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璇璞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 昆明 650500)

中国现代女性主义发展状况概览

任璇璞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 昆明 650500)

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和欧美等国家相比有很大区别。中国现代女性主义发展是以男性倡导为先声，而有女性创作相辅佐。中国现代女性主义的发生没有西方女性主义激烈的姿态，独具其特色，此时期女性创作也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特点，本文将作出分析。

中国;现代;女性主义

不可否认，中国古代历史上存在李清照这类极为优秀的女性作家，但客观上，她们由于时代局限性，受到男性趣味的筛选和压榨，其作品中真正女性的声音往往极其微弱，或者被扭曲了本来的面目，从而缺少“人”的质感，多了“器”之属性。而“器”和“人”最大的区别，在于“器”是供人赏玩，其属性由赏玩者的趣味决定，“人”则有自由意志，按照自己的审美情趣表达心声。所以，清代之前，作品广为流传的女性作家，她们的身份不可避免地闺阁化则是一种常态。原因之一，在于闺阁女子大多比乡间野里的女性读书多；原因之二，则是由男性对深闺大院里的女性，具有猎奇心理。

1 理论准备

清末女性解放的思想铺垫直接影响了现代敏感的知识分子。更加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再次把妇女解放推向了风口浪尖，把始于戊戌的女性解放运动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胡适、吴虞、鲁迅、周作人等先进知识分子，分别在不同的文章、著作里表达了对人性解放的诉求，表现了对被压迫女性的同情。此时的社会，不仅在女性人格、教育、婚姻家庭等问题上进行了更加广泛的讨论，而且在深度上也更进一步。西方作品的大量引入和译介，把西方的人性之风播撒到中国土地上，易卜生戏剧的大量翻译和出演，阴差阳错地加深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女性问题的讨论。《玩偶之家》的上演，在进步青年中掀起了“娜拉”热，在女性眼中，娜拉则成为勇敢走出家庭，踏破藩篱的勇士。茅盾曾于20年代初发表过对胡适《易卜生主义》的看法，他说道：“易卜生和我国近年来震动全国的新文化运动，是由一种非同等闲的关系，六七年前《新青年》出《易卜生专号》，曾把这位北欧文学家作为文学革命、法抗传统思想、妇女解放等新运动的象征。那时候，易卜生这个名儿萦绕于青年心胸中，传述于青年的口头，不亚于今日之下的马克思和列宁。”①事实上，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并非女性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崇尚自由的个人主义者。《玩偶之家》结尾处娜拉的出走也并非是新女性的“独立宣言书”。易卜生自己曾表达说：“我对什么是女权主义并不了解，我一向的任务是要将我们的国家推向前进，给人民提出更高的标准。”②由此可见，胡适在《玩偶之家》的译介中，把女性解放放至台面上，不过是对其“个人主义”思想的宣扬，不失是一种话语策略，在“五四”语境之下，提倡女性思想启蒙，不过是为了提倡“人”的觉醒。

2 创作概述

但是，不论胡适初衷何如，娜拉都在华夏大地上掀起轩然大波，引发了对女性及其婚姻家庭状况的普遍关注和深刻反思。与此同时，一大批女性作家，如陈衡哲、庐隐、白薇等“五四”女性作家群体的勃兴配合了由男性开始的妇女解放。这些女性作家有着不同于以往时代的独特风采，与前朝历代的女性创作者相比较，五四时期的女性作家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这些出身于官宦世家或成长于书香门第的女作家，大多受过正规学校的教育，成为中国官办高等学府的最早的受益者，她们中的幸运儿甚至远涉重洋，镀金于海外，直接浸染于西方人道主义的环境中，深深感受到个性解放思潮的猛烈冲击。

这一时期的主要女性作家大致可以分成三类。陈衡哲是最早尝试白话诗文创作的女性作家，冰心和庐隐则是文学研究会主要的女性干将。她们三位参与了“问题小说”从萌芽至尾声的整个过程，可以归为第一类。在孜孜不倦对社会问题和人生困境的探访寻问中，陈衡哲相比于同时代的其他女性作家，表现出更多的理性，显出一种平和冷静的态度；冰心的文章大多以温暖的眼光看待世界，字里行间总是充满对美好的期待和温情；庐隐则姿态激烈，恨与忿闷充斥于笔端，总是发出痛苦焦灼的呼号。第二类女性作家作品横跨了小说、散文、诗歌、剧本等多种体裁，内容多为抒写爱情，赞颂友情，描绘人情冷暖，主观抒情色彩浓厚。以冯沅君、石评梅、白薇等为代表。冯沅君作品偏重“主观”和“个性”，强调文学的动力是作者的内心要求，石评梅曾编辑《蔷薇周刊》。这些女性作家充满激情，作品时而迸发出愤世嫉俗的激烈情绪，时而焕发出独具女性独特魅力的华彩，更演绎出百转千回的愁绪和缠绵悱恻的柔情。除此之外，另外一类女性作家，如凌淑华和苏雪林，她们展现出与前两类作家不同的风貌，其作品多发表于《现代评论》与新月社刊物，创作中对中产阶级温饱有余的家庭生活和无处可依的心灵状态进行了描述，作品时而隐着些许批判锋芒，时而闲谈雅趣，平淡温和。凌淑华与苏雪林笔调虽略有不同，但已渐渐式微的旧时风物人情经她们着手，往往带上些许温情脉脉、伊人不再的意味。

3 结语

当时，除了这些知名度颇高的女性作家之外，更有一大批知识女性在新文学的发轫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据资料统计，自新文化运动始至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常在报刊上发表的女作者还有三十余位，她们多用笔名，创作散见于各类报刊。其笔之所摄，从人生聚散到街头巷议，可见范围之广。这些女性作家在创作起步的具体时间各有不同，而且人生追求也大相径庭，但都显示出与以往不太相同的新特点，开创了与古代才女创作不同的新纪元。首先，她们的创作第一次体现了生而为人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其次，与其主体意识的觉醒相对应的是，五四时期女性创作显示出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表现出以往不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除此之外，五四妇女解放思潮虽然不离旧套地由男性发起，但第一次，把女性作者直接推到台前，成为社会生活的参与者和直接发言人。

注释:

① 杨义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五四时期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121.

② 刘明厚主编.不朽的易卜生:百年易卜生中国国际研讨会论文集[A].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119.

[1] 杨义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五四时期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2] 刘明厚主编.不朽的易卜生:百年易卜生中国国际研讨会论文集[A].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

任璇璞(1987-)，女，汉族，安徽人，在读研究生，云南民族大学，研究方向：文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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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5832(2016)02-0120-01