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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自由意志状态中的武术生存智慧

2016-11-28张建华杜舒书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6年2期
关键词:决定论意志武术

陈 青,张建华,杜舒书



人的自由意志状态中的武术生存智慧

陈 青1,张建华1,杜舒书2

武术的生存问题始终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根据哲学层面决定论的观点,作为私斗或军事战争的自然之果,武术似乎面临着难以人为左右的生存问题。面对生存危机,由于存在人的自由意志,武术始终沿着从随意的肢体活动向有意识的身体行为方向转化,结出了人化的武术生存智慧之果。在长期与各方危机抗衡的历程中,武术积累形成了一整套生存智慧:繁杂、高深的技术体系;习武意识的升华;天人合一主导;技术动作的转化;血缘式传承的融合;武术目的的转化。这种以易变为主体的生存智慧,在面对现代社会和未来社会汹涌的新生事物冲击,必然能够通过深厚的积淀、不断地易变等人的自由意志努力,有意识地实现文化适应,最终完成武术从生命冲动到生命塑造的文化延伸目的。

决定论;自由意志论;武术;易变;生存智慧;文化延伸

1 武术面临的生存危机

如果我们承认武术主要源自于私斗或军事战争,私斗或军事战争自然利用人的本能攻击性、选择人的攻击行为,那么军事战争与搏杀的技法就形成一种自然的因果关系。而当这种富有民族特点的搏杀技法在军事战争方式和手段产生重大变异的时代必将面临着覆灭的威胁。这种缘自于事物自然生存基础的危机,依据决定论的观点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决定论不仅是哲学领域中,与人的自由意志论相对立的一种理论,更是在现实中常人经常感受的现实。人们清楚地知道,浩瀚的大自然存在其规律,任何事物的发生和发展都有其不可忽视的规律,今天的一切现实都是自然秩序的结果,违反其规律人类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来弥补。可以说,大自然和人类社会都处在一个由自然因果关系决定的链条之中,一切都受到因果决定论的支配。早在古希腊就有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坚信这一点,将作为决定论的核心要素——自然因果关系视为必然。法国数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是持有决定论观点的代表人物,1814年提出了一种科学假设“拉普拉斯妖”。该“恶魔”知道宇宙中每个原子确切的位置和动量,人们能够使用牛顿定律来展现宇宙事件的整个过程,包括其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正如拉普拉斯所言:“倘若有一位智者,他在任一时刻都能洞见使大自然运转起来的所有力,并能确定组成大自然物质的各自位置。他还有广博的知识和足够的能力,能把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他就能将最大物体的运动和最轻原子的运动都包含到同一个公式中去,那么,对于这样的智者而言,宇宙间没有什么事情不能确定,将来与过去一样,都是一目了然的。”[1]这种观点似乎在告诉人们,人类只能听天由命,因为一切都是被安排好的,没有抗争的必要。恰如常言所道听天由命,命中注定。西方人认为这一切是上帝安排好的,中国人认为是上苍旨意。这种理论认为,客体是人的“主人”,人的主体仅仅是人体内系统的主体,很难对自己的“主人”发号施令。本文所分析的自然因果主要是指人所处的外界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人的本能等因素,比如人的本能技击动作。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张自然因果之网,在人类社会初期牢牢地笼罩着人类。根据决定论的说法,武术产生和发展初期多是私斗或军事战争等前因之果。当这种以人的本能等单一自然因素的客观前因不存在的时代,武术必然便出现了人难以左右的生存问题。

在现实中,武术的确出现了诸多的生存问题,就当下处于主流地位的竞技武术而言,被传统习武者们戏称体操加舞蹈、东方的芭蕾等,根本就不是武术。花拳绣腿的传统武术套路也不免被认为是满地插花的东西,失去了武术的技击本质,也不应该是真正的武术。这种现象由来已久,从这些现象中可以看到在进入火器时代后,由于丧失了生存的基础和背景,武术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事物的发展绝非如此机械,有解构必会重新建构。“从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视角出发,从近代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时空变化,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环境的历史变迁,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不同文化表达,民族传统体育传承途径的变迁等4个不同层面对近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中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解构,从而实现对近代民族传统体育的历史性建构,建立起民族传统体育在近代大背景下的基本历史逻辑。”[2]其实,武术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解构,又不断建构的历史,这种解与建是在人的主体主导下的结果。因此,非技击类的武术是后期逐步建构起来的武术表现新形态,它依然是武术[3]。

武术虽然是人的本能攻击性的外显,是私斗或军事战争自然选择的搏杀技法,但是这种技法是通过人有意识地加工和凝练被总结出来,因此最终成型的武术是人的文化产品,是一种人的自由意志的因与果。人的主体不是被动、无能、内在的主体,他虽然受到外界的客体以及人的本能的影响,但是真正发挥作用的则是人的主体,是人的理性主体的作用。站在人的主体立场上的人的自由意志论长期与决定论分庭抗礼,以人的力量、社会的进步等事实不断地对决定论发起攻击,不断地宣称人所拥有的自由意志可以决定社会的前进。在现实生活中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去做一件事,或不去做一件事,这完全由人的意志说了算。哲学家们同样非常重视自由意志论,因为人的自由意志关乎到人的道德、责任和尊严,尤其是人的自由意志是人与其他生物区分的重要标志。人的智慧、人的力量创造人类独有的文化,这是使得人类在宇宙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武术是中国人创造和发展的身体文化,这种文化时至今天依然生存于世,这得益于中国人的自由意志。同时,必须看到武术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单源的,而是多源的,诸如劳动、宗教、教育、娱乐等人类的社会实践中都赋予了武术发育和成长的资源和动力。辩证地看待决定论与人的自由意志论,特别是根据构成决定论和人的自由意志论的本质因果性,分清自然因果与自由因果的界限,可以看到“决定论并不构成对人类自由的威胁,相反,他还是人类行使自由意志的前提,因为在一个充满偶然性没有任何规律可循的世界中,人不仅没有真正的自由,而且连存在都成了问题。”[4]只要人类能有效地通过各种人化的理性力量去探寻事物和自然的规律,便会拥有人的自由,就可以有效地发挥人的自由意志,在顺应事物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做出改变社会、自然的文明业绩。

2 武术应对生存危机的历时性成就

人类社会可以分为薪炭能源社会、化石能源社会和核能源社会[5]。武术缘起于中国社会悠缓发展的薪炭能源社会时期,转型塑形于化石能源社会阶段。武术在面临生存危机的历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时代的成就。

在薪炭能源社会中,由于人们能得到的能源有限,社会进展缓慢,人们的生活悠哉,生产方式主要以体能为主体,体能活动成为影响武术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这个阶段,军事活动以冷兵器为主,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就是体能和武艺,搏杀技法首当其冲地成为军事活动的主要手段,人的自由意志加速了这种手段在军事战争中的有效使用,使之成为军事战争中的主要手段之一,这是武术从被动选择转化为主动技术总结,有效寻找生存机会的成功典范。另外,身居适宜自然条件的中国农耕群体对悠闲情有独钟,逐步养成了静态的、内审修炼的肢体活动格局,武术又一次在新的领域中找到生存空间,并通过套路、功法等形式使得武术整体得到较大的发展。

进入化石能源社会后,生产方式、生产力变革使社会节奏陡然加速。尤其是原有的生产工具——牛车、马车逐步让位给蒸汽机车,军事战争全面进入火器时代,人的智慧力量通过机械手段得以淋漓尽致地表现。同时,地球上的人越来越多,每增长10亿人口的时间从先前的百年缩短至平均12年,人均资源有限,生存机会稀缺,社会弥漫着激烈的、非公平的竞争气氛。这是一个人化人、人化物、技术惟上的时代,直接的结果是武术所依赖的军事战争火器化、机械化,这种生存威胁直接导致武术的搏杀技法丧失了原有的生存空间。加之社会发展主要越来越依赖于人的智能,原本的武术必须解构。在此阶段,武术得益于现代科学技术,将内源性的体能通过外源性的技术手段进一步提升,武术重新完善和建构起“健身”“竞技”“竞艺”等形式,这种生存方式的转变,使武术另辟蹊径有了强身健体、竞技体育、艺术表演等空间。同期,武术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异质文化的大举植入,面对快餐式的竞技体育,功夫式的武术开始了新的生存智慧探索历程。总体而言,武术从竞力、竞技发展到竞艺,从充当人们的工具、玩具,演化到人们生活的器具。无论时代、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如何变迁,武术始终沿着从随意的肢体活动向有意识的身体行为方向转化,即以人的自由意志为主体的武术成为发展主流和趋势,从而有机构成了武术生存智慧的基因。

3 武术的生存智慧

人毕竟是具有高级思维的物种,特别是在处于人类文化、文明发达的古代中国,在中国人的自由意志作用下,武术逐步积淀出令世人瞩目的生存智慧。

3.1 繁多的拳种、高难的技术是确保武术长久生存的智慧

武术拳种呈现的繁多,技术动作表现出的难以掌握,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生存智慧的表现。至明清之际,武术基本自成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东枪西棍、南拳北腿、长拳短打拳种套路异常繁杂,内容丰富的文化犹如塔基宽广的金字塔,坚实且能高耸,不易被轻易地瓦解。与此相比,中国古代的蹴鞠确就因内容单一而被时代所弃。武术技术难以掌握,因此被世人称之为功夫。在中国的话语中功夫是做某种事所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由此表现出高超的本领和高深的造诣。武术功夫象征着中国人自强不息的精神,象征着持之以恒的追求。大凡能够掌握这种功夫的人,一定是有毅力的成功者。世间凡是需要人们花费时间和精力才能掌握的事物,总是被人们珍重,而轻易上手的东西,往往不被人们珍惜。流行音乐与古典音乐的寿命可以很好地佐证这个道理。能够掌握繁多、高超武术技术的人群是长期被精选出来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具有很好传承武术的社会地位和能力,是武术生存的根基。因此,武术不能因为暂时的失位,就要不加审慎思考地效仿跆拳道等快餐式的体育文化。武术应该保持必要的定力,坚持自己发展的思路,保证武术精英化格局的稳定。

3.2 习武意识的升华是一种确保武术有效生存的智慧

武术在起源之初,多是一种本能肢体反应极强的内容,这种肢体活动是运用人类本能的动作,专门针对人体的要害部位实施进攻,在两两相对的私斗中,以求取得立竿见影制敌于死地的实效。这种技法主要源于本能攻击性,人的主观意识相对薄弱,因此没有什么系统技术。随着这种技法运用于军事实战,人们意识到阵战中必须相互地协作,相互配合运用特定的技法以自保御敌,这时的搏杀技法在人们有意识地备战训练中得到强化,形成了一整套阵战技术。在三时务农一时习武,下马耕田、上马征战的岁月,武功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战争的胜负。因此,平时的习武成为民众保家卫园的功利性自觉。由此看来,原本以本能为主的攻防肢体活动被逐步升华为人的意识指导下有明确目的的武术身体行为。特别需要澄清的是,肢体活动是本能的,与生俱来的活动,身体行为则是在人的意识作用下的有目的的活动。两者虽然都是以动作形式加以呈现,但是内在的意识、能量代谢、目的等差异,所反映的人的自由意志则大相径庭,导致看似相同的动作产生分野。如同街头的打斗不属于武术,再蹩脚的散打竞赛依然是武术一样的道理。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文明的昌盛多是人的意识作用的结果。武术也是如此,逐步成型的,以虚拟技击技术为本的武术能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符号之一,正是习武意识的升华所致,武术实现了人化、文明化,成为民族认同的符号之一,有机地融入到了母体之中,母体文化成为武术生存的载体,由此可见武术生存的智慧。

3.3 技术体系的转化是武术基本生存的智慧

当本能搏杀技术还处在冷兵器核心地位的时代,武术技术简单实用,技击是其主要的价值追求。然而,这种价值的社会适应性有限,民众在日常生活中难以广泛应用。当武术技术为族群、民族、甚至是国家夺取政权的关键时期,武术的搏杀技法被推崇、被保护。国泰民安之际,这种搏杀的技术很容易被怀疑成为谋反的手段和暴力的方法,从而被统治集团限制,甚至清剿。不过武术并没有从此消亡,因为个体需要通过武术自保,社会仍然需要民众拥有保家卫园的能力。面对这种情况,武术认识到生存的危机,开始自身的技术体系的转化,转化的方式之一就是将搏杀技法进行改造,加入一定非技击成分的连接动作,使之成为有相对固定程式的系列技术动作,武术套路雏形出现了。这一点可以从越女舞剑的描述中看到这种转化历史悠久。这种形式,不仅可以满足人们日常习练需求,而且可以掩人耳目,将搏杀技法蕴藏于武术套路和功法之中,不易被统治集团指认为非法行为,这种与统治集团周旋的策略促进了武术套路和功法的成熟。明清之际,武术文化体系构建完成。其标志主要有借鉴传统文化的武术理论体系、血缘式的师徒传播与传承模式、庞大的武术技术流派体系、套路为主的武术形式、成熟的武术社团、独特的武术文化交流方式等。武术文化体系的构建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武术技术转化使武术从单一的军事价值拓展到健身、养生、娱乐、竞技价值等领域,武术不断实现着从本能的生命冲动走向对人的有机体进行生命塑造的演变。应用价值、技术体系的扩充是武术适应社会,保证生存智慧的关键。

3.4 天人合一主导是武术特色化生存的智慧

武术是一项仿自然之生、循人论之矩、遵行为之法的综合人体文化。由于武术生存在辽阔的地域,来自自然的灵气,给武术提供了丰富的可参照的象形之物,造就了武术尊重自然、模仿自然、顺乎自然的意识和技术取向。中国独特的宗法制,为国人孕育了强烈的尊祖意识,造就了武术遵守人伦之道的发展轨迹,表现出以武德为代表的浓厚伦理色彩。悠久的传统文化、古老的文明,使武术沐浴在浓郁的文化环境之中,武术积极汲取使自身文化含量不断增强,同时又积极为传统文化提供形象的文化资源。可以说,武术在人的自由意志作用下,将“天”“地”“人”“社会”通过身体行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表现出主客高度合一的状态。因此,当其他民族体育项目因单一因果链断裂消亡的时候,武术却因为拥有强大的多股因果链交织而巍然屹立。

3.5 血缘式传承是武术广泛生存的智慧

中国是一个宗法制的国度,其社会结构主要是血缘式的家庭,无数的家庭、家族是构成一个社会、民族和国家的细胞,由此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结构基础。与这个社会结构相吻合的社会组织、运行机制也同样表现出血缘性。其中十分明显的武术传播、传承模式多为家族式的,由此衍生出来的师徒关系是生动的、牢固的血缘结构。在这种模式中,武术技术具有私人属性,可以说是武术传播和传承是私有制的文化类型。这种文化类型具有一定的优势,可以将武术技术全真地传授,很少保守,因为这关乎到家庭、家族或门派的核心利益。即使存在对外姓弟子一定程度的保守,师傅也不会拿自己的名声开玩笑,仍会尽心竭力地传授技艺。当然,这种文化类型容易造成武术技术信息的封锁,难以实现广泛的技术传播。可能正是由于这种传承模式,才使诸多各具特色的拳种流传下来。进入到现代社会阶段,这种富有惯性的血缘式传承模式进一步融合了地缘、业缘社会结构,形成了一种以某拳种传人为主体的师徒式武术学校,体工队的专业武术队,这种教学、训练方式较之普通的学校具有专项化程度高、传播效应广泛等优势。

3.6 文化目的的转化是实现武术有序生存的智慧

当武术的文化目的转向为民众服务,充当民众的自强、自保、自立的工具时,其功利性得到较大的拓展,武术文化的生存空间得到扩充。犹如全球第一运动的足球,便是从真实的两军对垒演变成两队模拟较量的典范,武术也是从真实的搏杀易变为虚拟的技击的典型,大凡能够从现实凝练为抽象的事物则是更富有生存价值的实在。随着社会发展,武术在广泛地汲取中华文化和而不同、含蓄竞争、伦理修为、养心健身的精髓,并逐步演进为有效存储民族文化,生动反映民族文化、不断充实民族文化的阶段,武术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符号,武术文化的生存空间进一步扩大。当武术走出中华大地,开始向全球进发,以提高人类的健康为己任的期间,武术成为人类有序发展的人力健康资本保障手段,此阶段的武术文化已经不是中华民族的,而是人类的共同文明成果。这种对生命塑造价值的追求是武术文化有序生存的智慧。有意识地拓展武术的文化目的,是武术文化不断延伸的根本所在。文化目的的多元是保障文化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受到人化的影响,文化目的由单一走向多元是一个必然的历程。既然武术文化已经具有了这种转化能力和趋势,现阶段更需要从国家意志、民族义务、社会责任和个体权益多层面地推进武术文化的发展。

4 维护武术的生存之道

4.1 尊重人的自由意志

在武术的生存智慧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人的自由意志作用强大。对于人的自由意志,借用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对人类的生活的描述可以形象地说明问题,叔本华说:“我们的生活样式,就像一幅油画,从近处看,看不出所以然来,要欣赏它的美,就非站远一点不可。”人的自由意志在与人类伴行的过程中,并非全程被人类器重,有些时候甚至被遗忘,机械的拉普拉斯妖等宿命论时常笼罩在人们的头顶,当人遇到生死存亡,事物面临艰难抉择的关键时刻,平日里不断积累起来的,在人的自由意志作用下的人类抗争与选择行为才表现出决定性的意义。起初伊璧鸠鲁(Epikurs)认识到非决定论者或人的自由意志,并没有充分被人们重视,后经奥古斯丁(Augustinus)的思考,直至康德(Immanuel Kant)厘清了决定论具有自然因果,人的自由意志是自由因果的本质属性,系统提出了人的自由意志论后,人的主体作用才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康德认为自由意志以理性为前提,通过对各种因果关系规律的分析,具有因果联系判断的性质,也就是说自由意志是有理性的人对决定论自然因果关系规律,以及人自身规律认识的主观能动表现。康德的自由意志具有自律的本质特征,“每个有理性东西的意志观念都是普通立法意志的观念”,这是康德著名的“意志自律”公式,康德形象地分析“意志并不去简单地服从规律或法律,他之所以服从,由于他自身也是个立法者,正由于这规律,法律是他自己制定的,所以他才必须服从”。因为人所具有的独立于自然因果的自由因果性是由理性的人独立地发挥作用的,因而是自律的。进而说明人能够在认识自然、社会后自律地遵循规律,发现符合规律的方式和方法去创造文化。这也是“康德-拉普拉斯假设”的社会学运用,他将人从单纯的自然因果链条的必然性束缚下解放出来。时至今日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J.R.Searle)又完善自有因果,提出了意向因果性概念,塞尔认为对人的行为意向性虽不意味着行为必定发生,但是人的意向充分地反映着人的意志,他对自然因果事物和行为的决定条件发挥着极大的作用。由此看来,人的自由意志,即人很少受到自然的、社会以及神灵、上苍等外在因素约束意志,拥有在各种抉择中选择的意向和实践活动的能力。对此,可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康德的观点:自由意志应该成为人的一切行为的原因[6]。这种观点还得到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成果的支持,耗散结构理论的创立者伊利亚·普利高津(Ilry Prigogine)立场鲜明地认为在一个混沌的、充满无数偶然性,以时间表现为矢量的,非唯一机械运转必然性占据主导的宇宙中,我们必须用全新的、非决定论的方式去进行思索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武术等社会实践证实着这一观点,武术的生存和发展智慧就是在人们充分地认识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人的本能因素规律后,主动地进行以人的理性为主的身体行为改造,凸显了中华文化追求的天人合一的和谐观,使内外兼修、身心合一、意气相随的武术趋向于和谐态。

4.2 尊重人的身体

武术生存智慧是武术应对危机时主体的反应,是主体自由意志的表达。对武术生存智慧的诠释,自由意志和决定论仅仅是其中的一个视角,不是哲学合法性解释的全部。按照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的观点,文化源于人的类本质活动,这种活动有别于动物的本能活动,是一种创造性地构建自己生活图式世界的历史过程。作为历史地凝结成的生存方式,文化的价值在于满足人的某种需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的需求具有层次性和差异性特征;与此相应,文化也表现出了形式和功能上的变化。人猿稽首,搏杀动作满足了人类获取食物的基本生存需求,成为武术的雏形;冷兵器早期,搏杀技术成为战争获胜的法宝,武术突显出了军事价值;机械化大生产和电子时代的到来,经济成为发展之要,身体则走向了被遗忘的边缘,武术转而关注身心健康价值。看似简单的变化,却包含了主体对自我需求和文化存在之间的理性判断: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脚步,才能对人的生存困境做出合理应答。武术的生存智慧中蕴含着“易变”,易变是社会成员和武术人自由意志的历史性的表现方式和过程。面对种种生存的危机,激发了人们拯救武术的主观能动意识,进而通过各种生存智慧的具体方式和方法来保全武术。这种易变不仅是一种对自然因果关系必然性的被动改变,更是一种主动地人为的意志和意识作用必然性的表现。比如,长拳技术可谓是一种对传统拳种融会贯通之后的一种类似楷书书法的技法,通过这种技法能够使习武者像学习书法一样,练就横平竖直的扎实基本动作,形成牢固的基本功,使武术技术动作达到规范,进而促进习武者学习其他拳种技法时产生技能迁移,快速地掌握其技术和风格。恰恰是人的自由意志的作用,使武术发展具备了特定的方向和轨迹,这种沿着特定轨迹运行的特性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武术客观存在的自然实在,由此必然地表现出特定的运作方式,成为具备自然因果属性的事物。可以说,武术既具有人的自由意志因果性,还具备客观的自然因果属性。具备了这种属性后的武术,便难以随意地人为左右其发展,比如人为地淡化套路就可能会严重地破坏武术的技术体系;人为地标准化就可能会泯灭丰富的武术技术流派;人为地进入各个部门就可能会产生受众的逆反;人为地大众化就可能会产生武术文化尊严和威望的丧失。因此,面对武术生存危机,必须认真分析武术生存的根本所在。社会的发展,原有文化图式自然会在塑造人的过程中表现出不适,这种危机会影响人类寻求卓越生活、实现自我价值。如果说武术的自我调适满足了人的需求,倒不如说满足了身体的欲望。毕竟,身体是人类厕身于世界的唯一联结点,身体的挺立是人类创造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前提。只有身体健康,才能拥有实现和创造自我价值的身体、文化资本。从广泛的意义上讲,所有文化的终极目标都为身体服务,人的实践活动就是要不断地建构自我超越、自我完善的身体的存在方式。借用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的话说,一切应以身体为准绳!身体是武术存在的基础,也是武术文化发展的逻辑支点,武术生存智慧就是以特殊的动态肢体符号实施身体建构的哲学思考与实践。

4.3 尊重决定论与人的自由意志的相容性

进入科技发达的化石、核能社会阶段后,人的力量得到广泛的重视。以至于人的自由意志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学者们更重视存在于人的自由意志中本质属性的自由(意向)因果作用,“自然的因果性在客观时间中按照其机械固定了的关联性连续地发生,而自由意志的因果性则按照意志活动所设定的将来与其自身的关联性在内时间意识中连续地起作用。在实际行动中,意志活动并不以自然因果性为其法则,而是按照自己本己的法则活动。”[7]这种倾向充分地尊重和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是,人不能得意忘形、妄自菲薄,将自己凌驾于自然至上。诸多的客观自然因果规律可能此消彼长,如现今军事对武术的需求降低,但是健康对武术的需要增强,这些客观自然规律并未消失,只是各种富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由强变弱,或由弱变强。人的自由意志也存在着同样的趋势,过分强调人为因素,特别是没有充分认识武术所具备的客观自然因果规律的意志则会扭曲武术发展规律,如过去的几十年间国家意志促进着长拳运动的发展,却忽视了长拳运动之本的传统拳种,在某种程度上严重制约着武术的健康发展。如果不恰当地比喻决定论是强壮的瞎子,那么人的自由意志论可以比喻成睿智的瘸子,强壮的瞎子具有强大的力量,却不明方向,自由意志能够看清方向,但是难以独自行动。只有两者联合起来,一个具有意义的行动就会出现在世人面前。这就是所谓的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相容性问题,相容性告诉人们思考社会、文化现象的理性方式。人的自由意志所塑形的文化成果会逐渐成为一种新因,这个新因限定着今后文化发展,以及制约所结果实的类型,在此基础上,人的自由(意向)因果性所设计的运行轨迹又构成了决定论必然性的有机组成。辩证之后,必须看到武术文化所面对的自然、社会和人自身两种不同的世界,因此受到两种不同的因果关系的影响,不可忽视任何一种因素的作用。当然,武术作为一种身体文化,而非完全的自然现象,这种文化具有自己的发育、成长规律和历史,其历史的必然性则主要由主体的人的自由意志所决定,是梅洛-庞蒂(Maurece Merleau-Ponty)认为可以被历史学家重述的文化存在。“就历史的维度而言,没有不包含一种意义的习惯的或漫不经心的人类话语和一种行为。”[8]武术文化在尊重历史必然性的同时,应该充分遵循社会、自然发展的秩序,在不断地探寻文化发展规律中提高生存智慧的务实性和科学性。

武术生存智慧是在自然、社会和本能作用,特别是人的自由意志作用下,逐渐形成的自身的文化体系,武术文化具有自身特点和规律。第一,武术在诸多外部客观因素作用下产生、发展,这些因素的决定作用此消彼长,总体呈现出搏杀等功利性需求降低,养生保健、娱乐颐神等功利性需求增强的规律。第二,从武术技术体系发展而言,武术表现出从本能攻击性的生命冲动类肢体活动,向着在人的自由意志作用下的模拟技击的生命活动类身体行为发展的规律。第三,武术文化蕴含道家尊重生命的意识,儒家身心修为的价值追求,在这种强大的文化影响下,使武术文化始终保持着万变不离生命塑造的有序生存、竞争、发展之宗。

武术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从本能肢体活动演变为有意识的身体行为后,完成了从生命冲动到生命塑造轨道的铺设,这是一条武术生存智慧轨道,是武术文化发展轨道。

5 结语

在现代社会,充分借助现代科学理论、先进技术手段的武术生存智慧是一种对于武术文化而言的时代选择,将有助于武术文化的健康发展,否则在内外威胁夹击的社会背景下,武术文化生存危机问题将进一步加剧。对此,本文认为必须在正视决定论客观存在同时,珍视武术生存智慧的作用,客观地分析社会现实和科学运用人的自由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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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马杰华)

Wushu’s Survival Wisdom in the State of Human Free Will

CHEN Qing, ZHANG Jianhua, DU Shushu

Objective: The survival of Wushu has always been a tough question. According to the philosophy of determinism, Wushu is a natural outcome of private combat or military war, and its survival seems to go beyond human control. Facing the survival crisis, Wushu has always been evolving from unconscious physical activity to conscious physical behavior. In its long process of fighting against various kinds of crises, Wushu has developed a set of survival wisdom including: a complex and highly technical system; the increasing awareness of practicing Wushu, the dominant principle of humane-and-heaven harmony,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s technical movements, the fusion of inheritance by family line and the change in its purpose. Facing the impact of new things in modern society and in the future society, the survival wisdom featuring mutability, will surely adapt to new cultures through human’s free will, and enable Wushu to extend culturally from life impulse to life shaping.

Determinism;TheoryofFreeWill;Wushu;Mutability;SurvivalWisdom;CulturalExtension

G852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001-9154(2016)02-0044-07

2014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4BTY017); 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资助课题。

陈青,硕士,教授,研究方向:民族体育文化,E-mail:wysr388@163.com。

1.西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2.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上海 200062 1.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Gansu Lanzhou 730070; 2.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 Health Ca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

2015-09-08

G852

A

1001-9154(2016)02-004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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