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泓序

【摘 要】福利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福利经济学属于规范经济学的范畴，他是在一定的社会价值判断标准下，研究私人经济与社会经济福利之间的关系，探索实现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所必须的条件，并从社会经济福利的角度对市场经济体制进行评价，研究为克服市场经济机制的缺点、谋求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所必须采取的政策措施。

【关键词】福利经济学;经济福利;工业革命

一、福利经济学的历史追溯

福利经济的思想起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那个时期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福利经济学体系，但也存在着一些福利思想， 有的还提出了一些经济政策。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对如何建立一种新的财政税收制度以适应政治和经济的需要进行了初步研究。德国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尤斯蒂也认为，封建君主的经济政策是为了普遍臣民的利益。亚当·斯密认为，如果“有大部分成员陷入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决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边沁认为，追求幸福是人类本性的根本动机之一，个人幸福是他快乐的总和，社会的幸福是个人幸福的总和。现代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奠基人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1890）中提出了“消费者剩余”概念：消费者购买某物所获得的满足通常会超过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所放弃的满足，而得到的多余的满足。即：买者在购买中得到额外的福利。

19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边际主义革命。革命引入了边际概念，使西方经济学能够很容易地处理增量问题，西方经济学的形式也变得简洁优美。结果，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变成了对边际效益等于边际代价的论证和说明，整个西方经济学界被吸引到了研究资源配置的问题上，而伦理方面的问题却被丢在了一边。因此，虽然边际主义革命在西方经济学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它促进了西方经济学对资源配置问题的解决，使数学在西方经济学中得到了成功的应用，但是，不可否认，边际主义革命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资源配置问题的解决使西方经济学完全变成了工程学，所有人都被假定为理性人，所有的西方经济学问题都成为在给定约束条件下的效用函数最大化，至于效用本身有什么性质、个人效用与其他人的效用以及与整个社会的效用有什么关系，则几乎所有的西方经济学家都不去考虑， 他们都成了地道的工程师。这样，西方福利经济学的发展丢掉了伦理学的传统，福利问题不再被关注，西方福利经济学走入了低谷。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初。

20世纪20年代旧福利经济学的产生打破了西方福利经济学发展的沉寂。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A·C·庇古出版了代表作《福利经济学》，标志着旧福利经济学的产生，福利经济学重新受到重视，庇古也因此被称为“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认为：个人的福利可以用效用来表示，整个社会的福利应该是所有个人效用的简单加总。在此基础上，庇古提出了两个福利基本命题：国民收入水平越高，社会福利就越大;国民收入分配越平均，社会福利就越大。庇古还定量地分析了当时英国社会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例如税收等。

二、福利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一）经济福利

庇古认为广义的福利，也就是社会福利，包罗万象，包括由于对财物的占有而产生的满足和其他原因，如知识、情感、欲望等产生的满足，由于这样的福利常常涉及到自由、精神愉快等难以计量，所以庇古认为经济学家可以不予考虑，经济学要研究的只是狭义的福利，即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那部分社会福利，又称经济福利。

（二）社会经济福利

个人的经济福利是指个人的效用或者满足，而效用或满足可以用商品的价格来计量，也就是通过货币来计量，因此，个人的经济福利是可以计量的。把每个人的经济福利总计起来，庇古就得到了社会经济福利。这里的社会经济福利实际上是一个与客观的货币尺度联系起来的主观的心理状态。

三、福利经济学产生的理论基础

（一）边沁的功利主义是福利经济学的哲学理论基础

边沁认为，人们的理性活动是寻求快乐和避免痛苦，如果让每个人都能自由的追求个人利益，那就会实现公共利益，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此，他把到的归结为快乐和痛苦的计算，并把这叫做“效用原则”或者“功利原则”。边沁的功利主义与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虽然都是利己主义，但是利己主义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机制却各不相同。按照斯密的观点，自然秩序是和谐的，行事中追逐自我利益是人类的天性，在自由经济中这种自我利益可以自我协调，达到一致，这种逻辑影响了后来的李嘉图等人，他们因此得出结论：完全竞争的市场和自由放任的政策将使经济福利最大化。而边沁则不认可任何的自然的和谐，并提出犯罪的存在来说明利己主义也有违反公共利益的可能，因此，社会一般利益是人为的一致，因此，在某些不受约束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发生冲突的领域，政府的某些干预也是正当的。

庇古在他的福利经济学继承并发展了边沁的人为一致性的思想，并结合了马歇尔对外部性问题的开拓性研究，提出了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即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并不能保证资源配置在处处都是最优的，在那些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不一致，即外部性的场合，必须通过政府的适当干预来矫正市场机制的缺陷。这个结论使庇古成为正统经济学家中第一个向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提出挑战，并系统阐述政府干预经济必要性的人。

（二）边际效用理论

标记效用理论不仅为福利经济学提供了理论的前提，也为福利经济学理论的建立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首先，庇古利用边际效用价值论建立了福利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庇古认为，一个人的经济福利就是由效用构成的，因此福利与效用或满足实质上是相同的。庇古依据基数效用价值论，在货币边际效用不变的假定基础上，提出用商品价格衡量经济福利，将主观的主观福利的研究转向对客观的国民收入的研究上，解决了福利的衡量的问题。其次，庇古利用边际分析工具得出了有关的福利命题。例如他从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出发提出了收入的更平等分配将增加经济福利的重要结论等。

边际效用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的价格制度下，消费者按照自己的收入和偏好行事，就可以得到最大的效用，生产者按照一定的产品价格和成本行事，也可以实现收益的最大化。这种观点以及边际分析方法被庇古等人继承下来，并在功利主义基础上对经济福利进行研究，用以解释人类的经济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福利经济学实际上是边际效用价值论的进一步发展。

四、福利经济学产生的现实基础

（一）工业革命

由庇古开创的福利经济学以社会经济福利为研究对象，并试图提供政策建议以实现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庇古对于贫穷及改善人类生活的关心不仅仅是继承了马歇尔的传统。也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英国，其经济霸主地位受到了正在迅速发展的美、德两国的严重挑战。为了与德美相抗衡，因果进行了一场技术革命。这场技术革命给英国经济带来了繁荣，但大量的工人失业也随之而来，由于就业以及其他社会问题，当时的英国社会矛盾非常激烈。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产生了。从历史背景来看，福利经济学的出现是英国阶级矛盾和社会经济矛盾尖锐化的结果。20世纪初，英国社会的平复悬殊已经非常严重，第一次世界大战又加剧了这一社会矛盾;与此相适应，英国社会就出现了以建立社会福利为目标的研究趋向，从而导致了福利经济学的产生。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人本的摒弃

自从西斯蒙第表达了经济学对人的需要的关注开始，以后的马克思、穆勒、马歇尔等展示的这种关注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特点就是对价值之劳动渊源的强调，显然这种对劳动的关注在实质上也就体现了对人的需求以及社会分配的关注。当然，由于劳动价值理论本身内含了社会分配制度的不公正性，因而西方经济学界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抱有相当的偏见;也正因为如此，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撇开了对劳动价值的探究，而且在其分配理论中重“物”轻“人”也就显得理所当然。特别是，随着经济学的抽象化和科学化的发展，导致边际主义的功能分析最终取代了价值理论的因果分析;结果，以人为本的经济学在西方社会一直处于非主流的地位。

五、福利经济学的地位和作用

从福利经济理论的发展演变可以看出，随着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社会保障的功能经历了一个由否定到肯定的过程，这直接导致了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出发点已由解决劳资纠纷、缓和劳资矛盾逐步转向构筑市场经济中的一个功能体系。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将社会福利政策视为经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作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将社会福利政策作为政府调节经济周期、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社会保障的功能由社会功能转变为经济功能，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途径。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为福利经济制度的建立提供物质基础的同时，也对社会保障的规模和水平提出了更高的需求。由于一部分经济学家无限夸大“福利国家”的功能，只注重物质财富，而忽视了价值判断与伦理道德等这些非经济的领域对于经济理论和现实生活的重要意义，最终导致了福利经济学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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