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玉楼,李 城



身体视域下近代音乐实践中体育话语的生成逻辑

戚玉楼1,李 城2

近代音乐中的体育话语清晰呈现了从新身体至新国民进而新国家的逻辑思路，与之揭示音乐中体育话语所蕴含的力度。在现今国家提倡先进文化引领和鼓励文化创新的背景下，论证音乐中身体话语所具有的文化内涵，阐释音乐与体育的互动关系，以及其文化价值的传承与延续，既有助于增强其国家层面的说服力，更有助于处理音乐在体育和人生层面的现实处境。本文采用文献资料、逻辑思辨等研究方法，以近代身体话语为主线，重点考察音乐实践中体育话语的生成逻辑。研究认为：近代音乐实践中，创造新身体是体育话语生成的逻辑起点；塑造新国民则成为体育话语生成的应然逻辑；而构建新国家是体育话语生成的逻辑终点。

近代音乐；体育话语；身体维度；梦想在望；亚洲雄风

众所周知，“身体”是一个总体所指，因为凡事都有身体。正因为如此，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指出“身体是一种强大的生产力，它生产了社会现实，生产了历史，身体的生产力就是社会生产力”[1]。而这种身体的社会生产力，不论是从民族或国家生存的角度来看，族力或国力的建构最终所倚恃的就是身体存在的强弱差别。在此考量下，各种对身体符号的文化互动机制，就成为人们社会实践的一大特征。如文艺、音乐、体育、语言、军事等，竞相被用来作为维持或提升族力与国力的辅助手段。在这里，身体无疑成为各类文化机制形成的一个基础条件。[2]就音乐与体育来看，音乐它在词语、旋律、节奏、力度当中，将体育作为一种非音乐物的提示、线索或标志，使人们联想到一种非音乐的身体运动想望或体验。[3]这种非音乐的体验有多大的重要性，亦就体现了音乐本身所具有的价值。正如建国初期，音乐中呈现出锻炼身体、建设祖国的体育话语一般，如《革命赞歌》《丰收歌》；文革期间由于政治生活的重要性，身体的言说也完全沦为政治的工具，如《金光大道红旗扬》《人民领袖人民爱》；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生活变革及身体话语的多元化，以及体育国际化与民族性的强调，使体育承载了更多的人文、国际、民族主义精神，如《爱我中华》《健康歌》《梦想在望》《亚洲雄风》等。由此可见，音乐中身体想望或体验的背后，隐含着体育生成的话语逻辑线索。

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音乐-身体-体育”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三者之间有着内在与天然的共通性。当然，不同历史阶段音乐中对身体的言说，在表征不同时代体育风貌的同时，也喻说着该时代的先进文化思潮。现今，在国家提倡先进文化引领和鼓励文化创新的背景下，本文力图从近代音乐*“近代音乐”界定为学堂乐歌时期曾志吝给定的“新音乐”时期：主要是指以学堂乐歌为代表的，受西方音乐影响反映新思想的音乐形式。文献史料中刨掘，并阐释音乐中体育话语生成逻辑，以及音乐与体育的互动关系。论证音乐中体育话语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与文化深度，传承、肯定、延续蕴含在体育话语中的身体力度与音量，更好地处理音乐在体育和人生中的现实处境。

1 新“身体”——音乐中体育话语生成的逻辑起点

在柏拉图哲学时代，柏拉图就提出“身体与社会的和谐发展”[4]，强调人的在世存在是一种身体性的存在，即整体性“新身体”观，是一切生命功能在身体上的体现，强调的是对生命的热爱、对智慧的洞察、对潜在创造力的挖掘。那么,近代音乐中身体究竟包含怎样的生命功能意蕴呢？由此，关于音乐中体育话语则成为进一步阐释这一逻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近代东亚病夫称号，曾一度是国人心头的梦魇。面对身体的现实境况，近代音乐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和人性的角度上，有一种对“力与强”的极度畏惧与推崇[5]。以音乐唤醒身体的健康意识，鼓吹新身体则成为音乐阐发“社会兴”的一种责任。就音乐中话语的具体操作而言，最具典型的是对国人业已僵化身体的批评和新身体的赞赏。章太炎在《辨乐》(1899年)中指出“民气滞著，筋骨瑟缩”[6]，直接批评国人身体如“病夫”一斑，认为对于暮气的国人身体“欲变化之，则亦莫乐歌若”[7]；竹庄在《论音乐之关系》一文，观点也认为，“凡养成社会个人种种之道德心(包括：爱国心、爱群心、尚武之精神)，类皆源本于音乐。”梁启超在《论幼学》一文也强调音乐塑造儿童血气之体魄的必要性，并认为“必习体操，强其筋骨，且使人人可为兵也”[6]。显然，音乐中有关体育的话语正是酝酿于这些可贵的身体怀疑与病夫批判之中。

梁启超最先将身体问题，联系到中国诗、歌创作中。即在1899年《祈战死》中说：“日本国俗与中国国俗有大相异者一端，曰尚武与右文是也。中国历代诗歌皆言从军苦，日本之诗歌无不言从军乐”。其中在1901年写作《中国积弱溯源论》中重复了上述观点。到1902年奋翮生(蔡锷)发表的《军国民篇》第三节中“原因与文学者”中重复了梁启超批评中国诗歌的观点。在《军国民篇》第七节“原因在于郑声者”中进一步表达了对音乐缺少体育精神的不满。此时，梁启超反思“民气滞著，筋骨瑟缩”时，也认为“中国人无尚武精神，其原因甚多，而音乐靡曼亦其一端，此近世识者所同道也”[6]。因此，歌颂尚武之身体的音乐大量出现：如曾志忞的《练兵》《扬子江》《海战》[8]；以“尚武”名篇《尚武》《尚武之精神》等；鼓励女子身体尚武的有《女杰花木兰歌》等；儿童尚武乐歌《童子军》等。事实上，“强兵”愿望在当时已是音乐的中心词语[9]。1902年梁启超偶得“黄公度军歌”*“黄公度的军歌”全文发表后，一再得到梁启超的高度赞赏，黄公度在寄于梁启超的一封书信里记下了自己一时之得意心情：“如上篇之敢战，中篇之死战，下篇之旅张我权，吾亦自谓绝妙也。此新体，择韵难，选声难，着色难。”为使该军歌今后得以广泛传唱，影响社会，黄公度1904年又将此歌编曲后收入自己编印出版的《小学新唱歌》一书中，作为歌曲传唱一时，颇具影响。时，点评到“其精神之雄壮活泼沉浑深远不必论”，“读此诗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8]，其认为雄壮活泼的身体可以鼓舞军人斗志，是保国抗敌的杀手锏。当然，军歌如此受宠，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显然,梁启超等人借助音乐言说身体问题，反映借音乐鞭策国人推崇身体“力与强”的愿望，实质上是渴望“健康体魄”之国民来喻说“国运升沉”的直接表达，既体现为一种体育话语的音乐修辞技巧，更反映着通过音乐借身体言说国运的一种思维方式。

然而，随着音乐改良深入发展，音乐中新军与新民的身体话语更加凸显。梁启超、蔡锷等认为音乐能培养国民和军队尚武精神，达到“动荡其血气,发扬其身体”功效。在未来国民国家想象中，音乐中身体话语实践明显表征着尚武理念。如音乐之《尚武》(载冯梁《新编唱歌教科书》)：“手持干戈愿从戎，决胜冲前锋，从军之乐乐无穷，朝廷重战功。海禁宏开万国通，祸机深重重，存吾家国保吾种，端在军队中”[8]。言辞表达了身体具有尚武精神来存吾家国保吾种的深切意愿；又如《小学生》(载沈心工《重编学校唱歌集》)歌唱到：“须晓得我与他邦必有大战争，身体强壮可争胜”[10]；《体操》(载无锡城南公学堂《学校唱歌集》)中“操操操，廿纪支那体育最重要。文弱积弊从今扫，责任在吾曹。训练睹成效。自强基础立坚牢。试看学界军人气象，程建日增高”[8]。则表述培养国民尚武精神可以“自强、自立”。而《娘子军》等音乐提倡女子尚武来改变女性体质，塑造健康魁梧之新女国民成为可能。种种迹象表明，音乐借助宣传新身体，展现其塑造新军、新民的决心与目的。如果说梁启超新民思想中对身体思考是为新国民张目,康有为则关注的是音乐与强兵、强国关系，而“壮佼长大,耐苦善战”的国民身体显然承载着带有现代色彩理念的国家期待。

尤其是“军国民主义”思想进一步促进了音乐与体育融合，协调了“身体与精神”关系。“养性情而助体育，尤莫善于唱歌”[8]便是很好的例证。同时进一步意识到“乐歌为体育之一端，与体操并重，体操以体力发见精神、充贯血气、强身之本而神定气果，心因以壮，志因以立焉。乐歌以音响、节奏发育精神；以歌词令其舞蹈肖像，运动筋脉；以歌意发其一唱三叹之感情。盖关系于国民忠爱思想者，如影随形。此化育之宗也”[8]。如乐歌《唱歌游戏》专门用来宣传儿童的体操运动。随后，音乐中身体锻炼为主题的话语不断涌现，如乐歌《三尚》之《尚武》：“立国之道，非尚武曷济。于今时事非，群雄角逐铁血飞。五大洲时局，要男儿转移，凭仗我精神志气，体操是根基”[8]。歌词表达了身体锻炼与立国之道的意义。而乐歌《体操—兵操》：“男儿第一志气高，年纪不妨小。哥哥弟弟手相召，来做兵队操。兵官拿着指挥刀，小兵放枪炮。龙旗一面飘飘，铜鼓咚咚咚咚敲。一操再操日日操，操得身体好。将来打仗立功劳，男儿志气高”[8]，歌词中标举“男儿第一志气高”也是表达身体与国权相联系的观点。新体育话语也成为音乐关注国家的主题方式，如音乐《夏季体操》就在歌词中明白表示锻炼身体的目的是：“待他年临大敌，旗陷阵人莫当”[8]；体操歌曲《体操(女子用)》：“娇娇，这个好名词，决计吾们不要。吾既要吾学问好，吾又要吾身体好。操操，二十世纪中，吾辈也是英豪！”[8]，宣传女子体操运动锻炼女性健康的身体。显然，对新体育的渴望，深远影响着音乐的创作，如《修身唱歌书》《军国民教育唱歌集》等音乐书籍提倡体操运动来强健国人新体魄。而更多的近代音乐，如《运动场》《运动歌》《赛跑》《运动》等[8]中对身体主题的关注，意在渲染与提倡体育锻炼，强健我国民之身体，同时也表达着创造新体育的决心与目的。

尽管，体育话语成为近代音乐思想家行动口号的突破口，但它毕竟只是一种工具的应用。作为属关系的音乐之责，其思想最终归结点仍在现代民族国家爱国的主关系上，这也使音乐中体育话语呈现出具体的“新国民新国家”的时代意蕴。可以看出，种族生存的危机感让音乐对“身体”产生自省和自强意识，将衰弱的国人改造为强健的国民就成为音乐中体育话语实践的逻辑起点。

2 新“国民”——音乐中体育话语生成的应然逻辑

新国民，是近代中国的重要主题。1902年梁启超提出的“新民说”是对新国民向度的进一步点评。音乐中身体话语，从一开始就受到梁启超新国民思想，且作为一个重要前提来认识的。事实上,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就形成了用于治民、治国的礼乐文化，因此音乐成为治理国政、世道兴衰的表征。正如修海林所言：“音乐之流动性手段使它成功地冲破了我们喜欢用以阻塞灵魂中各部分相互联系的障碍，并披露灵魂在一切现象中的一致本质”[11]。正是基于音乐与国人、国家的作用，近代中国开始思考音乐与国民意识关系。尤其甲午战败后，面对日本等国之强盛和“病夫”中国之刺激，使得近代文界和乐界对体育和国民意识有了深刻的认识。

事实上,“文界”始于国民“身体”改造运动首当其冲。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原强》，认为救国的根本办法在于“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将个人身体与国家的生存、富强联系在一起[12]。1896年梁启超指出“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万不可阙者”[6]。这与梁启超新民说一脉相承，梁启超还指出“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8]，表征的是“音乐与国民之性质有直接之关系”[8]，其直面的是现代国民塑造。1898年康有为对国民教育时说：“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6]。显然康有为将才艺置于教育重要地位。只有“遍设才艺”,才能培养如别国那般“壮佼长大,耐苦善战”将相兵士，认为通过音乐来塑造军国民。后来，《新民丛报》等杂志发表多篇文章论述音乐对于塑造国民作用。1904年保三(侯鸿鉴)发文表述：“同班生徒，同唱一歌，调其律，和其声，互相联合，声气一致，可引起儿童之共同心”[6]。指出唱歌培养学生共同心，塑造学生新国民身体。曾志忞说：“然则音乐之有利于国也，何如？曰：音乐之于学校改良儿童性质尚小；音乐之于社会，改良一般人们性质更大”[8]；剑虹在《音乐与教育界之功用》也指出：“然则救中国者，舍教育何由乎！夫我国民心理之大缺点，莫感情若矣，内之见同胞之痛苦不知恤，外之受强邻之欺侮不知耻。然则感情教育安在乎?音乐是也”[8]。当然这一点与当时所谓的军国民教育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认为“学校者，国民之制造所也”应该“扩充新民教育于学校也”(百里译稿：《军国民之教育》)。因此军国民教育指的是在学校教育中加入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内容，这一教育理念影响着文界和乐界的教育家。

伴随着文界对音乐的鼓吹，音乐界开始呼唤用音乐来改造国民。比如近代很多音乐集序言中阐明培养国民的想法。汤化龙在《教育唱歌集》的叙言中“浸淫输灌，养成能独立、能合群之国民，黑子弹丸，一跃而震全球之目。以吾国国力之弱，民气之痿，转捩之键，全恃小学陶镕鼓导，音乐一科，有不能刻缓之理”[6]，以一种迫切的言辞表达了培养国民身体刻不容缓。又如沈心工创作的音乐《小学生》中：“小学生小学生，须有好精神；体操也，运动也，处处要勤奋，须晓得我与他邦必有大战争；身体强壮可争胜，勉哉，小学生”[8]。也表达了此意。后来，《何日醒》《中国男儿》等音乐都是培养国民身体自觉的反映。而汤介士直言音乐对于国民培养有着立竿见影之功效，阐述到：“诚以音乐为感情教育之一，其于国民道德情性，感人最深而移人最速者也”[6]。进而言之，在民族国家救亡之际，音乐呼唤新体育并使其内涵发生了深刻变化，让近代音乐中的身体话语从开始就呈现出国民性色彩。

综上可知，音乐中有关体育话语的表达，在笔者看来其明显表现出塑造新身体进而培养新国民的逻辑思路。因为在现代化国家建构中，只有在国民身体全面改造的情况下，新国民的内涵才不至流于空泛。诚然，经过音乐中新体育思想对国人身体到知识以及德性的全面改造后，崭新的国民性才能逐渐成型。基于此，这也正是世纪初音乐世界中体育话语隐含表达新国民的逻辑实践。

3 新“国家”——音乐中体育话语生成的逻辑终点

近代音乐将身体置于现代国家框架之下，并非空谈所谓新身体。学步于西方的音乐实践领域不再只是音乐谈话或音乐游戏了，而其中的身体言说作为一项重要的逻辑前提，成为现代国家想象的一种重要手段与方式。但是对音乐言说新体育实践中的关注局限于新身体不免有点狭隘，藉由新体育来塑造新国家，也成为音乐思想家要求音乐改良的重要呼声。正如李宝巽呼吁到：“音乐之为道，其感应力甚捷，其同化力甚强，其支配力亦无所不至。诸教育大家之言曰：音乐者，所以发挥审美之情操，涵养国民之德性，洵确论也”[13]。后来黄子绳等也呼吁到：“故今日欲增进群治，必自改良社会始；欲陶融社会，必自振兴音乐始”[8]，认为新体育具有改良社会之功能，成为构建现代国家的重要手段。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音乐中身体言说进入了学校、社会实践层面，成为现代国家构建的重要方式。套用曾志忞的话，即为一条是学校的，属于音乐教育领域，新体育思想入乐歌；另一条是社会的，属于社会音乐文化领域，利用体育作为国家宣传启蒙的工具。

首先，曾志忞等音乐思想家激情投入以乐歌形式的新体育社会实践中。曾志忞特别关注新音乐中的身体教育，以身体为主旨发表了六首学堂乐歌：尚武之身体《练兵》《海战》；爱国之身体《扬子江》；崇新之身体《新》《游春》《秋虫》，其中发表的《音乐教育论》中明确指出身体具有改造国民，治理国家之功用；曾志忞指出“亚雅音乐会”和“国民音乐会”宗旨在于发达学校和社会音乐，鼓舞国民精神来建构现代国家。此种种表现，无疑是近代音乐对身体的关注，也突显了新体育建构新国家的真实表述。尤其在汤化龙《教育唱歌集》序言也呼吁：“三尺童于束发入塾，授之以律谱，教之以歌词，导活泼之神，而牗忠爱之义。浸淫输灌，养成能独立、能合群之国民，黑子弹丸，一跃而震全球之目”[8]，更加明确了活泼之身体、忠爱之身体，对振兴中国之前途大有稗益。也奠定了音乐中体育的目标，深入参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调。

其次，学校音乐教育发展如火如荼。1903年学校开设“唱歌”课、举办“速成乐歌讲习会”中都以宣传新身体新国民为主旨，由沈心工出版的《学校唱歌初集》在当时风靡一时，也可以证明“新身体新国民”思想在学校音乐教育的流行程度。当然，音乐创作不止于学校的围墙里。乐歌不仅展示了新体育的主要成绩，而且成为爱民爱国思想的一面镜子，如乐歌《爱国》等宣扬新国民爱国热情；《何日醒》强调强身健体来保种报国；《蚂蚁》表述了新国民身体要合群之意；《皇帝歌》提倡强健之体魄来反抗侵略；《兵队》提倡尚武精神；《燕》等提倡新国民之功德；《格致》等宣扬国民崇尚科学；《文明结婚》等提倡国民现代生活方式。

最后，军歌在构建新国家实践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歌者只歌军武魂，诵唱只诵祖国亲”成为主流意志和无法回避的政治愿望，主题与符号鲜明的《军歌》《从军乐》等音乐中的身体自然成了关键词。在乐歌《革命军》中现代国家想象得到充分阐释——即“吾等都是好百姓，情愿去当兵，因为腐败清政府，真正气不平，收吾租税作威福，牛马待人民；吾等倘使再退缩，不能活性命”[14]。歌中提倡当兵要强身健体，实际上并非只是“防夷制夷”一方面。它示意军人具有强健身体是保卫国家的一种使命、责任和义务。如果说《革命军》中所透显的体育思想只是做个自身“活性命”好“百姓”，那么在《海战》中弘扬的新体育，则既彰显了“身体-国民-国家”的整体形象，又对其三者互存共建思想的社会性构建，作出了醒目性表达。当然，这种彰显或表达，可以肯定的说，是隐含在所谓身体国家化的政治策略中，身体显然充当了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重要砝码。

综上可知，伴随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近代音乐中的体育话语实践，表征的是将古老文明的中国建构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思想脉络。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以体育为实际内涵的音乐教育从社会话语层面开始，进入到社会教育的实践层面。如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指出：“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8]，表明音乐教育体制从一开始对国民身体进行塑造的同时，也进一步规训着构建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由此可见，在体育教育的音乐话语实践中建立了“身体、国民、国家”之间互证、互文的同构关系。

4 结语

从音乐主张中明显隐含着将“身体”作为逻辑起点并最终指向“国家”政治倾向的逻辑终点。概而言之，一方面，源于音乐是中华民族身处国家危亡之时重新发出的慷慨雄壮之声，从思想到具体实践，表征着国民和国家利益，实际也带动了全部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体育话语中对旧身体的改造和现代身体塑造的痕迹非常明显。与其说是身体的音乐不如说是身体的呐喊，而呐喊中的身体力度与音量，明显地昭示着体育至新体育承载着现代文明国家的意图。另一方面，音乐中“身体——国民——国家”的体育话语，既开启了民族主义思潮下国民改造运动，也主导了现代国家的想像方式。在今天看来，人类现代化进程中，音乐的功能转型都隐含着体育生成的话语逻辑线索，正如文中的论证“音乐——身体——体育”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三者之间有着内在与天然的共通性。当前，在国家提倡先进文化引领和鼓励文化创新的背景下，传承、肯定、延续音乐中蕴含的先进体育文化理念，无疑是有助于增强其国家层面的说服力，也将有助于处理音乐在体育和人生层面的现实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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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任丹)

The Generative Logic of PE Discourse in Modern Music Practice: a Physical Perspective

QI Yulou1，LI Cheng2

Sports discourse in modern music clearly shows its logic of evolvement from new body through new citizen to new nation, revealing its power in music.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aking advanced culture as the guide and encouraging cultural innovation，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sports discours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rts and music，and the continuation of its cultural value. This paper，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focuses on the generation of sports discourse in music practice. It is found that creating new body i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sports discourse generation，shaping new citizen the logical outcome，and building new nation the logical end.

ModernMusic；PEDiscourse；PhysicalDimension；DreamsinSight；AsianGlory

G80-051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001-9154(2016)02-0032-0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D042)。

戚玉楼，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体育文化、学校体育，E-mail：qyl2008@mail.ahnu.edu.cn。

1.安徽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2.安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1.The Physical Education Institute of 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Anhui 241003；2.College of Musicology Normal University，Wuhu Anhui 241000

2015-10-08

2016-01-26

G80-051

A

1001-9154(2016)02-003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