后者被胡适译为“充分世界化”或“一心一意的现代化”。这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西文化论争的前奏。

三、现代化途径的差异：20世纪30年代中西文化论争的核心论题

1934年，陈序经出版《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他认为西方文化是“现代化的根本和干体”，也是“现代的基础文化”。而中国文化是“仅可以在闭关时代苟延残喘的文化基础，是丝毫值不得留恋的”。为此，他提倡“全盘的和彻底的西化，使中国能够整个的西化”。其观点，可以说是近代以来“追摹西方”理论模式的具化。陈氏学说引发了思想界对中西文化的大讨论。其高潮即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论战。

1935年1月，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等十位教授联名发表《本位文化建设宣言》，揭开了论战的序幕。双方阵营观点鲜明，论辩激烈。西化派的代表是陈序经和胡适。陈序经的观点一经提出.便得到了胡适的认同和赞赏。他表示“完全赞同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胡适认为，“我们理想中的‘充分世界化，是用理智来认清我们的大方向，是用理智来教人信仰我们认清的大方向，用全力来战胜一切守旧恋古的情感，用全力来领导全国朝着那几个大方向走——如此而已”。而本位文化阵营的情况极为复杂。“本位文化建设”麾下，除有浓厚政治背景的何炳松等十位教授外，尚有吴景超和乡村建设学者参与其中。从时间顺序来看，全盘西化论提出在前，本位文化的说法提出稍晚。本位文化既蕴含国民政府引导文化风向的深意，也是思想界反思过度“追摹西方”的集中体现。尤其是梁漱溟、晏阳初等学者倡导的乡村建设理论，与陈序经等西化论者的论辩持续时间更长，讨论的问题也更加深刻。双方的歧义不仅体现在中西文化观念上，还体现在对中国现代化实现途径的不同构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